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时候，收到符兴全先生从海南发来的快件，是他的长篇小说《大音希声》的样书，我在今年二月的时候看到的他这部稿子，很有些激动，给我们的几位文学编辑看了，他们都认为小说写得不错，也想为本书的出版尽点力。有两家出版社审稿后，都对这本反思官场的“官场小说”大加肯定，但又担心自己不能把握好出版的尺度而放弃了。最终还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有远识，出版了本书，我虽没有为本书的出版尽上点力，但也很欣慰《大音希声》能与读者见面。
前一阵子出版过很多类似《县委书记》之类的官场小说或是说反腐之名的书，很多书店都有专柜，可想读者是喜欢这类读物的。我看得不多，王跃文等作家的官场小说倒也读过好几本，也就是说我可以有比较地说哪些好那些不好。对一些并没有在官场上混迹过的作家写所谓官场小说，除了让读对一些社会现象找到认同感外，其实很多地方写得并不高明。
所以我特别关注身在官场的作家们写的这类作品，也许并不一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却也是耳闻目睹的切身感受吧，写作上的合理性总会让我感到其中的真实可信。
符兴全先生现仍是在位的官员，他在《大音希声》中写的是他熟悉的生活，但与一般同类小说比，更多了些其他作者不具备的思考。
“小说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期间的人事作为背景，笔触细腻，视野开阔，结构大开大合，故事波澜起伏，主人公的履职经验渗透在选举文化的实践和思考中，着眼点与当下的小说显然有很大不同。
他对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中人如何定位的思考，以及找准自己位置的心理历程的探究，可以说有了哲学高度的求索，他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审视社会、透视人性，通过各种各样人物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的描写，实际上都是为了透过这种种现象去追求他心目中的本质，从而实现对社会现象进行的深层次反思。
作者把特区的生活写得高潮迭起，他并不是写单纯的官场小说，但却可视为官场小说的异军突起，也可以看作是当下官场小说的新开掘与新品种，值得注意。
在我们这个消费年代里，物欲化进程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主体，作者的人物精神事功的处理，这在追名逐利、物欲横流、思想匮乏、精神缺失的时期，尤令人敬重和珍惜。他不止是写出病象报告，更做了富有远见的期待。
作者对书中女性人物的描绘，也别具一格，好看而令人掩卷思索。她们首先是旧的价值观念的叛逆者，而叛逆之后，她们又不得不寻找新的价值支撑，有些在物欲和肉欲里迷失，在形而下的欲望狂欢里沉沦，有的抓住某个方舟，终于获得精神的涅磐。”
我迅速地翻阅了本书，发现删除了稿件中的第三十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我认为是可以不删的。我把这章转贴如下，如果哪位读者正好看过本书，再看这章也算是窥了小说的全豹了。
第三十一章
纪检组长没想到，李兴民一散了席，就拉着他的手把自己的事全说了；他同样没想到：李兴民只是送了70万元，而没有从刘启光那里、从其他人那里收了什么钱；他更没有想到，那70万块钱都是他炒股挣的，炒股资金是从林盛山那里借的，后来又连本带息全部还给林盛山。这都是事实吗？如果都是事实，又联系到李兴民的成长历程，李兴民任书记后的全心全意、励精图治，这说明了什么呢？他于是在永兴住下来，要一心求证这个事实，他狠狠心让李兴民在招待所里住下十多天，他也用这十多天，在永兴这走走，那看看，逛商场、溜公园，听老人、青年、官员、草民们由衷的议论，思考着新问题、新感受，也等着他派出去办案的人员回来向他做取证汇报。
这天夜晚，他坐在房间里在手提电脑上上人民网，两位办案青年回来了。进了门，就向他详细汇报：他们根据李兴民提供的线索，走了深圳华厦证券营业部和海虹证券营业部，把李兴民从开户到取出最后一笔款，这四年间他所有的证券业务活动，包括他买卖的每一只股票，买卖的价钱都全部从两地营业部电脑里取证出来了，不漏任何一笔交易。这些证据证明，李兴民的供词都符合事实，他买官的钱都是他自己炒股赚来的，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向林盛山借炒股本钱50万元，四年后，他一次性给林盛山还了60万元。从他股票账户里直接转账，他们也向林盛山取证了，林盛山账户号码跟李兴民60万元汇去的账户号码完全相符，转账账户和收款账单都复印回来了。两人向组织递过去一大捆证据，里面绝大多数是电脑打印出来的股票交易记录，给林盛山的转账账单放在最上面，两人几乎同声地对组长说：“这李兴民，也太可惜了，我们要为他说句好话呀。”
组长立即打断他们的汇报，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准备回海虹。”
两位青年走了，组长则坐不住了，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起来，有一种东西挤压着他的胸口，是感慨、是愤慨、是怜悯、是惋惜还是恐怖他说不清楚，反正感到胸口像溶岩在奔流、象长征火箭在喷火。自从那第一天午宴以后，他跟李兴民两天两夜的推心置腹，他就充分意识到李兴民在这个案中是最特殊的，也是最有启发力的。在接触李兴民之前，他一直为我们这么些党员领导干部道德的坠落、世界观改造的欠缺，党政一把手权力的集中而不受制约、不好制约而愤怒而扼腕。他边办案边以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为材料，撰写着一篇探索党员领导干部道德修养、世界观改造和采取措施制约一把权力的长篇论文。自从接触了李兴民，他把这差不多完成的论文先放下来了。他明显地意识到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探讨文章里，在理论书籍里，甚至在导师和领袖们的著作里都有阐述，都有提倡，都有向往，但在李兴民的身上，在他的经历中，则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是可以感觉、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到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把高日富案中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放在一边，专门在永兴住了十多天。老实说，李兴民在高日富这个大窝案中，是很小很微的一点，他们原打算住几天，完成向李兴民的取证，证明刘启光、高日富那巨大冰山中很小的一角就回去了。没想到李兴民那么坦诚，那么推心置腹，资金来源又那么纯粹，在两位青年出去取证的九天中，反而为李兴民担心了，为从党纪和法律上来说是犯罪的人担心了，担心证据跟李兴民的话不符，他起初为自己无端生出的这种心理奇怪，但转念一想，完全明白了，是自己同情李兴民了。现在，证据与供词完全相符了，同情心有了着落，同时升华了，我们不是应该从更深的原因和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案子，看待李兴民现象吗？“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国家的生命”，“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更好，坏人不能更坏。坏的制度则可以使好人变坏，坏人更坏”，一种探索我们党走向更加成熟，探索我们国家更能长治久安的豪情，溢满组长的胸膛，他沉稳地坐回他的手提电脑前，调出他的长篇论文，重新斟酌着它的题目……
明德老师在QQ上给我发了一则《鹅妈妈的故事》的广告影印件，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贝洛尔，戴望舒先生的译本。他说我可以去找找戴望舒这本书的民国版子，写写有关儿童读物广告的文章。
我收藏了一些民国时期报刊的影印本，平时的翻阅中，也多有关注到，觉得看那时的广告也能得到读美文般的享受。那时的出版人写广告，生怕误了他人子弟，极其认真用心，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像现在的广告夸张。据说有人编辑了民国时期的广告出版，可惜我没有看到。戴望舒的译本解放后也有出版过，但我却并没有发现民国版的，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没有。
开明书店重视广告文字，把广告文字以美文的笔法来写，简直就是一篇篇隽永的小品，给读的信息却一点也没有丢掉，如这则《鹅妈妈的故事》广告：
“一提到童话，便不禁使我们想起全世界第一个写童话给孩子看的贝洛尔。这本《鹅妈妈的故事》，便是贝洛尔的唯一的不朽的杰作，也可以说是他所写的童话的全集。他的故事之得儿童的欢迎，自不必说《灰姑娘》一流入英国，便把本来流行于英国的民间故事《猫皮》毁灭无闻了，即此，已可见到本书的魔力。所以，如果有人买这本书去送儿童，一定可以使他笑逐颜开。”
贝洛尔有译为贝罗的，也有译为伯豪的，现在通译叫贝洛（1628～1703），贝洛写的《鹅妈妈的故事》出版于1697年。全名叫《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收有举世闻名的《小红帽》《灰姑娘》《大拇指》《睡美人》《穿靴子的猫》等八篇童话和三篇童话诗。从这则广告中，我们知道贝洛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孩子们写童话故事的人，也从中得知这本童话书在英国的影响力。贝洛的童话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在出版，但却并没有看到可以一读的广告文字，除了千篇一律的“一生必读”“少儿必读”之外，出版者都好像语穷了。
在姜德明先生的《书廊小品》里，看到他记录一则类似的广告，也是开明书店的，说徐调孚先生是开明的名编辑，他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在当年是本畅销书，广告词写得很是风趣和隽永，这里也抄下来供大家欣赏：
“如果哪一位先生或太太嫌你的小孩子在家里胡闹，我们介绍你买一本《木偶奇遇记》给他，他看了这本书，我们敢写一张保证书，他不会再吵了。因为这书却有这样的能力，凡是小孩子没有不要看的。你不信吗？我们来报告一件新闻：丰子恺先生曾把这书的故事讲给他的三位小孩子听，他们听出神了，连饭都不要吃，肚子饿都忘却了。难道这是我们编造出来的谎话吗？你们有机会去问问丰先生看。”
不管这篇广告是出自译者之手，还是由开明的老板章锡琛先生所撰，都是十分别致的。就好像撰写者在跟一群先生太太们聚会一样，在跟他们谈家教的心得、交流读书的心得。那些先生太太们都像认识丰子恺先生一般，知道丰先生的家教一般。撰者拿丰先生说事，让你不得不相信《木偶奇遇记》魅力，能让胡闹的小孩子安静下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回忆录丛书”，我在书店里看到了《高宗武回忆录》和《钏影楼回忆录》。看后勒口上列出的书目，知道他们还会出版《潮流与点滴》《曹汝霖回忆录》《学钝室回忆录》。
“回忆录丛书”没有总的出版说明，有些遗憾。不过从《钏影楼回忆录》的出版说明中，也能看出出版者出版“回忆录丛书”的目的，即“虽然时光流转，往事如烟，我们为了保存史料，仍决定将本书重新出版，以便读者了解近代社会的变迁”。
《钏影楼回忆录》是包天笑的晚年回忆，有六十多万字，以前市面很少见到足本，能出版本书全部，功莫大焉。虽七十六元一本，仍买得十分快意。
粗翻了一下，有些错字，还有一些编辑“打梦觉”的地方，前勒口和出版说明中介绍说包天笑“译有《馨儿流浪记》”，是不该的出的错。包天笑译有《苦儿流浪记》《馨儿就学记》，随便介绍哪本都没有错，却偏要把两本合到一起来，那就是错了。《馨儿就学记》即后来夏丏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一书，跟流浪挂不上钩。而本书中的夏丏尊的“丏”也错成了“丐”，就算是很多输入法不能输出“丏”字，留心一点也能改对的，不至于非要让读者遗憾。
私下认为，这套“回忆录丛书”随便翻翻可以，要参考引用得小心，以讹传讹就麻烦了。
倪匡太有名了，不用我在这里介绍，要了解他的详情，网上一搜，吓死个人。
倪匡的作品很多，可以说是我知道的出版作品最多的作家了，“卫理斯”系列在我看来是他最有名的，这是我的孤陋寡闻。他一小时平均能写四千多字，作品量多得惊人。可惜我看他的作品却很少，只零星地读了些散章。
著名的作家亦舒是他的妹子，不过她的小说我看不进去。
他的儿子叫倪震，是出版界的人，出版《yes》杂志，曾游说倪匡写少年卫斯理。不知道倪匡写没有写，我从他的书目中没有看出来。如果有的话，那就该是“儿童读物”了。
最近他在大陆出版了小品文系列“倪匡说三道四”，在他的《生活体验》一书中，看到一篇题为《儿童读物》的小文，从倪匡的性格看，谈儿童的文章不会多，说不定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呢。文不长，我当个“文抄公”。
“任何成年人，都必然经过儿童或是少年时期。成年人不妨细心回想一下：当自己是儿童或是少年的时候，看的是一些什么书。想了之后，自然会明白，当时的读物，全是自行选择的，不是很肯接受他人的特别安排。
“特别为儿童或是少年安排读的，全是成年人，成年人自以为知道儿童或少年人的口味，刻意幼稚天真，结果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童和少年对这一点兴趣也没有，照看他们心目中的‘不良刊物’如故，真是一大讽刺。
“儿童或少年是根据什么原则去选择读物的呢？成年人永远无法知道，即使成年人都经过儿童或少年时期，但是每一代的儿童和少年的兴趣，截然不同。这一代的儿童或少年的兴趣是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成年人问，也是总裁不出来——正因为他们是儿童和少年，所以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自然，总的原则是不变，读物本身一定要有趣，这是十分重的一点，来不及向儿童或是少年倾销成年人自己也做不到的道德文章，颇有惨不忍睹之相。
“让孩子自己选择读物，别强迫他们接受什么，强迫也没有用的。”
这当是倪匡的切身体会，他读书之多，最明白这个道理。我小时候买书还真是自己选择的，那个年代，没有哪个家庭会有好富有，大人们说不定还会孩子们反对买书，哪还会在买书上指指点点的。我每次买书回家，父亲都总是要说买那么多，都看完没有，就像说吃饭一样，没有把碗里的吃干净就认为是浪费。
自以为是的家长是现在才有的事，银筋贯骨的总认为自己的主张都是为孩子们好。
出版形式的创新从来就有，以活页文选为例，就是二十世纪初的创新出版。
当时的中国出版远没有今天的发达，还是初创期，那时的出版前辈们就在想尽方法，以不同的形式向读者传播知识和人文精神。据说在191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过“商务活页文选”，这套文选从方便、便宜、易普及着眼，但也存在问题，就是它的收藏存放不方便，活页文选大多只有几页，很容易散失，一段时间后也就不再受读者喜欢了，后来商务印书馆也就放弃了这种出版形式。
大约在1927年，上海有几位在大学教语文的老师，嫌油印讲义太坏，抄写的错误又多，便让开明书店替他们排印。开明书店认为不少的学校应都有此需要，就多印点来销售。《开明活页文选》应运而生，为保存方便，开明书店就替有此需求的读者装订成册，不仅免费还赠送封面、并排印篇目装订在前。此项服务，受到读者广泛认同，十分受欢迎，《开明活页文选》也成了开明书店的经济支柱之一。
开明书店活页文选的成功，各大书局纷纷效之，便有了各种名目的活页文选营运而生。北新书局出了《北新活页文选》，世界书局出了《世界活页文选》。中华书局的《中华活页文选》是新中国出版的较为成功的活页文选了。
中国第一家专门出版儿童读物的儿童书局，也乘势出版了《儿童活页文选》。儿童书局的创办人是张一渠，他一生致力于儿童读物的出版，十分重视《儿童活页文选》出版，亲自担任选编者，署笔名徐晋。
《儿童活页文选》的出版定位和特点，编者在一则广告里说得十分明了，照录于此，供爱出版的人参考。
“
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国语，在忠实的国语教师指导之下，大有自由选用活的国语教材的新趋势。本局为适应此项急切的需求特请徐晋先生，节选古今著名的语体文，编排大字，篇篇独立，定名为“儿童活页文选”。兹将优点列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活页文选”的出版，在当时大受欢迎，有人认为它不是简单地起到了替代油印的“讲义”功能，“它的主要意义，应该说是给国文教师提供了挑选课文的自由和方便，并使市面上的各种国文课本，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
现在的出版，我们只能看到一些以“活页”命名的书籍了，基本上看不到“活页”在市场销售。替代“讲义”的是教材教辅，拿在学生手上都是“练习题”“题海”“题库”类的出版物。出版物的创新很难说得上，前辈的经验与责任少有人去继承与担当，更多的出版者在取巧上大做文章。
（有关《儿童活页文选》的选目专文再谈）
章衣萍自我的评价很高，他曾很自信地写下诗句“敢说文章第一流”。他写作的体裁很广，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有涉及。既然世人只知《情书一束》，那他还为儿童写了些什么就更是没有多少知道了，也许人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他还能写儿童作品，所以在很少有人提及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果。
章衣萍的造句简洁，读他的文章“就像是吃冰淇淋，入口就化”，他自己说是为胡适抄写文章时，多多少少受有胡适的影响。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起于一次朋友的聚会，温梓川说：“记得有一次谈起衣萍的文体，我说他那种浅显的文句，最适宜于写儿童文学。他应该走孙毓修的路子，中国的儿童读物也最缺乏。在座的章铁民也颇以为然。衣萍自然首肯，‘一•二八’后，他果然出版了不少的儿童文学丛书。我相信衣萍在文坛上的地位，将来恐怕不会是《情书一束》，倒是那一大堆儿童文学丛书吧。”他还说章衣萍“为儿童书局写了几十种历史人物等儿童读物，裨益小学生不少”。
这里说的儿童书局是张一渠在上海办的专门出版儿童读物的书局，是中国的第一家。儿童书局出版的“中国名人故事丛书”三十种，其中除《岳飞》《花木兰》是他与夫人吴曙天合编的外，其余全是他编写的。
章衣萍为儿童写书十分认真，他在《马援》的序里说：“无论做什么文章，没有比名人做专记，更使我感动而且麻烦的了。……我平生做文章，很少起草稿的。但这番替儿童书局写中国名人故事，有时竟不能不起草稿，而且再三修改。我为什么要这样小心呢？怕的是唐突古人，贻误少年读者而已。”他在《陶渊明》说他处处为小朋友着想，用趣味的笔法写趣味的诗人，把一些诗句译成白话，以便让孩子们更能懂得。
他在写作上虽说为了让小朋友们更易懂，而改了诗句为白话，但他行文从不端架子，像是跟小朋友们平等地交流，只要不是太深奥的引文，他都照录，相信小朋友们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在序文里都交待得详尽，采用了谁的观点，参照了那些书籍说交代得清楚，正直而诚信。
他也知道一本书的教育意义，通过对人物描写，讲一些道理给小朋友们，亲切自然，不做作，也许这里面也有他自己的人生观。在《马援》的第27~28页，他说：“读书人的一生，只求足食足衣，有一乘短毂的车，一匹马，做一个君吏，使乡里的人都说好，那就不错了。至于要多少钱，不过是自己找苦头吃罢了。”这么平易的话，相信好学的小朋友们都是能从中受到启发的。
章衣萍除“中国名人故事丛书”外，还为儿童书局写了大量的作品，如《儿童演说四讲》《儿童作文讲话》《我的儿时日记》《寄儿童们》《给小萍的二十封信》《我的祖母》《我的童年》等，还与林雪清合译了《苦儿努力记》。
章衣萍为儿童写的书，可以说超过他其他文学作品量的总和，人们不应因那两句“名言”而忽视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能为儿童写书的作家，是值得人们尊重的。
林行止先生是“香江第一健笔”，可以说著作等身，我查了一下，他笔健得狠，他哪里是著作等身，简直是超身。在《信报》创立三十五年时他还说：“笔者三十多岁创办《信报》，今天是她三十五岁生日，笔者已近古稀，虽然精神尚佳，专栏文字不难草就，为外游赶稿，一天写数千字亦能应付。”看到没有？一天写几千字都能应付，看来他的身高长不赢他的著作。
刘绍铭说：“林行止的作品，议论纵横，杂笔生树。”
以前买他的经济学随笔，一直以为他是以此为主业，毕竟他创办的《信报》是财经类的，近来读他的《乐在其中》《说来话儿长》《好吃》才知他杂得十分了得。让我明白了，原来专家都是“杂”出来的。
他自己说“向以读闲书消遣”，但他闲出了名堂，刘绍铭说：“教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他看的虽是‘闲书’，但事事要问缘由、求水落石出的脾气不改。更难得的是他涉猎的范围绝对是‘雅俗共赏’。这边厢他向你细析曼陀林之恋，你听得入神，方留恋处，他已换了嘴脸，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给你讲‘趣不可挡的西洋屁话’！”
林行止除了写过刘绍铭说的这篇《趣不可挡的西洋屁话》外，十年后还写了一篇《“屁”话连篇》，收在集子《说来话儿长》里。
《说来话儿长》集中收文五篇，黄永玉以《出恭如也》代序，并收黄永玉《出恭十二景》，彩印书前，十分有趣。五篇作品一为《那话儿说来话长》，看到这个标题就让我想起大卫·弗里曼的《那话儿：欲求与圣洁的神秘纠结》，果然话题就是从这本书说起的，“那话儿”，男性生殖器也。一为《“去势”名人》说的是名人变性的；一是《“便便”古今谈》，说的是排泄物，还有就是《“屁”话连篇》说西洋有关放屁的话题，和讲日本相扑运动的《近看相扑》。
杂得真是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杂出了道理。
我是带着想解答一个问题看完这本书的，那就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要“便便”，上厕所。
林行止的所谓“古今谈”，便是谈“便便”的历史。“战场上的厕所”一节林行止说“军队如何处理排泄物，是个老大难，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是古时候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之后是粮草未动，先建厕所了。在十九世纪之前，行军时军人找个隐蔽处蹲在地下、站于树前墙后方便，并无‘屙法’可言。”军中的排泄物关系重大，处理不当就会有很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场上，天气不好的状况下，如果排泄物泛滥，很容易滋生传染病，直接影响战斗力，“军队因排泄物堆积而招惹传染病以至被禁上战场甚或整队解散的新闻时有所闻”。
现在的厕所倒是到处都有，而且很科学，虽说中国人从来不看重厕所，厕所从来臭不可闻，不过也还是有五星级的厕所让人急得狠、上不起。
“十一”的时候让我很费解的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么多万人是怎样解决“便便”的。从新闻中我们可以知道，凌晨三点就开始进场了，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应该知道，那里可没有多少公厕是可供游人使用的。就算满街都是厕所，也是无法容纳上十万的人啊。何况那天管制肯定十分的严格，大家都去上厕所，恐怕回来时要找自己的队伍在哪里都难，到时一定是秩序大乱。
大家都不吃不喝？可谁说的不吃不喝就能保证上十万的人同时不急。相信广场上的人没有穿宇航服，可以就地解决。到散场至少是下午了吧，至少要坚持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易；不屙不拉，难。
我只能说广场上的人了不起，太稳得起了。
不知道林行止先生关注到这个问题没有，他闲书看得多且杂，有没有发现这么大型的集会是如何解决那些“稳不起”的问题的。
放下电话又立即给陈维电话，告诉他这消息，约好一起去盛老的家。
在大门口看到盛老的夫人含着泪在送客人，见到我们就说，盛老是昨晚十点一分走了，上月十八日说要去换心脏起搏器的电池，结果还没有换成就走了。
盛老在没进医院前还去看望过陈维年迈的父亲，师母还说本来要交一个东西给我，听说我的身体不好，也住了医院，就不愿来打搅我，说是等我身体好些时再给我。
我知道他是要给我他编撰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大事纪》的修改稿，这部稿子是多年来用心的记录下的，他信任我，说要由我来整理，前面已出了两次校样了，这次可能又修改了不少，我和陈维一直在努力寻求支援，让本书得以出版。
盛老是新中国四川出版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从上海随军到成都，参与了四川出版社的筹备，所以他对四川出版有深厚的感情，一直细心的保留着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各时期的资料，他几乎保留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各时期的出版物。
陈维说他在文革时期被定为“坏分子”，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他在四川出版界担任职务的记忆，他对四川出版的贡献却难以言说，他多才多艺，从选题策划、文案编辑到美术设计，无一不通，我到出版社时他是在设计部门，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只搞图书的封面和版式设计。后来跟盛老接触多了，才知道他还有很多跟出版无关的成就，他还搞过建筑设计、工程设计，曾经闻名的盐道街三号，有一座小红楼就是他亲自设计的，而且还计算要用多少砖，搞人防时他解决了制砖过程中的很多技术难题。
他影响了很多爱出版的人，能跟盛老交上朋友的，都是对出版有感情有理想的人。他老当益壮，退休后还在为出版社工作，设计了很多漂亮的书籍。关心一切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们，只要他能帮上的，他都乐此不疲，尽心宣传推广，我也因此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
我跟随过他和明德老师编过《读书人报》，那时光历历在目，仿佛昨日。他尽心搜集有关出版的文物，与成都有关的出版物，凡是能看到的有关成都文史的报章都加以剪辑，装订成册。有一段时间经由我的手编辑策划了不少有关成都的书籍，他都一一买了。一次我和明德老师去他家，看到他案头摆了不少我编的书，我很惭愧，我有的是样书，应主动送他指教的啊。他安慰我说，他不知道是我编的，知道的话他会向我要的。我很少在我编辑策划的书上署名的，其实我知道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向我要的，他在用买的方式来支持我认同我的做工。
去年他八十岁，他跟我们说也是他从事“党的出版事业六十年周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六十年，我们说好的到时要好好庆祝一下的，而且我和明德老师还在他家商量了几次怎么做。很可惜生日那天我在北京，陈维也在外地没有参加成。但我还是看到了明德老师和一帮故友与盛老庆生的照片，那天明德老师他们是在慧园巴金的塑像前为他庆生的。明天就是盛老八十一岁的生日，之前儿子们还计划说陪他一起去西昌去过，那里比较暖和，只差一天就八十一岁就走了，让儿子们很痛心。
盛老参与编写了《四川出版志》，他有相当丰富的资料，以至于出版社要搞什么政治工程就想到盛老，向他索取，也只有这时才会想起他。盛老打算写一本《四川出版史话》，计划就在一两年内完成，我跟陈维都说让他找位助手，他很无奈，感慨地说没有钱。的确，他没有多少钱，他仅的退休金只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挤出一些钱来买书。
我跟陈维很多次地听他回忆四川出版的历史，都建议他也写一下他的回忆录，他说没有时间，他不仅要写出《四川人民出版社大事纪》还在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总书目》，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该出版社自己去做的，但他说出版社有些资料没有了，不一定做得全。我们说他的回忆录不一定要由他亲自执笔，只需口述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可做这样的工作，现在四川还有几位像他一样的出版见证人，我们都想去采访记录一下，不然，四川出版原来是什么样子都没有人晓得了，他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我跟盛老说，我送你一本牛汉的回忆录做参考，他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走了，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盛老的大儿子跟我和陈维说，盛老走时很坚强，他有很多的事没有完成，他不愿就这样离世，一直强忍着病痛，挣扎着要多活一些日子。他跟老伴说，他的“大事纪”和回忆录还有一年就好了（完成）。师母让他放心，说他的心愿她会找吴鸿陈维杨潮去完成的。
我和陈维告别师母时，师母正在盛老的书房，她指着书桌的稿子对我说：“这是他让我给你的，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我不懂。”
我看到十几本做得整整齐齐的稿子，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书目》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大事记》修改稿，我说：“可能是这个。”师母又指着窗边的一撂稿子说：“那是他的回忆录吧，说是要交给你的。就是因为你生病了，说不好打搅你，一直放起在。”一想到盛老对我的关心和信任，心里十分难受，眼睛湿润了。
盛老没有给家人留下会么，只有一生收藏的图书，是他的最爱，他收藏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书比人民社资料室的还要全。他把他所有的图书交给了他的大孙女管理，大孙女现在还读大三，学习汉语言文学，是盛老的希望。大孙女也最疼爷爷，每次放假回来第一个去看望的就盛老，然后才回自己的家，这是他大儿子跟我们说的。盛老不愿他珍爱的书就此沦落街市，他要让它们代代传下去，专门嘱咐孙女不能卖掉，其他子女要看书须在大孙女处借阅，然后归还。
盛老爱出版业，爱书，是我的榜样。
借用福克纳的话说：“如果真有天堂的话，他已在那里了。”
盛老安息！！
烂人急着回去，是要看十二点二十分凤凰卫视的“开卷8分钟”，这基本已形成了习惯了。
“开卷8分钟”播放的时间让烂人十分郁闷，是周一至五的下午五点几分。烂人的单位上班时间是早九晚五，下班后就算是有神仙的本事，也难看得到。电视台的头头可能以为看这节目的人都不上班，或是在家里上班，要不就在办公室摆了电视机安了小锅盖。所以啊没有得办法，只有看第二天零点二十分的重播了。他奶奶的，收视率低你不办就行了三，也免得烂人心欠欠的。
“那你不看要死啊。”一个声音曾对烂人说。
烂人说：“不得死，但不舒服啊。”
烂人喜欢一切跟书有关的媒体，可有读书栏的报纸或是有读书节目的电视台，大多数的都自以为有多大个责任，了不得的要不完，一面以读书人自居，一面有希望节目能赚钱。
电视节目烂人除了新闻与读书节目几乎不看，遥控器一旦在手上就会不停地翻，气得女儿都想打烂人耳光。好不容易找到个“开卷8分钟”，而且一看到梁文道就觉得亲切。
阳光卫视也有个读书节目，也是时间不对，居然一期都没有遇到过，开讲的可是美女庄婧啊，真是可惜。不过“开卷8分钟”也不是只有梁文道讲，烂人知道梁文道不可能不休假，不可能不出差。如果上班没有假，给再多钱也不会有人干的，如果梁文道不出差，烂人就不可能在成都见到他，跟他一起谈读书的感受。烂人见到梁文道时，烂人帮人做的《说戏画戏》出版，第一本送给了他，比作者还先看到。他认同书的设计，让烂人心里舒服了好一阵子。
烂人喜欢“开卷8分钟”不是因为见到过梁先生，烂人认得倒的人多了，都去喜欢他们做的事的话，肯怕也没有时间给“8分钟”了。主持过“开卷8分钟”的还有何亮亮，还有吕宁思，而且我还深夜陪过沈星读书。其他还有没得人主持过我不晓得，反正没有看到过了。不过他们三人的主持，烂人都不甚感冒。
何亮亮虽是名嘴了，但读起书来吞吞吐吐的，柏桦《水绘仙侣》的介绍分成了两截，前部分说书的特点，后部分说冒辟疆和董小宛，虽没得啥子不可，听起来，呵呵，口吃。本来烂人参与做的书，有人宣扬是幸事，还是意犹未尽。
吕宁思可能是领导，西服毕挺地站上面，一周的时间介绍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讲得好是好，看起来听起都是像在做报告。
美女沈星的主持就真是不靠谱了，要不是因为她漂亮，才懒得陪她一周呢，连翻书的样子都不像，一周下来烂人居然忘记了她给大家读了啥子书，敢说她就没有看完过她要讲的书。沈星同志啊，你还是去主持你的“美女私房菜”吧，烂人还是喜欢看你弯腰时用手护胸怕走光的动作。
烂人听说美国有个脱口秀节目，一个名叫啥子的黑人女主持的读书节目，只要经她在节目里说过的书，不管是新书还是旧书，都能大卖。烂人看不到，就算是看到了也听不懂，也就不假了。只是相信她的读书一定让观众痴迷。有一部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烂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施州长在幼稚园为孩子们读书的场面，孩子们在亲柔的读书声中进入梦境。烂人狠不得能背下那段文字，可惜记性不好。遗憾。
烂人喜欢一个作家叫钱歌川，他的散文让烂人不忍释手。他的笔名叫味橄，他说他每写一篇文章的时候，要做到读者读到后，感受到这篇文章就像是专为他写的一样。没活多久的诗人朱湘也主张写作要像“圆桌”交流，说白了就是像是跟读者面对面地说话。
梁文道主持的“开卷8分钟”，给烂人的就是这个感觉。他哪里是在电视里啊，他就坐在烂人的对面，烂人听得来忘了喝面前的茶了。
“我看你是在哄（喝）鬼喔，躺在床上看电视咋个喝茶嘛。”烂人总是时时被范老师的画外音惊醒。算了，懒得理他。
吴太晓得烂人看完节目后不会立马就睡，还要抓起书来看一阵子，就说：“一点半叫醒我，我就不上闹钟了。”
她菜园子里的劳作就要成熟了，要起来收，她怕别人给偷了。她说还要顺便把武老师的菜子给偷了。唉，摇头。“卿本佳人，奈何作贼”，陪我读书多好啊。
不过，前几天大意了一下，走路少了，晚上还口渴了杯咖啡，冲的一下就上了十点五（要是股票就好了）。看到上升的血糖，想到曾经视力的模糊，心就打战战。
惯例，一出门就往购书中心走。新购书中心开业来，每次散步都去逛一圈，于今买了有百多本书了吧。每次去都希望有新的发现，几乎没有空手回家过。
说是散步，其实也极不准确，不是那种闲庭信步式的享受，而是急走。原因嘛有三：一是要出了汗才会有降血糖的效果，走得慢就得多走；二是我也怕多走，浪费时间不说，而且中医有说“久走伤骨”，我总不能因为把血糖降了，又变成了“铁拐吴”不成；三是如果不快点走到书城，说不定刚进门就要闭馆了，汗都还没有冷就往回走，手里不拿本书，简直无法形容那沮丧的心情。买了书后，迫不及待地想翻阅，不由自主地又是快步如飞往家里赶，自然回家后是汗香加书香的享受。
今天的书城又在调整展台，建国六十年的书都摆在了最显眼、最重要的位置。我没有在这些书前停留，去了文学馆。
前段时间看了阎连科香港版的《为人民服务》，后又买了本他的《我与父辈》，阎氏是军队里出来的作家，我也当过兵，很早就喜欢他的作品，那是当兵的亲切感。《受活》是他倍受称赞的长篇，虽出版有一阵子了，就是因为篇幅太长了，怕没有毅力读完，一直没有下手。最近读长篇还有兴趣，《明朝那些事儿》都读到第六卷了也没有厌的感觉，中间插看的《为人民服务》也读得轻松，一夜就读完了，想来《受活》读起来也不会受罪，就买了它。
接下来就发现了一本三联的新书《镜中爹》，作者是张至璋，是一本传纪体小说。“购中”现在没有了出版社的专柜了，都按不同的分类进了不同的书架，真是苦了“三联”的书迷了。
更让人兴奋的是，一转身，看到了张大春的新书《认得几个字》，曾读过张大春的《聆听父亲》，说他是“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真是一点也不为过，他写了很多书，不过目前大陆还出得不多。这本《认得几个字》做得很漂亮，凤凰卫视“开卷8分种”梁文道曾介绍过，一直在期待这本书，大假之前得到了，真是与它有缘。
还有几本，也报一下名字，《多谢你的小费》（美国史蒂夫•杜伯兰尼卡著，其博文被评为2006年年度最佳创意非小说写作）《掌中地图》（台湾学人散文，作者陈芳明）《69》（日本村上龙自传体青春小说）《老妇与猫》（多丽丝•莱辛作品，作品集，她的另一本写猫的作品是《特别的猫》）。
最后一本是兰登书屋加拿大副总裁兼创意总监查•斯•理查森的处女作《字母的尽头》，据说一出版就大获成功，在北美大受好评。出版人出的书，我总是特别关注，特别是回忆录性质的书，不过这本是小说。
该回家了，去旁边的肯德鸡店为女儿买她爱吃的新奥尔良鸡肉汉堡，这也是惯例，平时我做什么都未必能得到女儿的认同，每次为买回了汉堡，总是能看到她的笑脸，有句歌词叫“让我天天看到她的笑”，所以“让我累也好让我苦也好”，这件事是不敢忘的。
回到家里，把书翻一遍，正好是该测血糖的时间，七点八，良好也。
散步三得，得健康、得读书乐、得女儿笑。嘿嘿，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