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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一次别离》本身是个很不错的电影，又因为它得了金球的最佳外语片，而《十三钗》没有得，所以很多人喜欢把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来议论。我也觉得从电影人的角度来讲，抛开电影的好坏，单谈什么电影能得哪个奖，就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这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做电影是一种投资，投资就要考虑市场和回报。电影节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同时又是能影响票房这个终极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电影节评委的心态是可以把握的。我今天提供一种思路，是想找到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一起做电影。不同意我思路的人也用不着拍砖，因为这事儿与你无关。
我认为我能理解金球奖评委的思路。怎么理解？我设想这些投票人就是我在温哥华电影学院上学时的那些同学。我认为我这班同学们的选择，基本就是金球奖评委的选择。但我不敢夸口说我能理解奥斯卡评委的思路，因为奥斯卡评委太多了，包括电影制作的各个工种，而我们班同学都属于编剧这个工种，与金球奖评委：一帮专业看电影的外国记者，大致口味相同。
我设想我们是在一次课堂讨论中观看这两部电影，然后我设想我的同学们的反应。下文提到的“观众”，就是具体地指我们班上的那二十几位同学（实际全班有三十人，不过每天都有人翘课）。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两部电影，都是从第三世界来的带字幕的外语片。”老师说，然后老师先放《一次别离》。
电影一开始，一对夫妇在离婚。丈夫不喝酒不打老婆，妻子也承认“他是个体面的人”，离婚的原因是妻子要移民。这观众就想了：噢，这是《克莱默夫妇》。中年阶级妇女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离婚。不过这个妻子面对的问题比克莱默太太复杂，因为她家里还有个患老年痴呆症的公公。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她走得也不安心。她的家是三代同堂，嗯，这个可能是伊朗特色。离了婚的丈夫料理日常生活有困难，瞧，他连洗衣机都不会用，这个又像克莱默先生煎吐司那场戏。不过他女儿可比小克莱默要机灵多了，她能通过哪个按钮掉漆严重来判断妈妈经常使用哪个功能。当然，她11岁了，比小克莱默大6岁，注意这个差别。女主人公到底该怎么才能一走了之？噢，请个保姆。为什么非得请个保姆？为什么不能送养老院？先别管这么多了，这是伊朗嘛。
也就是说，《一次别离》一开始就把观众带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中产阶级妇女要自由，只好把自己家的矛盾转嫁到底层妇女身上。前一半是熟悉的，后一半是陌生的。从熟悉中不知不觉建立起来的陌生，观众能心甘情愿地接受。
保姆上工第一天，老人把裤子尿湿了。不给他换裤子吧，于心不忍，给他换吧，和自己一直遵守的戒律冲突。情急之下，打电话向自己的嫂子请教。这嫂子在解释教义方面有权威，可能是家族中更有文化的，因为前面说了，这保姆是由自己的嫂子介绍给女主人的，所以嫂子在社会地位上可能介于女主人和保姆之间。嫂子说可以，于是保姆给老人换了裤子，但还得嘱咐自己女儿“回家别跟你爸说”。
到此为止，这个保姆的形象已经建立起来了。假如伊朗国内有人批评说：“这电影一点儿都不真实，我们这儿早就没有这么虔诚的人了，人们为了钱什么都干”，那也没用。因为观众已经被带入了这个假定的世界，以下的故事都将在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里展开，只要符合那个世界里的逻辑就行。
接下来，在那个假定的世界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小事：有一天，怀孕的保姆身体不适，擅自离岗，男主人回到家，发现父亲无人照顾，倒在地上，家里又丢了钱。男主人气愤之至，把保姆推出了家门。保姆摔了一跤，流产。保姆的丈夫失业、欠债，本来就一肚子邪火，这时便借题发挥，控告男主人谋杀。法官表示：如果男主人事先知道保姆怀孕，则谋杀罪成立。那么男主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呢？
电影的主题开始显现，一连串的小事最后导致对人性的拷问。尽管故事发生在伊朗，主题却是观众们（我们班上那二十几个人）熟知的：integrity。Integrity是正直、完整、诚实。在我们汉语语境里，诚实更多地让人联想到社会对人的要求：你要诚实，你不能对老师、家长撒谎，否则早晚有一天就会狼来了。在英语语境里，integrity更多地强调个人对自身的要求。你说的和你心里想的不一样，你就不正直，不完整，后果就是你内心分裂，感觉痛苦。无论说英语，还是说汉语，还是说神马语，谁都会说谎，谁都面临能否保持integrity的问题。
Integrity的难题从父亲身上逐渐转嫁到了女儿身上。女儿质问父亲：“你真地不知道她怀孕了吗？”，男主人公告诉女儿：“我不能坐牢。我坐牢你怎么办？你要是让我说实话我就只好说实话。”女儿低下了头，什么也没说。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年仅11岁的女儿撒起谎来比她父亲还天才，还镇定自若。然后我们看到从法庭出来后，这个女孩儿坐在车的后座上，泪流满面。
看到这儿，大多数观众都会被这个电影打动。那几个实在没被打动的，应该都是男生，应该都是因为实在不喜欢这种题材和类型，从一开头就觉得这电影婆婆妈妈。但即使那几个男生，也有可能点头赞许道：“瞧，我说什么来着？伊朗男人都是混蛋。”的确，这电影唯一有迎合西方观众之嫌的地方就在于：三个女人（妻子，女儿，保姆）都比较立体，都既有弱点又本质善良；两个男人（女主人公的丈夫和保姆的丈夫）都是混蛋：有文化有钱的中产阶级自私混蛋，以及没文化没钱的底层自私混蛋。
接下来，保姆丈夫不依不饶，决定死磕。他反正一无所有，于是天天蹲守在学校门前，伺机伤害。女主人主动提出用钱私了。这时保姆找到女主人，诉说自己良心不安。原来在打架事件发生前，胎儿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女主人为求尽快了结，以便带女儿出国，还是决定给钱。正当两个家庭正式坐在一起，马上就要签协议给支票的时候，男主人突然提出：保姆必须把手按在《古兰经》上发誓，她流产是他导致的。保姆不敢发誓，怕全家遭到报应，遂被丈夫暴打一顿。
一家人回到了法庭，继续离婚。影片开头，妻子离婚的唯一理由是丈夫不和她一起移民，那时的她好歹还承认丈夫是一个体面人。现在，体面人的面具被撕掉了，这婚姻断无挽救的可能。法官让女儿选择跟父亲还是跟母亲，女儿只是无声流泪。电影结局暗示女儿选择了母亲，实际上选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家庭已经破裂，女儿内心也已经撕裂，这是真正的分离，亦即片名所说的a seperation。
看到这儿，可能有的观众会说：噢，原来还是个coming-of-age电影（成长电影）。也可能有人会说：噢，原来《古兰经》那么厉害，伊朗人可不好惹呀，美国会打伊朗吗？凡此种种，跟电影既有关又无关。重要的是：观众们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那些陌生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的”。但是，不是所有陌生的东西观众们都想了解。《雪花与秘扇》的世界对观众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但是观众们并不喜欢它。
“休息一下，有烟瘾的同学出去抽根儿烟，昨晚熬夜写作业的出去买杯咖啡，然后回来接着看《金陵十三钗》。这个电影你们一定得仔细看，投资1亿美元，在好莱坞也算大制作了。”
然后就看《金陵十三钗》。矮油，这不是克里斯汀·贝尔吗？你瞧他那个一步三晃吊儿朗当的样儿，这不分明就是去年得奖的《拳击手》里的那个人物的性格吗？他跑中国去了？有意思，得好好看看。
《金陵十三钗》一开始，也把观众带进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一个白人混混在遥远的东方的遭遇。中日交战，他被困在教堂里。所谓被困，其实多半是主动的选择，因为贪恋美酒加女人。嗯，可以理解。穿上神父的袍子装疯卖傻意在玉墨。嗯，可以理解。喝醉了酒，袍子没来得及脱呢，日本人就闯进教堂，正义之神突然在胸中激荡，于是神父附体，大喝一声把日本人赶走。于是就被日本人真地当成神父了，于是就骑虎难下不得不英雄下去了。嗯，转变虽然有点儿突兀，但“无奈的英雄”也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也可以理解。
电影到此为止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接下来，既然贝尔已经把自己架上去了，观众就要看他怎么一步一步更深地卷进去，怎么一步一步地经受更大的考验，做出更大的牺牲。因为观众们已经对他产生了认同啊，已经认可了贝尔是主角啊。你前面战争场面打得再精采，人死得再惨不忍睹，观众们也要看贝尔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是生得伟大还是死得壮烈。
不幸的是，面对全片最艰难的抉择，贝尔靠边儿站了。最惨烈的牺牲是妓女们做出的，没贝尔什么事儿了。当然，他的化妆术和修车术都派上了用场，但那是配角的干活。咱们中国观众有些争论，比如这电影反映的历史真实吗？让妓女救处女政治上正确吗？我认为我们那班同学一时还想不到这么深的问题上去。他们最强烈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茫然失落：主角不见了，变配角了。
（假如贝尔从始至终就不是主角，只是一个叙事者，这个结构也还说得过去。偏偏贝尔连叙事者都不是，整个故事是由书娟的画外音来讲述的，所以就怎么也说不通。你不能那么浓墨重彩地塑造一个人物，然后只让他打酱油。）
从电影技术来说，主角突然变配角是很陌生的，而这一次的陌生又没什么道理，属于观众不愿意接受的那种陌生。从贝尔粉丝的角度讲，把贝尔突然变成配角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就算熟悉也不行。
两部电影放映完毕，全体观众投票，《一次别离》获奖。就这么简单。
我费劲巴力写了这么多，就是想说：要想走得奖这条路，其实并不难。评委们的心思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我认为这道理张艺谋其实也明白，他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接触国外电影节了，比咱见多识广，他肯定知道《金陵十三钗》不对金球奖的胃口。我相信他拍这部电影意不在金球。
对于年轻电影人来说，谈论张艺谋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反正没人给我们1亿美元。谈论《一次别离》有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努努力便能摸得到的高度。昨天我看电影的时候，心里一直在念叨：“这个情节我写得出来”，“这个对话我写得出来”……，一直看到《古兰经》的情节，我才承认这个我写不出来。但是努努力，还是能摸得到的。当今中国那么多考验人的integrity的课题，不用花很多钱，不用跟审查制度过不去，拍一部《一次别离》那样的电影，得个金球，在美国艺术院线放映一下，投资人也不会赔，这个咱们能做到。起码我能写出这样的本子。关键是定位。你愿意把自己定位在这样的电影人身上吗？愿意的请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