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江苏江阴华西村， 10月8日双喜临门：建村50周年纪念；高达328米的超豪华龙希国际大酒店开门迎宾。

这酒店可不一般，它是中国第八高楼，由华西村300户村民每户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建成。大楼内部金碧辉煌，墙壁横梁均用金箔包覆，可与皇宫媲美；60楼的会所内，安放着一座用一吨黄金铸造的金牛，价值3亿元；酒店内还有空中花园、空中游泳池，就连宴会厅内，也不乏黄金制作的碗筷杯碟，奢华程度超过公众的想象。

公众普遍认为，华西村的村民很有钱，华西村也一直标榜自己是“共同富裕”。殊不知，华西村内部贫富分化严重，村里等级森严、政企不分，如今的华西村，更像是在演戏。

政企不分

华西村既是一个村庄，也是一家企业，它还发行了股票上市。华西村的村民同时也是这家企业的员工，华西村的领导自然也是企业的负责人。

华西村政企不分，村民身份模糊，导致很多村民的利益受损。比如村民盖房子时如有违规之处，往往会受到扣罚奖金、少分年终红利等惩罚。不可否认，如果村民真有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德或村规民约的行为，确实应该受到处罚，但处罚也应该依法依规进行，不能随意加重。在华西村，村民在生活中的过失，往往招致工作中、经济上的连带处罚，这是不合理的。这也是华西村很多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意留在村里工作的最大原因。崇尚自由的他们受不了这种非理性的约束。

等级森严

华西村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相反，它的等级非常森严。

华西村确实是家家住别墅，但是，住在什么位置、住什么样的别墅，都是村里统一安排的，个人没有自主决定权。村领导住在村里最核心、最便利的位置，住的别墅自然也是最大、最豪华的；村办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住在次一些的地段，住宿条件也差一些；至于普通村民，只能住在最外围的地方，比如刚进村口的公路旁边，从早到晚车来人往，比村中心嘈杂很多。

而且，不同身份的人，住的别墅外观颜色也不同。从别墅的墙体和屋顶颜色，就能判断住在里面的是什么人，是村领导，还是普通村民。

等级森严的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公权力的代际继承。华西村现任党委书记吴协恩即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之子，此外，吴仁宝的子女纷纷在华西村及下属企业担任要职，掌握行政和经济大权。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是华西村最普通的村民，即使住的地段不好，也住的是别墅，这样的居住条件，比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比大部分城市人都强得多。

贫富分化

刚刚说到的华西村家家住别墅，指的是老华西村。从2002年开始，华西村开始兼并周围的16个村庄，合并成13个村。这些新并入华西村的村庄，如今虽然名义上也算是华西村，但村民的生活水平与老华西村差了很远，根本住不起别墅。

即使是在老华西村内部，贫富分化也很严重。从外地到华西村所属企业打工的工人，很多人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住在没有抽水马桶的集体宿舍。这和村里连片的别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到华西村的时候，住的酒店是由多栋独立别墅组成的，每栋别墅都有一个服务员，别墅的每间卧室里都有一个专门呼叫服务员的按钮。刚到华西村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下楼，发现服务员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当时不到早上八点，她被我下楼的声音吵醒了。我见她非常疲倦，就问她是不是晚上睡得不好，她说是。经过交谈得知，她们24小时在别墅内值班（当然会多人轮班），晚上就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客人如果有需要，按一下按钮，她们立即就得起床为客人服务。有时候别墅内住的客人多，晚上很多人呼叫服务，她们很难休息得好。这份工作这么辛苦，她们的月收入也只有1000多元。

华西村标榜共同富裕，但是抱歉，这里的“共同”，仅仅是指老华西村的村民，要在村里出生、有该村户口。至于新并入华西村的村民，就顾不上那么多了。而外地过来的务工者，更加抱歉，根本就没列入考虑。

十足演戏

如今的华西村，做实业仿佛已经退居次席，更多的是在演戏。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会在礼堂给参观者作报告。他明明会说普通话，但作报告时偏偏要说当地方言，然后由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翻译成普通话。两人配合默契，吴仁宝话音刚落，女孩的声音就响起，分明就是在背台词。

华西村党委配有四十多位副书记，规模庞大在全中国绝无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没这么多。这些党委副书记每天的主要工作是——陪外地过来参观考察的官员喝酒。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华西村以钢铁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大受影响，因此华西村提出经济转型，发展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所以才有了盖摩天大楼、用黄金装修的惊人之举，有了之前买直升机的大手笔。这一切都让人担忧，华西村人正在放弃做实业的踏实劲头，心态越来越浮躁。

浪得虚名

客观地说，人类目前还无法真正实现人人平等，至于共同富裕，难度也很大。每个人劳动的价值不同，得到的回报肯定也不一样。就拿华西村来说，如果让酒店的服务员拿跟上市企业高管同样的工资，我也觉得这不应该，也不可能。但问题在于，明明就不可能、不存在的事情，华西村偏偏还要大张旗鼓宣扬，有欺世盗名之嫌。标榜共同富裕的华西村，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完）

坐进熟悉的驾驶室，几近本能地踩离合器、挂档，来不及多想，也无需多想，我向左一打方向盘，汇入了滚滚车流。

在北京开车，总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眼睛、手、脚都不够用。开始还以为久不开车，技术下降了，没想到回到熟悉的地方，瞬间找回了从前的状态，操控这辆车，就如同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自然，我在汹涌的车河中灵活穿插、游刃有余。

先去了一个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返回。导航仪在最关键的时刻没电了，车载充电器放在后备箱，高速公路上停车很危险，想了想，还是没停，凭着感觉开到了目的地。

来到那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发现院子里用黄线划出了停车位，以前可没这个。我径直停在了距离大门口最近、最方便的一个车位。后来才知道，以前公务车和私家车都可以停在院子里，现在院子里划出了专用车位，只有公务车才能停。说来好笑，从前什么车都可以停的时候，我一直都低调地把车停在外面的林荫道上；现在名不正、言不顺了，我反而大摇大摆地把车停在了最显眼的地方。

坐电梯上三楼，先去一个同事的工作间。推开门，她正背对我坐在两台电脑前。我像往常一样，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她旁边，聊了几句，她突然说，怎么感觉你从来没有离开，就像刚从外面采访完回来一样。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也正是我希望的。我不喜欢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即使经历了风雨激流，也希望在重逢的时候，仍然能像最初见面时那样，云淡风轻地说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

再到五楼，推开从前办公室的门，只有一个小女孩坐在那里。看到我，她很惊奇，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倒是很惭愧，怎么都想不起她是谁。经过她的自我介绍，我才记起，之前她在我们这里实习，她来之后一个星期我就走了，那段时间我情绪波动比较大，难怪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办公室还是老样子，以前我贴在桌上的不干胶都还在。墙边的白板上，夹着一张非常牛气的通知。唯唯诺诺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强硬了一回。

下楼上另外一位同事的车，刚坐进去，就听见她用熟悉的语气责怪我说，你怎么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衣服、同样的书包，连脸上皱纹的走向都没变，你啥时候能让我们眼前一亮一回？我告诉她，不用着急，等下个月底那件重要的事情举行的时候，一定换个造型让你们眼前一亮。

晚上在上文提到的第一位同事家里看她最近的节目。她去韩国出差，在一个博物馆跟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穿着韩国民族服装玩，她先是问其中一个小女孩，你觉得你穿着韩国的衣服漂亮吗？小女孩点点头说漂亮。她又接着问，你们觉得我们四个人谁最漂亮？那三个小女孩不约而同地指着她，异口同声地说：“你最漂亮。”屏幕上，她笑得花枝乱颤；电脑前，我笑得趴在桌子上直不起腰来。

第二天上午，出门办正事，走在街上还被人认出来，很是感慨。

下午，这位同事开车送我去机场，走的是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这条路我都不敢走，想不到她都走过好几次了。看着她娴熟地挂档，很难相信，她第一次开车时，先是把油门踩到底，接着又猛地松开了离合，汽车后轮在地上空转了一圈，然后像F1赛车一样猛冲了出去，车轮在碎石路面上剧烈摩擦，发出尖厉的爆破音。想不到她现在顺利拿到了驾照，而且还走上了这条很考验车技的道路。

航班延误，我都有些麻木了，上飞机后倒头就睡。

晚上十点过，飞机在迷离的夜色中被推出。跟我想的一样，使用20R跑道起飞，然后在市区上空来了个180度掉头。我看到了机翼下方的新电视塔“小蛮腰”。

多年前，舷窗下的这片土地让我无助地大哭；如今，她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完）

发动机开始咆哮，排气管喘着沉重的粗气。赛车蠢蠢欲动，像一头被困已久的野兽，正要冲破樊篱一跃而出。我血脉贲张，心跳也变得和引擎的转速同步。

这个阳光炽烈的午后，在赛车场，亲身体验了风驰电掣的感觉。

手忙脚乱戴好头盔，四条安全带把我五花大绑在座位上动弹不得。赛车停在起点线上，蓄势待发。

黑白相间的旗帜落下。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加油门，赛车大吼一声，冲上赛道。

起点处是一条直线赛道，调整好方向，速度提上来，挂二档。这赛车确实不同，二档的动力就比较强劲，顿时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按在椅背上。直线过后是左转弯，骤然而至的离心力把我抛向右侧，我尽力把身体扭向左边，维持平衡。紧接着是右转弯，赛车仿佛要冲出左边赛道。我想大喊，但嗓子却干涸得发不出声音来。

挂档、加油门、踩刹车……赛车左冲右突，轮胎和路面剧烈地摩擦，发出尖厉刺耳的声音。很快就转完一圈，最后一段是直线赛道，挂上四档，肆无忌惮地往前冲。来到转弯处，车手踩刹车，减速，退回二档，然后快速向左打方向盘，赛车来了个180度掉头、甩尾，车尾漂移过了弯道。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让人击节惊叹。

这次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当了一回追风少年。前方的赛道是什么样子，开始时并不知道，但可以预知的是，肯定是既有直道，也有弯道。直道时，固然可以猛踩油门，奋力冲刺，但也不可疏忽大意，接下来可能就有障碍，得小心规避；弯道时，也不可妄自菲薄，应该积蓄力量，等待弯道过后豁然开朗时再发力前行。总之，直道也好，弯道也罢，重要的是，看准前方的道路，牢牢把握住方向。

加油！（完）

   转眼之间，我在广东生活已经五年。我选择了离开。

决定的那一天，我并没有之前想象过的轻松与惬意的感觉。相反，刚踏进地铁没多久，我就不争气地哭了，直到坐上广州白云机场回家的大巴，我仍然抑制不住眼泪。

临走的前几天，去听梁静茹的演唱会，听她从《勇气》唱到《情歌》，听她唱“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听她唱“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

2009年7月8日，踏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飞往广州的CZ3698航班。五年前的这一天，南航带我到广州参加工作；五年后的同一天，南航带我回广州告别。不知道这算不算命中注定。

离开广东的日子到了，还是和五年前来的时候一样，我背着硕大的登山包，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踏上了前往广州白云机场的大巴。

行李超重7公斤，交了130多元的超重费。五年前在老白云机场得到的那100元赔款，如今连本带利还回去了。

坐在熟悉的南航机舱里，不禁感慨万千。五年来，对于这片土地，虽然有过诸多抱怨，但是真要离开了，还是有很多牵挂和不舍。

飞机准点推出，机务工人举起了红绸带。这一瞬间，我用力地朝窗外挥手，仿佛这样，就能把五年来的记忆都带走。

让人感动的是，机务工人竟然看见我了，他们正要转身离去，见我向他们挥手，也回过身来对我挥手，目送我离开。

发动机的声音骤然响起，巨大的加速度将我推向椅背。飞机腾空而起，脚下的一切，渐渐变得模糊。

别了，广东。

相逢的人会再相见。（完）（全系列完）

直到今天，泰国的一切，仍然像一个梦，飘散在青木瓜的香味里。

坐上最早的一班车到珠海，过拱北海关，到澳门，钻进威尼斯人酒店的免费大巴。

早上九点多钟，对于赌场来说，这个时刻太早了。酒店二楼的人工运河里，水手们刚刚上班。他们穿着蓝白相间的横条水手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划着威尼斯特有的“刚朵拉”，不时唱上几段意大利歌剧。细细看去，他们个个脸部轮廓分明，眼窝深陷，眼珠如同太阳般明亮。我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和他们聊了几句，惹得他们哈哈大笑。

中午时分，再次坐上威尼斯人酒店直达澳门机场的免费大巴。我订的著名廉价航空——亚洲航空公司的机票。航空公司不分配航班座位，乘客像坐公交车一样，上飞机后自己选座位，先到先得。我运气还算好，抢到一个靠窗的座位。

飞机准时降落在曼谷素旺那普国际机场，不靠廊桥。走下舷梯，身着火红色套裙的空姐双手合什、颔首，向我致佛礼。这样的礼仪对我来说太亲切了，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向空姐回礼。

机场大巴开出没多久，大雨倾盆而下，高速公路挤满了汽车，一路走走停停。我旁边的华裔泰国女子告诉我，曼谷的交通本来就拥堵，现在又下大雨，再加上是周末，下高速公路后会堵得更加厉害。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到曼谷市区，她说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左右能到。我看看表，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曼谷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一个小时，难道要到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才能进市区？我半信半疑。

不幸被她言中了，进入曼谷市区后，整个街道成了大停车场，我们的大巴寸步难行。天已经黑透了，大雨一点儿没有减轻的趋势，我从中午到晚上都没上过洗手间，这会儿在车上憋得极为难受。正寻思该怎么解决，几个老外让司机开门，我一下子看到了曙光，赶紧抓起背包下车。

没带伞，也懒得从包里拿地图出来，我淋着雨、闷着头往前走。还好，两三分钟后，一座加油站出现在前方。我冲进加油站的洗手间解决了问题，然后慢悠悠地踱步出来，在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个蛋糕，不紧不慢地咽下，再出门找路。

整个城市如同得了肠梗阻，我彻底断了坐出租车的念头，随着人群大步往前。路过一个小广场，看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孩正准备骑摩托车，他戴着眼镜，细皮嫩肉，一副书生模样。直觉告诉我这种人应该懂英语。我从包里拿出地图，指着上面我预订的那家酒店，问他该怎么走。结果让我大失所望，不知是他听不懂我说的英语还是怎么回事，他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含含糊糊地用手指了一下对面的街道。我本来准备打破沙锅问到底，这时一个女孩来到他身边，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我，看样子应该是他的女朋友。我不好意思再问，向他道了谢，让到一边。他们两个人披上雨衣，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亲亲热热地骑上摩托车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异国他乡的凄风冷雨里。

我按照他指的方向往前走，经过一家7—11便利店，用建设银行的储蓄卡在门口的取款机上取了泰铢，汇率比银行和外汇店划算多了，表扬一下中国银联。取完钱正打算离开，突然透过便利店的玻璃窗发现，里面两个身穿校服的女中学生正好奇地看着我。和她们隔着玻璃对视了几秒钟之后，我拿出地图冲进去向她们问路。结果再次让我失望，这两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们只看得懂泰国语的地图，英语的地图看不懂。我在心里骂了一遍泰国僵化的英语教育模式。

雨越下越大，我全身都湿透了。冷清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走了一会儿，我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往一辆本田雅阁车里钻。我顾不了那么多，直接举着地图冲到他面前。谢天谢地，他听懂了我说的英语，根据他的指点，我很快找到了酒店。

经过整个白天的折腾，我又累又饿又冷。曼谷，亚洲最佳旅游城市，就是用这种方式迎接我的到来。

二

第二天早上，艳阳高照。趁早上还算凉爽，出门办事。

由于之前看过大量的相关资料，所以很顺利地找到了目的地。对方是个土生土长的泰国男子，大约四十多岁，身材粗壮，皮肤黧黑。我凑上前去，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明来意。哪知话还没说完，对方很不耐烦地打断我，用普通话问道：“你到底想做什么？”我羞愧得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之后我们一直用普通话交谈。

办完事情，坐出租车回酒店。下车时发现泰铢现金不够，我打开钱包给司机看，问他能不能少收些钱。司机指了指我钱包里一张50元的人民币，我心里暗喜，人民币在东南亚也成硬通货了。我掏出钱递给他，哪知这位老兄把钱装进左胸的衣兜里，丝毫没有找钱的意思，竟然开车想溜。车费只相当于人民币10元左右，他居然打算装糊涂拿走我50元。我可不是任人宰割的傻老外。我大叫一声“No”，从他兜里拿回50元，然后告诉他，等我去取款机上取钱。

回到酒店，这才发现前台的女服务员是一位穆斯林，仔细一看，黑色的头巾下竟然包裹着一张白皙粉嫩的脸，是一位白人穆斯林。大概我孤陋寡闻，印象中穆斯林的肤色都比较深，白种女性穆斯林，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尽管盯着穆斯林女性看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但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下午天气炎热，躲在酒店的房间里看美国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

四点钟左右，太阳的威力减弱了些，决定出门，去曼谷最繁华的世贸中心（Central World）商业圈转转。

出租车七拐八绕，街上突然出现了大批身穿红色衣服的人群，沿街站着几排手持警棍与盾牌的警察，不时还能见到几辆装甲车。是“红衫军”在示*威。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出租车司机赶忙安慰我，然后转移话题，向我介绍曼谷好玩的地方。我担心示*威民众情绪会失控，紧张地注视着窗外，心不在焉地跟司机搭着话。没想到司机突然话锋一转，问：“中国人可不可以上街示*威？”我被问了个措手不及，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回答才能既实事求是，又能维护祖国的形象。停了几秒钟，我一字一顿地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政治观点的方式。”说完后才发现自己紧张得额头出汗了。

再次遭遇堵车，曼谷的交通简直没治了。提前下了车，顶着烈日走了五分钟，到达世贸中心。来到一楼的NaRaYa提包专卖店，这个品牌的提包在华人圈内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走进一看果然全是黄种人。转了一会儿，两个水灵白嫩的女孩挤到我身边，看了她们一眼我就知道肯定是中国人，而且多半是四川人。几秒钟后她们开口说话了，跟我的判断一样。没想到在千山万水之外还能听到这么亲切的口音，如果不是她们五大三粗的男朋友站在旁边，我真想冲上去拥抱她们。

在世贸中心转了一圈，吃过晚饭，坐出租车去外国旅游者云集的考山路。连上了几辆车，司机都说不打表。到最后一辆车时，我已经失去耐心了，指着计价器，用泰国语对司机说“打表”。这句泰国语是在机场大巴上跟坐我旁边那位华裔泰国女子学的。司机还是摇头说不打表，让我换一辆车。我厉声说到：“我不会换其它车。你必须打表，不然我们就去警察局。”司机见我态度坚决，只好不甘心地开车走了。开了一会儿又问我从哪里来。我挺了挺腰，嘴巴凑近他的左耳，大吼一声“China”，震得他耳膜嗡嗡作响。

考山路上人来人往，喧闹无比，街道两旁的霓虹灯五彩绚丽，空气中混合着啤酒和欲望的味道。

信步走进一家酒吧，台上一位泰国男歌手正边弹吉他边唱歌。酒吧里除了我全是白人，歌手不时叫出台下观众的名字，显得和他们很熟稔。看来这帮白人老外经常混迹于泰国，想不通欧美人为什么如此钟情泰国，这个潮湿、炎热、交通混乱的国家。

在我听来，泰国歌曲都是一个调子，没听几首我就昏昏欲睡。吃完盘中的咖喱鸡串，回酒店，睡觉。

三

一大早，太阳就露出了头。离开泰国的时候到了。我走出酒店，一辆出租车已经等在了门口，胖胖的司机正狡黠地看着我。

这是我到泰国第二天出门办事时坐的那辆车。当时司机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泰国，我毫无心机地告诉了他，他听后立即表示要送我去机场，我随口就答应了。后来一想觉得不对，明明有机场大巴，我干嘛要多花那么多钱坐出租车去机场。不过我已经答应了，不能反悔，只好另想办法了。

上了车，我首先夸奖他准时守信。他自以为钓到条大鱼，笑得满口黄牙都露了出来。我接着告诉他，我要去考山路看一个朋友，两个小时后再去机场，请他先送我到考山路，再等我两个小时。考山路很近，离我住的酒店步行只需要五分钟，他赚不了几个钱。他果然不乐意了，立即把车靠边停下，让我下车。我表面上装出愤怒的样子，心里却乐开了花，飞快打开车门下了车。

走到考山路，这里是机场大巴的起点站。不过我还是失算了，售票处门窗紧闭，机场大巴连影子也见不到。预定的发车时间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工作人员来到售票处，我问他什么时候才有机场大巴，他不耐烦地说要十一点才开车。

这个时间肯定来不及了，看来还是只有坐出租车。正好这时两个日本女孩拖着大箱子走了过来，看到没有机场大巴，眼神中全是彷徨和无助。我心里窃喜，走上前去表达了想拼车去机场的意思，双方一拍即合，上车走人。

还是亚洲航空的航班。曼谷机场候机楼内冷气很足，时间长了，我竟被冻得发抖。

飞机上有位空姐是北京人，吃饭时，她专门拿了双筷子给我。听着她那标准的普通话，我再一次萌生了上去拥抱她的想法。

两个小时的旅途很快结束了，飞机在澳门机场由南向北降落。从云层钻出后，我们一直航行在大海的上空。看着那万顷碧波越来越近，后来变成海天一色，降落前几分钟，已经分不清楚哪里是蓝天，哪里是大海。

曼谷，如梦如幻。

“如果你也曾来过这里，你也一定会在记忆里烙下印记，你也一定会终其一生魂牵梦萦，你也会同我一样，自刚刚别离，就已经开始怀念。”（完）

   去越南西贡，纯粹因为那部越南电影《恋恋三季》。

青年、中年、老年，人生的三个季节。

少女欣从乡下来到西贡，加入采摘荷花的行列。这里采摘荷花的中年妇女只会翻来覆去唱那几首老旧的歌曲，欣的歌声清丽婉转，引起了老诗人的注意。老诗人身患麻风病，独自居住在湖中心的小岛上，欣的到来，让老诗人的生命燃起了最后的亮光。

中年男子海是一个三轮车夫，他爱上了妓女莲。他固守在酒店门口，等着莲“下班”，然后尾随她回家。成天在五星级酒店出入的莲，自然对三轮车夫海不屑一顾。海通过作弊的方式赢得了三轮车大赛的奖金，他用这笔钱换取了和莲共度春宵的机会。那晚，海什么都没做，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安然入睡。

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詹姆斯重返越南，寻找当年留下的私生女。詹姆斯在酒吧里偶遇卖杂货的流浪儿胡迪，他请胡迪喝酒，胡迪大醉。一觉醒来后，胡迪发现自己的货箱不见了，他固执地认为是詹姆斯拿走了他的货箱，于是执着地寻找詹姆斯，缠着詹姆斯索要货箱。

老诗人驾鹤西去，少女欣把大捧大捧的莲花洒进湄公河里。

詹姆斯在离开越南前，终于找到沦为陪酒女的女儿，禁不住老泪纵横。他在欣那里买来一束莲花，送给女儿，向她讲述了一切。胡迪也寻回了自己的货箱，大雨中，一群流浪儿开心地踢着足球。

莲洗净铅华，穿上了海为她买的“奥黛”（越南国服）。在一条落英缤纷的路上，白衣素裙的莲翩翩起舞，仿佛从没受过伤害。

越南只有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导演加了一个——希望的季节。

于是， 2007年12月16日，背着行囊，踏上了去西贡的旅程。

尽管她的正式名称叫做胡志明市，但我仍然固执地叫她西贡。

晚上八点多，美联航巨大的波音747客机腾空而起。脚下，是迷离的香江夜色。

当地时间晚上十一点过，到达西贡新山一国际机场。出关时，检查证件的边防警察梳着中分头，留着胡须，穿着土黄色的制服，衣领开口也低，怎么看都像中国抗日影片中的汉奸。我把护照翻到有签证的那一页，双手递上，用法语对边防警察说了一句“你好”。哪知我不说话还好，话音刚落，警察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也不看我的签证，“啪”地一下把护照合上，再翻开有我个人资料的那一页，在读卡器的卡槽上一刷，接着漫不经心地一页一页翻看我的护照，找到有签证的那一页，慢腾腾地拿起入境章盖下。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他一遍，然后微笑着道谢、离开。

出了机场大门，热烘烘的空气扑面而来。已是深夜，达到厅的门外竟然挤满了人，难道有这么多人来接亲友？奋力冲出人群，一个将近一米八的瘦高个男子拦住我，问我要不要出租车，我没理他，继续往前走，他向我晃了晃胸牌，自称是机场工作人员，可以帮我叫出租车，我想了想，同意了。

他找来一个年轻男子，让我跟年轻男子走。我们走到停车场，年轻男子说把我送到酒店，不打表，随后报了一个价格。我算了算，这个价格相当于人民币100元，还真把我当老外宰啊。我当场还了一个相当于人民币30元的价格，他也摇摇头。接下来，他掏出诺基亚手机，我俩就按动手机键盘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上车、走人。

现在想来，我多半是遇到黑车了。

车倒不错，白色的丰田“威驰”。司机问我去哪儿，我只知道我预订的酒店的英语名称，但不知道该怎么发音，犹豫了一下，试着拼出了酒店的名字，司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说，这家酒店很有名。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酒店订贵了。

司机很健谈，只有二十岁。他问我从哪里来，广州还是上海。看来越南人多半只知道这两个中国城市。接着司机问我为什么要来西贡，我告诉他，自己喜欢看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喜欢看《西贡小姐》，早就想来西贡。这下他更来劲了，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讲西贡如何如何好。当时快到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我在路上奔波了一天，本来挺困的，但见他这么兴致高涨，我的睡意也跑了，开始跟他大聊特聊。我们一路上用英语、法语、汉语、越南语聊个不停，说到兴奋处，司机竟然激动得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我吓得大叫一声“Look out ”，然后抓住他的右手，按到方向盘上。

顺利达到酒店，住下，已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在越南，外国人住酒店，得把护照交给酒店保管。

洗澡，上床，第一次出国的第一个夜晚，就这么沉沉睡去，一夜无梦。

二

早上醒来，窗外已是阳光明媚。西贡最大的特点是摩托车多，街道上的摩托车如同潮水一般奔流。

在酒店的餐厅吃早餐，餐厅里全是外国人，并且以白人为主，黄种人就我一个。这挺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宾馆酒店里住满了老外，本国人倒很难涉足这些地方。

出酒店大门，服务员主动叫来了出租车，然后很殷勤地替我打开车门。本来我想上街走走，再坐一下公交车，但看到服务员这么热情，不忍拂了他的好意，只好上车了。

酒店的服务确实很周到，服务员还记下了车牌号码和我要去的地方。一个地方的档次高不高，不在于奢华的设施，而在于细节的完美。

上车后，我只顾透过车窗观赏西贡的街景，也没注意司机怎么开。渐渐地，发觉不大对劲，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央邮局，离酒店并不远，怎么好大一会儿还没到。虽然我从没来过西贡，甚至连地图都没有，但根据太阳的方位判断，汽车前进的方向跟我要去的地方完全是南辕北辙。我叫了一声“Stop”，司机毫无反应，这才发现这位大叔竟然完全不会英语。

我在包里翻了翻，看到酒店的房卡套上印有简单的地图，上面标出了中央邮局的方位。我指给司机看，司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调头往回开。

过了十几分钟仍然没到目的地，眼见计价器上的数字一个劲地往上蹿，我坐不住了，指着自己的手表，问司机还有多久才到。这位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大叔误以为我在催他开快点，猛踩油门往前冲，连超了几辆车之后，方向盘一偏，竟然越过了路中间的黄色双实线，对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躲着我们，我连连大喊“Look out”，这下他终于听懂了。

顺利达到目的地，给钱、下车，没向他道谢。

三

西贡中央邮局是法国殖民时期的建筑。外墙镶嵌着众多精美繁复的雕塑。屋内是一个宽阔的大厅，屋顶是拱形，走进里面，仿佛置身米兰的中央广场。长长的吊扇从屋顶垂下，大厅正中是一排桌椅，周围环绕着一圈柜台，提供各种邮政服务，也出售各种明信片和纪念品。许多当地人和外国游客都坐在大厅中间的桌子旁写明信片，我也入乡随俗，买了几张明信片，写上我最喜欢的张爱玲的文字寄了出去。

中央邮局旁是西贡另一个有名的景点——红教堂。红教堂是天主教堂，双塔哥特式建筑，主体用红色的砖头砌成。教堂前方矗立着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圣母神态安详，仁慈的双眼注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

红教堂旁边有一大片绿地，两旁是高大的树木，绿草茵茵、树影婆娑，仿佛一个小型的森林公园。树木旁就是喧嚣的公路，数不清的摩托车呼啸着绝尘而去。

夜色降临，白天的热量渐渐褪去。西贡河边，河水轻轻地抚摸着河岸。街上车流依旧，一串串红色的尾灯，如同一个个迷离的眼神，交织在西贡暧昧的夜色里。

四

离开西贡的飞机是早上七点起飞，凌晨四点我就起床，服务员在熟睡中被我叫醒，睡眼惺忪地替我办退房手续，我连声向他道歉，事后才想起忘了给他小费。

西贡还没有醒来。汽车轻轻飞驰，越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跨过几条热力奔涌的小河，把一幢幢鹅黄、湛蓝的小楼甩在身后。

登机口的电视被调到了MTV音乐台，里面播放的曲目竟然是梁静茹的《崇拜》，那一瞬间，我突然渴望回家。我历来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从小就独自背着背包到处乱跑，连地图都不带。可是当那一刻听着梁静茹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特别想家。

我坐在右边靠窗的座位，起飞后左转，红色的湄公河三角洲出现在机翼下方。这是杜拉斯眼里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大河。西贡，我还会再回来。

飞机轻巧地降落在香港机场，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原来，南方这片土地，是如此亲切。

五

越南的微笑。

这是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度，不过，这里的人民，脸上都挂着心满意足的笑容。

在香港机场的登机口，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四五岁的女儿候机。父亲抱着女儿，一会儿把她高高举过头顶，一会儿又托着女儿转圈，一会儿又把女儿放在座椅上，自己躲在椅子背后，然后突然把头伸到女儿面前，逗得女儿咯咯直笑。母亲则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欢快的父女俩，她的眼睛笑成了两弯新月。

西贡街头，红教堂旁边，我打算坐出租车回酒店。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骑着三轮自行车过来，我下意识地抓紧了手中的包，因为早就听说越南的飞车抢劫很厉害。男孩问我坐不坐他的车，我连连摆手，没想到他不愿意离去，仍然骑着车横在我面前，反反复复说着他的车如何便宜之类的话，我把包抓得更紧，心提到了嗓子眼。为了让他赶快离开，我随手往对面一指，说我只是想过马路，不坐车。不料他起身下车，站到路边，替我把来往的车辆拦住，然后做出一个“请”的手势。我赶紧几大步跑到对面的人行道上，这才松了一口气。回头望望，男孩正冲我微笑挥手。我意识到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很是惭愧，却没有机会向他说声谢谢。

华灯初上时分，我离开酒店找地方吃饭。正是下班高峰，摩托车如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红绿灯只对汽车管用，摩托车根本不理睬红绿灯。我站在斑马线上，完全过不了马路，正踌躇该怎么办，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女子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见我是外国人，她伸出手臂，把周围的摩托车都截停，大家也没为难我这个傻老外，都自觉地停下摩托车。我三步并做两步冲到街对面，转过身来，刚才那位女子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只记得她头戴斗笠，脸蒙面纱，两只手臂套着长长的袖套，整个身体只有那双微笑的眼睛露在外面。

如同电影《恋恋三季》的结尾，这个经历过无数磨难与苦痛的民族，对待生活，是如此坦然淡定，看着他们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恍惚间觉得，对于这个民族来说，一切现世的苦难，仿佛都不曾存在。（完）

 前面写了这么多，其实也就是发生在几天内的事情，现在要梳理一下这五年来的记忆，反倒觉得乏善可陈。回头看看这五年，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

只能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的东西了。 2004年7月22日，第一次出镜，简单的几句话，我竟然说了二三十遍才说完整；8月14日，雅典奥运会开幕当天，拿到了奥运会火炬。去年五月初在惠州参加奥运圣火接力传递时，自己激动得不行，在烈日下跑了好长一段距离，结果三个月前一查电脑记录，原来自己早在五年前就接触过奥运会火炬了，去年的激动似乎有些多余。

说实话，这五年来，自己过得浑浑噩噩，印象比较深的，大概只有下面这些事情。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接触到精神病康复方面的内容。一位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告诉我，他们医院的病人如果想出院，必须接受他们的核查，核查内容是，他们问病人，你有没有精神病？如果病人否认自己有精神病，他们就会对病人说，不行，你还没有认识到你的病情，你不能出院。如果病人说，我有精神病，他们则会欣喜地告诉病人，好了，你已经认识到你的病情了，可以出院回家了。

当时我就被他的这番言论雷到了。说自己没有精神病的人，会被精神病医院关起来；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反而会被放走。可惜那时我太嫩，不敢质疑；换作现在，我肯定当场反问他，你有没有精神病，看他如何作答。直到今天我都还在怀疑，这家精神病医院的院长是不是从病人中间选举产生的。

还是参加工作后没多久的事情，在一个活动现场，我碰到一位叫郭鹤年的老人，活动主办方对他的介绍是“马来西亚华侨首领”。当时我没把他放在眼里，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国外这些老华侨都是开中餐馆的，不懂当地语言，社会地位比较低，所谓的“华侨首领”，也不过是餐馆开得比较大而已，所以在和他交谈时，我猛向他吹嘘自己到过多少地方、认识多少名人，他一直微笑着，不时轻轻点头，也没说什么话。过了几天，我无意中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现了他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创办人。我这个笑话可闹大了。

不过自己当年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佩服自己当时的冲劲。2005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在一个论坛上，我又当着上百名中外嘉宾和记者的面，跟龙永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原因很简单，龙永图一直宣扬，中国人还应该再老老实实地给外国人打三十年工，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我是强烈地反对。从我当时亲眼看到的情况来讲，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头了。以东莞为例，东莞几乎没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大小河床里流的已经不是水，而是黑乎乎的油。尽管东莞市市长常常骄傲地说，如果东莞的公路塞车，全世界的电脑产品都会涨价，但是住在黑得流油的河边，又有多少幸福可言？东莞确实很富裕，不过这只是针对户籍人口而言，例如东莞户籍的女性生育，政府会一次性补贴9000元钱，直接汇到个人的银行账户里；东莞很多镇已经实行了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甚至有个镇宣称实行从幼儿园到博士的免费教育，但是先别忙着高兴，这些福利都是只有东莞户籍人口才能享受的。东莞是个人口严重倒挂的城市，非户籍人口是户籍人口的好几倍，大部分东莞人是享受不到上述好处的。这样的发展模式无非是榨取多数人的血汗来滋养少部分幸运儿。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农村贫穷的重要原因，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半个多世纪，难道还要再实行三十年？所以我在论坛现场和龙永图进行了激烈的对话。而且从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东莞上千家工厂的倒闭，再到近几年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汪洋在广东推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我始终都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龙永图的观点完全是在透支中国的未来。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半年过去了。元旦节那天，去了深圳，一个人在世界之窗转了一下午；第二天，从罗湖口岸去了香港。昨天收拾东西的时候，还翻出了大三时一个初中同学给我寄的香港地图和旅游手册，当时我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毕业后三年之内要去一次香港，没想到毕业才半年，这个愿望就实现了。记得当天香港是阴天，风很大，我坐在从尖沙咀到中环的渡轮上竟然晕船了。那是我第一次晕船，比晕车难受多了，当时我浑身无力，连坐都坐不稳，像根面条一样倚靠在旁边一个日本女孩的身上，实在太失礼了。只是没想到，后来我还会遇到一次更加难受的晕船。

很快到了2005年7月，我参加工作满一年，还算是平稳度过了试用期，按时转正。8月1日到广州学习，就住在刚到广州时的落脚点——广东国际大厦的旁边。一个星期后返回单位上班，第一个任务就是陪同另一个城市的代表团参观考察，记得那几天温度是35度，我在室外转了一个下午，差点儿中暑。

那个月，自己特别想念读大学的城市，好几次周末的早上醒来，都恨不得立刻买张机票飞回去。

国庆节，在毕业一年多以后，终于有机会回母校了。10月1日、2日值班，2日下班后匆匆坐车到广州，又住在广东国际大厦，因为大厦一楼就有机场大巴的上车点。3日一大早飞回母校。就是这次回校，我把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机弄掉了，至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弄不见得，只记得当时把手机放在背包的外口袋里，假期结束回广东后就不见踪影了。后来上海等地出现了机场搬运工偷窃旅客托运行李的案件，如此推测，我的第一个手机应该也是在某个机场被搬运工偷走了。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这么过了。第二年，2006年，我还真想不起发生过哪些事情，稍微有些印象的就是8月份去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转了一个星期。

2007年，我参加工作已经三年了。7月30日，这天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忘记。

9月13日，写这篇文章的整整两年前，在一个名叫“花脸鱼”的餐馆，我尝试着做一件自己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第二天，踏上了回母校的飞机。本来是下午的航班，结果对方机场地面二次雷达出现故障，一直流量控制，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到，正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

9月15日，星期六，一大早见到魁勇，他跑上跑下，帮了我不少忙。

魁勇，真的很谢谢你！虽然我最终放弃了，让你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虽然我的放弃、我的委曲求全，仍然没能让我得到当时想要的，但我永远都感谢你这么无私、这么真诚地帮助我！

从2007年7月到现在，这两年来的一点一滴，我都觉得无比清晰，清晰得像是发生在昨天。（完）

在到达大厅提取行李，拿到背包，却怎么都背不上去，仔细一看，背包的一条肩带被人连根拔起了，里面的海绵都露了出来。

来到行李服务处索赔，旁边站了一位南京来的男士，他的手提箱把手被搬运工弄断了。看来老白云机场的行李装卸还真有些问题。填了一张索赔表，机场方面表示，要么赔我一个箱子，要么赔我100块钱。

想了想，我已经有一个大箱子了，再拿一个箱子，就没办法走路了，于是要了100块钱。

那个背包是我刚进大学时买的，陪伴了我大学四年，终于在我毕业后被弄坏了，不知这算不算天意。两年前搬家，收拾东西时，还从里面翻出了一叠大学时同学给我写的信。如今要找到一封手写的“真迹”已经很难了，当时拿着那叠信，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推着沉重的行李车出了机场大门，一股带着咸味的热空气迎面扑来，像是从鼻子里灌了盐水到喉咙一样。这样的感觉在今年四五月份时又出现过一次，当时我在湛江的海边，凝视着对岸的南海舰队基地。同样的感受，恰好在一头一尾的时间出现。

上了出租车，司机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车载收音机里说的居然是粤方言。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的电台、电视台竟然可以不用普通话而用方言播音。一直觉得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是个准入门槛很高的职业，光是普通话一级甲等这一条，就把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再加上智慧、阅历、口才、应变能力等要求，够资格当主持人的，应该是寥寥无几了，谁知到广东后才发现原来主持人也可以说方言，这等于是大大降低了当主持人的难度，难怪广东人对主持人这个职业不感冒，方言人人都会说，在广东当方言节目的主持人，确实没什么了不起。

总之，广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闷热的气候、潮湿的空气、杂乱的建筑、逼仄的街道……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广州，那就是“乱”。初到广州，感觉像是到了越南，一下子很难适应。好笑的是，三年后当我真到了越南，吹着湿热的海风，听着晦涩的语言，站在街头被汹涌而至的摩托车堵得过不了十字路口，我反而觉得这些场景很亲切。

在环市东路的广东国际大酒店门口下了车，走进酒店旁边的麦当劳，等着单位的司机来接我。广东国际大酒店在广东国际大厦内，这栋大厦共有63层，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物业，也是广州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多家外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就在里面。当年广国投破产一事震惊中外，牵头清理广国投债务的就是如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由于背包的背带断了，我没办法同时拿着两件行李，只好坐在麦当劳里一动不动地照看着行李，连洗手间也不敢去，一直强忍着。下午四五点钟，单位的司机到了，拿着行李上了面包车，向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的所在地驶去。离开那家麦当劳的时候，我头也没回，当时也没料到，今后我跟这家麦当劳、这家酒店，还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上了高速公路，没走多远就开始堵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堵车。司机被堵得不耐烦，嘴里一直骂骂咧咧，我反倒觉得很新奇。有经济学家说过，堵车是经济繁荣的标志，这话一度引来无数口水与板砖，其实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一路走走停停，高速公路一点儿也不高速，晚上八点钟左右才到单位，天已经全黑了。我下了车，站在单位门口，昂着头，好奇地打量着单位的办公楼。五年后的几乎同一时间，我同样站在单位门口，只不过这一次，我低下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出来迎接我，随后我们三人前往附近的一家海鲜酒楼吃晚饭。主任点了三个菜，记得其中一个是白灼虾。有些遗憾的是，这家酒楼虽然离单位很近，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却从未去过。

吃完饭，办公室主任带我去买了枕头和席子，然后把我送到宿舍。宿舍就在单位旁边的一个小区里，离单位步行只要两分钟，四室一厅的房子，我那间屋子只有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睡上床后发觉蚊子实在太多，一拨接一拨地像轰炸机袭击一样，只好出门去买蚊香和打火机，结果在点蚊香的时候，不小心把打火机掉在地上摔爆炸了，于是那天晚上，我就承受着蚊子群的轮番“轰炸”，直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才昏昏沉沉睡去。睡梦中，我把大学寝室的每一个同学都梦见了一遍。

第二天， 7月9日，上午出门去人才中心办报到手续。中午回去时发现，隔壁房间的同事正在收拾东西，后来才知道他辞职去了广州。我来，他离开，我连他的样子都没见到。

午睡起来之后，老孙打电话过来，我至今都没能弄明白的是，还没说上几句话，我竟然哭了。

老孙，你丫的，虽然我总骂你没良心，但是，就因为你给我打的这个电话，我会永远感激你！

顺便说一下我刚参加工作时住的这套房子。我在那里只住了几天就搬走了。这些年来，那套房子住过很多人，除了一个人是结婚买房搬走外，其余的人都是辞职离开的。现在只有一个同事住在那里，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已经住了七年，算是时间最长的住客，比他晚参加工作的同事都纷纷离开了，只有他还坚守在原地。不过他也不会在那里住太长时间了，他买的房子已经装修完毕，也许明年春节前后，他就会和女朋友结婚搬进新房，到时候，这套我们很多人都住过的房子真要人去楼空了。想当年，这里住过那么多年轻人，大家刚参加工作，还延续了学生时代的单纯与真挚，这套房子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时光如白驹过隙，而今，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都已远走高飞，如同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盛极而衰，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凄凉。

最后再说说送我来报到的司机。这位司机人称威哥，黑脸膛，身材高大，脾气火爆，一点儿都不像广东人。他开车很猛，别人超了他的车，他一定会一边骂人一边加油门反超。他的这种性格最终也害了他。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的当天，凌晨两点左右，威哥喝完酒出来，骑上摩托车，没戴头盔，在路中间调头时，跟一辆汽车撞到了一起。按照我刚到广东时的想法，上个月应该也让威哥送我到广州白云机场，谁知道我才到广东一年多他就走了。最终，上个月的某一天，我跟五年前一样，背着一个大登山包，拖着硕大的行李箱，踏上了前往广州白云机场的大巴。不同的是，这次我的行李超重了7公斤。原来，五年的回忆这么沉重。（完）

离开学校后，先回家里休息了几天，然后去乡下看望外公外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

2004年7月7日，晚上八点左右，再次和某同学见面，一起去麦当劳吃饭。我到得太晚，她等得很着急，还冲我发了脾气。

第二天上午，坐上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第一次与南航结缘，当时没料到，这五年来，南航会无数次陪伴自己起飞、落地，更没有料到的是，五年后的同一天，我会又一次坐上南航飞往广州的航班，只不过这次是去做一件完全相反的事情。有时候，缘分、命中注定之类的东西，让你不得不相信。

那天也许是刮南风，飞机从平时很少使用的20号跑道起飞，空气中飘荡着薄薄的雾，我努力睁大眼睛，仍然看不清脚下的城市。

一路向南，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开始降低高度。这天是2004年7月8日，原本是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计划正式启用的第一天，我也特地选了这个日子去单位报到。后来才知道，由于在前期演练中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新白云机场启用的时间推迟到了8月5日。

飞机开始下降。热带地区总是艳阳高照、万里无云，飞机还在很高的高度就钻出了云层。我俯在舷窗上，迫不及待地打量着这片我将要生活的土地。这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河流热情奔涌，这里的土地和天气一样热火朝天，机翼下是密密麻麻的蓝色屋顶的厂房，是对经济发达程度的最佳注释。

飞机向右转了个弯，基本上往正南方飞去，就在机身向右倾斜的那几秒钟，我很清楚地看到了地面上一条崭新无痕的跑道，那是广州新白云机场。由于新白云机场推迟启用，今天还是要降落在老白云机场。

广州老白云机场被繁华的市区包围，早就听说飞机下降时很吓人，这次总算有机会体验了。飞机由北向南，不断降低高度，机翼下方出现了一栋连一栋、挤挤挨挨的暗红色楼房。这时离机场大概只有十多公里的距离，楼房居然如此密集，我心里暗暗叫苦。（下图：从飞机驾驶舱俯瞰广州老白云机场）

飞机继续下降，襟翼已经放到最大角度，离地面很近了。飞机飞过一所学校，操场上很多学生在活动，这么低的高度，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学生。我的心提了起来。

高度继续降低，大概只有十几层楼那么高，机翼掠过一栋楼的楼顶，有两个小孩在那里打羽毛球，我真担心他们要是一不留神球拍脱手，就会砸到我坐的飞机。在其它机场，这种高度，下方早就是平整的菜地、草坪了，怎么这里还有好几层高的楼房？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飞机继续降低高度，下方仍然是绵延的楼群。离地面大概只有七八层楼高了，我们从一栋楼房的侧面飞过，那栋楼的顶楼几乎和我们的机身齐平，我见到顶楼一间屋子里，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不是飞机速度太快，我都能看清楚电视上演的是什么节目。

飞机还有十几秒就要落地了，从舷窗望出去，地面上还是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楼房，机场在哪里？我用手捂住嘴，几乎要喊出来。

……

终于，我看到跑道的边缘了。飞机呼啸着冲到了跑道上空，然后，只隔了五六秒钟，便疲惫地落在了跑道上。还好，虽然降落前受了惊吓，但机长的技术十分娴熟，落地非常轻盈，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下图：广州老白云机场，当年我就从图中的左上角落地）

后来听说，在广州新白云机场投入使用前，各航空公司都是选派最优秀、经验最丰富的机长飞广州。

不管怎么样，谢天谢地，我终于平安降落了。

飞机停靠远机位，走出机舱，我激动而又贪婪地看着这片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土地。

广东，你好。（完）

想了一下，还是把这几年的经历写下来，思维混乱也好，流水账也罢，反正是给自己留下一些回忆，将来老了，说不定就靠阅读这些文字度日了。

2004年6月30日，阴有阵雨。

终于到了大学毕业这一天。上午在体育场的草坪上参加毕业典礼，一场中雨不期而至，大家匆匆散去。印象中，自己从小到大的每一次离别都那么匆忙，完全来不及认认真真、从容不迫地跟周围的人告别。

下午带着邓昳一起办毕业手续，她那会儿刚从重庆实习回来，对怎样办毕业手续还一头雾水。在文科楼的办公室领了毕业证、学位证、报到派遣证、户口迁移证，交还学生证、图书借阅证，本来还要上交食堂的饭卡，可以退回100块押金，想了一下，还是没交回饭卡，决定为自己的学生时代留下最后的记忆。同样留下来的还有宿舍的钥匙，把它放在修修送给我的一个深蓝色的提包里。后来我多次回过学校，却始终没有勇气再打开那扇门。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现在我带过来的行李里，好像没有这个深蓝色的提包。难道是我忘记了？看来得找个时间回去重新看看。

在文科楼办完手续，临下楼前，跟班上的一个女生说了些道别的话，那是大学里第一次跟这个女生说话。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在一个班上学习了四年，直到毕业的那一天，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

回到寝室，感觉已是人去楼空、树倒猢狲散。东伢子在本地工作，五一过后就上班了，这会儿办完了离校手续，已经回单位宿舍了；狒狒家里找了辆车，帮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搬走了；老孙如同刑满释放一样，迫不及待跑到网吧报到去了；许井伟也不知踪影，寝室里就剩下我和魁勇两人。

和魁勇出了学校东门，一起上了一辆公交车，依稀记得是19路，他要转车回家，我则去东航营业部退机票。只坐了一站路，魁勇便下车了。在这里我忍不住再啰嗦一句，我的每一次离别似乎都这么匆忙，跟大学里的好朋友告别，居然是在公交车上。

退了机票，回到学校，在南门外的“老树咖啡”吃了学生时代的最后一顿晚餐，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要了辣子鸡饭。上菜时，服务员问我是哪里人，我让她猜，她说是广东，我心里一紧，对她笑了笑，没说话。

直到现在，回想起这一幕，仍然是百感交集。

印象中，只有三次，别人说我像广东人，第一次是刚进大学军训时，新闻系一个北京的男生说过这话；第二次就是这次。只不过两次的时间，大学时代倏忽而过。至于第三次，则是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一个炎热的下午。这三次别人说我像广东人的时候，我都处在人生中的重要关口，都在跟过去告别。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是不是早就预示了，我注定跟广东有一番纠缠？

晚上回到寝室，只有我跟许井伟两个人相伴而眠。在这里，我要严厉批评一下老孙同学，你个没良心的家伙。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晚上，你跑去网吧通宵玩游戏倒也罢了，没想到你直到第二天中午都不回来，害得我孤零零一个人无比凄凉地离开了寝室。

第二天，7月1日，中午和某同学在三食堂一楼吃饭，我要了一小杯可口可乐的青苹果汁，居然没喝完。一点钟快离开寝室的时候，侯体健过来了，我以为他是来送行的，心里还准备了几句道别的话，结果他指着我床上的席子问我：“这席子你还要不要？”我有些木然地摇摇头，说不要了，他二话没说，卷起我的席子就走。唉，人走茶凉啊。

中午一点钟，大家都在午睡，整栋宿舍楼寂静无声。我背着一个大登山包，拖着行李箱，走出寝室，对着空荡荡的走廊，悲壮地大吼了一声：“兄弟们，我走了！”

在九舍楼下和某同学会合，上了一辆“黑车”，小佳和俊伟来送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们在车窗外冲我挥手的情形。

出南门，到长途车站，上大巴，四个小时后到目的地，帮某同学整理房间、收拾行李，然后，去一个初中同学那里过夜。嗯，就这样，匆匆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