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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作家

育儿

教育

分类: 教女录


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送她去上中文学校。那个学校使用的教材已经在努力贴近海外生活场景,但仍然有些表达让从小在海外长大的孩子难以理解。比如有篇课文写到某个已故的中国领导人去看望华侨,文中写到老华侨感动得泣不成声。小华侨们读到这里则面面相觑,不解风情。那个学校教中文的老师对自己所教科目也怀有谜之自豪。我们报名的时候,老师一再责怪我来晚了。怎么这么大才开始学中文呢?她高高在上地打量了一下未开化的野蛮小孩,目光中充满怜悯。在我的百般威逼利诱下,我女儿勉强坚持了一年,后来说什么也不去了。她说中文老师喜欢“pisses me off”。大概意思就是老师总说让人扫兴的话。从教材到教法,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不平等

就这样,我女儿放弃了正规的中文学习。我对此多少觉得遗憾。不过,虽然读写不行,她的听说能力还保持着,尤其是听力。这是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始终不过关。我们家的日常沟通总是孩子们对我说英语,我对孩子们说中文。我们彼此都能听懂对方,又都用自己最熟练的语言来表达。

加州高中毕业的要求之一,就是修满三年外语课。我女儿高中的世界语言部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中文、日语、拉丁语等等。我觉得这是个学中文的好机会。公立学校的教材都是由州里指定的专家审定,老师也都是在美国受过教育并拿到教师资格,应该不会像业余中文学校的老师那样动不动就piss off学生。但我女儿说学校教中文的老师不欢迎华裔学生来选中文课。老师认为华裔本来就有中文基础,选中文课就是为了混学分,所以华裔在他的课上很难得A。我觉得这种想法没有道理。像我女儿这样从小在海外长大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和非华裔的孩子能有多大差别呢?

就这样,我女儿选了西班牙语。学校开放日那天,我去旁听了西班牙语课。西语老师给家长演示浸入式教学,整节课上连说带唱,上窜下跳,让我深深觉得教西语是个力气活儿。奇怪的是,下了课后我感觉能量倍增,仿佛得到了西语的加持。我估计即使受过美国教育的中文老师也达不到西语老师的课堂效果。中文本身就不是热情奔放的语言。

我女儿还利用10年级和11年级的暑假去社区大学修西语。社区大学的暑期课是密集型的。两个暑假下来,她已经修完了西班牙语4,超出了高中毕业所要求的西班牙语3。按课程描述,她应该已经能够在西班牙语国家工作、生活了。加州的搬家、装修、清洁、园艺等行业有大量的西语裔从业人员。有几次,我专门把女儿找来,希望这个双语人才能帮我与西语裔人士沟通。结果我发现她的西语能力十分有限。我开始怀疑她成绩单上的A的含金量。莫非西语老师也是对混学分的西语裔十分严格,对非西语裔学生鼓励为主?

高中最后一年,我女儿听说上大学后还要再修一年外语课,但如果考过AP外语就可以免修,于是她打算考一门AP外语。她已经学到了西语4,按道理说考AP西班牙语是顺理成章的,但她翻了翻试题,觉得没有把握。正在苦恼中,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美国同学在复习AP中文,她这个从没系统学过中文的人,居然能给美国同学辅导,于是她决定考AP中文。

我听说她要考AP中文,差点笑出了声。就你那中文水平?也就相当于国内重点小学三年级吧?没想到AP成绩出来,她居然得了满分五分。我实在是感到难以置信。后来我找了张试卷看,这才明白她这五分是怎么来的。首先,试卷全文(包括题目和答案)都是有注音的。简体字版有汉语拼音注音,繁体字版有台湾式注音。这就解决了我女儿不能读写的问题。其次,考试的内容很多都波及到日常生活。比如有一道考量词的选择题。题目是:你有一(   )领带,答案是:A.张,B.条,C.头,D.个。作为在中国家庭长大的孩子,就算从未正规学过中文,也知道领带的单位是“tiao”

我不得不感叹耳濡目染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说中文的老妈,要想知道描述领带的量词就只能背单词。再回想她高中的中文老师,方觉得他对华裔学生的逆向歧视也不无道理。同时,我也感叹从无到有学习另一种文化的难度。如我女儿这般热爱西班牙语,在社区大学的西班牙语4都拿了A,最终刻苦习得的西语还是赶不上耳濡目染的中文。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教过他几首唐诗,但他一转身就跟姐姐用英语吐槽,说唐诗多么地荒谬,不make sense。我曾经也为儿子的中文水平而忧虑,但是有了女儿的榜样,我就有了底气,知道他最终也逃不脱拿中文当第二语言的宿命。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他刚过上午十一点就要吃午饭,当时我正忙着别的事,就说:你不是早上九点刚吃过吗?现在怎么可能饿呢?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服我,一着急就仰起脖子说:"饿饿饿,曲项向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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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3 10:42)

“她们”的风景 

《中国文学新力量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序》

何向阳


 

    海外华文女作家,一直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支劲旅。她们的文学实绩有目共睹,并已然完成了代际的承递,对于这一点,文学史自会忠实记载,无须我在此一一列举。而收入这套丛书的作者,只是无数有成就的“她们”中的五位。五位作家虽分布于北美或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领略与生身的中国有差异的文化背景,并在文化的差异中以智慧感悟着文化的融合与进步,且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之,表达之。她们一方面在国外营造和寻找事业与生活的新的基点,一方面一直在语言的深层创造上保留着对于华语文学传统的深度认同。当然这认同已然不是封闭僵硬的,而是融汇了不同文化之后创造出的新质地的华文文学。

有一种说法,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成熟作品大都写于中年之后,原因在于生存的问题一一解决之后,对于精神的思索开始提上日程,并随着经历的丰富而渐入佳境。而回望个体生命的过程,同时更是用写作这种方式建立与祖国家园的精神联系的过程。所以这套文丛所收的海外女作家虽在文学上的起步有的并不算早,而大多在年龄上也不再年轻,其中有的是早年在国内发表作品很多时隔多年才又重拾创作,看似应可纳入文学新力量的行列,其实这是符合写作金律的。这里的“新”,不过是对一种力量的确认。实际上,海外女作家近年的文学表现岂止不俗,她们对于人、人生与人性的沉思不仅深入,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国内女作家观察与写作的独异的角度,这种不同经验与艺术的补充,对于文学的整体创造而言,弥足珍贵。

    五位女作家虽居地各不同,但收入文丛的这些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也是她们的写作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大多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海外的生活、工作、心理、情感(周洁茹除外)。她们的作品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而在女性视角之上的眼界之开阔,使得作品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与碰撞中,在对于不同文化的观察与体悟上,显出一定的优势。

    比如,陈谦近年的作品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在她的叙事呈现出的细致温婉的风貌,更在其作品中深蕴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思考。而《繁枝》《莲露》等对于女性内心的开掘与探索,极其深入,而且创造了我称之为“繁枝体”的叙事方式,艺术上的层层脱剥,使得被岁月层层包裹的内心一点点地袒露明亮起来,她的两部作品均进入我的年度中篇作品综述,打动我的不仅是其对故国家园往事细致耐心的打捞和梳理,对人性中最幽微最真实的反映与讲述,更是她对于女性命运洞若观火且又悲悯有加的关注与体恤。



    方丽娜对于女性的关切,多集中在对于跨国婚恋中的女性的情感成长与人格历练的探索上,其《处女的冬季》探讨置身于两种不同文化中女性的疑惑与迷茫。讲述生机勃勃又嗓门亮丽,其语风泼辣,每每切中要害。在旖旎迷人的风景、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传达出富有意味的人生主旨,在看似悲伤的结局中见出人间的温暖和坚定的希望。作品传达出的令人欣喜的强劲力量不仅使之在短时间完成了从非虚构文学到虚构文学的华丽转身,而且也一直是这位一手散文一手小说的作家追求的艺术之境。



王芫的作品看似中规中矩,略显坚硬与冷静,比如《路线图》,于平稳的叙述中呈现出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三代女性的成长,母亲的迁就与无奈,做女儿的坚忍与脆弱,自己女儿的单纯与刚强,都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一一呈现。作品在描写女性或可于不同人生阶段所具有的核心性格与品格的同时,也流露出作家身为女性的温情和仁慈。其作品中对于“来路”的人生瞭望引人深思,在真诚中显现出的宽厚而稳定的底色,或来源于她在国内早就开始的文学历练。



与王芫近年的一再“出走”不同,周洁茹走的是一条“回归”之路,她的这些小说没有将笔力放在书写海外生活上面,而是将触角探向小城人物的内心哀伤。《到香港去》,在她倾心于一个个“点”的“地理”叙述中,过往故乡的细碎与迷惘,都市格子楼的拥挤与窘迫,生活的无情挤压与撕裂,生存的伤痛、无奈与不甘,在她日常琐碎的书写与才情出众的文笔下,营造出特异的语境,散发出别样的魅力。两位女作家的写作“路线”虽有不同,但使这些似乎无法言说的平凡之事跳动着的疼痛感觉,都显现出她们不凡的文字之功。



最后我们说说曾晓文,这是一个作品中更多一些母性的温厚与女性的耐心,并无强化女性对于情感过多依赖的作家。她的眼光更为开阔的部分,使得她的叙述节奏获得了难得的速度,而在小说结构上的用心也见出某种艺术追求的成熟。比如《重瓣女人花》,写不孕女性的婚恋、心理与命运,开端则从案件入手,颇有个性。而这部小说娓娓道来式的“重瓣”结构也颇可圈可点,她甚至将海外男性的心理变化也放在这次第开放的“重瓣”结构中加以剖析解读,叙述人的冷峻让人注目。这是一位关注点从女性出发而更致力于社会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作家,由此她探索的更广阔的界面,往往盛得下更悲悯的情怀,其延展到女性领域之外的诸多思考,也同时表达了海外当代女作家对于人与自我探索的同时对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而这一点或可视为女性作家越过自身性别关心之外创作的一种进步。



祝贺她们,同时也祝贺那些不断加入进来的新人。正是她们,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解说不同文化内涵的写作,在这个文化不断融合而写作又需保持独特性的时代,成就了文学的新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新的风景。

我相信,这风景才刚刚展开,而由“她们”带来的更美的景色还深藏在她们未来持续的强有力的写作之中。

为此,我们充满期待。

 

                                                                2016106 北京

 

(何向阳,女,诗人,学者。出版诗集《青衿》《刹那》,散文集《思远道》,长篇散文《自巴颜喀拉》《镜中水未逝》,理论集《夏娃备案》《立虹为记》《彼黍》,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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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187


 

特稿·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4 档案·侧记:宁夏抗战

 

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

 19 万伯翱 / 月季花的悲与欢       

 21 李元洛 / 浮生半日古松州——绝句之旅 

 25   / 唯劳作者可得食(选摘)           

 35 顾月华 / 古奇女人的早餐会(外一篇)       

 39 徐兆寿 / 高人            

 43   / 女书女人                     

 18 杨永康 / 散文 洞察 想象(主持人语) 

 

专栏

 48   / 阮仪三:护城记       

 57   / 一个人的电影史(七)

 

小说

 66 邱秀华 / 女儿休       

 83 艾丝丝 / 在梦开始和到达的地方

 93 关小凤 / 太阳花       

102 姬秀春 /

 

黄河论坛

110   / 贾平凹小说中的秽污描写         

114   /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忧虑与身份焦虑

116   / 归来者:诗歌与人                

118 魏欣然 / 李清明的湖湘世界               

120   / 诗意的搏斗                     

124 徐山 / 谈《色·戒》及张爱玲 

     

黄河文讯

128 《黄河文学》刊发刘荒田作品被《散文海外版》选载

 

黄河艺廊(彩插)

王祥夫   鲁金林  

 

封三

木刻插画欣赏·法服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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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看到希拉里的宣言:“Every americans need a champion, and I want to be that champion。”起初没细想,就翻成了“冠军”,过后怎么想怎么不对。因为希拉里整个广告描述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特别强调普通人的利益受到最上层一小撮人的挤压,在这种语境下,她怎么还能自称要当冠军呢?后来看到新浪的翻译成:“捍卫者”,我觉得基本靠谱,但单独用“捍卫者”给人保守、守成的印象,希拉里想做的应该是“美国梦的捍卫者”,只是“美国梦的捍卫者”又太罗嗦。想来想去,我觉得可以翻成“斗士”。所以希拉里这句宣言可以翻译为:美国人需要有人为他们的利益而战,而我要成为那个斗士。​

    但是,champion毕竟还是有冠军的意思啊,谁能说希拉里不是在故意一语双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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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常关注奥斯卡颁给谁,除非这一年好片扎堆,竞争激烈。上一次关注是在2011年第83届奥斯卡奖颁奖前,那一年有《社交网络》、《国王的演讲》、《斗士》和《黑天鹅》,是个好片扎堆的年头。记得颁奖前夕我在《时代周刊》上看了一篇文章,作者对奥斯卡奖的分析包括should win(应该得奖)和 would win(能够得奖)。比如最佳影片,该文认为应该得奖的是《社交网络》,但能够得奖的是《国王的演讲》。(当然,“应该”和“能够”并非总是不一致。)

        奖发完了,拿着实际结果回头一对照,作者的“能够得奖”百发百中。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憾。我发现:第一,人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只要你足够了解他们,比如你长年追踪报道好莱坞;第二,艺术的标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部分人的数量其实比奥斯卡奖有投票权的那部分人数量还少。

        换句话说:预测是个技术活儿,只要功夫深,一定测得准。既然咱没有长年研究好莱坞动态,也就不要妄言预测了。今年又是个好片扎堆的年景,咱能做的,就是在颁奖前夜表达一下自己心目中的“should”(应该),弱弱地向那些值得尊敬的艺术家们说一声:good job!​

        篇幅有限,只能谈谈我最感兴趣的且竞争最激烈的三个奖:

        最佳影片:《少年时代》

        最佳导演: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 (《鸟人》)

        最佳男主角:Benedict Cumberbatch(《模仿游戏》)

        下面说说理由:

        为什么最佳影片是《少年时代》而不是《鸟人》?因为《鸟人》在立意上并无新奇之处。《鸟人》表达的主题:艺术家如何突破自身局限,以及在艺术创造过程中自我与角色之间的缠斗,没有超过《黑天鹅》,而《黑天鹅》超越了《红舞鞋》。《红舞鞋》时代,艺术家要克服的最主要的障碍是外在的束缚;而到了《黑天鹅》的时代,艺术家的终极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如果遇到了瓶颈,你是安于现状呢?还是no zuo no die呢?如果走上后一条路,艺术有可能获得突破,个人也有可能走向毁灭。这是《黑天鹅》的主题,《鸟人》不过把这一主题再现了一遍,虽然增加了一些与社交网络有关的情节。

        《少年时代》是关于成长的电影的集大成者,它把我们多年来在各个电影里看到过的零零星星边边角角的感受汇总了起来,表达了对成长的强有力的定义。我把它总结为:“成长是成长者自己的旅程”。看看这十二年里发生了什么:小男孩的母亲上学读书、再婚离婚;父亲从不靠谱的艺术青年变成安份守己的居家男人;一个又一个继父来了又去;姐姐在斗争中与其共存……在这一切噪音、干扰之下,小男孩静悄悄地长大了。对了,干扰,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词。成长是成长者自己的旅程,是最自然,最普通,最不可抗拒的过程。围绕着成长者的一切人物关系(特别是父母)都是背景,最多是互动,一不留神就成为干扰。在电影中,小男孩一开始经常处于银幕一角,是个安静的观察者,到了影片最后,他离家上学,身影开始占据银幕的中心。这就叫成长,成长的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

        为什么最佳导演是《鸟人》而不是《少年时代》呢?因为《少年时代》有很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是不够紧凑。166分钟的长度,在我看来前25分钟完全可以剪掉。前25分钟所表现的无非是一家人支离破碎的生活状况,但用来表现这一状况的细节都比较平庸,比如小男孩在自己卧室里听到母亲跟男朋友吵架的情节。到了第25分钟,生父出现了。生父一出场就个性十足,带着两个孩子在快餐店吃饭时对孩子们大谈政治。孩子们对他的话一知半解,但他为什么要谈这个呢?一来他自己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二来他想塑造自己的形象,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孩子们的生长中缺席。不过孩子们紧接着就问他:你是不是打算回来住呀?等具体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影完全可以从这一刻开始。这一场景本身张力十足,同时还能交待前因后果。失去前25分钟完全不足惜。

        相比之下,《鸟人》就是体现导演艺术的可圈可点之作。这个电影最大的突破就是全片看起来像是一镜到底。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是电影人给我们变出的魔术。既然是魔术,就涉及到炫技。所以这个电影要突破的就是如何呈现出“连续性的幻觉”,包括如何进行严密的场面调度;摄影机如何无瑕疵地运动;剪辑师如何在两个镜头前找到恰当的剪辑点;数码调色师如何让前后两个镜头的色彩无缝流动起来。而这一切又必须在一个前提下实现:有限的预算范围。《鸟人》做到了,是一次成功的炫技,导演should(应该)得到那个小金人。

        最佳男主角为什么是演图灵的男演员而不是演霍金的男演员呢?我认为演霍金的演员只是做到了“像”而已,没有演出霍金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当然,这一点可能是受制于剧本,也可能是因为霍金本人还活着,所以既限制了演员的创作,也限制了包括我在内的观众的想象。但结果就是结果,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结果。

        电影中的图灵并不必须要与真人相契合。我不知道图灵本人长得什么样,也无意去拿银幕上的图灵和真人比较。电影开场时是1951年,警察到图灵家去调查盗窃案。出现在警察面前的首先是图灵蹲在地上的背影。这背影是一个铺垫,它的意义只有在下一个背影出现时才能被你领略到。接下来,图灵回忆自己在战时(1941年)前往海军部应聘,他的背影再一次出现在银幕上。仅凭这个背影你就能断定该人是图灵无疑,绝对不会认错。瞧那坚定、自信、有力的脖梗子,还略向一侧倾斜,带一点好斗和不服输。这背影简直就是他的标签。但这背影又和你刚才见过的(十年后的)不同,少了几分沧桑,少了几分提示着悲观命运的不祥。看到这儿,我就觉得最佳男演员should应该颁给Benedict Cumberbatch。

        噢,对了,作为一个电影剧本发烧友,难道不应该谈谈最佳剧本吗?首先,我一直就不明白奥斯卡为什么要分最佳原创和最佳改编。写剧本是一门单独的手艺,甭管素材来源是一本书还是一个人真实人物的一生,这个剧本是剧作家写的,体现的是剧作家的水准。难道改编比原创容易?抑或改编还要额外衡量对原作的尊重程度?真心不懂。如果非要在这个框架下回答的话,我只能说最佳原创是《布达佩斯大饭店》,最佳改编是《模仿游戏》。至于这两个人的名字,报歉我也记不住。编剧的名字只要导演记得就行。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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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叙事的层面看,我觉得这个作品存在一些混乱。

1, 首先,让我产生最明显的不适感的时刻,是电影突然告诉我们女主还活着,也就是女主得意洋洋地在高速路上开车的那一瞬间。这个揭示来得太突然,让我无法适应。(这个时候电影大概进行到了一半左右)。

2, 对于日记内容的真伪交待不够。在电影的前半部,通过女主记日记而讲述的一些事情,始终也没交代是真是假。比如男主推女主,致其摔倒在楼梯上这个情节。到底是这个情节引发了女主的恨,从此开始了一系列的筹划,还是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女主虚构的?

3, 根本原因在于编导对男主寻妻和女主隐身这两条线索的关系没有把握好。我认为应该把告诉观众女主还活着这一时间点推迟到电影的四分之三处。在这之前,男主应该是蒙在鼓里,一方面寻找妻子一方面经受舆论的拷问,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是妻子在陷害他,直到警察找到妻子的日记。也就是说,应该先交代警察找到女主日记再告诉观众女主还活着(现在电影是把这个顺序颠倒了)。至警察就日记内容一项一项与男主对质时,男主才确认自己遭到了陷害,同时也确认妻子还活着,这时找到活着的女主就成了洗清男主嫌疑的唯一可选。接下来再出现女主得意洋洋地开车走在跨州公路上的镜头。

二, 从内容的层面来看,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结尾不可信。

实际上,从高中恋人收留女主开始,这个作品就开始不可信,因为这个高中恋人的存在有些过于方便。但也还算是见仁见智的可争论的问题吧。结尾非常不可信,男主竟然因为女主怀了他的孩子就打算和她凑和过下去。这种想法发生在一般没有爱情的夫妻身上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发生在男主身上是不可能的。这个女人不仅阴毒,能算计人;还手狠,能动刀捅人。就算你横下一条心跟她凑合过,你还能活几年都是个问题,男主不可能不考虑这点。从女主的角度想,她也不可能愿意继续跟男主生活下去。她本来就嫌弃男主,觉得他窝囊,胸无大志,还不爱她。她并不会因为这次计谋失败就改变了对男主的看法。再说,现在男主的腹黑程度也提升了,他能当着电视观众的面做那一番表演,说明他也潜力无限。女主不可能不害怕。总之,结尾这样设计是出于理念,而不是出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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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3 07:42)
    读了爱丽丝•门罗的《奎妮》,第一次对作者感到不满。

    主人公奎妮高中辍学嫁给了比她大很多的音乐老师,两个人私奔到多伦多。一年半以后“我”,奎妮的异父异母妹妹,来到多伦多看望奎妮,发现她的婚姻已经演变到了猜疑和不忠的阶段。又过了几年,奎妮终于从婚姻中逃离,从此家人再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被奎妮抛弃的老丈夫年复一年给“我”寄圣诞卡,希望能打听到奎妮的下落。作者在结尾部分写到:几十年来,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我认为我遇见过奎妮很多次,有时在亚洲,有时在非洲,有时她穿着这样的衣服,有时她梳着那样的发型。只有一次,我在一个超市见到了她。这一次她自己似乎也想被我认出来,于是盯着我看,但我一不留神又把她错过了。等我结完账,把东西放进车里,再转身回去找她时,她已经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实在一般。我认为爱丽丝•门罗选择了一种容易的结尾,或者说落入了短篇小说家为自己虚构的以小搏大的窠臼。当然,“她自己似乎也想被我认出来”这一细节有新意,也动人,但总的来说,这仍然还是一个试图用开放式的结局来表现普遍性命运的俗套。

    你在前面已经用那么精彩的细节描绘出了这个人物,所以我想知道奎妮去哪儿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奎妮这种人遍天下,我就想知道她的下落,我就想知道你能编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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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0 09:25)

你们传播的那些诗歌

我不以为然

但我不能说

或不想说

因为

昨天我看了一些作品

前天我也看了一些作品

都很一般

我保持了沉默

它们的作者有些是我的朋友

有些很权威

我不想得罪人

或者不敢冒犯

你们传播的这些诗歌

还算不错

但也没好到必须交口称赞

作者是草根

还有一些不幸的亮点

我在这时挺身而出

直言不讳

是不是有点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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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重荷》(Burden of My Heart)是一部讲述卢旺达种族清洗发生16年之后人们如何进行心灵重建的记录片。这部影片的叙事方式十分值得注意(当然也不排除我看得少,所以有些大惊小怪)。

        电影一开始,是一位二十刚出头的图西族青年,坐在深夜的咖啡馆里,讲述当年死里逃生的经过。他的全家人都被杀了,正当他也面临死亡的时候,一个胡图族人说:还是留下他吧,他还是个孩子,以后我们就见不到图西族人了,可以把他放到博物馆去。

        随后影片切到其它场景,然后又多次切回到这位青年。这位青年是全片唯一对着摄影机讲话的人,但他并不是全片的叙事者,不承担解释其它场景的任务,他只是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至于其它场景,我印象深刻的有:

        在一个基督教堂,一个女性布道者引领着信众一起唱歌,歌词非常简单,字幕上写的“上帝,您是我的上帝”,从银幕上听大概就是不断重复的“米麻查,米麻查”。密密麻麻挥舞的手臂、脚踏木地板的声音、悦耳动听的节奏……总之,对信仰的执著与非洲歌舞的热情奔放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一个家族打开一间废弃已久的房屋,整理死人骨头。活着的人一边一根一根地清洗骨头,一边议论:“他们一定是觉得他太高了,所以要先把他的腿砍断,然后再烧死他”。镜头里的人们不动声色,就像玩玩具拼图似的,比比这一块腿骨是不是和那一支关节是一套,要么就用小棍子往骨头里掏,把骨髓掏出来。洗好之后,院子里铺上一张席子,把骨头放在上面晾干。

        一个双腿膝盖以下不见了的妇女,坐在推车上,她的丈夫推着她上坡。长长的镜头一直追着她,直到她回到自己破烂的家里。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奶。

        以上几个场景,中间没有任何解说词串场,无论是旁白还是字幕都没有。以至于我看到一半时,觉得这部电影叙事比较凌乱,虽然单个场景都能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坚持着又看了五分钟(主要原因是不敢离座,因为电影院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满了),突然看出了这个电影的好。这种好是不能解释的,只能感受。当你习惯了这些看似缺乏过渡与联系的片断一齐粗暴地涌向你,当你感受到了震撼与冲击,你反而不能想象这个电影如果用了《河觞》式的大段煽情旁白又会有怎样的效果。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影片接近结束时的一个群众集会。同样是没有任何旁白或字幕说明这个集会的性质。政府办的?民间自发的?教会办的?一个月一次的?还是一年一次的?总之是没有任何说明。这个场景开始时,一个女子领着大家唱歌,歌声非常优美、沉静、深邃,歌词里有“仰望星空”、“慈悲”之类的词。接下来有些人开始絮絮叨叨地回忆,说“我的哥哥本来都逃到了扎伊尔,但我爸爸告诉他:大屠杀结束了,现在安全了,回家吧……”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哭声越来越响,然后响成一片,逐渐演变成集体性的嚎啕大哭。过了不知多久,最后剩下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背影,坐在地上,像野兽一样撕心裂肺地哭。

        影片不断地切回那个面对镜头讲述的青年,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断。比如他说:“当我知道有一个民族和解委员会的时候,我问他们:怎么可能和解?我怎么可能忘掉这一切?他们回答说:这是一个过程,也许你不能,但也许你的儿子能。”

        在另一段里,他说:“我曾经不想活下去,但是现在我有了儿子,我的想法改变了,我不想在他还没长大前死去,不过倒不一定要活在这个星球上,也许活在其它的星球上,一个没有仇恨,没有屠杀的地方。”

        记不清是在哪一瞬间,感觉自己突然就看到了这群非洲人身上的人性闪光。虽然他们住的是脏乱差的穷民窟,小孩子都在垃圾堆里长大,脸上一道一道的泥印,但他们在真实地痛苦、宣泄、追问,这其中体现出来的灵魂的高贵,真是把某经济崛起但拒绝反思的大强国甩出了好几个星球。

        影片结束于一个主观镜头,同样是没有说明,不知这是具体哪个城市哪条街,只看见面前是一条破破烂烂的路,摄影机不断向前推进。

        《心灵重荷》是2014iDocs国际纪录片展映与论坛上展映的二十部影片之一。展映结束后,导演Iris Olsson上台,接受了观众提问。

        不得不说,咱们观众的提问水平忒低了。有一个观众问导演:“你怎么看待人类文明与大屠杀之间的矛盾?”翻译忠实地将问题传递了过去:“你怎么看待civilization和genocide之间的矛盾?”导演很困惑:“我不能确定我明白你的问题。”其实也不能怪这个小伙子,大概在中文语境里,civilization就是文明,而文明就是文明礼貌,五讲四美三热爱,于是既然人类有civilization,那么发生genocide就是矛盾。

        在这个观众一再的追问下,导演说:“我能想到的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有四点”。于是导演说了四条,都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分析,没有用“文明”之类的大词儿。

        然后这个观众又问:“你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吗?你是否准备拍一部南京大屠杀的片子?”

        导演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你应该拍。”

        据说现在写影评的道德标准是不得剧透。但我之所以自甘堕落把这个“剧”透成这样,是因为它昨晚放过一遍之后,不大可能再在中国有另外的商业放映机会。

        另外要提的一点是:听说iDocs国际纪录片展映与论坛今年是最后一届,主办方因为经济等原因难以为继。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可惜了。为什么好的东西,能开阔眼界的东西,生存下去总是这么艰难,这难道就是人类的civilization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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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黄金时代》,最满意的是编导在尊重史实方面所下的功夫。因为我非常热爱萧红,所以不愿意见到别人靠戏说来消费她。

        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就是看不出编导到底是怎么萧红理解一生的。整个电影缺乏核心。想想那些优秀的传记电影,无一不是由一根鲜明的精神线索贯穿全片。《Amadeus》如此,《Becoming Jane》也如此。人物传记片应该表现人物的灵魂,表现人物与命运的抗争。相比之下,《黄金时代》更像流水账。

        有朋友认为:《黄金时代》对史实的尊重影响了观众的欣赏,会令不了解现代文学史的人看得一头雾水。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人物传记电影就应该承担普及的作用,就应该面向不知道那段历史的观众。要让观众看过电影就知道了,而不是让观众先知道了再去看电影。所以这个电影的缺点还是没有写人。

        如果让我来写,我会把萧红一生的冲突概括为: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如何与命运抗争走出自己的路。萧红的才华举世无双,但她对自己的才华不自觉,这是她身上的第一大矛盾。她身上的第二大矛盾是既要自由,又离不开男人。

        萧红和萧军的相遇应该是她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萧军爱她、救她与她的才华密切相关。萧军对她的欣赏与她表哥、汪恩甲对她的喜欢都不同。萧红自此发现原来女子有才也是一个优点。《生死场》的诞生便有向萧军强调自己优点的意味在。

        《生死场》受到鲁迅提携,萧红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后,萧红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她对鲁迅也产生了儿女之情。天天跑到鲁迅家,一坐就是半天,惹得许广平烦她。多年前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萧红去日本实际上是许广平操作的。不过这件事我记不清了,也找不到证据。

        萧红在日本给萧军写信:(大意)“我现在没有经济压力,生活也舒适,这不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吗?”但这句话只能反着理解。既然生活安定无忧,正是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为什么在日本呆不住呢?为什么不好好写一部作品呢?她自己知道答案,那就是:没有男人。

        离不开男人是萧红的一个大弱点。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错。那个年代,一个单身女子大约就是无法一个人生活下去吧?即使像萧红这样拥有盖世才华,也根本不能想象自己一个人如何生活。更何况萧红对自己的才华并无与之相称的自信。

        于是便又回到了萧红自身的第一大矛盾。我认为萧红是有白话文以来最好的女作家,没有之一。张爱玲比不上她,其它人就更不用提了。但萧红和张爱玲最大的不同就是萧红对自己的才华不自觉。萧红过于原生态。也许是因为出身和教养不及张爱玲,所以她无法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看待自己。萧红对自己没有底气。这是萧红最让人痛心的地方。

        有才华而不自觉,爱自由而离不开男人,所有这一切纠结都在二萧相遇的一刻就已经埋伏好了,以后注定会有一个总爆发。萧军对萧红绝对是再造之恩。设想若是没有萧军来救她,萧红再有才华也无非就是被卖到妓院去。萧红对鲁迅的依恋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萧红是靠鲁迅的肯定来定位自己的。萧军对萧红的背叛,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不忠之外,可能还有嫉妒萧红才华的因素在。不然,何以当萧红都在为他遮掩,说自己眼睛上的伤是磕到了硬物,萧军却偏要自我暴露说“就是我打的”?还有,为什么其它去山西的文化人都撤回西安了,偏萧军要留下来打游击?我认为萧军要打游击就是在赌气。可惜我没时间查史料,没法证实。不过这并不关键,重要的是萧军一旦离开萧红,萧红就投入了端木的怀抱,因为她离不开男人。

        萧红嫁给端木应该是她人生的大败笔。想想看,要搁现在,一个女作家到了萧红这地步,应该如何经营自己?肯定有更多出路吧?再者说,现如今还有低估自己才华的女作家吗?谁不是(不好意思,包括我在内)创作谈整得比创作还好?我说这话绝不是讽刺女作家们,我是真心觉得我所处的时代比萧红所处的时代好,至少对有才华的女性来说,眼下这个时代出路更多。

        在萧红的时代,对女性来说,铁门只是刚刚裂开一道缝而已。萧红没有赶上好时代。

        可是这个电影却取名《黄金时代》,还在宣传单张上写着“想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之类的文字,这就是既没读懂萧红的悲剧,又没摸准时代的脉搏。或者说,是试图把应该卖给文艺青年的故事卖给普通青年。普通青年只看励志的和成功的故事。你不能让他们抱着看《作女传》的期待进影院,结果却看到了一出悲剧。

        萧红的故事在文艺青年中应该有市场,前提就是要拍出忆苦思甜的调子,而不是今不如昔的调子。其实萧红的人生是应该能够让女文青们抚今追昔,深深共鸣的。现在的我们,比起在萧红的时代,对自己的才华和身体毕竟有更大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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