让骨头上长出自己的肉
——杨红杰诗集《矿山体验》序言
商品文化盛行的时代，必然是理想主义和信仰哲学“解魅”的时代。这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专利，也是世界文化格局当中一道最为让人费解的景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写诗是一件最为不合时宜的事情。我一位朋友曾这样形容：“写诗是这个时代最枯燥的义务劳动，诗集是天堂里的午餐一样的免费赠品。”好像维特根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一本大书是一桩大罪。在人们热衷于小钻戒、小情人、小汽车、小别墅这样一个“小时代”里，一部艰涩的著作会给人带来多少尴尬，会浪费人们多少欢愉呢？
看来，我的朋友和同事杨红杰是一个不算这一笔账的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正在把自己这些年写成的诗歌作品逐一整理，准备结集出版。虽然他的诗歌并不艰涩，他也不是一个“为难”时代的人。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这样的勇气需要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经过一番搏斗才能宣布它的得胜利。
在日常生活当中，宏杰是一个“阳光”的人，起码是一个“青春”还没有完全消退的人，从他的脸上总能看到丝丝缕缕的阳光，没有走远的春色，即使擦去也小面积留下痕迹的雨露……除极少的时候才能窥测到他那被刻意消减了的某种桀骜与自由的做派之外，我几乎把他看作是一个备受命运眷顾的人。看来是我错了。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具有青春气质的人与诗歌往往不相干。欧阳江河曾经说，当代诗歌写作是“中年”的工作。我甚至觉得它还应该是“老年”的事业，需要那些饱经沧桑的生命去从事。当然，青春的朝气，乃至少年的天真都应当包含其中，但是这样的经验已经不再是原汁原味的即时性经验，它必须在生命意义的时间上首尾相顾，把远为复杂的异质加入其中……
读杨红杰的诗歌，虽然直接的感觉还是不够“老”，但是我能隐隐感到它们有许多在通往沧桑、复杂的的内在趋向上为这样的走势预留了迂回的出路。我想红杰能够感到这一点，或者说是诗人和语言的潜质本来就具备这样的能动性，它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写作者携裹了。因为诗歌，以及所有创造性的文本，它们本来与创作者就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甚至诗歌文本自身也自始至终包含着“互动”的秘密，一种互相的支持，生成，展开，演绎，在语言、语句、段落的内在结构和上下文之间不断发生，此起彼伏。结构主义者窥透了这样的秘密，他们说“究竟是谁写作了谁？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这样的话带有残酷的玩笑性质。我觉得每一个不同的写作者应该根据自己的写作背景和小经验对此做出相异的回答，不但要保证自发的写作不能被瓦解和摧毁，还需要秘密地保护好自己的才具和创造力。
其实对个人的而言，一个人可以称其为作家和诗人，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过于强调文本的互动和互文性会在形式主义或文本主义的层面上忽略生命，情感，伦常，道德的强大内驱力，虽然对中国当代诗歌现状而言我们应该做出相反的判断。但在此，面对红杰的诗歌，我在更多的意义上是坚持站在前者的角度讲话的，因为这部诗集所给出的命题基本上是一个生命或情感——而不是形式或文本——的命题，它几乎没有或很少其余的分支。我认为对其余可能的分支，他不是执意要一口回绝，闭口不谈，而是心无旁骛；是生命自身的体验在支撑着他，他被自己释放的激情所燃烧，套用河北省一位有名的女作家爱说的一句话——他的骨头上长出的是自己的肉。
如果从文化脉络上进行归类，——当然这样的归类往往是不确切的，在文化、思想，乃至意识形态的版块都不再整齐划一的时代，多元化已经成为公众的共识，但我还是觉得——杨红杰是在传统的美学侵染和意识形态滋养下长大的歌者，他是本能的生命诗学的拥护者，在美学的本质归属上是二元论的反对者。他的诗歌更多地是表现对情感的专注，生命的敬畏，土地的恩情，以及这一切在他内心里唤起的恩德。如果剔除了这些，他的生命，他的诗歌也就失去了根系。凭我对杨红杰并不太多的写作生涯的了解，我知道他是在河北，在邢台这块热土上长大的热血青年，邢台的地脉，文风和诗歌的传统造就了他。这让我有更多的亲缘感，因为我也是在邢台长大的，我一直深感邢台的长辈诗人和同辈的诗人都是有恩德感的人，让我在内心里常怀敬意。
我想，红杰把这本诗集命名为《矿山体验》，也应该与这样的传统有关。当然，也与他的工作经历有关，他当过矿工，常年生活在矿区，熟识矿山的一草一木，与煤有着血浓于水的血肉亲情。是矿山养育了他，教育了他，成全了他，在多少个夜不能寐的日子，他辗转反侧又激动不已，苦思冥想又文思泉涌，有书中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诗句为证，我在此就不再赘言。但我想提出的是，红杰的这些诗歌虽然是献给矿山和这块热土的，但他却不是直抒胸臆地去歌唱它们，不加取舍地去再现生活，而是在进行了认真的提炼加工之后，使它们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歌当中大多是以矿山为载体，更多地抒发的却是更接近于个体、个性化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而不完全是矿山粗粝的大工业生产的体验，他的许多诗句是在曲写矿山朝霞晚霭，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但这不但不会妨害一个歌唱者真实的情感抒发，反而使他的歌唱更具自然，更接近人们隐秘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听听他的态度——
叶子掩不住光亮
掩不住歪歪斜斜的影子和故事
还有熟悉的旋律
甜蜜或者忧伤
在等待中被放弃或拾起
他能够放弃吗？当然不能，但他写出的“放弃”只是一种虚掷，是一个智慧的伏笔，它在此使“拾起”突然拥有了更为悠远的情感迂回地带，让一个人和一代人的积极性和进取的姿态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与红杰一起动手去“拾起”吧！至于每个人究竟拾起了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一直在动手，或者是已经开始动手了……
断裂与持续的返乡之路
——简说诗人田志军和他的诗集《近景与远景》
田志军是个有着忧郁的怀乡气质的诗人。这样的气质一方面有个人禀赋的原因，虽然他酷爱读书，在一些专业讨论会上也曾滔滔不绝，但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个内向、纳于言、耽于内心世界的人；一方面也由诗人群体的文化传承所决定，尤其是19世纪之后随着信仰哲学的式微，“返乡”几乎成为诗人群体性的跋涉和流浪之路。
我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进入《远景与近景》的。当然进入一部诗集，乃至一首诗，有着无数条密径，开放的诗歌——当然也是成熟的诗歌——都是多指向的。封闭的诗歌——线性思维的诗歌，乃至以逻辑推力、道德判断、思想指引互为支撑的传统诗歌形式——在19世纪末已经圆满收尾，起码是告一段落；对中国现代诗歌而言，这样的诗歌形式也已在90年代收笔。这样的结局，不完全是诗歌艺术和形式的完善与进步造成的，它们还与人类精神生活主线的断裂与转折相关联，是信仰时代终结的派生物，带有“必然”的悲剧性质。
从“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到“上帝死了”，启蒙运动让人文主义抬头，“人”成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和最高法则。然而，悖论恰恰是这样形成的，在人由“神的仆从”上升为“世界的主人”的同时，人的“动物性”也就必然附着其中，也就为使“人”下降为“物”埋下了伏笔。从这样的立场看，从“现代性”的高扬到折戟沉沙，再到“后现代主义”的粉墨登场与迅速全球化，不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吗？那么，我们能够说数百年来多少代人类精英们通过艰难抉择而最终选择的这条历史的道路难道错了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在这沉重又严肃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必然为我们今天的求索者留下巨大的思想空间和反思余地。无疑，在这阔绰而寂寞“空间”和“余地”里，诗人群体是最先在这聚集的一拨人……
早在18世纪末，神明的大幕还没有完全退下之际，诗人荷尔德林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挽歌时代开始了”，他一面“追寻神明隐没的踪迹”，一面写出“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样一些警世的诗章。我一直认为，荷尔德林是一个奇迹，这个一生拮据，默默无闻的家庭教师之所以在今天被尊为一代宗师，不完全是因为谢林的推崇与海德格尔的“精神钩沉”，更重要的是，他是为数极少的站在生命原点上进行写作的人，他企图通过诗歌去寻找失去佑护的生命的“看护者”。他的诗歌具有真正的忧郁气质，在一个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信仰时代”已经成为他自己和人类最为难以排遣的一段乡愁，而他恰如其分地发现并表达了它。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初庞德一代人“揭竿而起”，一波波激进的艺术浪潮彻底洗劫了欧美的近代文学（诗歌）史。一直到今天，20世纪之前的先师们几乎人人门前冷落，甚至备受嘲讽，然而荷尔德林却越来越受到意外的敬重。在这位老先生去世的200多年之后，又在中国的诗歌界风生水起，追随者日益增多，田志军就是其中虔诚的一个。在上世纪90
年代，他不止一次把“诗人何为”这样的何氏言辞抄写的自己诗歌练习薄的扉页上，并能大段大段背诵荷尔德林的名篇。我一直认为，在当时，一个20多岁的年轻诗人是不可能认识荷尔德林的，他应该是被荷尔德林的忧郁，以及忧郁的言辞所折射出来的浪漫气质所感染。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就艺术的进化和艺术家的传承而言，朴素的“亲缘感”里往往潜藏着通融的“暗道”。我想，正是这样的机缘成就了田志军，让他以最便捷的方式开启了这个“暗道”的机关，得以回到生命“失去庇护”又“要求返乡”这一诗性话题的源头。
当然，田志军也因此付出了代价。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90
年代开始大规模的诗歌写作的，而90
年代与80
年代有着许多根本的差异，如今80
年代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也已成为另一段“乡愁”。整个80
年代是一个启蒙的过程，89年是个分水岭，当然也可以把“岭头”延续到93年，之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拉开大幕。历史进入一个以“遮蔽”和“遗忘”为特征的年代，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准娱乐”时代，让大家都娱乐去吧，挣钱去吧，一个巨大的文化、经济、政治的温床已经铺开……中国艺术的圈子，文化的圈子，乃至诗歌的圈子，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仓猝地迎接和移植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像“人是什么？”“当代人精神的出路在哪？”“诗人何为？”这样一些最根本的东西被掩埋和遮蔽得更深了。在一个粗俗的时代反优美，在卑琐的境遇里反崇高，致使与物质主义相对应的“及物写作”，与娱乐原则相对应的“身体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诗歌界大行其事……在这一段“既不能让神明顾怜，又不能叫魔鬼让路”（维吉尔）的难耐的特殊时期，田志军瞻前顾后，走走停停，在一个偏僻的矿山度过了自己寂寞的十多年青春时光。
在这一段时间里，田志军抱着执着的“返乡”梦沉迷于书斋，在林林总总的经典阅读当中打发日子。他没有加入90
年代后中国诗人新一轮疯狂又迷茫的“军备竞赛”，因此他至今依然是一个“未名的诗人”，促使他写作的重心不在这里，他没有想要与“他们”在一个“槽里抢食”。据我有限的了解，他还应该是当今为数极少的没有参与网络诗歌写作的诗人之一，虽然我对网络写作从不排斥，但是他这样的“把写作完全当做自己私事”的写作态度让我敬佩。我觉得，这一段寂寞岁月对他非常有益，它让年轻的诗人变得潜沉，内敛，在汲取文化资源的同时，把自己的知识参照和精神元素做了一次不小的置换。另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一种与自己内在气质相适应和匹配言说方式。以《远景与近景》当中的重要的作品为证，这些诗歌在一个“反抒情”的时代巧妙地保留了诗歌的抒情性，但它们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勇往直前、直抒胸臆式的抒情，而是犹疑的，骑墙的，甚至是冲突的，互否的，有一种瞻前顾后，又欲罢不能的矛盾性质，常常让我想起“有一个天堂在路的尽头，没有
一个天堂在路的尽头”这样的抒情方式。
但是，我一直没有把田志军当一个“先锋诗人”来看，他的诗句大都是陈述式的，而不是表现式的；他虽然关注诗的形式，但在总体意义上内容占的比重更大，虽然内容的指向有时候并不明确，可一定是有所选择地指涉；他诗歌的构成往往不是依据“上下文”之间的结构力量，而是以指涉的东西来牵动“上下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田志军的写作方式是指涉性的，而不是放射式和瓦解式的；他不是那种站在潮头上写作的诗人，而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依据“引申经典”来写作的诗人：需要诗歌方法的人从他这里可能所得不多，因为他想要的东西超出了诗歌写作及方法本身的经验。
我知道，这与他的诗歌或者写作的“合目的性”要求密切相关，是一个“返乡”者的冲动和迷失在他的文本和方法上烙下的必然痕迹。在遭到洗劫的原教旨主义丧失生存根本的当今，人类重返信仰时代的文化基础已经被彻底置换，“返乡”只能是一种奢侈的乡愁，虽然这种“返乡”的意愿带来的亲缘感却可以直接击中一个时代的病症，但人类只能带着这样的病症踉踉跄跄地向前……可我觉得，这样的“亲缘感”却可能是人类精神层面内最为柔韧又触角丰富的神经，不断地动用它们，就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开辟出另外的方向，在那里也许可以找到庇护我们心灵的最后的居所。在一个人失去故乡的时候，他已经符号化的故乡只能在“望乡”里，在此“望乡”、“返乡”已经由副题上升为主题，成为可以涵盖故乡的一个更大的，更具包容性的语系。我觉得，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因为这样的原因，读《远景与近景》使我有一种新异的感觉，它的句式，方法，传承与中国当代诗人接触更多的“现代主义之后”的诗歌范式有所不同，它的诗意大都不是拼贴式的，破碎式的，解构式的，反讽式的……而往往是一体式的，抒情式的，建构式的，赞美式的……它们的写作趋向完全不一样，但是写作的形式和内容却在各自的文本体系当中得到很好的统一。我觉得，理解一个文本因此也是一个理解正在陈述的是什么的问题，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因此也与理解以什么样一种方式接近该文本的文化历史性沿革相关联。所以，我认为《远景与近景》更多展现的不是一个诗歌的问题，而是一个诗性和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信仰和返乡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如何生僻，无用，大而无当，它一定与我们每一个需要心灵安抚的人密切相关。读《远景与近景》里的重要作品，我能够隐约感到可以使一个时代丰富出另一个层次的意蕴就在那些断断续续的诗句里影影绰绰地闪烁和出没，也许它们是指向不明的，理屈词穷的，但是我知道它们没有绘出的那幅蓝图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一片晴空。
失去庇护的人，也许是没有出路的，但不能不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
没有上帝见证的时代，也许是贫瘠的，但改变贫瘠这努力本身就已经让我们与丰富接壤。
这已经够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方便的时候就读读《远景与近景》里那些重要的，可以陪我们返乡，或者可以把我们带入乡愁地带的诗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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