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期间，我与兄弟妹妹及孩儿一辈，都要回老家给父亲扫墓祭拜。父亲离开我们己有十九个年头了，一直想写点东西来纪念他。前段时间，老家县委要编写地方志，需要提供父亲的生平情况。母亲翻出一叠解放初期的文件资料，里面全是父亲自己保存的上级各种任命文件和有关证件、放行条等。从这些业已发黄的纸片中，从任命文件的字里行间，都十分清晰地记录着父亲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和所走过的风雨路程。这些，许多年轻人可能会感到陌生和新奇。但对我来说,这是异常珍贵的文物，我将会很好地保存，一是纪念父亲，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留下的宝贵财富和难以用金钱计算的遗产；二是留给后人，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父亲出生仅三个月，其生身父亲便因生活所逼远涉南洋———马来西亚谋生，祖母也早逝。祖父一直在那种植橡胶林,经过二十多年于解放初期才回到家乡，在马来西亚柔佛那里，还有父亲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共三人，可惜于六十年代失去联系后，一直杳无音讯。这从末谋面的骨肉弟妹，成为父亲终生的憾事。他在贫穷中长大，先后过继给四户人家才得以上完中学。1947年便投身革命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广东东江人民抗征总队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二支队任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儿时，父亲有时讲起那段艰苦岁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与战友们一起，手持驳壳枪，在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经常风餐露宿，睡山岗，渴了，饮山溪水，饥了，还曾用无主的存放先人骨头的“金瓮”陶盖煮东西吃。

    解放后，父亲历任乡长、区委书记、县委秘书、部长、副县长，以及公社书记、局长等职务。1955年被选举为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父亲那年还不足30周岁。

    父亲一生忠直，为人诚恳，廉洁奉公，对事业、对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坎坷的仕途任上，他一心扑在工作中，达到忘我的境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作为领导干部，他同样不够口粮，饿得全身水肿。有一次父亲准备出差，骑自行车前往汽车站买车票，突然不省人事昏倒,经人送往医院抢救，他醒后，二话不说，马上赶到车站乘车。出差回来后，我们才得知此事。记忆中他很少在家，经常下乡或在各地任职。每次回来，我们兄妹都会高兴异常，围坐他的身旁。他一直会微笑着询问每个儿女的学习成绩。文革期间，父亲无例外受到冲击，官也越做越小，最低职务为公社中学的校长。为搞清父亲所谓问题，他长期接受上面的外调审查，最后平反时，被告知全是不实之辞，外调费用达70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的物价，当是一笔不少的代价。最重要的是，作为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他，白白给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光阴。

    父亲临离休的那几年，是在卫生局长和文教办主任任上。那时，国家拨乱反正，父亲干得最起劲。他曾告诉我：在卫生局长三年中，是一辈子干得最开心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