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1

 

近日，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出版，对自己的学术历程和精神世界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接受本报专访谈知识分子、启蒙、鲁迅精神、中学语文普及等问题。

　　写给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人看

　　1　关于本书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

　　新京报：在《我的精神自传》中，你讲述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与苦难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提及一些美好的事对您精神世界的影响，为什么？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总体上是充满苦难的，所以我这个命题就是谈应该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把苦难过分强化。

　　新京报：对你来说，精神资源如何变成一种共识，并在多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钱理群：从思想、学术的发展角度来说，思想中断了。我们后人的思考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但是，前人的思考已经被抹杀了，我们一切得从头开始。在我看

                                       乡村文化曾是我们精神的庇护所

 

今年年初一曾写了篇《活着的理由和活法》，讨论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的著名命题的中国回应。于是，谈到了鲁迅的《孤独者》所提出的三个层次的“活着的理由”：为自己活着，为“爱我者”活着，为“敌人”活着；谈到了我们那一代人曾经面临的“活，还是不活”的问题：一旦被宣布为“敌人”(右派、坏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等)，就既剥夺了你“活着”的一切理由，又不让你“不活”，让你长时期地处于“不死不活”，“活着等于死”的状态。讨论的重点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撑着人活下去的理由、力量是什么?于是，谈到了信念的力量、爱的力量、人性的力量等等。又谈到了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有过的遭遇：当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到农村，却得到了意外的保护。房东老大爷召集全家，郑重宣布：“大姐(大哥)不是‘分子’。是‘落难之人’，你们要善待她(他)。”这里，体制的逻辑——“镇压一切

在我的印象中，自己似乎一直这样认为，英国的图书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于慈善、捐赠，而美国的图书馆更多的是依靠国家配给的比较充足的经费。并且英国人更愿意出钱资助其公共图书馆。那位苏格兰的男人，安德鲁·卡内基的慷慨，也进一步加强了自己愿意这么认为的偏执。

 

在做相关问题的时候，看了一些国外私人图书馆，图书馆慈善，图书馆之友（Friends of Library）的资料，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曾经有多少的误解和误读。由于1850年爱德华法案是在英国确立的法案，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基本上是依赖于政府的经费资助的，英国人通常不愿意再为图书馆提供捐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通过税收支持了这一服务，再次捐赠是一种双重的付费。而图书馆之友尽管在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新西兰，英国都有发展，但是在美国是发展最好的。并且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当地的成分。而美国的图书馆慈善的发展无论是在大学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上都是发达国家中比较好的事例。

 

想想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两所美国，乃至世界拔尖的大学的图书馆的起家史，就不难看出私人捐赠对于美

话说在MSN上偶遇在UIUC做访学的Professor Zhang。谈起今年将去UIUC的几个学生，于是就顺带谈起他费了很大劲协商，使系里与UIUC签了这份交换项目。对此有点兴趣，于是就上UIUC的网站上转了转。接着就发现Professor Leigh Estbrook，也即UIUC已经退休了的前院长，这位很博学的教授，领衔做的这份与政府信息服务以及公共图书馆有关的研究（User Satisfaction with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At Public Libraries And Public Access Computing Centers ——A proposal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Leigh Estabrook and Lee Rai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