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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茅田王氏宗谱·芳名科名二录序
谱牒记载人物,略如史志。惟史志素有生不入传之例,盖以生者事业未了,仪型未固,难为定论;抑且恐或上下其手,左右为文,有失客观。此规之立,良有以也。考诸正史,传主皆前朝人物,固无此虑。然观诸旧志,“选举”一目,悉列生者,今族谱立科名一录,不为无据。质之功能,立典型以资借鉴,收素材以为存史,今族谱立芳名一录,不为无由。故予不论其例,惟循其名而责之实也。
古者建官惟贤,任事惟能,今世亦不失其义。吾族通邑大姓,代有贤能,其中不乏经济才猷之士、文章学术之辈、端方贞淑之伦。或从政,或为学,或经商,或务农,穷则独善,达则兼济,若功若善,足重于族而传于乡,录之芳名,谁曰不宜!今各举所知,闻见必录,显微阐幽,标功举善,非有阿其人,欲以励后来也。
国家无代不需人材,而三代以下,登选不一。汉举贤良方正,魏兴九品官人,隋唐以降,定以科举;民国以来,易为高考。考校虽殊,选材则一。人材者,国家之元气,家
蔡元培说过一句话:“人才为国之元气”。民国年间,国民党当局屠杀有志有为的青年,总有一些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出来说话,希望当局不要大开杀戒,要“为国家保存元气”。
据民革中央网站靳英辉的《孙蔚如》一文记载:
1928年初,杨虎城赴日本养病。杨在出国前,经反复考虑,认为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因此,委托孙对内代行军务。在这期间,孙蔚如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坚决执行杨虎城“不危害革命,掩护共产党人”的主张,许多共产党人来到第十军开展工作。孙蔚如在砀山驻地纪念周大会上讲话时,严斥杀害共产党人的行径,认为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
是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皖北暴动,有人叛变告密,交出杨部中的部分共产党人名单,蒋介石电令镇压。当时,受杨虎城委托在军部负责外事的师长冯钦哉等人主张照办,并与孙蔚如大吵。孙蔚如感慨地说:“这些人一是我的乡党,二是我的学生,叫我杀谁呢?我杀了怎么能对得起陕西人,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学生,更怎么能对得起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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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焘,字植之,蒲圻(今赤壁)中伙铺安丰但家人。出身书香门第。光绪二十九年东渡日本。1905年以湖北代表身份参加同盟会,并被推举为司法部判事,后改任执行部书记干事、总理秘书、湖北支部主盟,同时负责欧美会务联络事宜。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秘书、国民政府秘书、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国史馆副馆长等职。1948年辞职去广州,后去台北闲居。1956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
但植之是位学者,一生著述甚丰。学术方面,对清史研究贡献颇多,最早时撰有《黄黎洲》一文,刊于1903年1月《湖北学生界》创刊号,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篇近代性质的清史学术论文。1915年,翻译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方面,还著有《日语古微》(1910)、译有《正则英文教科书》、《蒙台梭利教育法》(1914)等。他还是个诗人。八十岁时,亲朋出资刊印《观物化斋诗集》为其祝寿,收入《观物化斋诗录》二卷,《入蜀集》一卷,《山中酬唱集》二卷,《台员集》一卷。《入蜀集》和《山中酬唱集》为抗战时入川所作,与章士钊、沈尹默、汪东唱和最多。台湾又称台员,《台
汪桂,字伯祯,号仙友,又号梅村、卧雪居士。明清之际湖北崇阳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行人,升兵部主事,崇祯四年(1631)废职闲住。后补光禄署正,崇祯十年(1637)升户部主事。次年以户部主事榷九江钞关,迁福建建宁知府。汪桂不胜其苦,累累上疏陈情乞休。疏上,解职,不久卒于京师。
汪桂个性恬淡,不喜
贺寿慈(1810—1891)初名于逵,继名霖若,字云甫,晚号赘叟,又号楚天渔叟。湖北蒲圻茶庵岭四屋贺家人(今属赤壁)。有文名。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甲第四名进士,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未能点翰林,初授吏部主事,旋升员外郎,继任军机章京,并受命监督户部财政。当时有人检举通州粮库亏空舞弊一案,牵连很多人。他会同通州知州,一夜之间即查清,妥善处理,上下皆为之一震。为官清廉正直,受皇帝器重,升为礼部左侍郎。后奉命至顺天府、定州视察科考。时捻军得知定州兵力空虚,计划攻城,知州王兰广知难而退,贺寿慈晓以利害,并协助招募乡勇守城,加上清廷增派援兵,捻军见势撤退,定州得保平安。贺寿慈因功晋升左都御史。光绪三年(1877)升工部尚书。
石瑛(1879-1943),字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