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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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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光老师今早病故了! ”当我2013年9月2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时,正伏案赶写一个东西,放下电话后,却再也一个字写不下去了,张老师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容,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第二天,我和老同事陈尚胜教授偕赵凯球先生往张府吊唁。在那张效果很不好、几乎失容的遗像前,我们鞠躬和张老师永别。贫寒的家境,悲伤的亲属,使我站在遗像前的那一刻感到极度的压抑和悲怆。那一刻,多么想放声一哭,为上苍和命运对作为史学天才的张老师的不公哭!
    张老师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以学问为生命、以学问为信仰的人。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他对学问的痴迷和虔诚那是远远不够的。而上苍和命运的不公在于:没给他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来张府吊唁我才知道,他至死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这可能在山东大学文科教师中是不多见的。“不图腰缠十万贯,但求坐拥五车书”,是自古以来多少书生的梦想!他到死也没实现这个梦想!他有五个孩子,现住在中心校区南院家属区一个三居室的套房里,家里一度连摆双人床都睡不下,哪里还会有他自己的书房!他不仅没有自己的书房,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书桌,他的那些名留学术史的论著都是在饭桌上写成的。他不仅没有自己的书桌,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书架!其实他根本用不着书架,因为他甚至没有自己治学的专用书籍!他买不起书。他1956年入读南开大学历史系,本来是学明清史的,之所以后来改治秦汉史,就是因为秦汉史的资料到处都有,不需要自己再掏钱买书。他实在太穷了!
    他至死都没能完全逃脱贫穷的魔爪,虽然一段时间以来已有很大改善。他像当年马克思所自况的那样:贫穷如同魔鬼紧紧抓住自己的衣角,无论怎么用力都甩不掉。说来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事实是:张老师在学校出名,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是因为他的贫穷,特别是因为他上个世纪90年代竟然在校园门口开过饭馆!
    我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不知多少个私下场合,对作为一个有造诣的历史学家的张老师,把餐馆开在自己任教的大学门口,表达过一种看法:这不是张老师的耻辱,这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张老师有什么办法:妻子带着五个孩子从乡下进城谋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下,这怎么能养活得了?你给他那么点工资,又不让他开饭店,你想让这七口人喝西北风么?“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对张老师来说,只有开饭店,才能立马挣钱,才能立马糊口!其他的任何自救举措都远水不解近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是个什么年代?知识分子最寒酸的时代,而人文学者尤甚。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脑体倒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民谣一时流行,高校教师经商下海,就集中出现在此一时期。这样一种总体状况,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困境,迫使他走上边治学边开餐馆的谋生之路,这怨得了他么?而且就是在他开餐馆期间,他的一个在餐馆帮忙的爱子还触电身亡。才高八斗,一贫如洗,一至于此,竟还有人指责他损害了学校的声誉,情何以堪!理何以堪!
    张老师走了,也许他只有走才能彻底摆脱贫穷带给他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压迫感和挣扎感。
    张老师走了,秦汉史学界从此少了一根支撑自己的栋梁,这个领域从此少了一个引领者,少了一个最辛勤的劳作者。中国史学界从此少了一个已臻最高治史境界的杰出历史学家。
    在生活中他是个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短于生计的农民,但一入秦汉史领域,他则成为一员纵横驰骋、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的猛将,最后则赢得了此一领域几乎所有学者的敬重。
    出手不凡,大气磅礴,是张老师在科研上最重要的特点。他的成果,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几乎件件都是一等选题,件件都搅动了秦汉史研究领域。用他自己的话说:“吾所汲汲以求者便是一个‘新’字”,“无新见誓不为文”! 1983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他,几乎同时在《中国史研究》和《文史哲》上推出了《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和《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两篇长文,在学术界率先提出了秦自商鞅变法后实行的乃是“普遍的真正的土地国有制”的见解。此一见解,堪称石破天惊,翻了一个历史巨案。因为连小学生都知道,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开中国土地私有制之先河。而且这一看法从董仲舒以来就流行。而张老师现在则提出: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是“按户计口授田制”。一石激起千层浪,先秦秦汉土地制度史从此被改写。
    为张老师所改写的何止仅仅秦的土地制度史?秦的户籍制度、爵赏制度、学吏制度、乡官制度、家庭制度、刑徒制度、田地规划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和居资赎债制度等,均为张老师的“详尽研究”所改写。而且,不仅是改写的问题,其中若干制度,要么为张老师所发现并首先命名,例如,秦的“为田制度”即田地规划方案,就是“一个从未被认知的问题”,秦的“官社经济体制”,“一向为学术界之所未知”,秦的官作“居资赎债”制度,“由于文献阙文,过去一无所知”,这些端有赖他的努力而被发现并彰明于世;要么有的制度虽为人们所知,但并不清楚,例如,“秦的阡陌封疆制度”早已是“千古之谜”,虽“历来说者蜂起”,然“终无破解”,秦所确立的系统的乡官组织及乡政运作,后世也“不甚了了”,秦的“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千古以来也“鲜为人说”,特别是对秦的“户籍制度”,后世“尤其无知,向为学术界一大空白”,这些也端赖张老师的洞察力而大白于世。
    以上述发现和发掘为基础的《秦制研究》一书,其巨大的学术史意义便不容轻忽了。论者咸认为,这部煌煌近百万言的巨著,将不仅成为“秦制”研究的经典,也将会是近三十年来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因为“秦制”开此后中国历史之先河,“汉承秦制”,历代又承汉制,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两千多年来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授权制”格局就这样延续下来。然而,有关“秦制”,特别是“秦制”形成过程的文献存世极少,连离秦灭不远的司马迁,也慨叹“惜哉,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这样,作为中国制度源头的“秦制”,特别是其中的“食货志”,在此后两千多年间,就长期处在“无闻”的状态。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从根本上结束了这一状态,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秦制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张老师常年处在“蜗居”状态,但屋墙的四壁似乎并未限制住他高远的学术视野。他是一个有巨大学术雄心、学术抱负的人,虽然身居“外省”,但他未必不想在学术上称王,也许研究秦制使得他想当学术上的秦始皇。即使当不上秦始皇,他也肯定想做一个永远不被兼并的学术诸侯,“五霸”或“七雄”,大概是他最低的学术期待。他是一个想创造学派也创造了学派的人,他是一个想提出自己的方法论也提出了方法论的人。
    深厚的实证功力与卓越的概念化能力同臻至境,是张老师治学的杰出之处,他在这两方面同时获得了同行的激赏和钦服,这很不容易。秦汉史研究名家黄留珠先生,对张老师的材料疏通考辨功夫就再三致意、称道不已。他认为张金光先生关于秦简《法律答问》“部佐匿诸民田”应作“部佐未将诸民田上报”的考证,关于龙岗秦简“行田”为国家授田制的考证,“畴企”为田中畎亩规划形貌的考证,关于“制辕田”即“为田开阡陌封疆”的考证,关于青川秦木牍文“畛”的考证,关于孟子井田说非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国家份地授田形式”的考证,关于“君子”、“野人”对立即官民对立的考证,关于“提封田”制的商榷等等,均“堪称史料疏考功夫之典型”。其中,张先生关于《商君书·境内》之“校徒操出”应为“技徒操掘”的考订,尤为“精妙”,“令人叫绝”。这一考证,既纠正了章太炎的老师俞樾的疏解,也超越了高亨先生在《商君书注解》中的相关训诂,“更接近历史的原貌”。
    张老师的实证功力无疑是一流的,但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愿意做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说:“实证不过是我的第一步功夫,还要进一步出于实证而进到分析研究的理论层次,亦即史、论结合的层次。”所以,我认为他已进入到一个大历史学家的行列:他不仅把自己的研究推进到较高的学术层面,而且他追求的,还是学术的世界设准。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并非仅为了描述历史”,而是要发现历史本身的逻辑,“并从中提炼和建构普遍性理论分析系统概念”,他说:“吾致力于此道之研究凡三十余年,其目的在于另辟蹊径,以求走出西方历史中心论,以免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所笼罩之困境,回归中国历史境遇,建构一符合中国历史实践逻辑的理论体系。 ”
    应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张老师已经实现了他治学的初衷:初步建构起了一个奠立在历史实证基础上的、粗具规模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框架和一套属于自己的、独创的概念范畴,而这一点是并世的其他任何历史学家所没有做到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大致可分为下面四个前后相继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而用来反映这一历史描述框架的核心概念有:“官社经济体制”、“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等等。在构筑这个历史框架和概念系统时,张老师也作出了一些宏观历史判断:周秦以降三千年,“不是民间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权力塑造整个社会”,“国家权力是中国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官民二元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等等。这些基本判断和概括的理论意义是不容低估的:由此出发,将改写整个中国历史。
    张老师也是中国史学界少数具有方法论自觉的学者,事实上,他一直一面在治学,一面在进行升华和反思,遂逐步形成了带有他自己特点的治学方法和历史理念。关于前者,他说他的原则是:“断代问题,通史做法;具体问题,一般做法;个别问题,普遍做法。 ”也就是说,不管大小问题,总是先做通体研究,打通一条线,旁及一大片,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把握具体和个别问题。譬如,他研究“秦制”,“其时限却不仅囿于秦十四年的历史,其空间界域亦非仅囿于秦之旧部,而是上挂下连,左右旁通,亦即追究前后通时变,旁及六国考异同,上考其源,中究其制,下指其归。一言以蔽之曰:于秦制中通古今之变,于通变中深考秦制”。
    至于张老师的历史观念,尤深具启发意义。他说他的历史观念:是由传统的二维关系调整为三维关系,由平面关系调整为立体关系,由左右关系调整为上下关系,横向关系调整为纵向关系,进一步的说,把民间关系调整为官民关系;把社会间关系调整为国家对社会间关系。总之,他认为,“官民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传统中国,远比所谓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更重要,更具本质的意义。在他看来,传统的“阶级论”的方法,“恰恰略去了国家权力这个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维度”,而官民关系,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更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剥削关系。这堪称张老师的典型的中国历史观了。如同前面所说,他的历史观如得到贯彻和实践,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将呈现另外的面貌。
    近六十年来,有两个“主义”对史学界危害巨大:前三十年是“教条主义”,后三十年是“实证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形成了共识,但“实证主义”的危害,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仅如此,“实证主义”由于披上了学风严谨的外衣而益发受到鼓励和放纵。当前中国正在急剧崛起和转型,但处在这个伟大进程中的历史学却失去了方向感,不知何去何从,这就是实证主义泛滥所种下的恶果。实证主义对史学界的危害不亚于“教条主义”。“实证主义”只相信“归纳”的作用,完全排斥“演绎”,排斥抽象概括、排斥理论工具、排斥概念化能力,甚至排斥“问题意识”的作用,从而把史学界完全引向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困境。如同现在中国的工厂企业大都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中国的史学界现在也处在世界学术产业链的末端:中国的学者们如同世界学术分工中的小工,每每像蚂蚁一样到处收集整理材料、清理事实,然后外国学者利用这些材料和事实加工成概念和模型,中国学者再引进这些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历史。如果这些概念和模型与中国社会历史基本相合也就罢了,问题就在于它们并不相合。一方面学术界对概念和理论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引进的“洋奶粉”与中国的肠胃不合,而中国的学术奶企又不生产这些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中国史学界只好陈陈相因而找不到出路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张金光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概括容或可商,他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亦不乏可挑剔之处,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他在中国学术的本土化、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方面已尽了一个开辟的责任。他的努力,代表着未来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健康的方向!
    张老师走了,山东大学从此失去了一个能为自己创造巨大声誉的人,《文史哲》杂志从此失去了一位杰出作者。作为秦汉史专家的张金光先生是从《文史哲》起步的,他的秦汉史研究的处女作《论曹操》,就发表在1977年第4期《文史哲》上,在此后三十多年间,他在《文史哲》上共刊出11篇文章,这些文章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但大都能在学术史上留名则是肯定的。他在《文史哲》(2010年第5期)上的绝笔之作是《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一文,正是在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他关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正是通过《文史哲》杂志这个平台,张老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张老师的交往实际上比水还淡。在他生前,我从未去过他的府上。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他孩子多,住处之窘迫可想而知,他又很要面子,在这种情况下去他府上无异于让他难堪!我们所有的见面都是在路上或是在系里开会的时候。尽管见面很少,尽管年辈有悬殊,但他始终把我看作他的学术知音,见面就聊学术,全是最近学术上的所思所想,我不记得聊过学术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也没给我们正式开过课,我们读本科期间,他在上研究生。唯一的例外,是他作为研究生实习,给我们开过一次讲座,但对这次讲座我已全无印象。但他却是我来山大读书后结识最早的人。“七九级”是1979年9月初开学的,记得就在当月,历史系在文史楼201教室召开“历史发展动力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学前我就关注这场历史学界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以,当时还是新生的我挤进会场旁听了这场讨论,老师们之间的这场唇枪舌剑,让我大开眼界。张老师作为研究生在会上作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发言,依稀记得是说农民起义没起什么好作用之类的,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因此,直到现在,连他当年开讨论会时坐在201教室的哪个位置,我都记得十分清晰。
  在我留校作教师后,他还做过另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记得是“小平南巡”、新一轮改革启动之后,教育界受冲击很大,许多人感到传统学科已发生生存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为应对这一局面,当时有人动议历史系改名为“旅游系”或“旅游文化系”,对此,许多人私下有保留,但也没人公开反对,但张老师却在教师大会上站起来发言,主张以不改为好。这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此动议遂被搁置。张老师的坦率、冒失和学者风骨,于此可见一斑。
    我和张老师之间唯一一次比较“大”的交往,已被他记录在案。在2003年10月28日写的《秦制研究》一书的“后记”中,张老师在叙述了此书出版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挫折后,说:“《秦制研究》书稿几经周折,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王学典先生鼎力相助,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经十余载坎坷路,终赖王学典先生给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吾不胜感激之至,没齿不忘。 ”张老师实在言重了!
    《秦制研究》一书堪称他一生心血之所寄,是他的“藏之名山”之作,他对此书的看重不亚于司马迁对《史记》的珍视。他在此书“后记”的第一句话是:“这部《秦制研究》书稿,是我二十余年来含辛茹苦之作,它凝聚着我的心血与良知。”他在自述中说:当他1981年开始有志做“秦制”研究时,曾拟订了120多个题目,其中做成了12个题目,1987年,应一家出版社之约,他把这12篇论文整合成《秦制研究》一书,当时,正是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时刻。《秦制研究》至少先后经历了三家出版社,均未付梓。前面说了,我和张老师见面很少,大概是1997年的一天,在文史楼下碰到他了,看到他右手几个手指均缠着白纱布,脸色蜡黄,问他怎么了,他说:台湾联经要他的《秦制研究》,但必须用繁体字交稿,张老师实在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出版机会,遂夜以继日,将这部近百万字的书稿重抄了一遍,中指、食指、大拇指,为此全部磨出了血泡,没办法,他就用纱布缠上继续抄。听完之后,在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之余,他的《秦制研究》书稿就这样刻在我脑子里了。 2002年底,当新生的文史哲研究院筹划出版自己的“专刊”时,我想到了这部历经磨难的书稿,并推荐给了我的同事们,于是被列入首批专刊计划,并于2004年面世。此书一面世,好评如潮,震动了整个秦汉史领域,为此套“专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应该感谢张老师,因为直到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在继续给“专刊”创造声誉:2011年,山东大学的老校友,誉满全球的何炳棣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所表扬的当世学人的唯一一部相关著作,就是《秦制研究》。
    张老师走了。早在2012年初,他其实就透出了即将离世的悲音:他把学生对他的一篇访谈稿刊发在《史学月刊》上,竟题为《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等于告诉世人:孤独的、郁愤的、寂寞的他即将驾鹤远行……
    张老师,您走好!天堂里也许没有人世间的“风刀雪剑”。在那里,您也可以多招点研究生——在人世间据说您只带过两个硕士生,在那里,您也可以评上博士生导师,为自己找几个学术传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在人世间是在退休之年才评上教授的,当然无缘博导,尽管谁都知道您很有学问。可谁叫您开过饭店呢,谁叫您那么耿介呢,谁叫您生不逢时呢??“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句诗是对您一生的概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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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史学理论研究

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汤汤主流。但是,泰坦尼克沉没了,并不代表主宰大海的就该是小舢板,当史学家们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微观史的自足时,蓦然发现,历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时,而是如何纠正微观史的琐碎和局促。当史学著作的版面大多为日常生活史、小历史占领之后,人们已开始为史学再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焦虑。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诚然,微观史并不等同于“碎片化”,但选题一味求小,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重叙事重考证轻阐释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又确实让当前的史学难避“碎片化”之嫌。用存在严重的“碎片化”来形容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生态,并非耸人听闻。当今中国史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其深层原因都可归咎于“碎片化”的流行。在“碎片化”的视野中,历史像一颗摔碎的油珠,再也无法聚拢起来。改革开放后,从结构和整体上复建从西方话语中拯救出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史学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急迫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必须克服当前的“碎片化”倾向,加强宏观史研究,重构中国史叙事的宏大体系。

必须承认,“史学碎片化”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知识变迁。归根结蒂,它是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宏大叙事体系被后现代史学瓦解后必然出现的结果。旧体系被打破,而新体系还未及建立,在新旧交替的结合部,总是难以避免群龙无首的混乱与平庸。史学的“碎片化”状况,正是宏观历史理论更替前夜的“非典型状态”。这与自然界地震之后板块的破碎如出一辙。后现代史学最过猛烈之处,即在于扯断宏大叙事一以贯之的发展链条,将历史看成一堆碎片。在它看来,这些历史的碎片彼此隔离,既不受统一性的约束,也没有方向、目的和规律;只有细节和片段的历史,根本不存在总体性的历史;只有具体而微的历史,根本没有宏大的历史;历史绝不是人们臆想的那样秩序井然,而是充满了难以规范的混乱和不测。可以想见,在这种历史观的指挥下,历史研究除呈“碎片化”状态外,实在别无他途。

“碎片化”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二战之后兴起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化发现了下层社会的价值,而“民主化以及群众社会的登场,也在召唤者一种能从事说明更加广泛的各色人等和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各种条件的历史学”,“各色人等都在力图脱离更大的、传统的民族整体之外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因此,史学的“碎片化”,也可以看做是历史学的一种民主化。“它包罗有更广泛的各色人等并把历史眼光从政治扩展到社会上面来”,[①]并推动历史学的主题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

具体到中国语境,“碎片化”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原因。自1949年政权鼎革以来,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领引下转型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在极端政治的约束下,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婢女,主要功能沦为为阶级斗争作注疏,从而导致丰富多样的中国历史被掩盖、扭曲,甚至于将构成历史基本面貌的社会生活彻底排除。当改革开放放松了极端意识形态对史学的箍扼之后,社会史异军突起,宗族、家庭、婚姻、风俗、日常生活、社会心理等过去完全被遮蔽的历史场景纷纷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微观史遂成为主流。微观史的繁荣是对过去那种僵硬的政治性宏大叙事的反抗,它本身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由于缺乏对宏大问题的关注,或者说对宏大问题的关注远远与微观史不成比例,更由于微观史的写作越来越流于孤立化、表面化,因此无论从实际操作上,还是在观感上,微观史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碎片化”的趋势。

微观史虽然凸显了历史的差异和人类的多样性,挖掘出过去较少为人所知的个人世界,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但它无法克服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它把自己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只会导致历史学的繁琐化,甚至将历史书写退化成为传播逸闻轶事和发思古之幽情。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有一件事需要特别留意,即后现代史学在爆发之后迅速归于沉寂,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时间节点正好重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后现代史学的式微具有多方面原因,但笔者以为,全球化趋势加剧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对全球化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的关注,大大超越了对于后现代史学危言耸听的兴趣。历史学总要与历史本身共振,全球化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制式,它所引起的变动之巨,堪比地质时代地壳板块之间的组合与重构,自然也就要求史学以新视角新工具新理论对历史给以与之相应的解读。反映历史变迁的历史学当然要随着历史的峰回路转展现新姿。全球化在多大规模上展开,历史学就将在同等规模上展开理论的建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从长时段、大脉络来把握过去的历史。正如史家所言:“全球化已经成为解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键。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一种能够以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研究全球化和跨文化冲突的影响下产生的复杂所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无法满足的,……微观历史学的实践也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微观历史学对于描述大规模的社会变化根本不感兴趣,……对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进行的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必须考虑到我们大家曾经以及正在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趋势”[②]。从历史进程上,全球化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而全球史的方兴未艾,以及它从大跨度、大结构上对历史重新进行的体系化,都证明着宏大叙事式历史书写的生命力。

要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必须从宏观上入手。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张张碎片缀补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不错,源自西方的宏大叙事已被证明不能解释中国道路,我们可以否定那个宏大叙事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否定那种叙事方式。这正如饭坏了,并不能否定盛饭的容器的正当性一样。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认清自己的历史面目。1902年新史学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1949之后,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所笼罩,常常为了适西方话语之履而削中国历史之足。所以,实际上,自从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之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古代中国在现代中国眼中的肖像,亟需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澄清来描绘。“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口径受到质疑之后,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无奈。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的捆缚,使中国史重返中国,推动国人在中国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比如,有关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封建”考论》和其他相关著作的面世,这一问题更成为中国史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实质,是对秦至清末社会形态性质的认定。如何指称这一时段的社会,直接关系到对这一社会的整体理解、描述和分析,关系到如何从全球文明史的高度来重新把握和复原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之路。时至今日,尽管学界在这一问题几乎所有的知识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由于缺乏统驭性的概念和综合,仍未找到一个从整体上来涵盖这一纵贯数千年、覆盖一千平方公里的大国在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念,而不得不继续“名不副实”地使用“封建社会”这一遭到广泛质疑的名称。

与全球化的背景相契合,从“文革”到“改革”,中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变,但三十年来,学术界一直未能解决一个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的时代课题,即这一转型是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但在时代学风的影响下,学界始终未能聚焦于这个重大课题。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如何评价、诠释、承续这种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历史学自身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可概括为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逐渐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拷问所代替。譬如,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史学界热衷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则热衷于“历史认识论”等问题的讨论。在后一个三十年中,一些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理论问题长期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这一局面导致一个有目共睹的后果,即在中国史几乎所有局部知识点上,近三十年都有长足的进步,甚至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未能实现根本改观。依然是“五种生产方式”,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所以,只有重返历史本体,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才能摆脱“碎片化”的困窘。

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的路数上去,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去做。处在“历史三峡”的中国,迫切需要那种能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而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因此,当前的历史学必须往“大”处走,尤其要关注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大规模变动,从整体上探究其演化动力及深层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多推进对历史的一般认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从而一扫当前史学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把中国史学带入一个有长江大河般磅礴气势的新境界。

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以理论创新为前提。“碎片化”背后,衬托着当前史学界宏观思维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以蓬勃发展的中国近代史而言,这些年的进步不少是由海外输入的理论模式来推动的,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理论、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抽掉这些来自海外的理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立刻会显露它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贫困。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能拘泥于考证,而无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宏观性的解释。

正是因为缺乏理论,史学才会在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上沦为看客。如果要枚举最近2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著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肯定名列前茅。两部著作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高度的理论概括基础之上的,都是在对历史深湛的解读之后展开现实和未来想象的,因此它们既是政治学著作,也可算作历史学著作。亨廷顿通过考察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来推演历史发展的道路,福山则通过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的假设得出“历史的终结”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两部著作在宏观的理论修养和宽阔的历史视野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亨廷顿和福山的工作,本可以由历史学家来完成,但在“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中,这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部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说明,貌似被后现代思想所颠覆的宏大叙事仍然是人们展开历史想象的重要工具,历史学家如果只满足于在小块的田畦上耕耘,他的历史想象将无法超越他的作业边界,他也难以逃避由一个政治学家来给他示范如何从整体上研究历史的尴尬。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重返宏大叙事并不是要重蹈已被推倒的宏大叙事的覆辙,这里提倡的宏大叙事不再以西方为蓝本,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它将着力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它不把历史建立在启示录式的形象化描述中,更不把历史当成一出单维的人类戏剧。它也不排斥微观历史,相反,它将牢固地依托于那些差异化的历史主体,在它看来,微观历史能给新的历史模式提供更广阔的语境。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①]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4页。

[②] 格奥尔格·伊格尔顿、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第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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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人民日报》2012年8月5日

 

山东大学建设世界儒学研究基地

  引领古典学术研究 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山大建设世界儒学研究基地

  组建国内力量最强的儒学研究机构,着手《十三经注疏》的整理与研究,启动“集部儒学文献萃编”工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山东大学今年以来儒学研究动作频频,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

  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和儒家文明传承创新的核心区,山东大学向来以文史研究见长,研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责无旁贷。去年12月,该校整合4家儒学和文史哲研究机构,组建国内国学研究力量最强的机构——儒学高等研究院,瞄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关键问题和关键领域,精心选择和策划国家学术层面的大项目、大课题。

  山东大学于今年3月启动《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这项古籍整理的宏伟工程分汇校和点校两个部分,整理与研究成果将超过1000万字,需20多位研究人员耗时10年左右才能完成。

  据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介绍,占古代文献60%以上的集部文献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良好应用。今年4月,山东大学启动“集部儒学文献萃编”工程,计划近20人用10年时间,从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中撷英选萃,研究成果将达500多万字,属国内学术界的首次全方位、大规模整理,乃填补空白之举。

  在《二十四史》之外,还存在大量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等对历史的思考,这些资料自古以来均未得到很好的整理与使用。山东大学计划集10人之力,用10年时间,披阅、筛选除《史记》外的“二十三史”及其他史学研究评论,完成500多万字的《儒家史论文献汇编》。

  此外,山东大学还成立了一个30人的课题组,计划用10年以上时间,广泛收集、筛选公元1900年以来儒学研究的所有单篇论文,汇集成《百年儒学精华系列》。

  “我们将以‘煮海为盐’、‘披沙拣金’的学术勇气和担当,努力建成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古典学术复兴的东方中心和辐射东西方文明的文化高地。10年之后,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将会令世界刮目相看!”著名法学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记者徐锦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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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3年1月15日第2版)

 

坚持学术立院项目立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山东大学打造世界一流儒学重镇

 

    本报讯(记者魏海政)近日,山东大学发布了2012年度的《国际儒学发展报告》,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对当前国际儒学发展现状、前景及未来趋势做了精辟分析。

 

    此前,山东大学已整合组建了儒学高等研究院,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儒学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研究”等课题研究,启动了“《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等一大批儒学研究课题,开设了儒学学科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尼山学堂”。

 

    近年来,山东大学立足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的文化地理优势和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重点打造世界一流儒学研究重镇,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承最有代表性的大学。

 

    2005年,山东大学以著名哲学家庞朴先生领军,组建了儒学研究中心。2010年又建立儒学高等研究院,着力打造儒学研究的“学术特区”。2012年1月,山东大学又打破既有的学科分界和机构壁垒,整合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组建了全新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这一科研机构的组织架构建设,完全是为了适应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因为中国古典学术具有‘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的综合性特点,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学术分类的办法分割经典研究,而是要打破壁垒,还儒学、古典学术研究的本来面目。”该校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说。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坚持学术立院、项目立院,通过一批重大项目的启动,带动科研工作开展、学术队伍建设及科研成果的逐步形成。在办院理念和重大儒学科研项目的选择中,学院坚持“汉宋并重、文献与思想并重、经学与理学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并重”的科研理念,有意识地扭转当前学术界重宋学、轻汉学,重理学、轻经学,重四书、轻五经的倾向,鼓励师生静下心来做学问。

 

    以杜泽逊教授领衔的“《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其成果将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能与《二十四史》点校本相媲美的《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没有十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和煮海为盐、皓首穷经的精神,都是难以完成的。”王学典说。

 

    致力于儒学人才培养的“尼山学堂”,按照古典学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实行小班授课,采用“1+3+3”本硕贯通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学科基础宽厚,能够“继绝学、铸新知”的古典学术拔尖创新人才。

 

    2012年9月,山东大学又牵头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共建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中心,申报“2011计划”,全力打造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战略研究平台,形成集学习、研究、传播、应用于一体的文化传承创新链,开辟了高校在人文学术领域实施“2011计划”的先河。

 

    该校还自觉运用协同创新机制,积极开展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对话等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学术文化交流与科研活动。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成功举办了系列“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共建山东大学中美儒学研究中心和夏威夷大学美中儒学研究中心,共同推动中美儒学研究工程,成功举办中美儒学论坛,进一步推动儒学研究的国际化。建起了全国唯一以文化体验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致力于儒家文化生活方式推广。在世界各地建立了8所孔子学院,派遣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200多人次,并首批入选国家汉办新汉学计划,承担起了培养新一代海外汉学家的重任,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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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都市文化报》2012年12月20日)
   
 汉学与宋学并重 德治与法治共进——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谈儒学的当代发展  
  
 
     您能介绍一下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吗?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
  往前追溯的话,山东大学发展儒学研究有十年历史了。2002年,我们成立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以国学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其性质和其他院校的国学院相差无几。后来又特地建立儒学研究中心,现在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是完全独立于其他院系的科研机构,有自己的招生计划和科研任务,全院现有教工64位,其中教授28位。
  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有两个初衷。
  一是服从于学科建设的需求。山东大学人文学科建设有个顶层设计,就是要优先发展儒学。山东大学发展儒学研究可谓占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基本方向,加上国际上新古典主义复兴、国内国学复兴,这是国学尤其是儒学发展从未有过的一个历史机遇。地利:山大地处孔孟之乡,在孔子的故乡研究儒学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孔孟之乡研究儒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大学不可复制的。人和:山东大学全校上下对儒学研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学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把儒学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而这也得到全校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认同与支持。有这三重优势,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必将别开生面、再创辉煌。
  二是服务于民族复兴的需要。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而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复兴为支撑。历史证明,大国的崛起没有文化为纽带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像波斯、蒙古、奥斯曼帝国等大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根本原因。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曾中断、完整发展下来的就是中华帝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华帝国虽几经沉浮,却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儒学这一强有力的文化纽带。现在我们处在民族国家复兴的关键期,必须重新打造中国的文化纽带。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山东大学才勇担这一历史重任,积极致力于推动儒学研究,努力为民族的复兴、为文化的繁荣、为中国的崛起作出自己的贡献。

  请问山大儒学研究院的特色是什么呢?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有六个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所、经学小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所、民俗学研究所,可以说,山东大学是在儒学符号之下研究中国的古典学术。任何一个大学的学术研究都包含两方面,一个是基础研究,另一个是和现实互动的研究、思想的研究。山东大学永远不会放弃对思想的研究,但我们的优势在基础研究,即文献研究、经典文本研究。最近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规划,就是要加大对儒学的基础研究和现代儒学研究,《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国学版)、《人民日报》都作了系列报道。现代的主流儒学界,主要研究宋学,研究大的思想理论问题,比如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等。实际上儒学包含两个方面,宋学和汉学,我们现在缺乏的是汉学内容。宋学重“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主要谈思想;而几千年的经学则是宋学发生的基础,很多人往往忽视这个基础,只强调宋学。所以我们儒学研究院组建之后,提出汉宋并重,既研究汉学,也要兼顾宋学,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我们的优势——经典文献的研究。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吗?
  我们现在的研究总的名称叫“儒学基础研究大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研究内容:
  一是《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近数十年来,人们对儒学及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学比较轻视,认为经学是老古董,是反动的东西,所以经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十三经注疏》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共同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历来受到传统学术学习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四史》已经由国家组织优秀学者整理出版了迄今最好的点校本,然而代表当代最高学术水准的《十三经注疏》的版本却没有同时产生。《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工程就是希望通过发挥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古籍整理领域的优势,去填补这一学术空白。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破题和开局之作,其最终的标志性成果是出版一种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相匹配的《十三经注疏》点校本,从而结束迄今为止《十三经注疏》没有权威定本的历史。
  二是《集部儒家文献粹编》。“集部”实际上蕴藏了大量的儒家文献,而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比如韩愈的文集中有大量的儒学文献,实际上不光韩愈,历代学者文集中都潜藏着对儒学研究非常有价值的大量文献没有得到系统的开发和利用。《集部儒家文献粹编》就是要选出“集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加以点校。
  三是《儒家史论文献汇编》。“史部”中不只包括“二十四史”,还有别集、地方志、制度史等都存在大量儒家的史论,“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史记》思想庞杂,很难说司马迁思想是儒家的),从《汉书》到《清史稿》,一直是儒家思想在指导修史。在和《二十四史》相并行的“史部”文献中,也潜存着很多的史论文献。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散落在各个部分的儒家史论文献汇集起来,看看儒学的观念是如何指导古代修史的。
  “经部”、“集部”、“史部”这三部分是我们院的项目,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子部”的国家项目“子海”。有媒体说我们要打造现代版的新四库,这话大致可以反映我们的意图,即在经、史、子、集上展开我们的工作。
  此外,还有“百年儒学精华系列”。我们将全面盘点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整理这一世纪儒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将会奠定未来儒学研究的基础。
  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实际是古文古史见长、古典文献见长,我们要发扬光大山大的这个传统。

  您在《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一文中说,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今天看来主要是为了应对一个短缺社会、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它的全部设计,它的基本原则都是为此而来。如何使一个短缺社会能够正常运转,是中国的历代思想家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中国文化的核心为何是秩序、是义务、是群体、是家族,而不是权利,不是个性,不是自由,就在于它所维系的,是一个短缺社会的基本秩序。而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儒学的价值在哪里呢?
  我的确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来倡导对国学的理性态度。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趋势:国家发展一旦面临问题,就有人高喊儒学救国或国学救国。看待这些问题首先要回到儒学、国学本身。儒学可分为两方面:作为政治的儒学和作为伦理的儒学。前者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强调集权,扼杀个性,这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偏好。作为政治的儒学,历史已经证明它无法救中国,不然我们就没必要引进西学。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工商社会,儒学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必须重新考虑和评估。当然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民本观念与现代也有契合之处,比如孟子特别强调民贵君轻、讲究君臣对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发展到后来光强调义务不强调权利,只有专制主义、政治集权,没有个性、没有民主。现代还有一些人,在学术界企图恢复政治儒学,希望藉孔子对儒学的设计对政治进行设计。这是当代部分学者的意见,我刚才说要倡导理性态度,即对这部分学者而言。
  而伦理的儒学具有的普适价值是必须坚守的。三纲应该抛弃,五常应该坚守。伦理的儒学强调操守、君子人格,这和近百年来我们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流血,强调暴力和革命文化是不相融的,所以一直被否定,现在儒学强调纠正革命文化的后果有它的价值。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出现非和谐的成份,用儒学来纠正不失为一个出路。
  总而言之,作为政治的儒学和作为伦理的儒学应加以区分,作为政治的儒学应受到严厉的审查,而作为伦理的儒学有很大的价值,主要是要继承而不是批判。儒学最高的目标是要我们都做一个君子,这有利于社会治理,有利于人与人的平等和谐相处。这个观念对当前的中国有特别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强调斗争、强调阶级对抗的革命文化后遗症背景下,有它的价值。

  您在接受山东大学校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面临的诸如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等问题进一步彰显了儒学的社会价值”;而您在《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一文中又说“传统社会的人们,总是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于内圣外王的君主,而不是寄希望于发展、完善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社会讲究的是德治、礼治、人治,而非法治。” 那么请问倡导国学中所包含的“中道”、“和谐”、“忠恕”、“节欲”、“兼爱”、“非攻”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设哪一个更重要、更急迫呢?在制度建设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全社会掀起这么一股国学热来强调“道德”这么一个“虚”的事情,是不是会对制度建设造成消极的影响呢?
  我认为法治建设应放在首要位置,但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光靠法治不行。古代讲“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一手霸道、一手王道。法治与王道伦理有同等的重要性,需要同步推进。不能说今天法治重要,就可以忽视道德伦理的建设。我们既要重视制度建设,也要高度重视伦理建设。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是几千年的伦理社会,有大量用伦理来管理社会的经验,为什么不开发好这个资源呢?
  儒学是在一个物质短缺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儒家的很多观念都与此有关,比如《论语》里说“有酒食先生馔”,说侍候父母时,让父母先吃,实质是食品供应不足,所以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孝敬父母。而现代社会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个情况也就不复存在了。又比如“父母在不远游”,也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然而进入高度流通的现代工商社会,这样的原则也没有必要去坚守。当前社会养老、敬老怎么解决,一定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原则,比方说建立养老院。与此类似,儒学的很多原则都受到挑战。看到这些问题,再原封不动照搬儒学治国、管理社会,肯定行不通,但儒学对于移风易俗、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很大价值。当前儒学、国学的复兴,不光是学术的诉求,还包含价值的诉求,人们希望用儒学、国学的价值来重振社会伦常。简言之,传统社会治理靠道德,现代社会主要靠制度,但道德伦理仍将是一个积极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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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华网2012年10月24日

 

新华网记者 姜春媛

大学里设儒学课堂,儒学课怎么上?是不是要“穿着长袍读八股”?和常见的“读经班”又有哪些不同?山东大学全国首个儒学课堂“尼山学堂”开班近期引发网友热议。日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接受新华网《第一回应》栏目采访,对“尼山课堂”相关情况作了介绍。

本硕打通、中西打通

新华网记者:此前许多大学也出现了“读经班”,这次山东大学设立“尼山学堂”与此前的学习班有何区别?

王学典:孔子出生地是位于曲阜市城东南30公里的尼山,所以我们将这个儒学课堂命名为“尼山学堂”。许多高校设立的“读经班”是在既有学科分类框架下,为满足学生个人兴趣和爱好而设立的,不是以一个专业的学科面貌出现的。山东大学首期“尼山学堂”于今年10月8日正式开班,它是从本科阶段开始、致力于培养古典学术研究人才的本科教育,而非短期培训。

在设立儒学学科之前,本科教育中不存在“儒学”这样的一个学科,在硕士和博士培养中有这样的专业和研究领域,哲学、历史和文学中都包含着儒学的相关内容。但我认为那是被现代学科分类割裂后的儒学,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整体的儒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整合文、史、哲等相关学科,恢复儒学“亦文亦史亦哲”的整体性特征。

新华网记者:“尼山学堂”采用一种怎样的培养模式?是不是只教授儒学经典?

王学典:“尼山学堂”课程设置以“本硕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为理念,主要以经史子集等原典研读和专题研讨为主,设立了“周易导读”、“诗经导读”、“尚书导读”、“仪礼导读”、“礼记导读”、“左传导读”和“四书导读”等相关课程。同时,学生要按学校规定修学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包括英语、西方哲学和西学史等课程,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

“尼山学堂”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采用“1+3+3本硕贯通模式”,即一年的通识教育阶段,三年本科加上三年硕士研究生培养,课程打通安排。第二,实行小班授课,采用导师制。第三,注重校际、国际交流。学生在学期间可以跨校园、跨国境选课、参加专题研讨或培训,实行协同育人和国际化培养。

招生面向多学科大二学生

新华网记者:如果想进入这个学科学习,要经过怎样的考核?招生是否属于全国统招?是面向文史类还是理工科?

王学典:目前“尼山学堂”的招生主要在山东大学本校各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中选拔。学校以后也准备接受其他国内同水平高校学生报考“尼山学堂”,今后还将适时推出面向港澳台、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选拔考试。

“尼山学堂”不仅面向文史类招生,同时也向理、工、医等学科全面开放。从“尼山学堂”第一期选拔招收的二十四名学生来看,大体还是以文、史、哲为主,同时也有理、工、医类的学生。

新华网记者:从大二学生中选拔招生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报名情况如何?

王学典:受中国目前社会取向和就业形势的影响,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更倾向于应用学科而非人文学科,古典学科更是受到冷落。在高考专业报考上,大多数学生会受父母意愿左右。然而以实用、功利为导向的专业选择压抑了一部分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从而出现了许多个人兴趣爱好与所从事专业严重偏离的现象。

经过大学一年级的学习和磨合,许多学生开始反思自己的内心诉求,他们迫切需要自主地掌握人生方向,重新选择心仪的专业领域。

“尼山学堂”从大二学生中选拔,是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许多理、工、医类学生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报考,充分证明了这种安排与学生实际需要的契合性。

实行严格评价淘汰机制

新华网记者:网友对于“尼山学堂”学生的选拔很感兴趣,请问学院采取一种怎样的选拔方式?

王学典:我们有一套包括笔试和面试的严格考察和选拔程序。考察内容是学生对古典学术的了解和理解水平,比如今年的笔试中有一道题目出自《后汉书》,要求对一段文言文进行断句和诠释。面试时我们采取逐一面试的方法,全面考察学生个人的兴趣、知识基础和知识结构。

进入“尼山学堂”学习,还有一套相当严格的评价、考核机制和淘汰机制。首先是实行综合评价,采取学生互评、任课教师评价、导师评价、教授小组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综合评价学生的基础、兴趣和发展。其次是实行学生滚动制,对于不能适应“尼山学堂”学习要求,综合评价不合格的学生实行每学期一警示、两学期一淘汰,淘汰的学生原则上转入原专业或者相近专业学习。最后是特别优秀的本科生享受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机会,大概60%的学生将得到这一机会。不符合条件的转入相关专业学习,补修必要课程后按本科毕业。

我们今年还计划推出了一个“孔子游学计划”,带领学生去尼山、孔府、孔庙等游历,让学生实地感受儒学文化的魅力。

新华网记者: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的设立,就业都是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么,国内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如何?就业主要有哪些行业和领域?

王学典:在教育部公布的现行招生目录上没有“儒学”这一学科,因而暂时也无法颁发“儒学”学科的毕业证书。“尼山学堂”学生在本科毕业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哲学、文学、历史学三个专业中任选一个专业毕业,学校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硕士毕业时则根据主修方向,颁发相应的硕士学位。学校同时给“尼山学堂”毕业生颁发荣誉学院证书。学生毕业以后可以从事宣传、教学乃至研究等工作。

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对“儒学”学科的直接需要还不太多,不过相信随着儒学的推广与普及、中华文化的复兴,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对此类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儒学不是一味守旧的思想学说

新华网记者:有网友担心,上儒学课程是不是要穿着长袍,每日读“八股”呢?学生会不会以后变得很刻板?

王学典: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下,学生在进入“尼山学堂”之前就已具备了现代科学、现代政治理念等现代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积累,在此前提下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些泥古不化的呆板书生。

在学生培养上,尽管读经典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但是经典并不意味着复古,儒学不是一个保守落后、一味守旧的思想学说,“穿长袍”等疑虑完全是不着边际。

我们学习、研究儒学不是一味盲目地全盘接受儒家的主张,在学习和研究儒学的同时我们要根据当前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实现其现代转化。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学既能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摈弃其中过时的、腐朽的落后部分。

我们希望培养出能够传承、研究、创新和传播中国古典学术的高水平专门人才、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积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知识精英。

新华网记者:请问这一专业学习费用情况怎样?

王学典:这一专业的学习费用与现有的文、史、哲学科大体上没什么区别,没有别的任何特殊费用。相反,学校计划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国学热”有现实原因

新华网记者:对于近年的“国学热”现象,您怎么看?

王学典:近年来出现的“国学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而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互为表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必须以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基本条件。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道德危机、认同危机、价值信仰危机等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对文化复兴的需要极为迫切,当前的“国学热”、“读经热”即是民间社会诉求的反应与表达。

儒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创造的道德哲学、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所秉持的道德原则、所提倡的道德规范、所拥有的道德资源、所蕴含的道德力量,经过现代转化,对于丰富国人道德知识、提升国人道德境界、创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形成良好的道德路向、增强民族道德力量、改善民族道德形象,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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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975年10月,刘起釪(左边站立者)与老师顾颉刚在北京干面胡同顾寓窗前留影,时正准备恢复整理《尚书》。 资料图片

 

  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则端赖刘起釪。顾颉刚和刘起釪的名字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尚书》学研究的标志。

  《尚书》学研究,是贯穿顾颉刚漫长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也是他晚年与弟子刘起釪师徒相承的一段学林佳话。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则端赖刘起釪。顾颉刚和刘起釪的名字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尚书》学研究的标志。师徒二人薪火相承,第一次廓清了笼罩着《尚书》的两千余年的重重经学雾障,不仅使这部曾经的“圣经”真正恢复了它古文献汇编的性质与面貌,还在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前人两千余年间成果的基础上,对这部历史文献汇编做出了新的考索与释读,从而为现代《尚书》学与其他经学研究树立了样板与标本,现代经学研究由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顾颉刚对《尚书》学的贡献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保存了我国古代珍贵的人文、自然科学资料。在古代社会,它被尊为“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其《尧典》篇立上古史叙事之骨架,《禹贡》篇开后世地理之学,《洪范》篇创后世五行之学,《大禹谟》之“十六字心传”,为宋儒理学之宗。作为群经之首的《尚书》,不仅被奉为历代统治者牧民治国之轨范,还是中国古代社会道统、政统、学统的根基所在,对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想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尚书》学因关涉整个上古史叙事,并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总堡垒”,而进入顾颉刚的研究视野,又因其为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成为顾颉刚毕生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一。无论“疑古”还是“重建”,《尚书》学自始至终都是顾颉刚全部学问的核心。     

顾氏对《尚书》学研究的最杰出贡献,是对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订。《尚书·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以及《夏书》中的《禹贡》、《甘誓》篇,一直被认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献,顾颉刚率先对此提出质疑。徐旭生认为,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而顾颉刚考订《禹贡》非禹时书,所述非禹时事,《禹贡》篇实际成书于战国时期,尤为“一大发明”(吕思勉语),影响学界至深至远。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发端!
    《大诰译证》是顾颉刚为整理《尚书》所做的一个典范。《尚书》是最“难读”的典籍,向有“诘屈聱牙”之称,不仅朱熹“聱讹者且未读”,连王国维也自承“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六”,而《大诰》又是《尚书》中最难读的一篇。顾颉刚以70万字的《大诰译证》考订600余字的《大诰》篇,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将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广泛采纳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历史方面考订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被认为“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许冠三语)。
     开白话翻译《尚书》之先河,是顾颉刚对《尚书》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早在1925年,顾颉刚已做《盘庚》与《金縢》今译,先后刊载于《古史辨》第一、第二两册。1950年开始,顾颉刚再次强调并致力于《尚书》的今译与简注工作。顾颉刚的《尚书》今译,是对于《尚书》进行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之后的“裁断群言”,杨宽曾评价顾颉刚的今译工作,认为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  

刘起釪:传承顾学的“翘楚”

  无论从事“古史辨”运动,还是作《尚书》研究,顾颉刚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协助他工作的先后有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等多位著名弟子,而刘起釪追随顾颉刚前后达40年之久,是顾学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传人之一。刘起釪不仅在顾颉刚最后18年中协助他研究《尚书》学,更在顾颉刚逝世之后,坚定地继承顾学,总结并发扬师学,成为“继顾师之后新史学的一面大纛”。谭其骧曾盛赞他:“顾门传人,兄为翘楚。”《顾颉刚先生学述》是刘起釪全面总结顾学的一部力作。1950年代之后,“古史辨”作为一个学派,几乎销声匿迹,而顾颉刚则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历史学者”,至《学述》一书写作时,顾颉刚这位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已被许多人遗忘。刘起釪以高深的史学与汉学素养,第一次对顾颉刚的学术渊源、学问理路、学术成果及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分析与描绘,对顾颉刚广阔而丰富的学术活动的每一方面、每一阶段都作了深入、彻底的剖析,熊德基于198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上撰文评价说,“此书实在是我五六年来所少见到的好书”,“为我国所作学者传记中的佳作,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学术修养而已”。

  继《顾颉刚先生学述》之后,刘起釪又出版了《古史续辨》一书,这是刘起釪以学术实践对顾学所作的更重要的传续与弘扬。煌煌七巨册《古史辨》是顾颉刚所创立的“古史辨”派的主要业绩,也是民国时期国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内容主要包括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以及作为考辨古史之佐证的民俗学研究。刘起釪承“古史辨”之余绪,起而再考,并将考辨古书、考辨古史、考辨历史地理三方面的论文计35篇,结集出版,题名为《古史续辨》。张岱年称誉此书为一部“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对于古史中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这是古史研究的新成就”。饶宗颐称赞其中的《古史传说时期综考》一篇,认为“分析问题的精到,列举神话传说人物、世系的系统化,和空间分布,十分周详,具见功力的深厚,比较《古史辨》第七册诸家所论,更能推进一步。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篇代表作”。

  1992年以来,学界喊出“走出疑古”的口号,部分学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伐顾”声浪日甚一日、学术界一边倒的背景下,刘起釪奋起捍卫师说,撰写系列文章进行反驳,发出了可贵的反主流的不同声音,从而成为上个世纪末“古史辨”派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刘起釪对顾学的传承,当然以《尚书》学为最。他以六十岁至八十岁为学术盛年,继承顾颉刚《尚书》研究未完之遗志,以超绝前人的功力和毅力、宗教般的热诚与虔诚,备经交困,完成了《尚书》研究的系列巨著。臧克和认为,“全面继承并科学发展了顾派《尚书》学的,为其嫡传刘起釪先生”,并赞誉刘起釪的系列《尚书》学专著,“不啻是总结,而且若干领域都是创辟”。

  彻底厘清《尚书》版本源流,是刘起釪最先为《尚书》学做出的贡献。复杂繁乱的版本源流向来是《尚书》整理的难点,弄不清版本源流,《尚书》学研究只能如盲人摸象。1962年起,刘起釪搜集北京市内所有图书馆、旧书店中所能见到的各种刻本、有关石经图书,以及隶古定写本影印本缩微胶卷本,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等书目,在此基础上撰写《尚书评述》和《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第一次为《尚书》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全面的《尚书》资料的精细地图。饶宗颐盛赞他“有关《尚书》的资料,上穷碧落,远及四裔,网罗殆尽。宇内学人,同声称叹”。

  《尚书学史》则是刘起釪《尚书》学与学术史研究的又一力作。《尚书》于先秦典籍中已广见征引,其后经历代儒家政治理想与统治需要的投射,对《尚书》释读造成种种扭曲,尤其是历代不断的造伪及与此相关的《尚书》今文、古文、伪古文之争,更使《尚书》成为经学史上“困难成堆,问题累万”的“老、大、难”。刘起釪撰《尚书》学史,自杂乱无章、纠葛纷繁的原始材料中,提炼出《尚书》学演进与变迁的线索,第一次全面理清了《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使研究者得以全面了解历史上《尚书》学的研究面貌,并为其他专题经学史的写作提供了范例。

  刘起釪对于《尚书》学的最大成就,是将顾颉刚《大诰译证》的研究方法与体例,全面推展至今文《尚书》的全部篇章。今文共28篇,顾仅完成了其中一篇,刘起釪积30余年之力,依据《大诰》体例,对其余27篇逐篇进行了清理与研究,其清理之全面、之彻底是前无古人的。170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是顾颉刚未竟之业的主体著作。饶宗颐称此书为“《尚书》之学集大成的总结性之作,显将成为以现代学术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古代文献史料的要著”。林小安盛赞“这一工程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无疑是里程碑式的贡献,它为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科学地研究古代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尚书》研究的巨大遗憾

  顾颉刚曾就《尚书》的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做过数次规划,最具代表性的为“《尚书》十种”:《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校文》、《尚书集释》、《尚书今译》、《尚书学史》、《尚书学书目》、《伪古文尚书集证》、《尚书学论文选》、《尚书简注》。其中,《尚书文字合编》由顾颉刚和顾廷龙先生合编;《尚书通检》由顾颉刚自己编成;刘起釪所撰《尚书源流及传本考》与《尚书学史》,涵盖了其中的《尚书学史》与《尚书学书目》两种;《尚书校文》、《尚书集释》、《尚书今译》三种,则合为《尚书校释译论》一书。也就是说,刘起釪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顾颉刚“《尚书》十种”计划中的五种,并且,未完成之《尚书简注》可以由《尚书校释译论》简化而成,而在电子检索日益发达的今天,《尚书学论文选》已非急务。因此,除去《伪古文尚书集证》,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计划,可以说大致完成。

  《古文尚书》25篇与《今文尚书》28篇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尚书》严格意义上的彻底整理,必须包括《古文尚书》,顾颉刚生前所做的八年工作规划,已包括“指导刘起釪同志从事伪古文廿五篇的疏证工作”,然而,刘起釪因年事已高,目前已无力继续《古文尚书》的整理工作,为学界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同时,就《今文尚书》来说,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确实达到了当前相关研究的顶峰,但学海无涯,他对部分篇籍时代的考订、文字的释读,以及若干史实的考索,也并非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是,无论今后的学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刘起釪,他的《尚书》学成果都已成为巨人的肩膀,所有的研究都必须立于其上,这是现在可以断言的。

本文发表于2011年4月1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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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20世纪学术史研究

    《顾颉刚全集》的出版,不仅是出版界的盛事、史学界的盛事,更是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界和国际汉学界的盛事。《全集》的出版,将向世人昭示一个事实:在中国古典学领域,顾先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通人。像他这种通人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顾先生是众多领域的开拓者、开创者、创始人和奠基人,古史研究、历史地理学、中国民俗学、经学和古籍整理等领域在20世纪的发展,都与顾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他在上述每一个领域,几乎都留下了垂之久远的典范,有些典范直到今天仍不过时。而顾先生在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主要由他实现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结构性转换,这一转换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典范性的,几乎覆盖和古典学相关的所有领域。这一点是并世的其他大师们所不能比拟的。顾先生另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贡献,就是他用实际行动为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如何将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严谨治学精神实现高度统一的典范。尽管他的社会责任感常常受到人们的奚落和误解,但在今天仍有继续强调的必要。总之,《全集》的出版,必将推进学界对顾先生的全面认识、准确认识和正确认识,从而在学界引发一个研究顾先生的热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顾颉刚面上的研究已告一段落,以《顾颉刚全集》出版为契机,下一步应转入更深入和专精的专题研究阶段,从而把顾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学界对顾先生的研究实际上非常不够。也就是说,顾先生的实际成就,和他在今天史学界所享有的地位,很不协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深入的专题研究太少,顾先生在许多领域里的具体贡献昭示的不充分。我个人认为,对顾先生的专题研究,应该优先考虑下列几个方面:一、顾颉刚与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关系的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牵涉到对顾先生一生学术的评价。之前由于顾先生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刘歆遍伪群经说的认同,使得人们普遍认为顾先生是个经师,而实际上他的研究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今古文之争。这一点有赖于深入的专题研究予以说明。二、古史辨派与古籍整理研究。从一个较长的尺度来看,顾先生在学术史上具有永久意义的贡献,就是他对传统典籍的批判式整理。顾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乾嘉学派的古籍整理的新典范,而严格说来,学界对于这一点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三、顾颉刚与通俗读物编刊社研究。通俗读物编刊社在它存在的有限时间之内,出版物达六百余种,发行达五千多万册,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不仅如此,在北平即将陷落的危亡之时,在其他学者纷纷避走后方或国外之时,顾先生却辗转大西北,长期在第一线致力于与抗日有关的工作,这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情怀,因而非常值得深入探讨,以给当下的知识界提供启示。

    为了推进对顾颉刚的研究,我觉得有必要创办《顾颉刚学刊》这样一份专业的连续出版物,给全国的顾学爱好者提供专门的发表园地。在此基础上,可以在若干大学建立顾颉刚研究所顾颉刚研究室,进而成立一个协调海内外顾学研究的组织或学会,从而把顾颉刚研究有计划地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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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20世纪学术史研究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古史辨’派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





    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疑古”实际上仅是顾颉刚学术的一个侧面,严格说来,顾学是一座结构宏富、深邃莫测的庞大宫殿,中国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现代经学、古籍整理等等都是这座宫殿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开拓与创辟之功,使顾颉刚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学术的先驱。

    “开创历史学的新时代”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刊所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引起了人文学界的巨大震荡,一场古史论战就此展开;1926年,顾颉刚将各方讨论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使得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成为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七册《古史辨》,构成了民国学术史上的辉煌一页,是前后20年间这一学派巨大业绩的历史明证。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被后人誉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此一发现在当时则充当了“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两千多年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君统,“三圣传心”、“尧舜孔孟”的道统,以及以经学为主体的学统,“古代为黄金时代”的三代王制观念,一直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均立足于帝系即“历史”的叙述上,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尧舜禹启这些历史人物,就根本不会有所谓“黄金世界”和道统,失去这个根基,“封建”意识形态将全部坍塌。顾颉刚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事实,并采用釜底抽薪、历史还原的方法,全面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经学上古史系统,由此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革命”。

    这场“古史革命”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赞誉:“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并被认为“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语),“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语),齐思和则认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布尔(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广铭曾总结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哲学史、思想史方面,胡适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历史学方面,真正开创了一个时代、代表新思潮的,应当是顾颉刚。”

    今天看来,作为现代中国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主要推动者,顾颉刚对历史学最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他奠定了历史考据或史料批判作为现代史学基本纪律的地位。现代史学的铁则是“拿证据来”!只要这个铁则还不过时,只要历史研究还需要审查证据,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会过时。中国历史上最需要严格审查的一批证据,就是关于上古史的文献,——不管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因这批文献全出自后人的追述和传说,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为现代史学所认可的“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献”可言。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不朽业绩,就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启动了对这批文献的审查程序。应该说,这一审查迄今并未完成,甚至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

    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推进到现代历史地理学,是顾颉刚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又一不朽贡献。在清理《尚书》的《尧典》、《禹贡》时,顾感到问题复杂,几乎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遂移师历史地理,于是有了《禹贡》杂志的创办及禹贡学会的成立。《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即中国历史地理,可以说,从名称到研究内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都与禹贡学会密切相关,顾本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

    如果说将沿革地理推进到历史地理是出于学术自身的考虑,那么,禹贡学会从最初的古代地理研究入手,向后来的民族史与边疆学的转移,则是顾颉刚们以学者的身份报效国家的明证!《禹贡》发刊词说:“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则指出:“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边疆史地的研究从此发端。

    顾氏在培养历史地理人才方面的成就尤其辉煌,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杨向奎语)。并称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的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都曾是顾颉刚的学生。他们循着顾氏之门径,发扬光大了顾氏的研究业绩,今天上海、北京、西安等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即围绕他们及他们各自的弟子们所形成。

    如果说顾氏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尚存争议的话,顾颉刚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则赢得当今学界的一致公认。

    “邃于经学”:中国学术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化经为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伟大使命,顾颉刚以“经学之结束者”与“古史学之开创者”自任,成为“化经为史”过程中最具自觉性和代表性的学者。

    以“四个打破”和推翻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偶像为目标,顾颉刚前半生“化经为史”的业绩,主要表现为“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即剥离经学中的伦理性与政教色彩、还原经学的历史性,以史学观念取代经学信仰,其着力点在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我们可称之为“化经学为史学”。

    新中国成立,打碎王制、道统,否定“封建”思想与礼教,乃至砸碎一切“旧”的东西,经学中的伦理性已荡然无存,顾颉刚这位昔日将经学赶下神殿的猛将,这时反倒逆主流而动,坦言自己“今后想着重研究经学”,“把‘经学’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此时,他的工作重点,由仅限于战国秦汉时人想象中的上古史,进而趋入上古史本身,由“破坏”转移为“重建”,这成为顾颉刚后半生所努力的方向,而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上。

    研究重点的转移,使顾颉刚对《尚书》学研究的关注点,也由伪古文《尚书》转移到《今文尚书》,此一时期,他不再是“不立一真”,而是“化经书为史料”,即借助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乃至考古学、天文学、土壤学、农学、科技史,在经学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寻出可以用为史料的“真”,这便是他对于古史的“建设”。

    神圣经学的结束与现代史学的开创,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顾颉刚最早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并主动承担起这一学术与文化使命。从“破坏经学古史系统”到“建设真实的古史”,从“化经学为史学”到“化经书为史料”,将“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路径,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顾颉刚因此成为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路人”

    20世纪中国民俗学始终伴随着一个名字,那就是顾颉刚。他以现代史学家的眼光和手段,使我国民俗学在发端与奠基之时,即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并为民俗学提供了一系列研究范本:《吴歌甲集》提供了区域民间文学的研究典范,《妙峰山的香会》提供了田野作业的典范,而《孟姜女故事研究》则提供了研究故事传说的典范。

    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活动,揭开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序幕,顾颉刚所整理的《吴歌甲集》,被胡适称为“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钟敬文认为《吴歌甲集》“不只是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在《吴歌甲集·写歌杂记》中,顾凭着史学家的严谨和博识,把民间歌谣与《诗经》研究进行互补,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在学术领域提升至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同时为现代经学和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而由顾颉刚等人在1925年所进行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江绍原说:“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傅彦长甚至认为顾先生“在研究民族的艺术文化方面”,“其功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何思敬则称誉顾颉刚此次调查“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中确是一个霹雳”。

    顾颉刚“取得世界声名”的又一项“科学业绩”,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将两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传说材料理出一个明晰的“层累造成的”演进线索,并将这一故事的演变归纳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是顾氏此项研究的主要贡献。这一研究也同样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刘半农致信顾,称“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上述一系列卓越的研究业绩,仅是顾氏对民俗学贡献的一个方面。他贡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所发起的民俗学运动。在我国民俗学尚处于摇篮之中时,顾氏实际上一直承担着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职责。1927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刊行民俗学会丛书,编辑《民俗》周刊,这是我国民俗学奠基与正式开展的标志(王文宝语)。直到1978年秋,他还领衔向中国社科院递交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他的倡议与垂范,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蓬勃发展,而这一绝而复兴的学科,目前正成为中国的显学之一。

    虽然,对于顾颉刚来说,民俗研究自始至终都是治古史的辅助而非正业,但他对其浓厚的兴味至死未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民俗研究的开路人”,即便称他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也当之无愧!

    学可并乾嘉:铸造古籍整理的新典范

    古籍整理始终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顾颉刚的疑古事业,承绪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及乾嘉以来的考证风气,由辨伪书而辨伪史,为辨伪史而考古籍,古史辨与古书辨就这样二位一体,而所谓的古书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启动了一场全面颠覆经学古史系统的“史学革命”的同时,顾颉刚还开启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崭新时代。

    整理前代古籍是历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顾颉刚,陈陈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打败了经学。其中,考辨典籍的成书时代,尤具特殊意义。《尧典》不是尧时载记,《禹贡》也不是夏时版图……由经书而诸子,老子、墨子、杨朱、荀卿等纷纷被列入考辨的视野。虽然对于诸典籍的年代考索还有种种争议,有的至今未能定论,但是,经书与诸子的年代,终于作为一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在“层累说”的理论视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书的造作年代,连所述内容等等,都必需经过科学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认。如同余英时所说,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这一典范的铸就,是顾颉刚对于古籍整理事业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贡献。

    顾氏不但提供了古籍整理“范式”,他还以丰富的古籍整理实践,为学界提供了现代古籍整理的最佳样本。在《尚书·大诰译证》中,他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与相关的“传”、“注”材料,会通汉魏以后各类专家的学说的精华,结合考古、古文字学材料,从语言方面寻出头绪,译成今语,作成考证。杨宽认为顾已做到“著为定本”,许冠三则说,这是顾颉刚“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之作。

    以古史重建为核心,顾颉刚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实践方面多有开创,并屡屡制订富有远见卓识的古籍整理规划。他是古籍今译的最早尝试者,二十四史点校工程的最早规划者和启动者……顾颉刚还有许多古籍整理规划,由于时代限制,虽无法在他生前落实,今天却都成为学界古籍整理的重点。如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曾提出编辑“经藏”的设想,并为此制订了系统的整理计划,今天学术界对于“儒藏”的整理,可以说是顾颉刚“经藏”计划的延伸。丰富的前瞻性使顾先生的诸多宏伟规划,与其他学术成绩一样,成为不可忽视的宝贵学术遗产。

    而顾颉刚在古籍整理事业上所达到的高度,可能也将最终决定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如果说,乾嘉学派所从事的是汉代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古典文献整理”运动,那么,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的事业,则是继乾嘉学派之后又一次带有典范意义的“古籍整理”运动,而且,这次“整理”与乾嘉不同,“乾嘉学派”的整理仍然是在“传统”的范畴之内,而“古史辨”则是在“现代”范畴之中,从而给今天所有的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包含并远不止上述内容的《顾颉刚全集》,于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之际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顾颉刚的逝世,不仅是史学上的胡、傅、顾时代的结束,更是中国古典学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但“古史辨”派肯定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13版之《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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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20世纪学术史研究

  大学所承担的使命,历来有这样两点:一是研究学问,二是造就人才。后来,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又增加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功能。但所有这些无疑都必须通过“学问”。因此,归根结底,大学所承担的最伟大使命是研究“学问”,是学术事业的提倡。所以,中国大学的精神之父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研究高深学问,探索未知领域,攀登智慧高峰,是大学区别于其他教育机构的本质特征。学校的生命在学术,学术是学校生命的源头活水,学校必须以“学”为魂,没有“学问”或“学问”含量不足的大学,只是职业养成所。千方百计造就浓郁的学术空气,使校园充满浓郁的学院气息、学府气息,使整个大学变成一座学术沙龙,使整个校园真正变成一座使人闻而生敬、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庄严学术殿堂,应是大学建设的基本目标。
    大学是整个社会的学问渊薮。确立“学术立校”理念,是办好大学的第一步。这一理念,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学术至上
    大学校园就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会并存着意识形态倾向、经济目标的追求、服务地方社会、培养青年学子等多种价值,但只有学术研究才是学校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价值均应由学术的价值所派生。因为归根结底,大学是一个学术社团,学术在一个学术社团中具有怎样的价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大学唯一的本钱、最大的王牌是学术,是知识,是思想,是智慧。学生来此求“学”,社会来此咨询,商界来此讨教,官员来此就读,均缘此处有“学”可论也。大学无“学”或“学”的色彩淡薄稀疏,大学也就丧失了立足之地。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提倡学术,探求学理,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学术至上”就是意味着学术的价值要绝对地高于或优先于其他价值目标,这才是“大学”的特别之处。当其他价值目标与学术的价值目标不合或冲突时,宁愿放弃或牺牲其他价值目标,承认只有“学术”才具有终极的性质,其他的都是暂时的,这才是所谓“至上”性的本意。“学术”是学校的生命线,必须千方百计维护这条早已千疮百孔并继续受到各种威胁和挑战的生命线,从目前情形看,如果我们再从这条生命线上后退半步,这条生命线就会全线崩溃!
    学术不仅具有“至上”的性质,还具有“至大”的性质。“大学”之大,除了意味着“学问”之大,同时意味着包容的“学说”、“学派”之多。对于各种“学说”、“学理”与“学派”,大学均应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态度。无论何种“学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未达自然淘汰之程度均应悉听其自由发展。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是不分信仰的,是无关肤色的,任何学问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确立学问的世界标准,任何专己守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都是学问的大敌。学术的本质是开放,大学要发展学术,必须打破形形色色、有形无形的各种围墙:“学说”的围墙、“学理”的围墙、“学派”的围墙,八面来风,动力多元,学术才能大发展。
                               尊重学术的本性
    学术是有自己的本性和规则的,要想放手发展学术事业,必须严格遵循学术自身的规律,必须充分尊重学术自身的性质。
    强烈的个体色彩,是学术的本性之一。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经典都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质,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思想家到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无不如此。近代以来,从康德、黑格尔,到亚当·斯密、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到当代欧美的学术名家,仍然如此,而且无不如此。真正的学术,原创性的知识,伟大的思想,是无法同步共享同步分享的,是天赋、经历、时代等种种因素因缘凑泊的结果,而这些东西从根本上讲是无法预制无法复制的。所以,某个学者能成为或已成为名家、大师,那是所在学校的幸运,需要倍加珍惜!大师是无法替代的,名家是无法成批造就的,某些空白也是无法填补的,人在学在,人亡学息,是人文学术演化转移的基本规律。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大兵团作战,包括社会科学也可以组织团队,但人文学术则与个体性息息相关。
    在强调尊重学术本性时,如何处理好学者治学与科研管理之间的矛盾,十分重要。管理者总是喜欢一刀切,喜欢用指标、数据、统计、报表、量化等手段来考核学术。而上述几乎所有考核手段和措施,均违背学术的本性,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戕害着学术,乃至摧残着学术!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下述几点认识:第一,能力与成果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也就是说,有能力取得某种成果绝不能与最终成果本身划等号。譬如说,现在上上下下以项目多少论英雄,实际上,项目仅仅是能力的标志之一,项目绝不能与已有成果划等号,尤其不能高于已有成果,出水才看两腿泥,货色才是最重要的。项目仅仅是创造成果的条件,不是成果本身!第二,出版物也不等于成果。成果是出版物,但并非所有的出版物都是成果,并非所有的铅字都是学术,只有那些在知识增长中有意义的出版物,只有那些要么有功力、要么有见识的出版物,才是成果,才是学术。所以,出版物的多少,严格地讲,与学术无关。第三,学术业绩与学术水平是不能划等号的。在晋升职称、评聘博导和岗位定级等学术评价活动中,我们常常用业绩评估代替了水平鉴定,更看重的是获奖等级、项目多少、论文篇数、著作若干等等,这些充其量只是学术业绩,不是学术本身。应该看到,那些有影响力、有代表性、有地位的学者本身才是最大的成果,学术业绩绝不能与学术声望、学术地位相提并论。声望与地位才是一个学者最根本的标志。一个在各方面都达标、符合种种数量要求、除了学术之外什么都有的学者,有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学术声望或声望很差、在学术上没有任何贡献的教授。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而任何“一刀切”的简单量化考核,都不足以辨认学术上的“血”与“水”。因此,学术管理尤其必须回到学术的本性上来,应该看到,学术研究的品质和影响力在任何时候都高于名分、高于项目、高于出版物的数量。最后能否进入学术史,才应该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成功以及地位高低的最终的标尺。
                       倡导以学为荣的校园风气
    尊重有学问的人,使有学问的人受到应有的礼遇,是校园区别于官场、商界的本质特征。的确,官场是纯粹行政管理机关,上下有序、下级服从上级,是这一机关的铁律,因此,位置最高的人所获得的尊敬当然也最多;商界以赢利为目的,你赚的钱越多,你在财富榜上的位次越靠前,就意味着你越成功。在官盼升迁,在商想赚钱,在学论成就,是各自的本分、各自的规则。大学以“学”为基础,以“学”为依托。所以校园理应尊重有学问、有成就的人,校园里不尊重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或有成就的教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是校园的悲剧之一。
    大学鼓励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并尽可能为这种个人奋斗提供足够的平台;学者专心治学,学校应该研究如何为学者造名,学校应该花大力气把既有真才实学又享有一定学术声望的教授包装打造,推向整个学术界:把专业学者打造成学界名人,把学界名人打造成文化名人,把文化名人打造成为社会名人,而一个学校拥有的文化名人和社会名人越多,它所受到的尊重就越大,它就越成功;大学尤其要鼓励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世俗功利的科学研究和人生态度,要培养和造就一批除学术外什么都不懂的学术动物!中规中矩的人太多,投机取巧的人太多,贪图世俗名利的人太多,是眼下校园的最大悲剧。根本改变这种状况的措施之一,是在学校的上上下下,造成一个“以学为荣”的主流校园风气,并使它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准则。“学术立校”的本意,大概在此!

本文发表于《山东大学报》2010年1月1日第13版《人文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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