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许多矛盾都与近几年来形成的“两个过度依赖”有关，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和出口增长。前一个过度依赖产生了对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长期过度增长问题及房价暴涨，进而造成投资过热问题反复出现，且难以调控，同时，产生投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等结构失衡问题。后一个过度依赖则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引起贸易顺差扩大、货币供应量大量的被动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等问题。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及对城市化和内需的抑制作用,我在"过度超前房地产是一个战略性失误"已做过较详细的分析,这里仅对另一个过度依赖的后果作一大致的分析。

对外资外贸出口的过度依赖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不仅已经产生了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大量被动增加、贸易顺差扩大引起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等问题，而且对国内经济形成两大压力：一是过快的出口增长和对外资力量的过度依赖，使投资热高烧难退，且调控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力；二是对外资的对强依赖，正在和将要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形成造成巨大的压抑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汽车和电子产业最为典型），一方面造成集成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导致我们许多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普遍偏短，产生就业不足、零部件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循环

近几年投资出现反复性过热的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宽松的金融环境使社会资金大量过剩，而且这些资金中包括大量的国内国际性游资。大量的低成本（低利率）资金刺激了投资需求。二是体制性因素使地方政府形成过强的投资冲动。在不完善的财税、投资和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和短期财政收入最大化对微观经济采取过强的干预，加快发展变成了加快上项目、上大项目。三对房地产发展的过度依赖。在此轮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均把“鼓励房地产发展、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千方百计引资”作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三大“要诀”，其核心是土地与房地产的城市运营，这是投资过热的真正“热源”，资金过剩及体制因素不过是为这一“热源”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和内在条件。对此，有必要做深入分析。

我们认为，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房地产过度超前发展是诱发此轮投资出现反复性过热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我国房地产的持续过度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发展长期采取过度的刺激政策。从国家来讲，主要是采取长期的低利率和低税负政策予以刺激；而从地方来讲，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采取各种鼓励措施予以刺激。从消费结构角度看，房地产存在过度的超前消费问题。住宅是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品，而我国90年

“避险”论的基础是经济起飞国家汇率大幅升值是一种必然规律，而一次性升值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所以主张先升值和慢升值，以避免落入“日元升值的不好路径”。对这种观点我有三个疑问：一是在政策选择中是不是你可以只选择好的，而能把所有负面的东西完全避开。我认为不行，因为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固定汇率的好，却不要“去固定”的剧烈波动或巨大风险，这是不可能，最好的选择是到时采取更好的办法减少负面影响。二是“慢升值”真的能行得通吗，而且不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吗。我的观察是“慢升值”特别是有规律的（计划好的）慢升值实际是培育了一种固定的预期，甚至是不断强化的预期，结果将会更糟糕，这使国内资本和海外资本投机被强化，我认为，近几年顺差的扩大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预期主要源于我们对升值的“暧昧”态度。如果我们真的采取那样的政策，让人民币每年升值3-4%，结果将是全球流动性都向中国集中，流动性过剩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是避免一种风险引进更大的风险。我基本认为，人民币升值只能是一次性或集中性（集中于某一阶段），发生的时间将是比较长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打个不好听的比喻，人生下来注定是要死的，这是规律，但不能因为预期到会死而天天为死做准备吧，一年死百分之几，最后死得安详些，相反，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想最后的死却想着好好的活、努力把现实做得更好，是一种最佳选择。当然人民币最后将大幅升值是个好事，至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要坦然地去承受，但要尽可能地去化解。三是经济起飞国家币值必然大幅升值是有条件的，即升值是阶段性的，升值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因果关系，而且升值不一定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一直认为一种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相当强的关联性。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呈现新一波的过热趋势,其中主要问题是投资持续过热,解决投资过度问题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上被认为是非货币政策莫属,这里最具争论的问题是升息好,还是升值好,或者是两个同时升,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升值最好

一、投资拉动物价反弹,但无通货膨胀之忧

最近两个月物价增幅有点反弹,4月和5月CPI增幅分别为1.2%和1.4%,比一季度有所反弹,这是好事,说明产能过剩及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减弱。但不少人却将它解读为通货膨胀压力在加大。做这种判断的最主要依据是：中国最近几年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及最近美国通胀率上升。实际情况是流动性过多或泛滥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大,并爆发像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那样的高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是产生通货膨胀的一个条件，但要想转化为真实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实体经济因技术进步放慢或全面性的资源供应硬短缺使供求之间存在“硬缺口”（持续地或逐步扩大的供不应求缺口）。后一个条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及中国近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根本不存在，因高科技革命及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中国以及全球货物市场总体上面临的是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供求缺口较大主要存在于石油产品上，即使前一段时间存在像原材料供求的缺口，但也不过是一种“软缺口”，“软缺口”会导致价格水平阶段性上涨，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只会导致流动性过剩而不会转化于高通货膨胀。在高的技术进步下，高增长的确可以与低通货膨胀长期相伴，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从欧美发达国家和国内都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

因实体经济中不存在“供不应求”的硬缺口，使得在货币增多（货币供应增长及流通效率的提高使流动性过剩加剧）时，人们并不过多地增加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形成通货膨胀压力。货币大幅增加既与经济增长加速有关，又在相当程度上与低利率政策有关，而低利率又是由于短期和中期通胀率的压力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