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４日第２６卷第６期发表了胡适的名篇《容忍与自由》。文章的一开始，胡适写道：“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了母校康耐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早在１９１９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就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证实”。

在谈到科学方法时，胡适说“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关于“证实”，胡适这样说：“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胡适因此呼吁：“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５日至６日，胡适在

功不唐捐

这句格言源自佛教《法华经》，原文是“福不唐捐”，胡适将其改为“功不唐捐”，意思是，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

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胡适在题为《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演讲中说道：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１９５３年，在台北“记者之家”，胡适发表演讲，题目是《报业的真精神》。演讲中，胡适以“功不唐捐”勉励报业人员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干一番事业：

“我认为办报只要采取锲而不舍的精神，用公平态度去批评社会、教育、文化、政治，有毅力地继续不断地努力做去，终是有效的。佛教《法华经》有一句话，‘功不唐捐’，意思说，努力是不白费的。”

胡适以自己发动文学革命

这句格言源自荷马史诗，它表明了一种强烈的自信，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睥睨一切的气概。

１９１７年３月８日，胡适在日记里首次提到这句格言及出处。当时，胡适是将此格言写作：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伊利亚特》十八章１２５行

胡适在日记里对此格言做如下评价：

“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１９１９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演讲中，胡适用这格言概括了他所谓的“少年中国之精神”：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

翻译过来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英

“好的，我就说是好的；不好的，我就说是不好的。”这句格言出自康耐尔大学的桑普森教授之口。此人是胡适的朋友。他曾对胡适讲过一件事，令胡适终生难忘：

“有一年，我在英国，住在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里。某天，那个大学的校友会举办辩论会，请了位政客演说。他的演说并不高明。会散后，主人问我今晚的演说如何，我不想得罪人，就敷衍一句：‘我认为这相当有意思’。这句话在美国是句不置可否的应酬话，但英国人却把它当作一种褒义。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高兴，说‘有意思？我认为简直糟透了！’我当时非常惭愧。从此以后，我发誓不说这种敷衍的话；无论什么人拿一首诗或一出戏请我批评，我总是老实告诉他：好的，我就说是好的；不好的，我就说是不好的，——从不欺人。”

胡适对这个故事有如下评价：

“这种态度

胡适非常喜欢格言，他把格言说成是“金玉之言”，曾将诸多外国名著中的格言翻译过来，“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说到格言的重要性，胡适认为：“这些金玉之言是每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一生的所得，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人也许就记住其中的一句‘格言’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７日，胡适与好友章希吕谈如何根治“无恒”之通病。胡适开出三剂药方：

一、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二、每日常课之外，须自定课程而敬谨守之。

三、时时自警醒。如懈怠时，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古谚）’‘德不进，学不勇，只可责志（朱子）’‘精神愈用则愈出（曾文正）’之类，置诸座右，以代严师益友，则庶乎有济乎？

你看，在胡适眼中，格言竟然可以“以代严师益友”，其作用可想而知！

早在胡适

一个年轻人在甘肃工作，其女朋友远在新疆。不久，女友来信毁约。年轻人很苦恼，就对朋友高尔泰（著名美学家）吐露心思。高尔泰听说了，劝他马上到新疆去。他说：“挽回也许可能性不大，但你还是应该马上就去，因为这是一场难得的人生体验，失恋的体验不是人人都可以遇到的。”年轻人还是不想去，高尔泰继续开导：“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体验，体验才能留下记忆，没有体验和记忆，走的时候一片空白，这一辈子就白活了。”年轻人觉得他说得有理，就真去了。

把失恋当作结果，自然会愁眉苦脸；一旦当作体验的过程，心情就会多云转晴。

２００５年是作家周国平６０周岁的本命年。这一年，周国平莫名其妙遇到三个官司。三个官司都因书而起。一个当原告，两个当被告。当原告的那个，是周国平起诉书商冒名出版了“他”的两本伪书。周国平曾撰文批评这两本书不仅伪而且劣，

2004年以来，“文化保守主义”非常活跃，他们大力鼓吹读经，还不遗余力提倡儿童读经。不过，笔者在闲读时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幼年时熟读过经书者，说到经书总是深恶痛绝，大有寝皮食肉之恨；而那些半路出家的读经者，却对经书情有独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也值得我们思索。
　　　在《论语小记》一文中，周作人写道：“近来拿出《论语》来读，这或者由于听见南方读经之喊声甚高的缘故，或者不是，都难说。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至少《大》《中》《论》《孟》《易》《书》《诗》这几部都曾背诵过，前后总有八年天天与圣经贤传为伍，现今来清算一下，到底于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我恐怕要使得热诚的儒教徒听了失望，实在没有什么。”

“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什么要提倡读经且口头响应者还不在少数呢？周作人的一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周作人《关于命运》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村上春树酷爱长跑，他从1982年的秋天开始跑步，连续跑了24年，每天坚持慢跑，每年至少跑一次全程马拉松。他说：“只要跑步，我便感到快乐。跑步，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养成的诸多习惯里，恐怕是最为有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

跑步和写作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村上春树通过跑步锻炼出惊人的耐力，而他的写作自然得益于这超常的耐力——沈从文说过，写作无秘诀，耐烦即可。另外，一个作家，必须确立了自我，认识了自我，才能写出具备个性的作品，而跑步时，村上春树不是一直在凝视或曰寻觅“自己”吗？

哲学家尼采认为，一个人只要能按他提供的配方去做，就一定能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