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中座落在车站对面北山，沿着一条山路走上去。山顶广场是我们的校舍，一栋红楼和一栋黄楼，那时感觉是多么雄伟高大的楼房啊。初高中几千人在一起的校园非常热闹，处处洋溢着青春勃发的气息。
懵懵懂懂地从一个小站走进牙林线最好的中学。高兴的是一下子认识了那么多男生女生——尤其女生，好像一个比一个漂亮啊。66级新生8个班，我在66-4班，住宿在黄楼，是二楼最东侧的一个房间，8个人上下铺。依稀记得宿舍里有高运生、魏善路、张武成、孙家明、徐永久、姚志训……没点到的请举手啊！！
住宿生南到牙克石，扎兰屯，博克图一带；北到金河，根河，满归；东到甘河，克一河，一条纵横数百公里左右的铁道线吧。在学校住宿，每月伙食费10元钱（多便宜啊），学校发餐券，扯一张早餐券到食堂窗口取早餐，基本就是一个窝窝头，一碗小米粥，一份咸菜。几乎没有细粮，吃的好无趣味，总是吃不饱的感觉。那时铁路工人家庭条件都很拮据的，一次我刚领餐券，不小心弄丢了。不敢告诉父母啊，当时从家里再要10元钱，简直是天大的事情。幸亏寝室里的同党难友，轮流今天和我分一份餐，明天和我分一碗粥，帮助我度过了那段难关。所以，我郑重称诺：当年同党谁来大连，我一定请他吃海参捞饭的。
一些条件稍好的学生，有时喜欢到山下的铁路员工食堂去混饭。那时能到铁路员工食堂就等于改善生活了，那里让我们流口水的就是包米面烤糕和炒菜。
铁中校园生活我感觉受益最大的是开阔了视野，因为没有正经读几天书。原来小学一到六年都是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走过来。到铁中就有了从小溪流游进大河里的感觉。例如，铁中的篮球队打遍牙林线无对手，展扬啊——（大连话牛逼的意思）。小伙子篮球场上虎虎生风，我记得高二李锡山、高三赵志明都是篮球健将吧。尤其初三的中俄混血儿霍柏林，大家都叫“二毛”的，篮球打的就是好，有一头金黄色毛发，一些毛绒绒的小胡子，蓝色眼睛，让我们非常惊奇。我曾听到围在篮球场地外的一位女同学小声说：“他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呢？”
霍柏林后来和我们一起到了铁道兵连队，依然是篮球队主力。在当时比较封闭和保守的社会环境里，这些小伙子穿着运动短裤和背心生龙活虎的跳跃奔跑，实在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西北角足球场是我们新生的快乐园地。每天有机会都要踢上一场，我们常和图里河民中的学生对垒，用一阵疯跑来释放着青春的荷尔蒙。补充一下，我踢后卫，踢完球再回到宿舍，累的爬不到上铺去啊，两条腿折了一样。
就在我们满怀憧憬——书中有“黄金屋、颜如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铁中的学生老师迅速分成两派：红色造反团和革命造反团，简称“红色”和“革造”。这两派我们刚进校门的小学弟还混不进去，学长们不带我们玩。但我记得“革造”里有一个叫“狐狸”的；“红色”里有一个叫“地瓜”的，地瓜年轻帅气，总是风风火火，后边一群马仔出出进进的。
造反派首先是揪出了几位老师，例如其中一位教俄语，俄语正好是苏联修正主义使用的语言，所以难逃其咎。还有一位老师教语文，还写过一些古典格律的诗词，诗词本就是抒怀宣泄的，于是红卫兵从中“发现”了他对社会主义不满。还有一些我记不得了。
那时学校正组织红卫兵到北京，前提条件首先是要贫下中农的孩子。我家里父亲成份中农，母亲成份富农，一对照，属于可以“帮助好和教育好的对象”，所以第一批红卫兵名单里没我（后来到铁道兵入党又遇到了这个问题）。而同寝室高运生是根正苗红（曾任海分局副局长，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且被选为代表到北京，大概是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参加了。回来后让我们羡慕的不得了。
后来校园里流传很多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油印本、手抄本或者叫传单。我对刘少奇、邓小平、宋任穷等所谓走资派的黑材料不是太感冒，因为看不懂，总之是让我们这些无知而又天真的愤青看了后，就认为这人是罪该万死的。而我最喜欢的是武汉造反派的一本诗集《狂飙曲》。
如满江红：
逆流漫漫⁄⁄王八蛋上跳下窜⁄⁄望江城蛤蟆当道⁄⁄蛟龙遇难⁄⁄翻云覆雨麻老谭⁄⁄推波助澜瘪小三⁄⁄想砸烂工总黑二司⁄⁄嚣声惨。
文四卷⁄⁄赤肝胆⁄⁄星星火⁄⁄遍地燃⁄⁄为万年大计⁄⁄何惧艰难⁄⁄耿耿丹心必造反⁄⁄铮铮铁骨誓翻案⁄⁄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还有一首是很著名的“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武老谭对革命造反派的血腥大屠杀，妈妈拉住我，不让我到学校去战斗，怕我被“百匪“杀害，我对她说：
放开我吧，妈妈！
别为孩儿担心受怕。
我不作寻觅残食的家雀，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我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估计很多同学都看过的，我大概是在老高一宿舍里看到的，就是靠铁道线的那栋平房，然后悄悄抄下了几首，这些手抄本影响了很多人，包括铁中后来发生的惨案。
那桩惨案，就是红色派的负责人徐晶茹，被革造派的两个学生打死了。当时整个牙林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徐晶茹是高二女生，文革前是公认的好学生，百分百的美女加才女，那时老师和同学恨不得把她捧在手心里，读到高二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一头短发吧，我们新生远远地望过，有点话剧“江雪琴”的样子。
学校两派一直剑张弩拔，好像红色的人数稍弱一些，但还没有酿成大的冲突。据说，那一天，是徐晶茹从伊图里河上车准备到乌尔其汗去，不知为什么，革造派的学生拦截不让她走。徐晶茹就上了蒸汽火车头上，因为司机是红色派的，司机放蒸汽"嗤"这些革造派学生。一下子，矛盾激化了。革造派学生拿来了小口径汽步枪就往车头上打，结果打中了徐晶茹，送到医院时已经不行了。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停课了，我回到家乡的那个小站，和几位小学同学参加了林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到处演节目。听到消息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几年前有一次从海拉尔到加格达奇，经过伊图里河。我从火车车窗可以看得到母校校园的山坡，看得到徐晶茹的坟和一块高耸的墓碑，让人心生感慨，这种感慨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道怎样形容。
我要说的戏剧性故事还在后边，开枪的两个学生叫张坤、谭宝权，都是我们校高一学生。按现在话说，应该属于青春荷尔蒙旺盛的愤青，也是标准的帅小伙。
事件发生之后，支左的军方迅速出面抓捕了张坤和谭宝权，革造派也随即瓦解。然后案子交由公安系统审理，想确定真正的凶手——谁是击中最要害一枪的那个人。
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张坤和谭宝权在背对背的审讯中，都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
后来，在长达两年的审讯包括逼供信上刑，他们也一直是这个口供，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真正是铁嘴钢牙。
这件事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评价，打死人肯定不对。但张谭二人的义气当时在牙林线上传为佳话，让许许多多小字辈肃然起敬，那时没看过港台片枪战片也不懂蛊惑仔，否则我们就会叫他们“老大”了。最后张谭两人判了一样的刑期。估计现在他们已经出来了，虽然已近夕阳，还应该有云霞满天吧。
最近，看了台湾的一部电影：《那些年，我们共同追过的女孩》。感慨万千啊，在电影院时一下子就想起了母校铁中，想起了那个年代久远的文革故事。在铁中，我是还没来得及追女孩就下乡了，下乡不久返城，一年后到了铁道兵连队。岁月无痕，人世沧桑，俯仰之间四十余年过去了。
母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是用来追忆的。回首流年似水，伫足海滨眺望。当年童鞋、校友们的幼稚、青春、迷茫，甚至莽撞、粗野……想起来都是那样的可爱和纯真。
现在，网上有很多要反思文革的言论，实际有相当多的人根本就没经历过，属于跟着瞎起哄而已。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人，却大多已沉默不语了，在家里，他们抚摸着锈迹斑驳的主席像章，许久，会有一滴泪流过面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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