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大由之——风语者的BLOG

                                      2011-05-13  人民日报

　　刘深近年先后出版多部传记丛书、人文游记和纪实文学，近日又有《谁说深圳是小渔村》问世。在谈到他目前满意的作品时，刘深首先提到的，还是《葛庭燧传》。

　　《葛庭燧传》是中国科学院科普和出版工作委员会组织出版的《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系列中的一部。它以全景式的手法，向世人揭示了科学家葛庭燧的曲折艰难、灿烂辉煌的人生轨迹，用一个科学家的小历史，勾勒出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大历史。

　　在浮躁蔓延的社会中，刘深触及到了一个远离喧嚣、默默耕耘、艰苦攀登的伟大人群。刘深当时之所以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很陌生的名字，主要在于他从老人身上感受到了对科学和真理的执着追求。他从小有幸与葛庭燧一家为邻，并在从儿时到青年时代的时光里经常见到他的身影，他一直认为这是一段非常幸运并受益终身的经历。

　　在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刘深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方面是专业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是相关资料的匮乏。文科出身的他，要行走在金属内耗这个极其偏僻的科学小路上，需要极大的勇气。为了把《葛庭燧传》写得更加真实、更加贴近读者、更加完美，他以小学生的谦卑向科学界的专家们求教，从专业物理知识开始到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凭借顽强的毅力，终于让自己对葛庭燧先生的专业领域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当刘深给我讲起金属内耗的概念时，俨然已经不再是一名门外汉。

　　传记写作的重心就是真实，刘深一直在追随真实的路上努力。他在谈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类型时，说到了纪实文学和人物传记，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真实。他认为人物传记的写作就是一个不断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过程，还原人物的性格与品质的过程。而对于历史的还原不是用文字，是用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科学求证的精神。

　　《葛庭燧传》的出版，同时也为青少年树立了一个鲜活的励志榜样。葛庭燧先生的一生有着纯粹的科学追求，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将科学研究看作人生的动力和希望。刘深期盼着这样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在这种价值观中，没有追名逐利的渴望，没有对浮躁气氛的迎合，唯一有的就是一颗纯粹追随梦想的心。

　　《葛庭燧传》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而我们也从中读出了如何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英国曾经是美国人的殖民地老板，二战之后完成主仆角色转换，充当美国的小兄弟和超级跟屁虫，自降辈分不以为耻。5世纪中期，大批日尔曼人由北欧入侵大不列颠。7世纪开始七个王国争雄达200年之久，8世纪末遭丹麦人侵袭。1338年至1453年英法进行“百年战争”，英国先胜后败。
    十五世纪中叶，英国贵族为争夺王位进行了为期30年的“玫瑰”内战。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树立海上霸权。 1640年，英国在全球率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英法进行了七年战争。1815年，英国人打赢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
    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使英国渐渐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开始推行炮舰政策，争当海上霸主，殖民地遍及欧、亚、美、非、澳洲。巅峰时期，大英帝国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号称“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在19世纪达到全盛时期，1914年占有的殖民地比本土大111倍。
    从1839年至1919年，英国连续对阿富汗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 近代以来，英国人给中国留下深深的伤痛：1839年，中英两国水师的九龙海战，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虽然英军未能取胜，但翌年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割据香港。
    从19世纪末，美德等国开始动摇英国霸主。一战末，爱尔兰共和军对抗当局者。两次大战英国虽是战胜国，但受重创。海外殖民地在二战后纷纷独立，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大英帝国成为松散的英联邦。二战中，英军在香港被日军轻而易举打败，1300多守军，七千多人当战俘，并为日军耻笑。
    英阿“马岛之战”幷不表明它就是世界军事强国，为了老牌殖民主义者的面子，至多说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在当代成为美国的马仔，从朝鲜战争到海湾战争，到这次对利比亚动武，都是帮凶角色。在朝鲜战争中，英国是联合国军5个出动陆海空三军国家之一，其中以两个旅为精锐部队。
    在朝鲜战场，英军遭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交手首次惨败。英联邦第一师第二十八旅“皇家苏格兰团”，1951年10月3日在马良山被志愿军坦克第一师击毙其第一营1701名官兵，包括营长，另有46名英军官兵投降。整个战斗用时3个多小时。
    朝鲜战争中，英国死、伤、被俘、失踪官兵4435人，马良山一战损失占总数39%。雪马里战斗，志愿军六十三军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和一个炮兵队、一个重型坦克连，毙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129人，俘敌副营长以下459人。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俘虏英军961人，雪马里战斗占了近一半。此战，志愿军战士刘光子一人活捉了63名英军，创造了朝鲜战争中一人俘获战俘最高记录，荣获志愿军总部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全拜托英王所“赐”。
    英联邦第二十九旅“皇家重型坦克营”是被消灭的第三支“王牌”。英军在朝鲜战场共投入两个坦克团，以“皇家重型坦克营”最负盛名，装备“丘吉尔”重型坦克，被当作“装甲劲旅”。在第三次战役中，该营被志愿军五十军一四九师在一次夜袭中全歼，英军共4个营被成建制消灭。
    这三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曾极不平等，英法都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而美国就是个奴隶出身。二战以后，美国人翻身当了大佬，英国人最先识相，不提当年勇，法国人以自由独立姿态抵制美国多年，这次抽筋当了空袭利比亚急先锋。三国都有被欺负的历史，也有欺负人的历史，这就是历史。

还有人“长大想当科学家”吗？

——《葛庭燧传》读后

    ２０１０年岁末，科学出版社推出“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丛书”，在首批传记作品中，《葛庭燧传》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本。

    曾几何时，“长大了当科学家”是孩童时代的梦想；而今，这一梦想的主角已经悄然变成ＮＢＡ明星和“超女”“快男”之类，一个民族关于科学的春秋大梦已然令人堪忧。在当今生活中，“海漂”与“海归”已成滚滚浪潮，甚至，这种浪潮有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新景观：奥巴马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十万强计划”(１０００００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预计在未来４年内招揽１０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

    本书描述了一代科学家的命运轨迹，是二十世纪中国物理学史的通俗影像。那是国破家亡的年代，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在动荡的生活中到京城求学，从而走上坎坷的报国之路。他一腔热血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到八路军兵工厂研制烈性炸药，成为冀中抗日地雷战的幕后英雄；他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发明了镓灯，很快被美军用在南洋群岛对日作战中；他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军用雷达的科研团队；他发明著名的“葛氏扭摆”，发现“葛氏峰”，成为金属内耗研究领域的科学大师和写进物理学词典的中国人。

    他就是葛庭燧。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战士。他经历了极“左”年代的凄风苦雨，一生的个人理想就是报效国家；他恪守“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格言，他是一个天才的、正直的、矢志不渝的科学家。

    本书的主人公葛庭燧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赴美留学的优秀中国学子，他所追求的是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那个年代的救国之路有千条万条，但历史事实证明，出国留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当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东方睡狮开始睁开沉迷的眼睛。这样的例子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林则徐被称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曾几何时，他认为西洋人如果没有中草药“大黄”就无法大便，他甚至以为西洋人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中华民族觉醒与自强的道路异常坎坷，代价异常惨烈。“留美幼童”与“洋务运动”，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而巩固江山的一厢情愿式的努力。它的失败在于将中西方的差距仅仅归为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努力，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努力。

    以中国的“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为例，他们绝大多数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少数几所一流大学的精英，绝大多数是国外学成归来的“海归”，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要感谢庚子赔款那笔特殊经费的养育之恩。

    综观二十世纪的世界物理学史和科学史，华人科学家的身影是无法抹去的，血统来自东方古国的华人学子，以青春的才华证实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然而，华人科学家在二十世纪却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些杰出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中国人不是世界科学与进步的旁观者，而是不可缺少的贡献者。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科学史，华人科学家在民族不幸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顽强的个人英雄气概。在民族的衰落中，匹夫之勇的精神是悲壮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是古语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而，本书所描绘的历史年代中的科学精英们，不是民族命运沉浮中随波逐流的水草，而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他们已然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本书的主人公葛庭燧也站在这样的英雄行列。

     一个金属物理学家的私人传记历史，已经无法将他们的生活、命运与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割裂开来。因此，本书不知不觉地误入了科学史的范畴。二十世纪，是人类在物理学领域获得伟大发现并因此深刻改变生活的历史时代，而在这一光辉的时刻，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科学家的不朽成就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在此期间，人类不幸地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然而，科学的脚步却并没有停止，相反，在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的飞跃速度令人不可思议。正因为战争的紧迫性，而使一切和平时期不可想像的非常手段得以实行，尤其是在美国，重大军工项目的研发，云集了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他们大都是才华横溢、胸怀凌云壮志的青年学子，诸如人们所熟知的“曼哈顿计划”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以及人们并不熟知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辐射实验室等——它们几乎花掉了同样多的巨额经费。

    这些并非束之高阁于象牙之塔并与战争成败密切相关的尖端计划，成为盟军与纳粹在另一个战场上的决战，犹如当时在英美十分流行的一句名言所说：“为我们终结二战的是原子弹，而帮助我们赢得战争的则是雷达。”——神秘的辐射实验室的贡献，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型号的最新式军事雷达，远远领先于纳粹德国，使这一技术得以用５年时间超过了２５年的研究速度。

    葛庭燧先生，曾先后参与曼哈顿计划与ＭＩＴ光谱实验室、辐射实验室这些美国战时最伟大的科学团队，他也因此获得一项专利和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奖状和奖章。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明的一项技术，直接被美军用于收复日军占领下的南洋群岛的侦察，包括作为清华学子在中国战区对日军作战的贡献。他在整个二战期间的经历和历史贡献，在当时所有的科学家中也是罕见的，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青年。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人似乎已经忘却了这个曾经为他们祖国的神圣使命而付出心血和巨大贡献的中国人，而葛庭燧先生本人，则在后来几十年的时光中为参与武器的制造而深深内疚和自责。

     然而，葛先生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对金属内耗领域的巨人般的贡献，以一个中国山东蓬莱人的姓氏命名的伟大的发现，被载入人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的目录，他的研究和建树至今依然只有很少的人能完全理解或延续。除此之外，葛先生对于祖国的贡献更加令人怀念，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热血沸腾的身影，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年代对于冀中平原地雷战和无线电台建设的默默奉献，都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然而，那只是一座无字碑。

    葛先生在激情万丈、踌躇满志地回到祖国之后不久，就开始被卷入极“左”政治的激流，曾经身处大大小小的漩涡之中。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直到７０年代末，葛先生的专业研究遭遇停滞。

    本书作者刘深是一位资深记者，历经两年多的艰苦采访和资料考证，完成了这本对于年轻一代具有深远励志影响，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专著。本书正是自始至终试图揭示这种必然性——在“国破山河在”的动荡年代，在传统观念的崩溃与封建王朝的覆亡，在鱼龙混杂、兵匪忿争的刀光剑影之中，在民主、自由意识萌芽之际的价值观念的变局中，在极“左”政治波谲云诡的莫测变幻中，一个充满个人志向和爱国情怀的优秀青年所走过的人生轨迹。

记忆1997

——本报记者回忆采访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

编者按 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历史时刻，唤起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超乎寻常的记忆。他们曾用自己真实的情感和职业目光亲历并记录了那难忘的分分秒秒。他们的文字和图片就是那一天特别制作的日历。十年，在记者生涯中并不算短暂；经历过那一个夜晚，是永远令人艳羡和无以复制、无以替换的幸运。本报记者的回忆，披露了很多当时采访中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称之为背景新闻。这些记忆同样汇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历史的生动注释。

有人将中英街和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相提并论，称其为世界上三大“人为屏障”。是啊，记载二战和冷战历史的一座墙，已经倒塌；记载数十万中国战士生命历史的一条线，依然是筑在地图上和现实中的铁丝网；而记载殖民者罪恶足迹和和民族耻辱的一条街，已经从这一刻起被历史永远地跨越——

中英街：那一夜无人入眠

本报记者 刘深

1997，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纪元符号。7月1日那个夜晚和黎明，一条静悄悄的、窄窄的南国小街，像一座浮雕，已经永远刻在我记忆的背景墙上。

十年前那个从蒙蒙雨丝到暴雨倾盆的夜晚，中英街出奇地安静。当然，平常的这个时候，小街也是安静的。白日的喧嚣，随时游客的离去和最后一抹晚霞的消失，像轻尘一般沉落。

平素这里就是边防禁区，两边的人进入这个区域都需要特殊证件。港方叫“禁区纸”，深圳一方叫“边防证”。在“回归”这个特殊的日子，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根据上级指示，对中英街实行“封关”，就是宵禁。尤其是晚上8时之后，桥头关口不出不进。

我和摄影记者杨波是6月30日黄昏时分进入中英街的。先是在镇外简单吃点东西，就急忙进关做采访准备，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两侧店铺的门都紧紧闭着。无言的界碑，此时不知是否将雨水当成了泪水。血浓于水，冰冷的石头被割不断的情感浸润百年，也变成了有温度，有知觉，有生命的东西。那棵根在深圳，枝叶伸向香港天空的古树也默默无声，只有它的身躯可以自由跨过这条街，两旁的人共享着它的阴凉。

我们先到了刘马央老人家里，这位70多岁的长者是中英街的历史见证人，儿子刘伟强是中英街居委会主任。刘伟强告诉记者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这里的乡亲从来不承认“中英街”这个街名，认为这是耻辱的名字，他们称之为“中兴街”。刘伟强看记者将信将疑，指着屋前的门牌说，不信你看。

刘马央老人一家吃了一顿特别的团圆饭。老人说，这餐饭可比过年重要啊！是啊，一个小镇上的乡亲，被一条街隔断，一隔就是99年。何马生老人住新界粉岭，这一天戴着几枚胸章来看老友。他是东江纵队老战士，说是打走了“日本仔”（当地人对日本侵略者的称谓），打走了老蒋，现在，终于让英国人把殖民者的十字架背回老家的坟墓中去了。

我还见到了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惟一的工作人员黄巧媚——一位将青春和智慧献给了这条小街的西双版纳姑娘。小黄是我的老朋友，对中英街的历史倒背如流，这里的乡亲接受了她，视其为中英街的孩子。

街上寂静无声，只有哨兵在哨位上伫立着，像个雕塑。这个哨兵隶属于六支队十三中队。这是一支“南京路上好八连”式的优秀连队，他们常年驻守中英街，以拒腐蚀、永不沾英名远扬。那是中队史上最荣耀的一年，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沙头角模范中队”光荣称号，我也是随行进京采访记者之一。又逢香港回归盛事，这一任官兵颇为自豪。但尽管如此，那一夜我们和哨位上熟悉的哨兵还是发生了小小的“冲突”。

大概是晚上10点多钟,我对杨波说，12点一到，港方警察要换帽徽，这个镜头一定要抢到。他跑到哨卡那里熟悉位置，顺手闪了一张。不料，哨兵立即前来制止，还表示要没收相机。我们解释，我们是有特别采访证的，必须拍照。哨兵却执意要将我们带到临时指挥所去见首长。

中英街平时就有禁止拍照的明文规定，回归之夜不比平常，哨兵接到的命令是不许任何人拍照。我很理解这个小哨兵，可能是他的上级对于记者拍照没有特别指示。我没有责怪他，随他来到临时指挥所。当时这里奉命执勤的最高首长是一位副支队长，他表示也没有接到记者可以拍照的指示。我们出示了采访证，但他说，证件上只是写可以进入中英街，没有写可以拍照，他要请示上级.

请示电话打完了，这位支队领导和我们握了手，说今晚军令很严，万无一失，请理解。小战士又随着我们进入了中英街，他笑了笑，我们也笑了笑。我们向举行镇内居民迎接回归大会的广场走去。

7月1日的黎明终于来临，雨后的天空透着新鲜的湿润。记者跑到街上，见到奇特的一幕：深圳一方的店铺全部敞开大门，门前飘着一面面五星红旗；而香港一边的店铺还是房门紧闭。一面红星红旗，不远处还有一面紫荆花旗，在风中飘荡。街上依然寂寥无声，一条可爱的小狗悠然出现在记者的镜头中。许多人仍在熟睡中，这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也是一个甜梦酣畅的夜晚。

中英街，长不过百余米，宽不过几米。街两旁的店铺是岭南常见的那种与民居无异的陈旧的样式。然而，它的沧桑故事，却远远不是这条看似普通的街道上的路石所能承载的。作为一个跨越了这个年代的记者，他的职业生涯注定留存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当它在千百年后，变成史书中的一个章节，一段记载翔实的文字，但在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真切场景已经无法再现。

采访镇内居民迎接回归的记者，由省公安边防总队颁发当日有效的特别采访证件。我一直有收藏采访证的习惯，因为那是一次次采访经历的珍贵回忆。在我保存的采访证中，回归之夜的采访证是最“土气”的。一张白纸上打印几个黑字，盖上公章，过胶，带一个绳子。然而，这是我特别珍爱的一个证件。

    从那天起，我对中英街有着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掺杂着两种不同的滋味：作为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这条小街永远是一本教科书；其二，小街至今已经数十年成为假货逍遥的天堂，依然是心里说不出的刺痛。

     寻访“中英界碑”

2000/02/21

     ■本报记者刘深 周维民 李晶川 通讯员吴中华 薛云麾／文 本报记者赵青 陈远忠／图
     “中英界碑”的由来
     1898年6月9日，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该“专条”的粘附地图中规定的两地边界线为沙头角至深圳湾最短距离的直线。本来此条约于同年7月1日生效，但新界被英国正式占领则是1899年4月中旬，英国人之所以迟迟没有占领新界，原因之一就是北部边界不清。为此，英政府派香港布政司洛克对边界进行过实地调查。
     1899年3月11日,中英双方分别任命新界北部定界委员，中方委员是广东补用道王存善，英方委员为洛克，港督卜力有时也参加谈判。谈判中，英方诡辩说原来确定作为边界线的那条直线是“人为的，简单的直”，提议改以自然界线，这实际上是扩大了原来的英属范围。在中方的让步下，双方又达成新的协议。3月6日，王存善与洛克依照协议的界线，沿线立木桩。1899年3月19日，王存善与洛克在香港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其中对竖立界桩的位置做了明确说明：“北界始于大鹏湾，英国东经线１１４度３０分，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墟）之西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沿河底之线直至迳口村大道，又立一木桩于该河与大道接壤处，经过山峡约较海平线高五百尺为沙头角、深圳村分界之线，此处复立一木桩……”1899年3月6日双方代表共立了20个木质界桩，后又改为石质界碑。英国代表的随从人员拍摄了当时勘界的现场照片。
     由于中英街上的界碑曾被日军推倒，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港督葛洪量于1947年赴南京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商讨在中英街重新勘界，当年，双方代表在中英街上进行了第二次勘界，根据这次勘界的结果，中英街上的界碑于1948年重新竖起，但其它竖立在中英街之外的界碑则一直没有动过，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所在的位置已经不为人知。

这是一次很有实际意义的文物考察活动。保护好界碑，可以让人们永远记住历史的耻辱。本报谨向支持此次采访的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和香港边境联络官致以诚挚的谢意。
                                    寻访“中英界碑”
    题记：去过中英街的人都知道，街上竖立的７块界碑，把这条小街人为地分成了两半。“中英界碑”是１００多年前英政府割占新界的历史见证，目前已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随着香港回归祖国，“中英界碑”已经不再是国耻的象征，但它至今仍然是深港两地的分界标志。那么， 除了这７块界碑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界碑呢？如果有，它们现在何处？为了寻找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让子孙后代记住发生在１００多年前的那一段屈辱的历史，本报与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广东公安边防第六支队经过两个多月的策划和准备，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报请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批准并知会香港边境联络官，终于使这次采访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１８９９年，中英双方代表对香港新界北部边界进行了现场勘查，他们从当初的沙头角河入海口出发，沿着河床（如今的中英街）直至登上梧桐山。１００多年过去了，历史的长河已经从１９世纪流到了２１世纪，在这期间，再没有人重新走过这条勘界的路线。昨天上午９时４０分，天上飘着蒙蒙细雨。由本报记者、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以及广东公安边防第六支队官兵共１３人组成的寻访队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门前举行了简短的出发仪式。对“中英界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考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令人兴奋又意义非凡的工作。于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我们的寻访活动就从考察中英街上的界碑开始。
     距离我们的出发地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沙头角河（深圳河支流）的入海处，“中英界碑”的１号碑就在河东岸边一棵倾斜的大树下。１号碑朝香港的一面刻有英文“ＡＮＧＬ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１８９８ ＮＯ．１”字样，朝深圳的一面刻有“光绪二十四年 中英地界 第一号”。两面的中英文字均由上至下分成３行排列。从这里向东１０１米处的街上竖立着２号碑。这块碑略微向北倾斜，暴露高度比１号碑矮些，基本呈正方形。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先生介绍，１９３８年日寇占领深圳后，曾在中英街上拉起铁丝网，将街上的界碑封在里边。１９４１年香港沦陷后，日军以妨碍交通为名，将３号碑至７号碑扔掉了，这５块界碑直至１９４８年才重新竖起。所以，中英街上只有１号碑和２号碑是真正的“原装货”，而且连位置都没有移动过。中英街博物馆的考古专家陈逢新先生说，３号碑至７号碑所用的石材与１号、２号碑不同，很可能不是原立碑，而且，这５块碑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可能与原立时有所不同。
     我们考察队的旗帜在中英街上飘扬，引来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３号碑位于中英街上深圳方与香港方唯一的一个路口旁。与我们看到的所有界碑不同的是，这块碑的顶部正中镶嵌有一个黄铜圆钉。由于地处交通要道，这块碑的下部被过往的板车碰撞，留下了一圈磨痕。４号碑正处在中英街上那棵著名的大榕树下。这棵大榕树根深叶茂，根在深圳一方，绿荫则遮盖着香港一方，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棵树成了香港与祖国内地同根共生，血脉相通的象征。距４号碑４２．７８米和７２．８４米处，分别立着５号碑和６号碑，再向东９０多米远，就是位于桥头入口处中英街街口的７号碑。７号碑是中英街上所有界碑中地面暴露高度最低的一块，只有３０多厘米高，从沙头角桥头进入中英街的人最先看到的界碑就是７号碑。因此，它往往被误认为是中英街上的第一块界碑，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地势较高，所以它的大部分被埋入土中，又有点歪斜，实际上是中英街最难看的一块碑。
     过去一提起中英街，我们常常听到的介绍说，这是一条长不过２５０米，宽不过３至４米的小街，但中英街到底有多长、多宽，谁也没有实地测量过，只是估算。在实地考察这些界碑的同时，我们对中英街的实际长度和宽度进行了精确测量，从１号碑至７号碑的距离是４２９．１１米，该街的最宽处为６．３米，最窄处仅为２．５米，有很长一段路的宽度也就是３米多。考察完中英街上的７块界碑，我们的目光立即投向了梧桐山方向，投向那条从深圳湾流过来的小河，这就是深港两地的界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黄巧媚告诉我们，原来听当地人讲，第８号界碑原来就在桥下的河水中，后来被冲走了。几年前，在河边施工的工人又找到了那块碑。我们站在中英街入口处的桥上，看到桥下的沙头角河正汨汨流淌，不远处的河中央果然露出一块石碑，距７号碑的直线距离大约为５０米左右，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那一定就是第８号界碑。

寻访“中英界碑”特别行动②
                     真碑假碑重见天日朝南朝北现场释疑
                       崇山峻岭间发现第十一号界碑

2000/02/22

 ■本报记者刘深 周维民 李晶川 通讯员吴中华 薛云麾／文本报记者赵青 陈远忠／图



     ８号界碑的发现过程颇具戏剧性。
     在蒙蒙细雨中，考察队来到了中英街桥头。被大家认定的那块“８号界碑”就立于沙头角桥头河道东侧的中心位置，水面以上高约５０厘米，颇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当地群众告诉我们，由于年代久远，８号界碑曾被沙头角河的泥沙掩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人还绘声绘色地说８号界碑被大水冲到沙头角海里去了。于是，人们就专门按界碑的样式做了一块石碑立在河边，让它顶替８号界碑。１９９８年疏浚河道时，施工人员发现了被深埋在沙土下的８号界碑。工程结束后，人们就又将它立在河道中间，同时将原来的那个“赝品”丢弃在北侧的河滩上。
     ８号界碑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引起了考察队员们的浓厚兴趣。在随行的六支队十三中队官兵的帮助下，我们很快用捡来的废木板、梯子、铁皮等搭建了一座临时“浮桥”。记者小心翼翼地踩着这座摇摇晃晃的“浮桥”走到河中间准备看个究竟。咦？这个８号碑对着深圳方向的一侧怎么刻的是英文呢？莫非是施工人员在安放界碑时颠倒了方向？记者又爬上界碑低头看港方的一侧，谁知碑的这一面却是光溜溜的，一个字都没有。回头再仔细看北侧的英文，只见上面刻着“ＡＮＢＬＯ ＣＨＭＥＳＥ ＢＯＵＷＢＡＢＹ”的字样。这些英文碑文有多处拼写错误，而且还没有编号和年号，显然，这是英文水平很差的人按照其它的界碑碑文照猫画虎刻上去的，而且还没刻中文的一面。原来这是块假界碑！大家心里顿时都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真正的８号界碑在哪里呢？
     大家一时感到无所适从，望着河水和桥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发呆。这时，有人突然发现北侧河滩的沙土中，侧卧着一块与界碑类似的石头，但只有顶端的一个角露出地面。这大概就是当年被丢弃的那块“假碑”，怎么会有两块假界碑呢？我们决定把这块碑挖出来看看，好歹它也曾经发挥过界碑的作用。两名战士马上找来铁锹挖了起来。石碑渐渐地露了出来，上面的一个角已经被削掉了一块，从缺损的痕迹看，这个角被毁坏的时间并不长。碑身渐渐从土里露了出来，上面隐约可见一些文字。战士用铁锹盛些河水来清洗，碑上赫然露出“光绪二十四年 中英地界 第八号”的字迹。再看碑的南侧，上面的英文碑文和我们见到的前七块界碑完全相同。这个所谓的“赝品”才是真正的八号界碑，它差点和我们失之交臂！
     让我们记住这两个挖出８号界碑的普通战士的名字：陈晓东，２０岁，山东平度人；吴伟，２０岁，广东湛江人。两名战士同在１９９７年入伍，都在六支队十三中队驻守中英街的一排当兵，都是出类拔萃的好战士。据六支队司令部边境科的吴参谋介绍，小陈就要当班长了，而吴伟则是中英街上响当当的“查假能手”。正是这两名战士让真正的８号界碑重见天日。我们的考察路线正处在十三中队的防区，没有这个中队官兵的配合，我们肯定是寸步难行。十三中队就是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名为“沙头角模范中队”的那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他们驻守中英街３０多年来，纪律严明、一尘不染，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以及十三中队和本报保持着长期的友谊，这次听说我们要考察“中英界碑”，专门派出这两名优秀的战士随行。
     离开８号界碑，考察队继续沿边防巡逻线一路西行。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经在十三中队营区后面发现过一块界碑。但这一路可真不好走。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便顺着紧挨着边防隔离网的小路上往前走。没走出多远，便走到了芦苇丛生的河堤上。前面没有路了，大伙就爬上一根离河面两三米高、直径约１米多的钢管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钻隧道、下河堤，好不容易才到达营区。刚进营区大门，雨骤然大了起来。正在营区巡视的黄家武中队长马上叫战士给我们送来雨衣。听说我们要找界碑，一位名叫朱廷富的炊事班长自告奋勇给我们带路。在他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营区养殖场后面的一片密林中。透过密密匝匝的树枝和野藤的缝隙看去，果然有一块石碑立在紧挨着边界铁丝网的地方。战士们和考察队员一起动手砍开野藤、舀来清水洗净碑面，证实了这正是第９号界碑。此时时针指向上午１１时１９分。
     １１时３０分，考察队在径口村西南方向的沙头角河北岸找到了第１０号界碑。这块界碑紧邻老罗沙公路，和史料中所记载的“沿河底之线直至迳口村（现径口村）立一木桩于该河与大道接壤处）”完全相同。这块界碑旁边有一条羊肠小道，据了解，这是一条５０年代的边防巡逻路线。由于长年不见阳光，１０号界碑四面都已长满青苔，变成了一座绿色的界碑。它宛若一位饱经风霜的世纪老人，默默地伫立在青山绿水之间，注视着人间的沧海桑田。
     告别１０号界碑，考察队又开始了新的寻访。根据史料记载，第１１号界碑“经过山峡约较海平线高五百尺为沙头角、深圳村分界之线”，据此推理应在梧桐山上。走在细雨中的盘山公路上，只见山谷中薄雾如纱，山脚下深港两地的建筑物彷佛立于瑶台仙阁中一样若隐若现。联想到１００多年来的沧桑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１１时５０分，考察队来到伯公坳边防哨所。在这座哨所的西侧，我们找到了第１１号界碑。这是我们见到的界碑中海拔最高的一块界碑。经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张元强工程师用指南针测量，这块界碑刻着汉字的一面朝向东偏南５度，有英文的一面的方位是西偏北５度。张工分析说，按常理界碑的汉字一面应该朝向中方，也就是说应该朝北。而这块界碑的朝向则偏转了９０度，应该是后来被移动过。
     连续的发现令我们兴奋不已。再往前就是幽深的梧桐山谷了，１２号界碑很可能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寻访“中英界碑”特别行动③
     ■本报记者刘深 周维民 李晶川 通讯员吴中华 薛云麾／文 本报记者赵青 陈远忠／图
     披荆斩棘：我们穿越原始丛林
     在沙头角草草吃过午饭，考察队于下午１时再次来到伯公坳哨所。雨已经停了，山谷里弥漫着淡淡的薄雾。大家都很累，有人利用短短十几分钟的车程赶紧打个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下午我们将进入梧桐山的谷底，艰苦的行程还难以想像。
     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伯公坳下面的山谷，就连边防部队官兵也很少走过。六支队的吴参谋事先提醒过我们，山谷里有蛇和巨蟒，还有野猪、豪猪之类的野兽，说得大家都心惊胆战。此前，市医药公司特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蛇伤药以备不测，临下山之前，我们把蛇药的说明仔细看了一遍。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带上了砍刀、钳子和刀锯。一个摄影记者穿上了一双长筒靴，还在腰上别上了一把红色的小斧头，一个文字记者则带来了一把锋利的多用瑞士军刀。每人都发了一副手套和一件雨衣，带上一瓶矿泉水，又把行装仔细检查了一遍。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都是野外求生必备的东西，假如没有刀子，我们会寸步难行，而没有雨衣和手套，我们一定是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了。
     踩着乱石枯草，沿着一条大约５０度的陡坡，我们排着一路纵队慢慢地向谷底前进。没走几步，队伍就停了下来，原来前面已经没有路了，走在前面的边防战士和考察队员正在砍树开路。记者正在着急，不经意间低头往下一看，哇！只见脚边密密麻麻全是金黄色的大蚂蚁！有些蚂蚁都已经爬到了腿上。我们急忙后退，并将这些蚂蚁从身上拍落。还好，前面挡路的树枝、野藤很快就被砍开，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大约１５分钟后，考察队来到了谷底的河道上。说是河道，其实就是山谷中的水沟，它的上游是深圳河，下游是深圳河的分支——沙头角河，两头都连着大海，因为还没到雨季，此时这里只有涓涓细流。我们的眼前几乎全是不知名的树木和高过人头的野草，然而，最讨厌的还是那些纠缠不休的藤萝和蔓枝，就像一张张网罩住了我们。抬头向上望去，深港两地的边界巡逻公路和哨所竟也都被雨雾和树林遮得没了踪影。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大家商量了一下，虽说界碑立在河道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先沿着河道往前找，同时注意观察两侧的山坡。
     狭窄的河道上遍布巨石和被山洪冲下来的树干，两边树上的野藤也愈发多了起来，给考察队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使用刀斧。不断有人被树枝和藤条绊倒，不断有人被锯片一样的树叶划破手臂，一个记者的雨衣袖子也被划得七零八落。渐渐地感到有些口渴，一个记者想喝水的时候才发现，带来的那瓶矿泉水早就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有人说河沟里的水很清，一定是最纯净的水，但又有人说，因为山上有很多腐烂的树叶，所以这水看上去很清，但不能喝，除非是石缝里流出的水才干净。大家觉得说的都有道理，结果是谁也没喝沟里的水。
     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和传呼机此时都已接收不到任何信号，大家都不敢走得太分散。更糟糕的是，山坡上大树、灌木、荒草、野藤密密层层，很多地方根本不见天日，再加上山洪冲刷，泥沙俱下，树丛密覆，界碑被掩埋和遮盖的可能性极大，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找到界碑？迫不得已之下，考察队决定兵分两路，离开河道呈扇形在两边的山坡上搜索前进。上了山坡我们才真正领教了原始森林的厉害。先是开路的战士惊呼一声：“有蛇！”记者的心不禁猛地往上一提。那是一条通体漆黑的小蛇，盘踞在大树下的一块石头上。蛇此时大约也受了惊，飞快地溜到草丛深处去了。开路的战士一边往前走还一边安慰我们：“别怕，有我们在呢。这么小的蛇算什么，我们在这一带见过的蟒蛇都不知有多少了。”他不说还好，这么一说，我们的脊梁骨又多冒了一股凉气。幸亏我们运气好，后来总算没再遇到蛇。一个考察队员在河道的南侧一度同大家走散，在穿过一片灌木丛时，又撞见一条两米多长的花蛇蜕下来的皮，让小伙子的心扑腾了好半天。他大声呼喊，没听到任何回声，喊了很久，才听到同伴寻找他的声音。我们发现，山谷里虽然很静，但树丛太密集了，以致于喊声传不了多远。
     在河道上行走的一路也是提心吊胆，因为随处可见野猪、穿山甲刨拱树根留下的痕迹。那是一个个浅浅的土坑，里面可以看见野兽的嘴和爪留下的痕迹，有一些树根裸露在外面。一个记者想起在一本《英国皇家特种部队权威教程——生存手册》里看到，处于育种期的雄野猪和正在保护幼崽的野猪，不需要什么刺激就会对人发动攻击，它的獠牙很可能会咬伤人的股动脉。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这里的野猪还从来没见过人，我们也从来没见过丛林中的野猪，如果真的狭路相逢，那情景真难以想像。
     考察队员大都没有原始丛林中的生存经验，走了不久，大家开始时的那种新奇感就被莫名的恐惧感取代了。才下午３点多钟，山谷里的天色就已经很昏暗了，那些带刺的树枝一直在眼前晃动，混在一起的雨水和汗水已经模糊了眼睛。我们经常陷入密不透风的树丛，那时，我们一边互相呼喊着，一边用力拨开眼前的树枝和茅草，这时我们哪里是在找界碑，简直就是在找路，在逃生。值得一提的是，中英街博物馆的孙霄馆长具有丰富的文物考察经验，对一草一木的观察非常敏锐，张元强工程师的野外生存经验在考察队中算是最丰富的，也最能吃苦，他背着一个工具包，里面有刀子、锯子、钳子、罗盘和水，遇到寸步难行的时候，都是他披荆斩棘，一马当先。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黄巧媚。这个来自西双版纳的女孩是考察队里唯一的一名女性，开始大家还担心她会成为考察队的累赘，但在整个行程中，在那片荆棘丛生，危险密布的地方，她几乎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还说说笑笑，不时唱上几句山歌，让男子汉们都感到汗颜。
     虽说山谷里的环境十分恶劣，但大家的情绪都还很乐观。一个战士发现了一棵奇异的树，树干呈暗红色，靠近根部的形状像一个美丽的裸体少女，这个战士感叹地说，这个树干如果做成根雕，一定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很奇特的野果，绿色，像野无花果，它不是长在枝叶上，而是直接长在树干上。这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太缺乏植物知识了。 此时，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迫切地希望尽快发现第１２号界碑。因此，哪怕是无意中踩到一块被埋在厚厚的腐叶底下的石头，大家也都要上前用木棍挑开，仔细地端详好半天。然而，一次次的希望最后都变成了泡影。
     艰难地寻找了很久，一道被山洪冲出来的深沟横亘在我们面前。无奈，我们只好决定停止在沟底前进，爬上北边的山坡。上山的路更为艰难，因为那根本就无路可走。每向上攀一步都要先劈砍树枝、藤萝和蔓草，然后抓着树枝和藤枝，踩着裸露出来的石头向上爬。我们爬了很高，突然被一块巨石挡住了去路，原路退下来就等于前功尽弃，但不退又毫无办法，只好改道找山洪冲出的水沟。沿着水沟向上攀也很艰难，但毕竟没有天险阻碍，有时上面的人不慎一脚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下面的人就要赶紧躲闪。爬上北面山坡的直线距离也就是几十米高，但我们每攀登一步都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终于爬到了一个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六支队的吴参谋仔细察看了一下地形，告诉我们，这一定是五六十年代边防战士走的老巡逻路，我们也发现确实有路的形状，但年代久远，这条当时的路早已因为树丛茂盛和山石倾泻而变了模样。
     在梧桐山谷底穿行，我们都是第一次尝到了在野外求生的滋味。这里是真正的原始丛林，从来没人对这里进行过实地考察，虽然我们在谷底和山坡上没有找到一块界碑，但我们的收获已经远远超出了寻访界碑本身。所幸的是，除了极度疲惫和精神高度紧张之外，我们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险，但一爬到北面山坡的公路上，我们都瘫倒在地。黄昏时分，当我们踏上归途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累得无精打采，出发时还不时唱几句山歌的小黄姑娘也默不作声了。此刻，每个考察队员的心里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遗憾，１２号界碑，你到底在哪里？

寻访“中英界碑”特别行动④
                         十二号界碑，一个神秘的传说？

                                               2000/02/24

     ■本报记者刘深 周维民 李晶川 徐再杰 通讯员吴中华 薛云麾／文

本报记者赵青 陈远忠／图
     为了尽快找到第１２号碑，我们在挫折中不断总结着经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战术，以提高找寻的效率。于是，我们兵分几路，一方面对有关历史资料进行考证、查对，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可能知晓第１２号碑情况的人。此时此刻，以我们迫切的心情，任何丝毫有关此碑的信息，都能唤起我们的一阵兴奋。
     我们翻阅了大量１９世纪末期中英双方有关香港问题的史料，终于在《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中找到这样的记载：“……下至山峡右边道左有一水路达至迳肚村，在山峡之麓此道跨一水线，较前略大，水由梧桐山流出，约距百码，复跨该水路，右经迳肚村，抵深圳河，约距迳肚村一英里之四分一，……复立木桩于此道”，经我们考证，文中所说的“迳肚村”就是现在的径肚村，《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规定深圳河为当时两地的自然分界 ，据此判断，径肚村这块碑很可能就是“中英界碑”的终点。考察队的一位成员曾听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政委苏少军说起，在他担任六支队政委期间，曾在小隧道口见到一块界碑。径肚村的位置正处在小隧道口，苏政委提供的情况与史料中的记载不谋而合。
     午饭后，我们来到了罗沙公路以南寻找径肚村。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块菜地，地里萝卜、菜心等青菜长势正好。小心翼翼地踏过田埂，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走进了一个雅丹地貌般的世界。造型各异的石头，鱼鳞状的土块和细细的河沙表明这里的地表曾经历过太多的演变。天空中依然下着毛毛细雨，当我们走进长岭村居委会办公室时，孙玉梅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径肚村的村民大多移民它处，唯独剩下一户人家也并到了长岭村。也就是说，径肚村已不复存在。看到我们一脸的失望，孙主任主动提出带我们去见本村的一位８３岁高龄的叶大苟老人，或许以他土生土长的经历，能为找寻界碑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长岭村８８号，是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客家民宅，周围耸立着的一栋栋新建楼房，更烘托出这斜顶瓦屋的沧桑。在孙主任的一阵拍打之后，大木门“轰隆隆”一声终于打开了。当我们随开门的妇人进到屋内时，看到在大堂中央一张床上，一位白发老人正用颤抖的双手穿衣戴帽。显然，老人是在午睡中被吵醒的。随后的对话一律是客家方言。幸好考察队中有一个客家人可以作翻译，而其他人只得从他们交谈时的脸色来判断是否有好消息。然而，不到１０分钟，交谈便结束了，我们的客家伙伴神情木然地摇了摇头。足足有１分钟的时间，现场一片哑然。
     为了找到有关第１２号界碑的蛛丝马迹，我们决定再次寻访了解当地情况的知情人。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副参谋长石家明原来曾是十三中队的中队长，他告诉我们，还是在他当战士的时候，曾听说在伯公坳不远处一个旧碉堡下面有一个界碑，我们计算了一下距离，那很可能就是第１２号界碑所在的位置。
     考察队一行１４人兵分两路，分别从伯公坳和五亩地哨口再次向山谷密林深处挺进。依然是前几次那样的摸爬滚打，依然是满身泥浆满手伤痕。１４双眼睛在密密的芦苇丛，在阴暗的灌木林，在清冽的小溪中苦苦地寻觅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第１２号界碑依然没有出现。一位同伴为了给大家打气，声称将自己出资摆下丰盛宴席宴请发现１２号界碑的人。记者也恨不得在无数次的踉跄中突然一跤跌在石头上，而那块石头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１２号界碑。
     中途休息，是在静静流淌的小溪边，山谷中还有好听的鸟叫声，但我们无心欣赏；中午吃饭，饭菜竟然剩了大半，几乎都没有食欲。１２号界碑啊，你到底藏在哪里？！与此同时，盐田区农林水务局局长高伯慰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当地的两位老护林员戴容寿和曾华新对这一带的情况十分了解。我们找到戴容寿，得到的回答是，他曾听说这里有一块界碑，但他没见过。他又建议我们找径口村的老村长刘德才问问。
     操一口客家话的刘德才老村长已经７８岁高龄，老人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他说，几年前，伯公坳哨所下面的山谷中有一条石头砌成的山路，这条路当时是通往深圳唯一的路，顺着这条路，便会发现一座叫猪径坑的小桥，小桥边就有一块界碑，许多老人都见到过。听到老人见过一块界碑，我们都兴奋得跳了起来，好像１２号界碑就在眼前，我们恨不得立即飞到那座小桥边。老人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件往事：６０年代初期，当时的港英当局不经我方同意就派人到我方的猪径坑桥来拍界碑的照片，我方坚决不同意，当时双方都动用了机关枪对峙，结果港英当局的目的终究没有得逞。
     如果这块界碑还在，那么它十有八九就是第１２号界碑！为了更准确地知道方位，我们小心翼翼地向老人提出要求：到伯公坳为我们指路。没想到，老人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刘德才老人９０年代初从村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老人的身板很好，走路也很稳。他略带炫耀地告诉我们，前两年，他还能爬上梧桐山采草药、割蜂蜜。但我们还是不放心，两个战士寸步不离地陪着老人。毕竟，山里无路可走。
     前面一大片芦苇把路拦得死死的，博物馆的张工和战士小陈充当了开路先锋。他们把雨衣裹紧的身子横着跃起，然后砸向芦苇丛。果然有效率，我们踩着他们压倒的芦苇向目的地突进，有几次我们都是一脚踏空，整个身子掉进被芦苇覆盖的坑里。锐利的芦苇叶把小陈的脚割破，血顿时把他的白袜染红。大家让他歇息，他说了一声“没事儿”就继续开路，我们也继续在汗水和鲜血洒过的小路中前进。刘德才老人坚持要为我们带路，但路滑林密，老人的身体根本吃不消，所以，他几乎是被我们轮流抬着走的。
     终于，刘德才老人和我们站在了干涸的河道上。老人用手指着前面几十米远的灌木丛说，界碑就在那附近。天又下起了雨，老人却执意不肯穿我们脱下的雨衣。 又一轮搜索开始了。几经穿梭，我们发现了老人说过的那条小路。小路其实已不是路，盘根错节的灌木、一人多高的野草和山上滚落的巨石使小路面目全非，只有旁边堆砌的路基能证明这就是老人所说的小路。可接下来，我们又失望了。先是沿着路，一字排开，纵向找，没有；然后沿着小路，横向找，还是没有。我们没有发现小桥，也没有找到令我们“恨”得“咬牙切齿”的界碑，甚至和界碑形状颜色相像的石头。然而，老人清晰的思维和坚定的口吻告诉我们，这里当年确实有过一块界碑，是被土埋起来了，还是被人搬走了呢？难道第１２号界碑仅仅是一个神秘的传说？
     据史料记载，１８９９年中英双方代表勘界时曾钉立了２０个木桩，这样就很可能有２０块石质界碑。 从伯公坳到径肚村不过２公里多，我们在这一带的山谷中找了几遍，并判断第１２号界碑到第２０号界碑就在这一段距离中。由于这一带多次修建公路，再加上山洪和泥石流，地形地貌有过很大的改变，界碑被掩埋的可能性极大。考察队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结束第一阶段的考察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开始第二阶段的寻访。从中英街上的第一号界碑到伯公坳上的第１１号界碑，我们已经寻访到大多数基本完好的“中英界碑”，但目前除了中英街上的界碑之外，其它界碑的保护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表示，他们会立即向上级文物管理部门汇报有关情况，使新发现的这些界碑尽快纳入重点保护文物之列。同时，文物管理部门呼吁知情者提供尚未发现的“中英界碑”的线索，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重见天日。

寻访“中英界碑”获重大成果
有知情者望继续提供线索

2000/02/25

     ■本报记者刘深
     本报讯为了配合我市２０００年文物普查工作，在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与大力协助下，由深圳晚报社、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和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联合进行的寻访“中英界碑”第一阶段考察活动，按照预定计划暂告一段落。在此次考察活动中，队员们在考察了中英街上原有界碑的基础上，又在梧桐山脉发现了４块界碑，取得重大成果。
     这次考察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周密策划和准备，第一阶段从２月２１日开始，历时４天。联合考察队先对中英街上的７块界碑进行了重新勘测和考证，然后，沿着历史记载的“中英边界”路线，寻找其它界碑的踪迹。考察队分别在沙头角桥头河中、径口村、伯公坳等地发现了第八号、第九号、第十号和第十一号界碑，此外还发现了一块几可乱真的假界碑。
     此次考察活动取得的重大成果还包括，结合有关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初步认定了当年所立界碑的范围、路线以及终点，为以后的考察寻访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通过考察可以基本确认，尚未发现的“中英界碑”很可能还有９块，所处位置应该在伯公坳至径肚村约２．６公里的水沟北侧山坡上。考察队在这一段的原始丛林中连日搜索，未有任何发现。考察队认为，由于这一段多次修建公路，再加上山洪冲刷、泥沙倾泻，地形地貌有了很大改变，这些界碑被土石和植物覆盖的可能性极大，也不排除被人为毁坏和搬离的可能，考察队呼吁知情人提供有关界碑的任何线索。
     目前中英街上的７块界碑闻名中外，是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此次寻访“中英界碑”，是继１８９９年中英双方代表勘界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粤港边境考察活动。有关专家表示，“中英界碑”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英关系史以及边境文化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物价值。“中英界碑”的特色还在于，它不仅仅是历史文物，香港回归之后，它作为粤港边境的分界标志，至今仍然发挥着界碑的作用。此次考察活动经本报连续报道之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史学、文物、考古界以及深港两地的密切关注，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以及香港边境联络官的支持和协助，本报在此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这次考察活动的部门和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