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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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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大由之:我的座右铭
 
   小时候练习毛笔字,我发现每一支笔上都刻有“小大由之”四个字。
   当时买的都是几分钱一支的十分廉价的笔,所以不知写秃了多少支,但 “小大由之”的含义却一直是我百思不解的疑惑。
   时过境迁,写毛笔字的时代过去了,关于这四个字的谜团也渐渐在记忆中淡去。
   直到工作之后许多年,有一天我忽然从梦中惊醒,脑海里便浮现出这四个字来。
   我恍然大悟,它的本意应该是:大楷和小楷都可以随意地写。
   对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成长的岁月里,历经“文革”、插队、上大学、工作、读研究生,直至成为一名记者。我虽然长久地遗忘了“小大由之”在童年带给我的冥思苦想,但我的人生哲学却始终是按照它的道理所指引。
   每当遇到各种名利纷争与角斗时,我都是漠然置之。最终的结果总是很快便脱离了一个个充满勾心斗角的小圈子,上升到更高的精神空间。
   每当回首早已告别的旧日,我发现那些争斗依然在毫无结果地延续着……
   正应了一句著名的古代寓言:“五十步笑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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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2-08-21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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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刘深,辽宁沈阳人。导演/编剧/历史文化学者/作家/独立音乐制作人/前媒体人。

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主要中文纪录片:

《25个字》(25 WORDS)获第45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45th Worldfest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雷米奖(Remi Award )长片、纪录片单元铜奖。

《香港大沦陷》《寻找沙飞》《营救克尔》《种子》《牦牛的乳汁》《墨脱的孩子》《美国山》《师昌绪》

英语纪录片:"Scientist in Berit"(《戴贝雷帽的比尔》)

德语纪录片:"Basilia"(《蒲希莉》)

主要剧情短片:《南楼》《雪兔子》《山妹》《阿憨》等。

剧情长片:《生死兵将》(暂未公映)

    

主要专著:

《人民科学家钟扬》(人民出版社2018);

《师昌绪传》(与郝红全合作,人民出版社2018);

《寻找沙飞》(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逃出生天——美军“飞虎队”克尔中尉香港历险记》(与苏润菁合著,人民出版社2015);

《香港大沦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谁说深圳是小渔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

《葛庭燧传》(科学出版社2010);

《绝美之地 圣托里尼写真》(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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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分类: 个人采访


#学术讲座#主题:纪录片制作实战全程,主讲人:刘深,时间:11月16日下午14点至16点,地点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行健楼七楼713室多功能厅。主讲人刘深导演简介:刘深,男,资深媒体人、独立导演、作家、历史文化学者、独立音乐制作人。
1959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77年在辽宁省康平县插队;1982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深圳晚报副总编辑,现任职深圳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

纪录片:
《25个字》(25 Words)
获得第四十五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长片、纪录片单元铜奖,该片于2014年2月,荣幸入选香港红十字会首届人道电影之夜唯一开幕影片。

300分钟超长版史诗纪录片
《香港大沦陷》(Hong Kong:War and Peace)

90分钟历史战争纪录片
《营救克尔》(Take Me Home)

100分钟英语人物传记纪录片
《戴贝雷帽的比尔》(Scientist in a Beret)

100分钟历史战争纪录片
《寻找沙飞》(Fei Sha)

正在制作纪录片:
《佾舞》:
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传承采风

《茨朗的孩子》:
贵州毕节田坝镇茨朗村贫困少年十年跟踪田野调查

《美国山》(American Mountain):
二战一个美军援华情报官与他的父母两代人的中国情结

剧情片:
《南楼七士》《生死兵将》后期制作中

专著:
《逃出生天》(人民出版社,2015),获评第二届“深圳十大佳著”(非虚构文学类2014~2015)
香港二战历史专著《香港大沦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深圳历史文化专著《谁说深圳是小渔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2)
科学家夫妇传记《戈与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葛庭燧传》(科学出版社,2010),《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之一
旅游人文手记《绝美之地》(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

2016即将出版作品:
《寻找沙飞》(人民出版社)
《师昌绪传》(人民出版社),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之一
《香港大沦陷》(香港版)

制作音乐作品:
钢琴曲
《回忆》(休斯敦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电影音乐)

英文歌曲
《Take Me Home》(带我回家);
《Bill in Beret》(戴贝雷帽的比尔);

中英文歌曲
《Light of Love》(大爱光芒)

中文歌曲
《25个字》《快来吧,红十字》(休斯敦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插曲);
《重光》(史诗纪录片《香港大沦陷》片尾曲);
《没有人知道》(电影主题歌);
《深圳老歌谣》《沈阳老歌谣》(RAP单曲,制作中)
专辑
《一生中不可错过的圣托里尼》(钢琴曲三首,单曲八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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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1977

分类: 散文
1977年8月,我从家乡沈阳中学毕业,那一年刚好18岁。我曾经将自己命名为“末代知青”,下乡才几个月就遇到了高考制度的改革。而30年前那次高考的考生中相当大的比例来自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

恢复高考一宣布,父母就不停写信来,让我回城复习,还寄来了病休诊断书。但我不肯离开乡下,伪装生病回城复习功课是莫大的耻辱,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我是这个准则的最刻板的信奉者。父母见我不肯回城复习,于是寄来大量复习资料,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珍惜这次考试机会。于是,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开始复习功课。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那一天是我下乡以来惟一没有劳动的一天。考场设在公社的中学里,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教室里生了两个火炉,但依然感到很冷,浑身直打哆嗦,不知是紧张还是寒冷,写字的手总是不听使唤。

  记得有一道语文题是分析句子成分——“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心最红”,我写道,“雷锋”、“人民”、“心”,肯定是名词,“服务”是动词,“红”是形容词,其余两个字说不准了。就这样的语文水平,在当时的考生中算是不错的了,那一年我的语文成绩是七十几分。不曾设想,多年以后,我竟然能够成为一个以文字为谋生工具的记者,可见,高考是一道多么残酷的分水岭。

  那一年,我们青年点有四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就是我。一个上海,一个西安,一个沈阳,一个大连,然而,还有几十个同学继续留在那里接受“再教育”。临别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们4个都是男人。

  当我们劳动的果实在1978年的田野里收获的时候,我踏入了大学门槛。从贫瘠的沙土地到美丽的大学,这之间的距离其实不到500公里,但是人生的转折却是千里万里。30年的光阴不堪回首,18岁,是个值得纪念的年龄,1977,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我的命运曾在那时拐了一个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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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纪录片



2015年9月30日 南方都市报文创周刊版

 美国东部时间9月21日,纽约曼哈顿U C T文化中心,深圳独立纪录片导演、作家刘深三部纪录片和一部书的发布会在此举行。刘深是来自深圳的一 位媒体人,他曾在深圳的媒体供职20多年,50岁之后转战纪录片领域,从而一发不可收。此次历时一年多,将三部纪录片集中呈现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一个导演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独特视角与深度思考。他认为“纪录片导演都是孤独的寻梦者,都是为个人理想而战”,他一方面为国内纪录片的生态担忧,觉得“国内大部 分都是伪纪录片”,一方面也觉得中国的纪录片将迎来好的发展势头,“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等的热播,纪录片市场的井喷时代指日可待。”

    A

    “他们都成为反法西斯战士,只是武器不同”

    南都:纸媒出身,你是如何成为纪录片导演的?

    刘 深:我做纪录片开始于6年前,那年我正好是五十岁,起因是我写的一本科学家夫妇传记,其中有一个细节,是关于二战期间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为中断联系的交战国 平民家庭之间传递信件的故事,这种信件的传递极为曲折辗转,而且只能限制在英文25个单词、中文25个字之内。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故事即便是在国际红十字 系统内,也只有少数历史研究者才知道。

    这确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著名核物理学家何泽慧(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夫人)的家族 故事,让我鼓起勇气制作了第一部纪录片《25个字》,幸运的是,那部处女作在2012年获得了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铜奖,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后来, 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和兴趣激增,从而连续拍摄了多部历史人文纪录片。

    南都:此次发布的纪录片有三部,为何选择了这三个题材?

    刘 深:抗战历史纪录片《营救克尔》(T akeM eH om e),讲述的是71年前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营救美军飞虎队员克尔中尉的真实故事。在这个 传奇故事的背后,有很多细节鲜为人知,甚至被漫漫时光所湮灭,作品的价值正是挖掘那些尘封的史料,还原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真相。

    《寻 找沙飞》,是关于二战期间中国战场一个八路军战地记者的传记片,真实再现沙飞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克尔中尉因为是航空摄影师,因为会驾驶飞机,所以他后来成 为战斗机驾驶员兼飞行教官;沙飞学习过美术,在战前就已经成为非常出名的摄影师了。然而,他们都成为反法西斯战士,只是武器不同,克尔中尉驾驶战机,沙飞 则用照相机记录了战争。

    《戴贝雷帽的比尔》,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英语纪录片,比尔曾经是一个贫困农家的孩子,9岁就显示出非凡的算 术天赋。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这一年,比尔教授出生在美国加州。比尔是在战后长大的,他以自己的才智和奋斗,成为今天这样令人尊 敬的科学家,除了影片中所呈现的那些个人历程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沐浴着战后和平的阳光。比尔所从事、所热爱的科学事业,不是个人的 私利,而是人类生活的福祉,而和平,正是人类最大的福祉。

    B

    “到处都是纪录片的富矿,只是矿藏的品种不同”

    南都:重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刘 深: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尤其对于人文历史纪录片而言,导演不仅仅是一个影像工作者,首先要成为学者和专家。由于年代久远和其他因素,很多历史事件,尤其是 细节,说法纷纭,误差很大,又无法回避,必须去认真辨识真伪。纪录片本身就是记录历史,所以,你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就会制造虚假的历史。那样的话,你不仅 不能还原真相,还会背离真相。

    开拍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前提,是你必须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至少也要有丰富的知识,否则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我拍摄《营救克尔》,正是由于我长期研究二战香港沦陷历史,两年前出版过《香港大沦陷》一书。

    南都:你如何看东江纵队在深圳这片土地上所显现的历史意义?

    刘深: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沦陷之后唯一的武装抵抗者,也是二战中国战场唯一开展城市武装斗争的游击队,在今年的抗战胜利日,有几位东纵老兵作为华南游击队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大阅兵仪式。

    C

    “纪录片的独立性来自导演的独立性”

    南都:你如何看深圳纪录片创作的生态?

    刘深:纪录片导演都是孤独的寻梦者,都是为个人理想而战、纪录片在国内外都没有比较成功的盈利模式,说白了就是“亏本”。主要原因是纪录片无法进入院线,国内的纪录片观众群体还没有形成阶层,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距离很大。

    然而,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等热播,纪录片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纪录片市场的井喷时代指日可待。

    南都: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你觉得该如何去体现一部纪录片的独立性?

    刘 深:纪录片的独立性来自导演的独立性,我个人理解,主要是指价值观和历史观,就历史人文题材而言,光有“史实”还不行,还要有“史识”,就是说,同样的历 史事实,不同的价值观和立场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果你的思想是歪的,史实也必须为其服务。所以,纪录片往往因为导演的价值观、境界和格局的不同千差万别。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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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深圳的前世今生

2015年6月26日 口岸报 09版

刘深

西汉“王莽篡政”后,曾子后裔的大部分举家南迁,清朝迁界令废除之后,曾氏分支曾简辉兄弟二人迁徙到坪山定居,抗日名将曾生将军就是后代之一。简辉公之子、一代名商曾传周创建了大万世居的辉煌家业。

一座古堡式客家围龙屋

大万世居位于坪山新区坪山墟西南,为古堡式客家围龙屋建筑,占地1.5万平方米,是深圳地区较具规模保存完整的客家围楼之一,1984年被评为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大万世居所在的地势是东高西低,东有沙墩陂,水流汩汩;南面是岭背龙山;岭北有两个北向的村落;西面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正是开垦良田、勤劳致富的宝地。远处可见打鼓岭余脉,落日余晖,这一地形造成了大万世居的大门背东朝西的独特布局。

大万世居的造型有着浓厚的客家风格,九天十八井的格局。祠堂有三进,分上、中、下厅,还有二天井二厢廊。祠堂后面是一天街,前面是一正方形广场,可容数百 人围观舞狮、比武或筑台演戏,体现出客家大户人家的昔日生活。客家人每逢重大节日摆下的几十围大盆菜就在这里开台,重大的集会也在这里举行。

作为曾子后裔,大万世居的牌匾、对联也颇有讲究,“大和保合 万福攸同”是正大门的对联,将“大万”两字镶嵌其中。“大和保合”,取自《易经·乾卦·彖辞》:“保合太和,乃利贞”,保持谐和之意;“万福攸同”,出自 《诗经·小雅·采菽》:“乐只君子,万福攸同”,意为家族兴旺,幸福绵长。

颠沛流离的客家曾氏

曾子大名曾参,相传是血脉正宗的炎黄子孙,而曾参和父亲曾点都是万世师表、无冕之王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贤人”榜上有名。曾子后裔大部分举家南迁的悲壮之 举,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西汉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王莽篡政,宗圣曾子第十五派孙曾据,一向遵循宗圣“爱忠中君,驱邪匡正”遗训,坚决抵制王莽的大逆 不道,因为不事其官职而得罪当朝,率领两千余族人,为了维护圣人家族的崇高品节,不事乱臣贼子,宁肯放弃祖祖辈辈生存的故土,离开山东老家南迁。清乾隆时 期的客家围屋。

曾据一行人南下渡江,到江西庐陵吉阳乡(今江西南丰县)落脚,从而成为曾氏南迁始祖。明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宗圣曾子后代曾仲辉从山东武城老家迁 到江西吉阳,其后代几经迁徙,到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迁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为躲避地方动乱,又迁到广东兴宁、长乐(今广东省五华县)。

清朝时为了杜绝沿海居民对郑成功的接济,清政府下令禁海迁界,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都被强行赶走。迁界实行20多年,郑成功死了,他的孙子郑克爽投降了大 清。海患解除了,天下终于太平,清政府又赶紧招人回这一带耕田过日子,最主要的是要帮助国家屯垦戍边。曾子后裔曾简辉、曾简良兄弟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 坪山的。

不幸的是,曾简良在马峦山上烧炭被老虎吃掉,曾简辉变成一脉单传;有幸的是,简辉公这一支命不该绝,人丁异常兴旺,抗日名将曾生将军就是其中之一。

曾传周开基立业的传奇

大万世居背后隐藏着一世祖曾传周的血泪故事。他年轻时靠牧放鸭乸,给人推独轮车运石灰维持生活,日久略有积蓄,后因好赌致贫,家徒四壁,无奈厚着脸皮跟邻里借钱,被狠狠羞辱了一番。曾传周回家后忍痛砍断右手拇指,立誓戒赌。

曾传周后来做生意发达,在坪山、龙岗、淡水等地开办油糖厂和许多店铺。有钱后的曾传周开始建围屋,时间大约在清代乾隆中期。此后,围屋不断发展扩大,至乾隆五十六年建成,当时曾传周58岁。

据曾氏族谱记载,曾传周敦厚诚实,仗义疏财。乾隆末年,惠州水患,曾传周及其长子曾光斗积极捐纳赈灾,被朝廷分别诰授儒林郎捐职员和捐监生。建大万世居, 其所费人力物力财力非同小可,仅大墙就需近5000立方米泥沙灰石。所用石头重者达数十斤上百斤,这些石头都是从几里外的大山陂铜锣潭运来的,工程费时之 久,耗资之巨,令人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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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深晚冷兵器

                                     
                                         深圳晚报2016年1月7日A15版 深晚冷兵器第77期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日内瓦总部的档案馆中,至今依然保留着五千多封二战时期的华人家书,这是一份穿越了历史空间,穿越了战火硝烟的人道关怀,这是对生命的崇敬,为每一份家书保留尊严。

鲜为人知的红十字通信历史

几年前,因为拍摄二战红十字人道纪录片《25个字》,我应邀到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做实地采访和档案研究。在ICRC总 部,我参观了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然而,更加令人惊奇和震撼的发现,还是在那个设在地下室的颇有点神秘感的资料库,里面存放着一百多年来与国际红十字运 动相关的史料和档案。

我此行的目的,是研究二战期间红十字通信的历史。战争爆发后,各交战国之间的正常邮路被迫中断,相隔异国他乡的亲人和家庭之间唯一的联系,只能通过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ICRC)所提供的红十字通信来实现。因为战时条件的限制,《日内瓦公约》规定,这种通信被限制在英文(或法文、德文等)25个单词之内,中 文为25个字,必须填写在红十字通信特制表格中。

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家庭与外界的通邮阻断更早。当时,ICRC向日本红十字会提出对于中国战区的人道援助问题,包括战俘和平民之间的通信,遭到了日本军方和日本红十字会的拒绝。

三个红十字代表的使命

经过ICRC的不懈努力,终于迫使日本军方同意自1943年开始,可以在上海、重庆和香港开通红十字邮路,允许在重庆、上海和香港三地派驻红十字代表。为 此,ICRC在三地分别派遣了一个瑞士人作为红十字使者,负责通信、探望战俘和其他相关人道救援工作。这三个代表分别是驻上海的依格尔·爱德华德先生 (Egle Edouard)、驻重庆的塞恩·厄内斯特先生(Senn Ernest)和驻香港的钦德尔·鲁道夫先生(Zindel Rudolf)。

ICRC总部档案馆的历史学者丹尼尔(Daniel Palmieri)先生从档案中找出了这三个红十字代表的照片和他们的档案卡片,上面只有非常简略的介绍。他解释说,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法保存大量的 历史资料,对于这三位代表,只是将其最主要的经历和信息摘录在小卡片上,其他资料没有保存。

丹尼尔先生出示了一份二战时期全世界红十字通信的一份统计表格,其中包括中国部分的全部资料。我看到了大约十几个文件夹,里面都是当时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家书,有五千多封信。

两封香港人的家书原件

丹尼尔先生不懂中文,他找出了两封中文信件让我辨认。这是两封用毛笔写的繁体中文家书,竖排,从右向左书写,典型的民国时期的旧式信封和信笺,信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根据地址,这两封信的写信人是香港居民,其中一封信是写给挪威的亲人。

我奇怪地问丹尼尔先生,既然ICRC因为保存能力的局限,已经销毁了大量不重要的资料,为何还保留了这么多中国人的战时家书?他回答说:“我们对需要永久保存的资料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这些家书值得保存,由于能力所限,我们没有达成他们的心愿。”

丹尼尔先生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我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经过研究才得知,这些信并不符合红十字通信的格式要求,但是,当时的ICRC总部还是不惜配备各个语 种的翻译志愿者,将这些来信的主要信息用法语摘录下来,制成小卡片,并按照来函者提供的地址,将卡片转交给ICRC驻世界各地的代表,委托他们传递这些信 件。

正如丹尼尔先生所说:“我们一直要求发信方使用25个字的红十字会专用信纸,所以,这些毛笔写的信,严格上讲不符合我们的转信格式要求,但我们也有责任将这些殷切的期望传递出去,不是吗?”

艰辛而繁重的伟大传递

随着战事的进展,ICRC红十字通信系统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来自各个国家求助寻找亲人的信件越来越多,为此,ICRC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所 有的红十字信件必须经过日内瓦总部中转,这无疑延长了信件传递的时间,信件还会受到各敌对国家政府的严格检查,因而,每一封信的送达至少要在半年以上,甚 至会长达一年半。

二战期间,尽管ICRC总部动用了火车、轮船、汽车等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传递这些信件和包裹,但是,这项工作依然非常艰辛而繁重,大量信件从世界各地被送 到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战争期间,大约有4000名雇员为ICRC工作,中央寻人局被分成31个服务部门。在冲突时期,中央寻人局共转交了 5500万封信件(包括不同交战国平民信件2400万封),并分发了大量红十字包裹。

为每一份家书保留尊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我触摸着这些红十字信件,上面仿佛还残留着写信人的目光和思念,仿佛留着他们的体温和泪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一字一句 的家书,可能没有传递到战火中远方亲人的手中,但是,在日内瓦,在红十字运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的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尊严。

二战结束后,ICRC也结束了25个字通信的历史使命,至少在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但是,ICRC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因为还有大量寻找亲人的来信没有找到 收信人,ICRC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继续整理和摘录这些信件,这些工作一直持续了11年之久。红十字通信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残酷的战争中得到精神慰藉,那些战 火中奔波在漫漫邮路上的无名信使的身影,永远闪耀着人性光芒。

红十字通信历史悠久,而且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ICRC即开始在交战国政府或家庭之间传递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 1914年至1918年,数百万件红十字通信得到传递。为战火中离散的亲人传递信息,这也是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最初萌发的人道思想——人道关 怀不仅是身体上,更是心灵上的,这种精神上的慰藉往往比肉体上的疗救更加重要。

今天,我们拥有了移动电话、互联网等等便捷的即时通信方式,然而,红十字通信闪耀的人道之光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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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深晚冷兵器
                                     
                                           深圳晚报2015年12月10日B04版 深明大义第73期


       妇女解放,历来是反对封建思想最为敏感的先锋话题。在旧中国,女权先不要提,纳妾也不用说,这些都不太切合实际,光是“放足”和“天乳”就够沸沸扬扬的了。因而,就连反清代表人物孙中山心中的“妇女解放”也不例外,主要归于形式,比如,首先要在生理上尊重女性——男人都是女人生出来的;另外就是反对缠足,等于反对自残。
       孙中山的原配夫人也是缠足的,但主张放足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发明,甚至,自古以来就有反对缠足的声音,只不过这些声音比较微弱而已,比如袁枚诗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天足运动
       然而,从改良维新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天足运动”,应该是反对缠足的真正的历史起点。康梁主张天足是出于革除陋习,而革除陋习是治理国人的愚昧,治理愚昧是为了改变贫穷的面貌,总之,在他们看来,主张放足是为了改变中国一贫二愚的现状。康有为在19世纪末《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的“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
       1911年10月19日,即在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第9天,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
       照得缠足恶习,有碍女界卫生。躯体受损尤大,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理宜百度维新。男子一律剪发,女子亦宜振兴。况为国民之母,岂可玩忽因循。特此示令放足,其各毋违凛遵。 

孙中山下令劝禁缠足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1912年3月13日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
       缠足之务,由来殆不可考,起于一二好尚之偏,终致滔滔莫易之烈,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万姓。
       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闻,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事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
       曩者志士仁人,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 

眼泪一缸
       传统的缠足方法是这样的:
       用五尺长二寸宽的布条,紧紧地缠在女童的足上,把足背及4 指下屈,压至足心,被缠者痛得汗如雨下,甚至鲜血淋漓。亲自动手的往往是母亲,缠一层,还要抹一些唾沫以便防滑收紧,不管女儿如何哀哀痛哭,做母亲的毫不怜惜,说是“娇女不娇足”。
       长大后双足因肌肉挤压,指甲软化,嵌入肌肉,肌骨变形成弓状,腿部不能正常发育,瘦削如棍,脚长以三寸为佳,因此称为“三寸金莲”“双弓”“弯弓”,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先苦后甜?
       中国人缠足的历史起源有不同说法,有“南北朝说”“隋炀帝说”和“五代南唐说”等等,缠足给中国女人带来的身心痛苦,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然而,当缠足变成一种正统美学观念之后,缠足又变成了一件“先苦后甜”的事。
       满族人本来是不缠足的,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本来也是准备革除汉人的缠足恶习,顺治元年(1644年)谕旨规定:凡以缠足女子入宫者,处以斩刑;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重申:抗旨缠足者,其父或夫杖八十,放逐三千里。康熙三年再次重申禁令,
       然而,缠足恶习依然屡禁不止,顽固不化,最终不仅导致康熙七年开始解禁,而且,满族妇女竟然也受到这种畸形审美观的濡染,效仿起汉族妇女来。

小脚赚钱
       1936年由天津书局出版的《采菲录》荟萃前人撰写《莲吟》《韵语》《香莲艳唱》《竹枝词》等篇章,成为赞美三寸金莲的集大成者:
       世俗所称“折腿腕”,最为灵妙耐人看。
       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
       有人对“三寸金莲”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总结出“尖、瘦、弯、小、正、软、香”七字诀,把女人的足分为超品、上品、中品、下品、劣品等五等十八式。
       在现实生活中,各地还有专门展露女性莲足的“亮脚会”,就是由裹足的女性坐在家门口向过往男人展示。据说湖北天门一打花鼓的女子,沿着俄国铁路步行到西欧卖艺,一路不仅卖纸花,还收费展示小脚给洋人观赏。

缠足罚款
       其实,反对裹足的新潮在清末已经渐成风气,光绪三十年颁布《劝行放足歌》诏书中就有这样的歌词:“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民国初年,还有主张女权的组织当街检查女性行人,脱去鞋袜检查是否缠足,并有罚款措施。
       1900年,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刊出征婚启事,对女性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天足。然而,反对缠足已经不仅仅是关乎女性身心健康的事情,而且成为千年陋习与女权思潮的殊死较量。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记述,在偏僻落后地区,直到1949年之后,依然有妇女缠足的现象存在。
       然而,即便是到了民国,喜欢小脚女人的文人雅士还是不少,最著名的就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不仅依然留辫子,还公开赞美小脚,绝对有性格,那是怎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嗜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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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2015年12月3日B04版 深明大义第72期

       从历史上说,深圳、香港、惠州、东莞、增城、番禺、中山、珠海、澳门都曾经属于同一个地区,甚至延伸到如今的粤东和福建,这一大片区域以东江流域为主,可以称之为“东江大地”。

远古溯源:东江大地是一家
       两千多年来,东江大地行政区划上分分合合,就是俗话说的“折腾”,而且折腾程度之烈难以想象。因而,理清这个“折腾史”的脉络也确实要费一番工夫。
       东江流域历史悠久,香港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遗址的考古发现,将此地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至3万多年前。如今的深圳、东莞、惠州以及香港都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被发现,那是七千多年前的人类痕迹。
       到了春秋战国,这里属百越之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苦战五年征服岭南百越部族,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首开纳入中央版图的行政区划史。大体上说,当时的宝安、东莞和惠州都属南海郡,郡治(首府)设于番禺(今广州),下辖番禺、龙川、傅罗县(后称“博罗县”)、四会4个县,宝安、东莞属番禺县,惠州属傅罗县。
       秦王朝好景不长,西汉前期近百年历史,岭南处于秦朝遗将赵氏的南越国治下。

莞草茂盛的“大东莞”时代

       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南越国被汉武帝再度统一。东汉顺帝拆分番禺设增城县,如今的东莞地区又归属增城。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设东官郡,下设“宝安县”(这是宝安县名首次出现,当时还没有“东莞”这个名称),管辖如今的东莞和深圳,郡治设在如今的深圳南头。原来的博罗县被拆分,博罗、欣乐两县划归南海郡,安怀县划归东官郡。
       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这是东莞县名首次出现,东莞相传因地处广州东南面及盛产水草(莞草)而得名,也可能是“东官”的同音词,县治在如今的莞城。
       南宋之前,东莞县的香山镇(今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另立香山县。明万历元年(1573年),东莞又拆分出新安县,包括今深圳市和香港。清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县因为“迁界”(朝廷为防止东南沿海居民接应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强令边境居民迁出),又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朝廷解除海外威胁,新安县又从东莞县独立出来,得以恢复。1914年1月,新安县因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改回老名称“宝安县”。
       民国期间,东莞先后隶属广东省粤海道、粤中行政区、第一行政区和第四行政区。新中国成立后,东莞县先后划归东江行政区、粤中行政区、属惠阳专区。1959年1月,撤销惠阳专区,东莞县划归佛山专区。1963年6月,复置惠阳专区,东莞县又隶属惠阳专区。
       1985年6月,东莞县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东莞撤县设市(县级),仍属惠阳地区。1988年1月,东莞升格为地级市。

晕头转向的惠州归属史
       到了南齐,安怀县改名“怀安县”,到了梁天监二年(503年),南海郡析置粱化郡,怀安县并入欣乐县,与博罗县同属梁化郡。陈祯明二年(588年),欣乐县改名归善县。请注意,这个“归善县”是如今惠阳的旧称,直到民国诞生后的1912年才更名为“惠阳”。
       隋开皇九年(589年),废梁化郡,在今惠州市境设立循州,后来,循州改称“龙川郡”,到唐代又改回循州;之后又先后易名雷乡郡、海丰郡,到了南汉,又改叫“祯州”,管辖归善、博罗、河源、海丰四县;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因避太子赵祯之讳,祯州改为“惠州”,这是“惠州”首次出现。
       元十六年(1279年),“惠州”改为“惠州路”,明清改叫“惠州府”。从1914年到1949年,惠阳、博罗、龙门分别隶属十多个称谓的地区,可谓多如牛毛,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从新中国诞生之后的1949年12月,惠阳、博罗、龙门先后归属东江专区、粤东行政区、粤中行政区;1956年1月,这三个县划归新设立的惠阳专区。
       1958年4月,惠阳县拆分出惠州市(县级)和惠东县,随后又撤销;1959年3月,惠阳专区撤销,惠阳、博罗两县划归佛山专区;1963年7月恢复惠阳专区,再管惠阳、博罗、龙门。
       1964年10月,惠阳县再拆分出惠州镇设惠州市(县级),1965年7月恢复惠东县。1970年10月惠阳专区改称惠阳地区,辖区没变。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惠阳地区建制,设惠州、东莞、汕尾、河源4个地级市。惠州市管辖惠城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
       1994年5月惠阳撤县改成县级惠阳市,由惠州市代管;2003年3月,惠阳市又改为惠阳区,归属惠州市。

“大惠阳”时代涵盖深莞惠
       今日惠州被誉为“岭南名郡”、“粤东门户”,到了清朝,归善县和新安县、东莞县比邻而立,范围包括今日惠州市的惠城区大部分、惠阳区、惠东县全境,以及深圳的坪山新区、龙岗区、大鹏新区、盐田区,东接海丰县,南与新安县以梧桐山为界,西邻东莞县。
       新中国成立后,深莞惠三市依然保持很深的渊源,在1979年之前都属于惠阳地区,160多年前,香港也属于惠阳地区。1979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脱离惠州地区。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惠阳地区建制,分设惠州市;1988年,东莞也独立成地级市,从惠州分出。
       如今,关于深圳、东莞、惠州合并的传言时有流传,同属于东江流域的几个城市,在历史上真可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年的“大惠阳”地区,范围最大时曾管辖惠州市全境、河源市全境、深圳市全境、东莞市全境、汕尾市全境和广州增城区。区域内囊括了客家民系(河源、惠州部分、深圳部分)、广府民系(增城、东莞、深圳西部)、闽南民系(汕尾、惠州部分)。

“大宝安”时代绵延东南沿海
       “深圳”一直被误传为曾经的小渔村,其实,“深圳”这个名字在史书上出现的最早时间是600多年前,从宝安县到新安县,再改回宝安县,无论名称如何变化,作为县的概念,在东晋咸和年间就是郡治所在地,也就是相当于省会的概念。
       “宝安”这个名字的出现,要比“深圳”早一千多年,至今已有1600多年,曾管辖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八县,也就是如今深圳至平远县一线以东,至福建漳浦九龙江下游南岸广大地区,可见,“大宝安”时代是很威风的。
       从古至今,惠州与东莞、宝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聚散两依依,犹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不过,如果熟悉了东江区域乡土人情,还是能理解这些地区之间一些明显的差别——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惠州处于东部,东莞和宝安在西部;从环境特征上来说,东部是山区,西部是珠江三角洲的平畴和水乡;从语言和民系来说,东部是客家人居住地,讲客家方言,西部是广府地区,讲粤语。而且,广府民系和客家民系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还有风俗习惯、装束、礼仪和饮食文化上的差别。
       所谓的东部和西部,是就东江流域而言,之间还真有一条明显的地理分界线,这就是始建于清朝末期的九广铁路,也是粤语和客家方言的分水岭。由于广府人是早于客家人的北方移民,因而,他们占据了珠江三角洲的鱼米之乡,客家人来得晚,只好在山区落脚,历史上的“土客之争”,也是他们之间为争夺生存权而产生的矛盾。
       历史上的岭南被称为九死一生之境,当年被放逐至此的苏轼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然而,今日岭南早已与神州大地无缝衔接,而且以开放的胸怀连接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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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晚报2015年11月12日B04版 深明大义第70期

      这里是深圳西部少见的讲“白话”(粤语)的古村落,也曾经是客家人、潮汕人和广府人的共同栖息地,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至今保存完好的浪心排屋,堪称清代建筑博物馆。
      尽管农村城市化的脚步摒弃了“村”的概念,但是人们依旧熟悉这样的称呼,因为它绵延了漫长的历史时光。
       浪心古村如今变成了“社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办的中心区,村民近700人,另有数百人分散于香港、台湾及海外地区。石岩街道及其东部地区以客家方言为主,以西为广府方言,以北、以南为广客混杂区,浪心社区居民日常用语却是白话,而且是石岩客家方言区内仅有的一个讲白话的社区。

村名由来
       关于“浪心”这个名字的由来,一说是“蓢芯”的音变。“蓢”字的读音是“lǎng”,语言学家考证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古字,属于近代汉字,也许对绝大多数熟悉汉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生僻的字。然而,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蓢”字却并不陌生。
       “蓢”的偏旁是草字头,一种草的名字,叫做“蓢草”,又叫“芦蒸”,就是芦苇一类的比较高大的禾草,生长在水边沼泽,可以割下来编织成日用品。古书记载:“芦蒸蓢也,可织篷。”这种草广泛生长,因此,凡属于附近长满蓢草的地方,取名就直接加上了“蓢”字。
       广州有个地方就叫“南蓢”,除了广州和中山,江门、东莞等地也存在这种带有“蓢”字的地名,比如东莞的大朗镇,其实就是“大蓢”,像“石井蓢”、“松蓢”之类的地名还有很多。
       蓢芯,也就是蓢草芯,将蓢芯的外皮剥去,里面的部分就是芯。由此看来,蓢芯村也是一个遍布蓢草的地方。
       然而,当地人对“蓢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的是蓢芯村地处羊台山脚下,原本被山上石头砸出许多水坑。仔细想想,这种想法也不难理解,正因为山上滚落的石头会在山下砸出很多水坑,才会因为积水而长满蓢草。

羊台山下好水田
       自古以来,浪心村的田地在石岩地区是最好的,一望无际的水田。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本村人的前辈是最早来石岩这一带定居,因此说,浪心人是石岩地区最早的开拓者。
       既然是到地处偏僻的羊台山北麓开基立业,当然就要选最好的土地。浪心就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田地平坦,水草丰美,适合农耕、建造住宅,还能避免自然灾害。
       与浪心比邻的一个村庄有个很怪的名字,叫“罗租”。原来,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一些落难的义士躲避到此定居,全村有20多个姓。因为好的田地都被浪心人占据了,他们只好租种浪心的田地。 租地就要交纳租金,因为每年要向浪心的地主交一箩租,因而得名“罗租”。时过境迁,新中国诞生之后,当地实行了土改,不允许再有地主收租了,浪心村人觉得邻居罗租村的人口多,土地不够用,就敲锣打鼓地把一部分良田送给了罗租村。

人杰地灵
       在浪心村,黄、曾、刘、袁是四个大姓,此外,还有陈、潘、李、谢等姓,就浪心四大姓而言,黄姓是最早来浪心的。相传黄姓族人从福建迁到东莞厚街镇杉木桥村,600多年前有一支迁到了浪心。
       袁氏家族在商业上多有建树,袁荣,昔日在宝安县四大名墟之一的清平墟开有一间全县最大的当铺——广安当铺。袁耀鸿,抗战时期为进步导演蔡楚生、司徒惠敏投资拍摄《游击进行曲》、《血溅宝山城》两片。战后担任南国影业公司总经理。
       袁梦鸿,民国初年留学德国、法国,是我国最早的建筑工程学博士,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几项铁路大工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历任粤黔桂铁路管理局局长、粤汉铁路局局长、世界最大的单一糖业公司台糖公司总经理。
       浪心刘氏的祖先来自现今深圳龙岗区的平湖,那里正处在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交会处,广九铁路在此通过。这里居住的人以广府为主,因此,平湖便成为白话营垒的一个桥头堡,周围受到客家方言的包围。
       浪心曾氏的祖先来自沙井新桥。广府曾氏,自南宋初年迁入宝安,立村沙井新桥,迄今也有800年历史。新桥曾氏族人中,流传着一个“剖石为记”的传说:
       南宋初年,曾仕行和曾仕贵两兄弟为避北方战乱,南迁至南雄珠玑巷,宋建炎三年再迁居羊城,兄弟分别之际,哥哥居番禺,弟弟居东莞,分别时,将一块猪腰石一剖为二,兄弟两人各执一半,以作日后相认的证物。

浪心排屋
       浪心村有着深圳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民居之一——浪心排屋,总面积约11619平方米。浪心古村共有房屋60余栋,其中有祠堂、书屋各2间,此外还有炮台、水井等。这5排12列古民居群,如今是宝安区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
       浪心排屋始建于清代嘉庆、光绪年间,以及民国初年,是典型的广府式排屋村,坐东向西,排列整齐,每列房屋中间由宽约1米的小巷相隔,其中前三排保存最好,屋顶上壁画和浮雕依然清晰可见。
       排屋墙体用砖、条石、灰砂(三合土)和木材做材质,装饰着灰塑、壁画、木刻、石刻,图案有几何纹饰、花草鱼虫、八宝瑞兽、人物山水等,绘画优美、色调素雅。
       据古民居专家赖旻介绍,浪心排屋朝向一致,呈现出完整的梳式布局,宗祠作为村落的象征位于村落的前端。单体建筑采用广府民系最常见的民居形式——三间两廊结构。
       这种村落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布局是深圳西部广府地区中最常见的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房屋内部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厅、房部分层高较高,舒适性、私密性强,采光和通风全部来自天井。
       浪心排屋的设计包含良好的排水系统,由天井收集雨水,通过排水孔,将雨水和污水排到外墙水沟,水沟宽度和高度均为20厘米,条石砌成,防水淹效果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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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2015年10月15日B03版 深明大义第66期


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香港沦为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孤岛。据老人回忆和史料记载,在那些凄惨的日子里,港人遭受的苦难不可想象。

粮荒导致吃人肉惨剧
日军占领香港后,将香港储备粮中的95万担存米,抢走80万担用作军粮,导致令人恐怖的大粮荒。
从1942年起,日本占领军对市民实行定额配给制度。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都定额供应。每个家庭发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买六两四的白米。后来白米也供不应求,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充粮,“萝卜头”这个蔑称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奇葩的是,因为跑马场没有食物喂养赛马,改成跑牵线木马。那时,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已经被香港人吃尽。像树叶、树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麸,都被当作充饥之物通通吞掉。因为粮食日益稀缺,日本当局被迫取消定额配给制,改为粮食自由买卖,但是疯狂上涨的米价导致很多人活活饿死,甚至经常出现吃人肉的惨剧。日本当局把一些流浪的乞丐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送到大屿山,让他们在那里饿死,也省得付出收尸的成本。

缺电少柴的寒冷冬天
那几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市民要生火取暖,只好用家具当烧柴,香港大学等大中学校的桌椅都被市民当成柴火烧掉。火柴和木炭也实行了配给制,燃油被当作军需品严格控制,货车用木炭做原料。
由于电力紧张,每天晚上亮灯的时间也受到限制,各大厦的电钟全部停摆,就连松原酒店(告士达酒店)的大钟楼也不例外。收音机全部停播,因为需要报时,当局在大钟楼所在的毕打街悬挂一个时钟,以供市民对时,并设立公共广播筒报时和播送时事新闻。
在酒店里,两间客房共享一个灯泡;电梯载上不载落;理发店停用电风筒。更可笑的一则逸事是,一封祝贺影星陈云裳结婚的电报被电报局退了回去,理由竟然是为了省电。

物资短缺与黑社会作恶
在日治时期,物资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炒卖,或以膺品和劣品充斥取代。例如当时港日政府就曾下令严惩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乳制品的行为。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有人往油里掺黄枝水,在油瓶上贴锡纸;一罐“旺三都”牌糖精甚至可以换一栋楼宇。在物资匮乏时期走单帮,偷运物品往来港澳的私枭,会被剃掉右眉,偷电线等公共设施的人会被判处死刑。
因木柴短缺,棺木店以每件7.50日元高价收购床板做棺材;肥皂短缺,用芦兜叶粉碎代替;那些皮革制成的公文包、女用手袋、旧车胎都拿去交给皮匠去改作皮鞋;港日政府曾经发动过一场“献铜运动”,按户派发献铜呈报书,市民可以用铜换取生活用品。
在沦陷初期,大商场都关闭了,小摊贩异常活跃起来,卖酒的生意也比较红火。日本政府支持汉奸“胜利友”继续开办赌场、妓院及烟馆。当时港岛的西环、湾仔,九龙的油麻地、官涌地区赌档林立。沦陷期间,在香港最吃香的黑社会堂口都主动跟各区的宪兵勾结,出卖“抗日分子”可以得到军票奖金。

悲摧的交通与通信
当时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战火摧毁,日本当局将全港巴士、的士及货车等充公,大部分变成军用物资,一部分被运回日本国内,其余车辆划归“香港自动车运送会社”统一管理,只提供有限的公共交通服务。
战前的香港有100多部电车,战事一起,所有电车停运,电车工人纷纷逃散。后来,大部分电车工人迫于生计应招复工,没有工钱,但每人每天可凭工作证领取3斤米,一家老小勉强糊口。
战前的香港有三四百辆巴士,后来大部分被征用或毁坏,只有100多辆继续营运。山顶缆车的路轨、车厢和钢索等都遭到破坏,从1942年起开始修复并投入使用,但是票价很贵。渡轮由天星渡船和油麻地渡船两家公司运营,分别从中环到尖沙咀码头和九龙的旺角、深水埗。
由于燃料严重不足,公共交通工具经常停驶,港岛出现了载客单车和三轮车,及由载货手推车加座椅和顶篷,容两人至六人的手推车,这些人力车沿电车路线行走西环至铜锣湾一带,时常可见人力车接新娘的场景。
在九龙半岛,马车也是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由设在九龙的马车服务公司管理,一共十几辆,行走路线共有三条,分别是尖沙咀至九龙塘、深水埗和九龙城,此外,深水埗也有至九龙塘和九龙城的线路。
在香港沦陷的第二年,因为缺乏邮票,邮寄信件只盖邮戳。香港市民与外界邮政通信全部中断,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交涉下,日军同意ICRC派驻一名香港代表。这名代表名字叫鲁道夫·钦德尔,瑞士人。他无法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的人身安全及医疗方面的救助,只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负责为市民与外界转交红十字通信,所有信件必须在日内瓦ICRC总部中转。
1944年8月开通的本港对外的红十字通信,只能用日文和英文书写,根据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信件的字数被限制在中文25个字之内,日文50个字之内(英文为25个单词),每人每两个月才许可通信一次,每件收费军票1.5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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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2015年10月08A14版 深明大义第65期

今年93岁高龄的吴世珊女士,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东南乡(现肥东县湖滨乡)六家畈,是五代同堂吴氏望族的大家闺秀。她先后就读于家乡的养正小学,以及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11岁那年,她在学校登台演讲,题为《妇女的十大自由》,表现了她追求独立自由思想的少年壮志。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她辗转避难到陪都重庆,入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继续学业。1944年,吴世珊在一个晚会上结识了援华抗日的英裔美军飞虎队员弗兰克(Frank Harold Rathbone),从此注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回忆那次初识时说道:“当时大家都在跳舞,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走过去邀请他跳舞,他欣然接受。他只会跳很慢的舞,其实,我喜欢快节奏的。”

山城之恋
他们的异国之恋就是从那次跳舞开始的,没想到遭到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但他们毅然决定结婚。在重庆街头买了一张空白的结婚证,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婚姻轰动了山城。
战争结束了,弗兰克所在的部队将返回美国,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弗兰克决定留在中国,他选择了退役,到设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这个机构就是联合国的前身。因此,吴世珊一直说,联合国是她和弗兰克的媒人。
有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细节,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防止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许可证发放非常严格。为了带上妻子,弗兰克让吴世珊假装到机场送行,然后乘人不备将她装进行李箱,钉几个洞通风,就这样用飞机偷运走。到了上海机场,还是弗兰克的美军战友帮忙,将她混在行李中装上卡车,直到汽车开出机场,吴世珊才公开露面。

第一个“战时新娘”
这对异国情侣于1946年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定居,吴世珊成为美国国会通过战时新娘移民法案后第一个来自中国的“War Bride”(战时新娘),受到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一时成为新闻人物。吴世珊回忆说,她还没到丈夫家,很多媒体记者已经等在门口了。
吴世珊来到美国之后,先是与婆婆住在纽约皇后区牙买加,后来搬到法拉盛,被誉为法拉盛的第一个中国人。初到美国的吴世珊对于当时的种族歧视感触颇深,无论公共厕所还是公共汽车座位,都是黑白分明,有色人种的待遇远远逊色于白人,甚至她的儿子也因为是有色人种,在学校挨打。所见所感,让这个对美国自由民主充满崇敬的中国新娘大失所望。因为她是华人,很多公寓拒绝他们入住,只能住在犹太退伍军人公寓。尽管如此,美国媒体却始终对这个“Chinese Doll”(中国娃娃)充满兴趣,吴世珊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这无意中成为她后来兴办社会关注的热线机构的良好基础。

“有困难找吴阿姨”
吴世珊并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Chinese Doll”,当时的纽约有大量华人移民和留学生,她于1947年开始创办“吴阿姨热线”,为华人解决各种谋生难题。上世纪50年代,她在曼哈顿百老汇大道开了一家批发店,帮助华人移民,她的英文名Susan Rathbone渐渐被“Auntie Wu”取代,为主流社会熟知,华人圈更是无人不知“吴阿姨”。
到了60年代中期,美国修改移民法,华人移民数量猛增,吴阿姨热线免费为华人起草法律文书、生意经营,甚至调解家庭纠纷、婚姻矛盾、子女入学等问题,深受华人爱戴。到了80年代,“吴阿姨热线”升级为“吴阿姨服务中心”,电话号码和宗旨始终不变。1984年9月,吴世珊发起纽约市皇后区华人妇女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她创办的《妇女心声》杂志成为华人妇女的精神家园。

纽约的中国奇女子
吴世珊堪称美国华裔的楷模,不仅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而且成为几代华人的精神和生活援助者。除此之外,她不断提升自己,1980年入读纽约约克学院,攻读心理学和哲学,并在62岁以全A成绩获得学士学位。
吴世珊始终不改华人本色,并以中国人的血统为荣。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都以华人血统自重。长子阮爱华在1983年市议会竞选时骄傲地说:“我是半个中国人,不是白人。”
在纽约华人世界,“有困难找吴阿姨”是数十年不变的承诺,是华人移民的精神支柱,美国人赞扬吴世珊为“纽约的中国奇女子”。她先后荣获纽约市约克大学人文奖、纽约市少数民族奖、纽约市荣誉市民奖、纽约市无名英雄奖和杜威大学人类服务奖、华人策划会服务奖。1987年,她成为第一位荣获全美妇女会颁发苏珊·安东尼奖的华裔妇女,并成为多届美国总统的华裔问题顾问。

有骨气的中国人
对于往昔岁月在美国社会的工作,吴世珊充满自豪和欣慰。如今93岁高龄的吴世珊女士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敏捷,谈吐大度。历经岁月风霜,她怀念着逝去的弗兰克,经常与丈夫的照片对话。丈夫弗兰克比她小两岁,2009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安葬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美军公墓。
吴世珊说,她虽然住在纽约将近70年,但是身后还是打算去圣路易斯,和丈夫永远相守。吴世珊漫长人生之旅中另外的重要男人就是她的父亲和两个儿子。
纪录片剧组到吴世珊家里采访时,正碰上她的小儿子来探望。谈到小儿子,吴世珊说:“这孩子是剖腹产生下的,8.6磅,一出生就会四处张望,小时候是黄头发、白皮肤,长大变成了黑头发,皮肤也变黄了,我常常开玩笑说是不是抱错了。”
2015年9月,她在法拉盛的寓所数次接受纪录片导演采访,她用带有浓重安徽口音的中文和英文说:“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只会索取,不会给予。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刺激着我,我一直不要美国人的给予,我有自己的能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吴世珊始终没有忘记她和丈夫是以联合国为姻缘,她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并十分关注联合国的信息。数十年来,她一直活跃在纽约以及更大的社会舞台,1995年,她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她以豁达的心胸、广阔的视野和神圣的使命感成为跨越两个世纪的杰出华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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