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出发，经密云，一路北行，过金山岭长城，在传统文化概念上，就算到了塞外。

    塞，并不是一地一处，在北方，泛指长城沿线的关塞，就是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地，也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接壤处。

    出塞，在古代诗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生离死别式的远行，也是一种糅合着悲凉、凄惨和豪迈的复杂情感。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一座美丽的山水园林在承德武烈河畔落成，传统的“塞外”、“塞下”的地理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修建。从表面上看，这座陆续修建了近90年才完工的皇家园林，是为了满足清朝皇帝前往木兰围场进行狩猎、演兵需要而修建的中途行宫，但实际上，它还是清政府平定天山南北、稳定西藏、控制漠南漠北广大地区的政治产物，是清代疆域扩张达到极致的见证。

    在避暑山庄的外面，还建有八座风格各异的寺庙，即所谓“外八庙”，其中就有为安置西藏班禅喇嘛而专门修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修建这些寺院的目的，乾隆皇帝一语道破：

路过首都博物馆，那里正举办海外某藏家的书画展，便进去参观，不意竟看到苏轼的手札和董其昌的字画，难免驻足良久。

董其昌的字，我见过不少，多是

    《战国策》中有“唐且（读如”驹“）不辱使命”一节：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秦王（始皇）看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他眼中，匹夫百姓的发怒，不过是脱掉帽子，披头散发，光着脚，伏在地上以头撞地而已。

    他的描述很形象，也很传神——但问题是，他是如何知道的呢？听说的？还是自己看见的？

    秦始皇有无民间生活体验，今天已无从得知；但是，他眼中的“布衣之怒“，的的确确存在于民间。我就曾在乡间看见过父子怄气吵架，父亲气得趴在地上拍地大哭并以头撞地，被邻居搀扶起来后，还试图以头撞墙。

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

    “濠濮间想”，是承德避暑山庄康熙所题三十六景之一，它语出《世说新语》：“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山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濠，是濠水；濮，为濮水。两条河流因庄子而汇集：庄子曾在濠水观鱼，也曾在濮水钓鱼。

    庄子知鱼之乐的濠水，地理位置十分明确，就在今天安徽省凤阳县境内，在古城临淮关的东边，自南而北注入淮河。

    世间风景不外乎三种。

    一是身临其境就能看得出来的美景，不需要什么讲解和说明，放眼望去，美不胜收，比如婺源的油菜花，龙胜的梯田，漓江两岸的山峰。若用书法来比喻，那就是欧颜柳赵的字，不管会看不会看，第一眼就觉得漂亮，美在笔画，美在间架，是那种不由自主流入眼帘的美。

    另一种是别人无动于衷而你却激动不已的风景。境由心生，你在这里有终生难忘的经历，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再寻常的景象，在你的眼里，都具有十分的亲近感和美感，使你陶醉其中。在书法里，好比米芾的字，有人不喜欢其放浪的笔触，不喜欢其倾斜的结构，不喜欢其略显随意的涂抹。可是，在喜欢的人看来，那貌似漫不经心

昆明大观楼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生活的散文《翠湖心影》中提到：“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比如图书馆的借书单、汽车票、电影票、发票、包裹单等等。
    这个说法颇有趣——我在昆明住的时间不长，不知道这60年前的旧称谓是否保存至今。但是，我知道，在我的老家——淮河岸边的一个小镇上，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也把许多纸片叫做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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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有“郊寒岛瘦”之说。郊，即中唐诗人孟郊，寒，大概是指其诗中所流露出的清寒之气。
    所谓郊寒岛瘦，本是艺术风格的不同，但后来却演变为对诗人诗风的好恶。比如苏轼就不喜欢孟郊诗，说它是寒虫哀号：

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
——苏轼《读孟郊诗》

    其实，从人生经历上来说，苏轼比孟郊好不到哪里去，基本上都算是命途多舛、颠沛流离之辈，但苏轼宏富的学识修养给他带来豁达的思想，虽有不满，却少了自怨自艾的哀叹，从而能够从历史、文化、佛老、山水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种超脱。相比之下，孟郊似乎显得偏狭了一点，这也许是他诗风中的“寒气“所在。
    孟郊的寒，来源于性

一位我十分喜欢的作者，在博客里谈及有人向她索要签名。我在其后留言道，因没有她的签名本，感到“悲欣交集”。

这四个字从何说起呢？若不解释，没人明白其字面背后的故事；可要是说清楚了，恐怕一些著名的作家，都要感到“悲欣交集”了。

话头要从我所收藏的一些签名本扯起。

我的签名本，来源有三：

    在青岛的几天，每日都要下一次海。艳阳高照的时候，就躺在沙滩上，享受沙子的温暖和海风的吹佛；雨天的海边，虽没什么下海游泳的人，但也别有一番野趣。

    在下榻的八大关地区，雨天格外安静，游人少，汽车少，走在路边的浓荫下，很快雨水就打湿了衣服，于是索性脱掉上衣，赤膊前行。到了海边，海风很大，浪也很高，海面烟雨迷蒙。

    这时，忽然来了一支自行车队，骑手清一色都是老人家，他们的到来，给空荡荡的沙滩带来一片热闹。很快，一个帐篷就支起来，老人家们进去换上泳衣，扑腾进海里畅游起来。

    与一位老者闲谈，得知他们是从南京一路骑过来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在大理所遇见的两

因创办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岛有一段时期文星高照，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老舍等汇聚青岛，有的短期讲学，有的则是长期执教。

徐志摩曾有一封书信，谈及到青岛的缘由，是因为那里文化缺乏，他要约几个人前去那里提振一下。徐志摩的话总是带有诗人的狂热和执着，但至少也告诉我们两个事实：一是那时青岛的确为文化荒漠，不但没有古典文化的传承，而德国人和日本人的长期统治，也没给当地带来多少文明的气息；二是文人间的习气的确由来已久，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等，都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月派”文人，拉帮结伙抱团的取向十分明显，在他们的小圈圈里，自然不会容得鲁迅这般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