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尽的清华园

鱼头，我所不欲也

　　和家人去湘鄂风味的餐厅吃饭，常遇见剁椒鱼头之类的菜式。广东人善于品赏鱼头的美味，移民们也入境随俗，席上总是拿来敬献长者或尊者；鱼贩也是将头、身、尾拆开来卖，鱼头最贵。可是我对鱼头却往往敬而远之，个中原因不在其味，却是与“文革”中的一次险情有关，乃私家独秘也。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伟大统帅在天安门向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挥动巨手之后，北京学生四下全国“播火”，举国学生免费游走串连。（串联、并联原本是电工专业的基本功，这“革命大串连”不知是什么人的发明。）夏秋之交我去武汉，火车上见两个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小将逼令一人跪行地上抖索着擦地，他俩一路挥舞铁头皮带狂抽，在哀嚎声里反复宣布：“他家是地主，解放前有二十亩地……”车上人一脸冷峻。在武汉，一名小单位领导模样的老者向北京学生哭诉：“他们围起我，……把权（公章）夺走了！”我听了暗中发笑。
　　回京以后，冬天又去了上海。火车走走停停，所有的人似乎不知时间为何物。人挤得比罐头沙丁鱼还紧密，上厕所须勇武地在椅背之间跨行；仗着年轻，座席下、行李架上我都睡过。不管怎么说，仍然运作这个国家的默守岗位的人们——例如火车司机、铁路调度——是值得深深尊敬的。
　　学校的日子极度乏味，我和几个同学再一次动起了离京串连的念头。那时北京好比石落深池激起涟漪的圆心，四面八方则是层层扩散的余波，北京学生仿佛从上帝身边下来的天使，年轻的心抵挡不住那种滋味的诱惑。
　　我和田聿新几个往三里河而去，那里是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所在地，听说全国各地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纷纷进驻，对于为寻觅而来的我们，就像展列产品、殷勤迎客的众多的窗口。行到附近，果见古堡似的庞大建筑森然中平添了俗媚——每一扇窗户都伸出一面或几面鲜艳的战旗，在风中猎猎如火。我们择门而入，循阶而上，通道上、房间里横斜着各色人等，弥漫着革命的粗犷，我不由得想起电影中冬宫陷落的景象。我们联系上了湖北沙市的纺织系统，像转盘游戏一样，出击的箭头定在了古荆州的方向。
　　中午时分，我们到街北一间小餐馆找饭吃。靠着环境特殊，生意出奇的好，以至于管理人决定收市关闸，吃力地用铁链将大门拴起，幸好我们被关在了门内。
　　那顿饭就是吃了一份烩鱼头。没有别的选择。
　　下午，大家商议再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看看，那里也是外地革命组织集中的地方。
　　快到前门的时候，我感到腹痛，且愈转强烈，下车走了几步，只好蹲下，企图强忍着支撑过去，田聿新见状，俯身背起我，那一天，一个壮的背着一个瘦的，为了革命的目的，缓缓穿过开阔的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
　　到了文化宫后怎样，又是如何晃荡回到清华园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晚把我送到了校医院，我一直在呻吟，接着来了救护车，急转北医三院。
　　这次病得有些稀里糊涂，似乎我得的是急性胰腺炎，应该都是不新鲜的鱼头惹的祸。这种病的危险性事过很久才知道。
　　同学们已经“杀”向沙市去了。我大病初愈，去呢，还是不去呢，这是个问题。
　　从此每当提起吃鱼头，便泛起这段发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