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一棹

    和朋友聊天，他谈到腊八节。而我对于腊八节似乎是没有值得回忆和记录的，有一点关于腊八节的知识也是从书本上得来，祭祖敬神未曾有过，腊八粥亦不曾吃过。朋友说每年他都会吃腊八粥，并细数制作腊八粥的原材料：红豆、糯米、桃仁、花生、松子、红糖……他说了很多种类，我能记住的就是这些了。腊八粥是朋友的母亲煮的，让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她为什么没有煮腊八粥给我吃呢？我可以想象，窗外寒气逼人，朋友的母亲端上一碗色泽鲜明的热粥，递给守在火炉边的朋友，含笑看着他——暖和、温情的一幕令我心生羡慕。

    我还是委婉地问了母亲：您小时候是怎么过腊八节的？母亲一怔，说：那个时候，一穷二白，吃饭的人口又多，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能吃上一顿猪头肉，腊八节早就忘记了。然后，她叹了一口气说：“你婆婆倒是煮过一次腊八粥给你吃，你还小，恐怕不记得了。”

    外婆煮腊八粥给我吃，竟然没能在我的记忆里留存，很遗憾。外婆是那个年代里少有的没有裹脚的女人，记事以来，她总是独自坐在阳台上抽烟，少有言语。我不曾去想外婆在想什么，总之每次伸手向她讨钱买糖，她都爽快地给我，这让我十分愉快，以

   《乌蒙论坛》15周年刊庆的时候，我们正忙着编辑《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乌蒙论坛>创刊15周年》。因为一件小事，我被情绪所左右，于是关上手机，负气回家了。主编李虹听说后很快来到我家里。李主编没有对我这种幼稚的行为进行批评，她态度和蔼地递给我一张汇款单，“声明”说她只是来送汇款单的。这张汇款单是我在《毕节日报》发表的一篇新闻稿子的稿酬，而这篇新闻稿子，是在李主编亲自敦促下完成的。我把稿子送给她审阅，她读后，顺手在稿纸上写下“good”，如此性情的作派，让我喜上眉梢，看着“good”，自我陶醉了很久。稿子在《毕节日报》整版登出来的那天，恰巧是周末，我没有想到，李主编居然到街上，买了很多份报纸，然后打电话告诉我：文章登出来了，我买了很多份哦！她的声音很兴奋，喜悦之情通过手机听筒，在我耳边慢慢地回旋着。我体会到李主编对我的一片深情厚意，用她的话来说，她是“很认真地爱这些娃娃的”。看着汇款单，顿时，我为自己幼稚的行为感到耳热。无需她再多言，我连声自责，很快就投入到编辑工作中。一桩因为我的幼稚、冲动，会给自己造成诸多难堪的小事，就这样被她轻易地、润物细无声地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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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青岛之前，我特意把宾馆预订在啤酒街，按照我的想法，啤酒街相当于北京的三里屯，那里酒吧云集，可以轻松随意地在街上找到一间酒吧，喝新鲜的青岛啤酒、听民间艺人唱歌、和青岛妹妹聊天。这种想法正是猪崽所期待的，还未成行，他便表现得兴奋无比。

    在宾馆的餐厅吃饭，带队的领导要了几个二两装的二锅头，和我们一起喝。据我揣测，她大约知道我和猪崽暗藏的心事，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我们喝下这二两装的二锅头，再有什么上好的啤酒，将难以下咽，只能乖乖地在宾馆睡觉。倘若在毕节，我和猪崽的确只能乖乖地睡觉。只是我们身在青岛，身在青岛的啤酒街，无论如何也不愿就此躺下，于是，趁大家回房休息之机，我和猪崽悄悄地溜了出来。

    沿着青石铺就的道路，我和猪崽四处寻找酒吧。吃海鲜、喝啤酒的大排档很多，我们理想中的酒吧并不存在。临街的一家馆子，有两扇落地窗，装修得和我们理想中的酒吧要接近一点，于是走了进去。

    看店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他们守在昏暗的灯光下，正在吃馒头。女孩个头很高，看上去很结实，是典型的山东姑娘的样子。中年

女儿从幼儿园带回来一张纸，上面是老师对她一个月来在幼儿园里学习和生活的评价。关于优点，其中一条我觉得很好玩，说女儿“不偏食、不挑食”。我看着这条优点，想了想女儿在家里的表现，觉得女儿对不住老师深情的赞赏。而且，老师这深情的赞赏，有一点滑稽——肚子饿了，你想要我“偏食、挑食”都难。

我想到我认识的一个小学教师，每一个学期的结束，按照上级要求，他要对班上七十多个学生逐一评价，写在纸上，让学生带给家长，并请家长反馈意见。这让他颇为伤神。因为要做到对每一个学生了解，他很难办到，但又不能胡说，只好强迫自己想了大量的诸如“遵纪守则、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等不痛不痒的话语，变换着搭配，写在纸条上。这种老师与家长交流的形式，如今，也悄悄地流行到幼儿园。女儿的老师在写评语时，估计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吧？

颇费了一番心思的还有我。我要填写反馈意见呀！我不能说，老师，我认为“不偏食、不挑食”其实算不上优点，那是因为幼儿园的厨师手艺好，孩子爱吃吧？我要对老师给予女儿的赞赏进行回报，表达一下感谢之情，那是因为老师教育有方，对于老师指出的女儿的缺点，我首先要自责一番，

我有一个兄弟，小名小三，平日里沉默寡言，又因为年纪小，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欺负。后来，他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驾驶着一辆绿色的吉利牌轿车，无限荣光地穿梭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为这个城市的市民朋友们服务着。有一个傍晚，我遭遇到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们的频频拒载，因为忙着赴朋友的酒宴，只好致电给小三，请他专程送我一趟。在车上，我向小三抱怨出租车司机的拒载行为，他说，这个时候是交班时间，你要去的地方又远，他们当然不会载你。我说，政府有管理制度，不准拒载。小三笑道，哪个来管，再说，人家也要去吃饭嘛。我觉得“人家也要去吃饭”，的确是很正当的理由，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我问小三，生意如何啊？小三递给我一支烟卷，熟练地点上火，笑着说，这要看遇着的客人是些什么人了。我发现他突然兴奋起来，赶紧让他说来听听。小三说，今天送一个人去地委党校，他要我等他一下，还要去地区行政办公中心，你知道地委党校到地区行政办公中心，现在走路顶多也就十分钟路程，他还要我送他，证明他不知道路，我就告诉他要算两趟，收他十五元，他同意了，后来我一脚油门踩到地区行政办公中心，告诉他到了，他还没反应过来，最后只好乖

今天的气温没有昨天的低，与小龙儿带他儿子强志上街买鞋，听强志说他要穿四十码的鞋子，我吃了一惊。这小子的脚比我的脚还大，以后不能把他当小孩子逗了。昨天和老虎哥到印刷厂调整《经年集》的版式，走在泥泞的路上，谈到我过去离家出走的事情，想想也就和强志的年龄差不多吧。小龙儿说过强志的事情，写过情书，还偷家里的钱买手机。少年时代，男孩子有一点这样出格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谅解的。老虎哥说我过去的名声不太好，指的就是我少年时代干过诸如偷家里钱、追姑娘、打架斗殴、离家出走之类的事情。幸好，除了让父母担心之外，我还不至于堕落成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强志在今天看上去，显得早熟、稳重，我估计出格的事情是干不出来了。过早地远离青春期的叛逆，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老虎哥的《经年集》谈及青春期的文字似乎很少了，“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昨天，和老虎哥调整完《经年集》的版式，我们顶着寒风在站台上等公交。老虎哥戴着一顶毛线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包裹得很严实；露出一副黑框眼镜，以及浓密的胡子，样子与许多中年男子无异。想一想自己，正在向他的人生轨迹迈去，不禁怅然。天寒地冻，老虎哥觉得让我和他

有一个文学界的人评价我：“他和某某玩，能得到什么呢？”这个人也许是好心，他怕我失去更多的“东西”，他在关心我。我听到之后，笑了笑——除去那些现实的，让人利欲熏心、找不着北的所谓地位，我又失去什么呢？

文学于我，仅仅是爱好，我从来不曾将文学作为我安身立命的事情来做。

这些年，我在所谓的文学圈里渐行渐远——我是不是“文学圈”里的人，这需要一些人的认同。

现在的我的确忽略了称呼编辑为“老师”，将“老师”放在神龛上朝贡的事情。我认为，写作是我自己的事，我的文字为什么要拿给别人来评判？倘若我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蹩脚医生，对自己是一件不很负责的事情吧？

哦，我指的是那些蹩脚编辑们。

我当然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网络给我发表自己话语的权利。

今天去赴酒宴，遇见一个在权力部门的人，他面无表情地和我打了一个招呼。我想起五年前他借调于权力部门工作的样子——那是多么的谦卑啊。在权力部门工作的他，嘲笑我，认为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的工作是清淡而无味的。对此我相当地无语，我想，除去谦卑，他的所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