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的女生，站在门口刷卡机附近的座位旁，座位上坐着位壮实的男生，女生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发着光，那些光洒在男生的脸上，像一幅别开生面的画，特别想让人多看两眼。​

男生时不时抬起头应对两声，女生微微弯着腰，低着头，全情于和男生交谈的每个字句，像个开心的孩子，也像当下时刻的忠实仆人，可以不问来路，不问去处，只是守候。

喜欢初夏雨后的夜晚，雨水刚刚停，还淅淅沥沥地眷恋着，然而知道大势已去，只落下星星点点。

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女生，裹着荧光绿的防晒服，暂时遮挡些风雨，被路灯晃得特别显眼，双手紧紧抱住司机的腰，缩成一团，也就看不清面目。司机是个比陈升还要胖两圈的老男人，表情坚毅地看着前方。

如果换成两个男生，多少总有些搞笑。司机的眼神飘忽着不知道要看向哪里，仿佛永远对不上焦，后面那位垮着身形，一条腿快要着地，另一条腿悬着要随时跑路的样子，长得特别像星爷电影中的反派小喽罗，刚刚做完坏事，不是调戏了良家女子，偷了几两碎银子，就是欺负了街头的行乞者，小偷小摸惯了，片刻得意后，就成了人人喊打的惊弓之鸟。

个子高挑，穿着超短裙的女生，肩上的金属链包招人眼球，在路灯下不疾不徐地行走，一只手时不时抬起来遮雨，然而这雨点也不太靠谱，时有时无地让人产生不安全感，地面还有些小水洼，女生踮着脚跳跃着，好像一头丛林中欢实的小鹿。

背着背包的情侣档，手拉手往路边树丛走去，不顾泥泞，路灯有些氤氲的光芒，照着眼球外的世界不停变换光轴，身处多个移轴镜头中，意识也跟着恍惚起来。

夏天的梦里，我是一只小小的蝌蚪，努力长出后腿、前腿，缩短尾巴，还是……不能直立行走，好在可以跳跃，因为太想看清楚外面的世界，眼睛用力过了度，凸鼓出来，差点爆开，一点点爬上高高的梧桐树，在树间遇到了烈日的暴晒，野人们闻着味道寻来，一边走一边喊着烤牛蛙，我有些难过。

很抱歉没能长成牛蛙那样强大，我的皮肉一点点干瘪，视线一点点模糊，野人们不会因我而果腹，而世界终将消失。

大段大段的情感，在空中漂浮，有的沉重哀伤，有的轻盈喜悦，有的层层包裹里面只有自己，有的因为容不下太多的人而疯狂爆炸。我看到那个站在公车门口刷卡机附近的女生，她那么快乐地投入，完全忘记自己的孤独。

突然巨大的恐惧袭来，恐惧死后的无所留住，恐惧着这个世界的所有秘密，它们像一条条细小的通道，最终通往那个神秘的堡垒，我恐惧着自己的恐惧，怕自己阅过一切，却一无所知，怕自己被一切包围，又一无所有。

意识消失之前，我纵身跃下，在绿藻漫生的池塘里，一群熊孩子的歌声中，被一双大手缓缓抚摸。你是谁？他不回答。你是善还是恶？他发出轰隆巨响。你要带我去哪里？他悄然无声。

次日醒来，天色大亮，那些光芒清晰而真实，往复流转，生生不息。我的心中仍有困惑，仍忍不住冲动在烈日炎炎中爬上枝头，一次次不畏灼烧，举头仰望，只为能听到身体里神秘的回响。

《龙门阵》2014年11月刊  

17年26部不同题材的纪录片，走进甘露镜头的人每年数以万计

    《英雄》、《十面埋伏》、《赤壁》、《大笑江湖》、《龙门飞甲》、《大上海》……这些耳熟能详的商业电影，在豆瓣上的打分都低于同期电影纪录片，为什么拥有国际大导、巨星，动不动投入上亿的大制作反而没有过程的记录更触动人心？

17年26部不同题材的纪录片，走进甘露镜头的人每年数以万计，火锅店饭桌上，张艺谋和谭盾吃着吃着就聊开了《英雄》的音乐风格，“风、风、大风、大风！”成为最终的壮士呐喊，拍《十面埋伏》时，张艺谋挂断梅艳芳病危的电话，沉思片刻，语调低沉地说圣诞节的祝福电话就没打通，虽然知道她身体欠佳，剧组一直在等，从未放弃过，还把服装用羊绒、鹅绒等材料全部加厚，上次在香港和梅艳芳见面时还在聊把电影《胭脂扣》改编成歌剧的可能……张艺谋说得心平气和，甘露还是忍不住一边拍，一边哭，仔细看这段纪录片，能够隐约听到啜泣的背景音。

《赤壁》拍摄过程中，遭遇各种天灾人祸，周润发辞演，武术指导、摄影师中途离组换班，片场主景地因遭遇大雨出现坍塌，大船搁浅，航拍的飞行器失事，拍火景戏时1名工作人员不幸遇难，资金几次告急，拍摄一停再停……纪录片中树上的柿子由青涩变成熟，吴宇森在镜头前始终寡言深沉，时不时抽着烟踽踽独行，感觉很难让人了解他真正的想法。对甘露来说，吴宇森已近父辈，看他为实现一个几十年的梦想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特别感慨，有天写了篇小文章《路有多长》拿给他看，中午再开工的时候，吴宇森走过来拍拍甘露的头，说了声“谢谢”，单纯却又历经岁月的对话让甘露瞬间释怀：“心灵间的沟通其实并不难，只是大家都没有说出口。”

《英雄》纪录片《缘起》面世后，开风气之先，引起国际范围的关注，被很多电影学院收藏为专业教材，甘露也因此接到很多邀请。此后与吴宇森、Rob Minkoff、朱延平、徐克、刘伟强等导演合作拍摄电影同期纪录片，然而甘露在片中聚焦的远远不止顶级名导、超级巨星，对横漂、替身演员、武职群众演员、小演员等个人及行业的关注和思考，也让这些电影纪录片如同暗流，在某一点上和时间一起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涌。

《异国的女儿》记录了日本女演员前田知惠在北京求学成长的故事，当初打动甘露的只是她一个特别单纯的眼神，对名利没有一丝欲望。隔天甘露就找到前田所在的留学生公寓，对前田说明了拍摄意向，一拍就是近十年。现在前田已经回到日本，在导演岩井俊二的公司任职，每个关键的人生节点都在心底给甘露留了位置，结婚时特意邮寄照片分享喜悦，不久前妈妈因胃癌离世，也是第一时间跟甘露倾诉自己的悲欣。

2010年完成历时5年拍摄的纪录片《我们在跳舞》，记录了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欧洲巡演时从寂寂无闻不受重视到引起轰动获奖，并得到芭蕾舞大师罗兰•佩蒂青睐，将经典芭蕾舞剧《卡门》等作品带入中国的全过程，纪录片出版一个月后，罗兰•佩蒂去世，《我们在跳舞》成为他在中国唯一的一部纪录片，片子更深入芭蕾舞演员的生活，记录了他们所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相比电影纪录片，甘露其他的每部作品都耗时良久，关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生的系列纪录片《门》拍了11年，关注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世纪的面孔》拍了10年，此外还关注刑警、护士、舞蹈学校、时尚杂志编辑等各行各业人们朴实又斑斓的生活状态。

看起来瘦弱娇小的甘露，用她的镜头记录着电影和生活中最为真实，却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本质，那些画面缓慢释放着不疾不徐的力量，带着一种始料未及的穿透力，直指人心。

生活的每一步都不是白来的

    “我常觉得生活的每一步都不是白来的，最终都会显现出来。”

甘露出生于书香门第，爷爷是北大中文系第一批博士生，当时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爸爸对琴棋书画都很精通，经常刻章自娱自乐。甘露从小由奶奶带大，家庭教育方式虽然注重传统文化和礼节，但比较开明，不会给她提前设计人生，而大多数的家长在孩子几岁时就开始琢磨长大一定要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

也许和古人神交久了，爸爸的教育方式很轻松放逸，周末骑车带小甘露出去玩儿的时候，经常随手指着路上的车牌，问小甘露车牌上的数字加起来是多少，锻炼她的反应，也会变一些数学的魔术，哄甘露开心又能长知识，甘露也因此喜欢理科多一些，还参加过华罗庚数学比赛，成年后仍然对数字敏感。

不知不觉，小甘露没有体会到任何压力，爸爸已经在她一年级的时候把三年级的书都交完了。上小学时，老师教同学们汉字拼音的发声，甘露飞快地念出了一个个英文字母，老师惊讶地问：你在哪儿学会的？她自豪地说：爸爸教的。

住在音乐学院旁边，学院里很多教授、老师都非常喜欢小甘露，有对儿夫妇是很有名的小提琴家，竭力劝说甘露学习小提琴，很多唱歌、跳舞、艺术体操的老师也来选她，可是小甘露那时很内向，经常坐一整天都不动，特别安静不爱活动，很像爸爸，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妈妈都跟着发愁。而甘露的父母对她的学业要求很高，但不会限制专业，更加鼓励她多尝试，看自己适合做什么。

有次爸爸带她去成都春熙路的古籍书店，买了本《书法大字典》，30多块钱，很厚很沉，小甘露从书店一直抱回家，不让大人拿，拿回家就一直看，父母都好奇这么小的小女孩儿看什么呢？原来她翻开第一页，就被各位书法家写的“一”迷住了，特别感兴趣。表哥有段时间来家里玩儿，每天都练毛笔字，甘露更有兴趣想写了，表哥说：教你可以，但不能作为职业。

没多久，叔叔的女儿学画，正好少年宫在招学生，甘露当时刚9岁，有兴趣和她同去，巧合的是，旁边是个书法创作高级班，甘露走到门口，好奇地往里看，只见里面放着很大的桌子，上面铺着毛毡，每个孩子都气定神闲地站在桌前，好像主宰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世界，安静但很有气势。

正在任课的老师叫唐中安，是书法班的主任，一眼就看见这个在门口张望的小姑娘，招呼甘露进来，说你帮我写几个字，甘露悬腕写了“热爱祖国”，下笔一点都不抖，唐老师就和正在排队学画画的妈妈商量，能不能让甘露改学书法。

就这样一直学了几年，中间要到日本交流做一年交换生，但甘露正在读书，学校的课业也很重，只好选择留在国内继续练习。

有次爸爸忙，妈妈自己去书店给甘露挑字帖，虽然不太懂，但眼光很准，一眼就看中了欧阳询的《九成宫》，甘露也就从书法史上以险绝著称的欧体开始，继而学习柳公权、颜真卿的字帖，虽然不是特别勤奋，但很喜欢。

12岁时参加全国书法比赛，身为班长、宣传部长的甘露，因为忙于班务，直到最后一刻才交出自己的作品，临摹三本字帖，还要创作两种书体，第二天就要交了，墨汁还干不了，爸爸就拿风扇吹，一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字，就这样乘着风，取得了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小时候也不是拖延，不到最后一刻交不出来。拍纪录片让人改变了一些，利索了一点，记录的就是当下，迟了就没有了，所以想到就会去做。”

甘露拍摄时不爱用三角架，很多人都好奇她的稳，换个人怎么拍都很晃，为什么她可以做到，现在回忆起来，甘露说可能和学书法有关系，拍摄的机器都不小，也不轻快，但她就是能用好肩膀、手腕的巧劲，“我常觉得生活的每一步都不是白来的，最终都会显现出来。”

上高中后，甘露要到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车程17个小时，路很不好走，班上有很多县上和农村的孩子，家境都不是很好。甘露当时是物理课代表，也是文艺委员，有次歌唱比赛，她就想日本学生穿的校服特别好看，我们也可以自己设计衣服参加比赛，老师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后来甘露才知道，很多同学都对服装有意见，因为要交30多块钱，对于家境不好的同学来说，这相当于一个月的饭费，所以极力反对，这让她印象很深，也对人间疾苦有了懵懂体会。

高中求学三年，甘露自言最大的收获是人与人彼此的尊重。

有段经历一直像放电影一样，经久不散地存在甘露脑盘里：班上有位同学的妈妈突然离世，家里没钱安葬，老师号召同学们捐款给他，后来男孩儿一边念感谢信，一边痛哭流涕……这些儿时的经历都特别能让她体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当她日后有机会借助机器，去呈现不同人的生活，普通人也好，导演、明星也好，对人的尊重，对甘露来讲特别重要，很多时候，她一边拍一边跟着流泪，那些留在纪录片的影像，夹杂着充沛的情感，作为一种人性的显现，仿佛能和观众随时相互看见、听见。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

《肖申克救赎》里一句话甘露一直记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有的忙着死。忙着追逐名利的你，忙着柴米油盐的你，停下来想一秒：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被体制化了？你的上帝在哪里？”

参加高考前，甘露有段时间很叛逆，特别喜欢滑冰，经常和一些成绩不好性格调皮的男生玩儿到一块，考试读书的压抑因此得到释放，也颠覆了曾经一放学就三点一线，八点以后不出门的规矩生活，去滑冰场不只为运动，那里经常放一些平时很难听到的流行歌曲，听好了歌，滑好了她才回家，这些变化让妈妈觉得女儿最叛逆的时候来了。

慢慢地，甘露学会自我调节，随着年龄增长，反而和爸妈的心灵沟通越来越默契，儿时的缄默转向无话不谈，甘露的爸爸就特别支持她拍纪录片。

高考时，甘露的第一志愿填了考古学，源自从小耳濡目染爸爸的各种收藏，喜欢看那些有神秘感、有一定历史的文字，对考古有着不可言喻的情感，父母也不反对，但爸爸更希望她能到国外多走走，还通过多年来走访各个国家的专家关系，联系好了旧金山金门大学，酒店管理专业读EMBA。

妈妈当然不舍得女儿跑那么远，跟甘露商量，要不你再报一个艺术院校，尝试一下文艺编导之类，即便发挥不好，也有个书念，不至于没有大学上。

结果甘露一考，专业成绩全国第二。

回忆当时的考试，甘露边笑边说，特别傻，还要集体表演，我都不知道怎么上去，小时候性格内向，还好做过宣传部长锻炼过。当时报的两个专业都过了，甘露本性不喜欢张扬，放弃了其中的播音专业，专心幕后工作的学习。当时那批同学才华横溢，特别有想法，现在还偶尔约出来小聚，感情一直很好。一年后，甘露的爸爸觉得离家远，又没有本科，有点亏，正好四川成立了一个影视学院，兜兜转转，甘露就这样又回到出生地，这一次，她遇到了命中的另一半。

从成都再到考取北京电影学院，每一步都阴差阳错，每次经历都为甘露的人生打开另一扇门，从小一直刻意回避走向幕前，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是图像摄影，因为她觉得摄影很酷，当时还没有拍纪录片的具体想法，只是对电影特别感兴趣，大量看各种题材的片子，每天都有很多影像排山倒海挤进来，学影像的男友则成为她的启蒙老师，最初拍纪录片时甘露还有些犹豫，男友就鼓励她：女孩儿为什么不能拿摄像机？一样可以。

1998年，甘露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已由张艺谋导演独家授权，开始拍摄记录电影《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以及《中国申奥片》、中国版《图兰朵》、歌剧《印象·刘三姐》等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拍摄全过程……这一拍就是7年。

拍摄过程中，甘露提议回到《红高粱》等电影的拍摄地，张艺谋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非常支持，尽量找了当时参与每部电影的人，很多老人都已离世，小孩子已经长大，接受着命运变迁，戴凤霞（《红高粱》小说里的“我奶奶”，影片中叫“九儿”）已经是国航的空姐。

甘露还走访了张艺谋在西安的小学、中学老师，期间跟他母亲一起住了快20天，对他的兄弟也有些采访拍摄。很多时候，甘露宁愿跳出固有的模式和场景，重新审视自己的拍摄对象，尽量呈现出一个血肉丰满，充满人性和物性的存在。张艺谋也没有排斥，还会经常感慨：跟我在一起的工友，有些人退休就在家里呆着，但是我还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这些普通人身上都有的情感，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很特别。“有本书里面说过，人对自己的历史没有必要太多否定，因为不妨碍成为你今天的你。”

前田知惠，7年里经历了成长，见了世面，也得到很多，感觉走到人生的新阶段，《十面埋伏》纪录片期间，甘露跟张艺谋提出离开，希望能去记录更广泛的题材，看到另外的东西，而早把甘露当知己的张艺谋，也支持她趁年轻去多些空间思考和拍摄。离开张艺谋后，好多朋友恨不能跳起来嚷嚷你傻不傻，申奥成功后张艺谋做总导演，你来拍纪录片，这种天大的好事儿几辈子求都求不来。

那些苦都过去了, 我比较信命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几乎没好好吃过一顿饭。”

回忆和张艺谋的初识，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期间，甘露在央视一档文化类节目中实习，做总编导助理，偶然采访到了张艺谋，不久后张艺谋恰好在节目播出时看到了这段作品，到电影学院交流时，还特意感谢甘露，肯定了片子的水准。

后来，学校副院长张会军问她愿不愿意给一个导演的新片拍纪录片，当时甘露已经和朋友成立了一个拍摄纪录片的工作室，当她和这位导演见面，两个人都倍感意外，没想到是“老朋友”。

对于张艺谋拍纪录片的邀请，甘露没有马上答应，有疑惑也有担心，“我一个人之前没有独立完成过这么大的制作。”最终还是张导一句“你拍的纪录片不是很好吗？就你来拍吧。”促成合作。随缘，接受命运的安排，电影《英雄》纪录片也因此命名《缘起》。

《缘起》最后有一段名为“十天”的小片，是甘露在剧组关机饭上送给所有人的礼物，素材来自最后十天的拍摄。当时白天还要跟拍，只能晚上悄悄剪辑，也没有特别专业的机器，正好李连杰的助手Vincent从美国回来，跟她说我这有苹果电脑，你操作吧，甘露连续两夜没睡，剪出来10分钟的片子，看完后，剧组的男男女女都忘情地彼此拥抱、哭泣，张曼玉怕哭得太惨提早带上了墨镜，两个制片分别来自香港和大陆，互相拉着手说对不起……“可惜观看时把灯关了，不然可以拍一些他们看的感受”，纪录片的魅力又一次真实地打动甘露，手中的镜头已承载了太多的情感。

这种关机饭上的“彩蛋”，甘露也没有再做过，很多时候这种打动只有一次，等到想做的时候自然就来了。直到现在，只要是英雄剧组的工作人员，在街上见了仍然特别亲热，当初拍摄的过程特别不一样，每个人的创作状态都很真诚，彼此间那种恨不能以命相交的信任令人难忘。

而甘露拍张艺谋，没拿过一分钱。

    “那时候他也没什么钱，他的生活也很普通，不希望给他造成什么负担。”没有合同的限制，更多靠人与人的信任，彼此平等的状态，去保持独立和客观，这种合作实在很难得，张艺谋不只在一个场合表达了对甘露的羡慕，羡慕她的感性和创作的自由。

    《归来》首映后，张艺谋和甘露讲，那个时候走南闯北，条件不是很好，但回忆起来特别开心。最初他根本没想到甘露那么能吃苦，后来跟北影院长说，甘露真皮实，真能抻。

    甘露也挺佩服自己的，虽然声名鹊起后，一直有人拿幸运说事儿，还质疑她特别能利用机会搭上诸多顶级大导，可她从来不工于心计地记任何电话，接受采访时，也从来都是辩解的时候少，说困难的时候少。

    现在她最经常提醒助手的是：拍摄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安全，坚决不要去拍对生命有威胁的场景。

    因为，她曾经没有任何保护地爬到灯架上，只为能从高视角更好地拍到大场景；徒步走在雅丹山上，两边都是悬崖，身上还背着拍摄器材；“那会儿也不敢多喝水，怕因为上厕所错过要拍的画面，虽然家长一再嘱咐注意身体……那么多年，怕耽误任何细节，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每次吃饭就把机器放在腿上”，张艺谋和谭盾谈论“大风”的珍贵影像就这样得以存世。经常每天忙到夜里两三点，张艺谋也觉得不安全，有时要一直送甘露坐上出租车才离开。

    “几年前没有考电影学院时，永远不知道我有这个能力，那些苦是值得承受的，其实没什么。当时会觉得苦，爬那个山生命都没有保障，但是之后觉得很幸福，现在回忆起来只有很难忘的事，那些苦都过去了。”

    真的很难，甘露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幸运，但拍摄这些，确实没那么容易，付出的也令人难以想象，就像每个人都会遇到难处，这个娇小女子也从不后悔自己的付出，在专业上拼尽全力，没有偷懒。“人不可能什么都白白得到的，一定要付出的，坚持别人做不到的东西，才能做好。” 

    拍纪录片就像在谈恋爱

《缘起》里有一段，杜可风对镜头发飙破口大骂：“他妈的，你们真烦……”，被甘露故意剪辑进来，再说起却不以为然，还为他开解。“杜可风很单纯的，当时拍得不顺利，很多武打动作抓不到，程小东一急他就很郁闷，又是个本性很直的人……后来他把最好的位置都让给我们，很合作。”

从陌生到信任是一个很怪异的心理过程，刚开始比较难，甘露也为此进修过心理学，要求自己和助手不要急功近利，而是观察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彼此熟悉换位思考，否则不可能深入拍摄。“就像谈恋爱一样，近一点，退一步，那个尺度要把握好，感觉挺微妙的，很难用言语去讲。一个大场景，如果没有仔细观察过，可能拍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站哪，越是陌生的环境，越要融合进去，纪录片就是这样。” 

很多人说拍纪录片太奢侈了，不是消耗的金钱和精力，而是这种时间的对等消耗，这也是甘露尤为喜欢纪录片的原因，电影里想拍什么故事都可以，两个月能把人好几辈子拍完，动不动可以打上字幕“N年后”让观众自己脑补，“纪录片拍一小时就是一小时，拍你十年，我的十年也没有了。有时候你有一切，但上天没给你，你不在或者没开机，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种珍视让一身傲气的徐克也发出合作的邀请，从《龙门飞甲》、《狄仁杰前传》到今年的《智取威虎山》，甘露始终保持一种距离感，很客气，不会特别讨好地去拍。就是这位人称“老爷”，助手都恨不能刻个“怕”在自己脑门上的鬼才，新年时特意给甘露发了条信息：“新年快乐，谢谢你的记录，十分精彩，谢谢谢谢……”这对甘露是极其难得的鼓舞。

要知道徐克几乎不太会跟别人讲这些，不随便和人把酒言欢，也从不会讨好演员，直接跟来讲戏求加戏的陈坤说：不要搞怪，不要东弄西弄，放松自然就行了。甘露在拍摄时，他也很少干涉，把她真正当成做纪录片的导演来尊重，“他要看你的东西，他们都是太有经验的，不太相信这种谁是谁的副导演，或者在哪个剧组呆过，而是慢慢地了解你。”

今年情人节，甘露特意带张艺谋探徐克《智取威虎山》的班，两个对电影都很投入的人，又各不一样，甘露也说特别想让他们俩PK一下，看谁能熬过谁。

“张艺谋有领导和把控能力，能给人很强的安全感”，章子怡曾评价张艺谋：感觉只要有他在，天塌下来都是安好的。

“徐克气场超强，在片场剪辑、影像创作、服装、道具……无所不能，平时聊天都是电影、艺术，没有别的，像本百科全书。穿着上特别朴素，也不讲究什么，挂个毛巾也很有范儿，很可爱。”记录片《徐克》里，导演在片场用漫画的风格画分镜头的人物，从瞬间定格的眼神到人物身上很细碎的装饰，都很有艺术感。

“身为同年龄段的人，吴宇森则太具有抗压能力了，对自己的要求很完美，也很倔犟，外表不动声色，内心特别坚持。”《路有多远》里记录了吴宇森第一次在片场里发火，即便是发火也很隐忍，甘露说事后吴导还亲自去道了歉。 

张艺谋、吴宇森、徐克，作品的质感完全不同，《英雄》难得把一群风华正茂的人聚集在一起，现在去看《缘起》，能感受到当时每个参与者完全是意气风发的神态。有次一位导演跟甘露说，是《英雄》纪录片让他升起想做电影的信念，结果甘露特别狠，说那你接着看《路有多远》。《赤壁》虽然拍得极不顺利，却让人看到坚持的东西，很多在剧组工作过的人，后来都成为很好的朋友，一起吃过苦，感觉生活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而徐克在在三年前，曾经问甘露，如果我来拍《智取威虎山》怎样？甘露当时就说任何一个大陆的导演来拍都可以想象，但完全想象不到徐克能拍成什么样儿，因为太特别了。犹如成人童话的武侠世界，徐克一直在建造，也一直在颠覆。“孤胆英雄，国外有超人，国内为什么缺少？”

珍惜拍过的每一个人

从甘露镜头走过的人每年有好几万人，这种用镜头记录的方式让她着迷，“你一辈子可以和多少人对视？很多都是擦肩而过，看都没看过。我很幸运。”

《英雄》拍摄那年，“911事件”爆发，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

《十面埋伏》竹林外景地，剧组人员包括很多还挂在树上的武职演员，为梅艳芳默哀。

一个很有前途的芭蕾女孩给老师磕了个头，说我放下了，就剃度出家了。

芭蕾舞团随行医生，在纪录片还没出来前就突然去世了。

拍过的人，也有很年轻就自杀的。

……

时间在走，世事无常。

对无常了解深刻，甘露很珍视每一次的拍摄，只要在400绽放只有几年，艺术生命很短暂……没有这种淡泊名利的心，很难坚持到最后。

《缘起》拍了段大家的新年愿望，张艺谋说只要作品好，大家都会好；

梁朝伟说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他妈妈，妈妈为他付出很多；

张曼玉说自己喜欢真的东西，不喜欢假的东西；

摄影师的太太牙膏都没有了，得去买牙膏；

做美术的特别想给女朋友打电话，天天陪着她儿女情长；

睡觉、吃火锅、舒服地晒太阳、老婆孩子等着用钱……

《江湖啊江湖》里，每个人都在走江湖的路，对江湖的看法各异，蒙古演员则用呼麦的方式，悠悠远远地带观众回到不同的时空。

这些来来往往的众生，交织的画面，经过甘露的眼睛透出来，总是会让人感受到背后的张力。

工作室的同伴早在十年前默默达成共识，不去任何的电影节，就拍自己想拍的东西，这样的创作心态很好，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努力，没有功利心。对于不同的拍摄题材，甘露希望有一个时间的累积和沉淀，有时觉得还不适合做成成品，就再拍一段，再跟一段，这种写实的叙事魅力，犹如一场时间的艺术，日渐丰盈，那些浩瀚的素材，带着一种美学的敏感和层次感，摆脱原初的混沌，总是出其不意地捕捉到观众的心。 

“我们注定在这个阶段相遇，彼此记录和珍惜。” 

后半辈子怎么过都值了

“甘露，想想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后半辈子怎么过都值了……”

一直不停地修炼自己，一部片子的高低，拍者的质素和价值观都在里面，导师曾赠她八字金句：“”，努力就好，不必特别刻意，她自己也说不是那种很纠结的人。 

和男友相识17年，结婚也属于那种恨不能再上去跺两脚的踏实，好像有这么一个人，一直陪在身边，让人心生安定，离开父母后，这个人对甘露的影响最为重要，有时候像老师，总有新东西教给她，有时候是比较纯粹的精神伴侣，到咖啡馆坐坐，看看电影，话语不多，但是彼此都明白。

“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遇到他是什么样，可能会走很多弯路”，虽然比甘露大10岁，却一点都不闷，有次甘露说没去过吴哥窟，他第二天就拿护照办了各种手续，第三天就带着甘露出发了。他也不刻板，甚至有点与众不同，喜欢反差，喜欢中性的她，譬如穿个皮衣，显瘦，帅帅的。

有一年甘露过生日，一进家门，就看见洗手间里挂满了各种他买的衣服、配饰……好像一个时空隧道的装置艺术，十几年的光阴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形成一种流动的存在，男友还有煽情的画外音：“甘露，想想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后半辈子怎么过都值了……”

      甘露身边的朋友、物品，都有一种能真正打动人的情怀，从《幸福时光》走出来的董洁，偶尔和甘露约喝茶，说说近况。最早拍摄张艺谋的一部sony机器，已经报废了，她舍不得扔，一直留在身边，看上一眼，那些用机器和不同人经历的事情就扑面而来。

      “我这个人对生活中很多都充满好奇，充满希望，不太容易消沉，也没有刻意去调节，很懂得生活，你都不会生活，也不会懂得拍的东西，很多感受来源于生活。”甘露也不太多去玩儿，或者玩了命似的想到某个地方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就慢慢走，在慢的节奏里细心体会。有次《英雄》在深圳放映，大家拉着她去放松，结果看她各种不在状态，中途又给送了回来。

      这么多年走过来，甘露有变化也有自己内心的坚持，不再排斥时尚杂志拍片时清一色的礼服加高跟鞋，曾经死活不让化妆，现在也无所谓了。

      手头的各种片子还在继续做，也有导演找过来想一起做些不用特别走心，投入少但来钱快的院线项目，都被她一一礼貌地拒绝了，未来和哪位导演合作还不知道，要看机缘，把原来拍的素材进行系统化地整理，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相比十几年前，有了更多成熟的认识和理解。

      还在计划做一些讲座，分享和交流自己在电影纪录片的经验，慈善项目大多是关于孩子和艺术教育的，只要找到她，不管多忙都会积极参与。

      “有很多国外基金想资助我们，我们也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纪录片不可能短时期回报投资方，毕竟不是电影，也不希望别人有负担，很多东西都是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