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前后

（1958年――1965年）

    一、   历史背景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九省二市负责同志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十东西。他认为冒进与反冒进是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会议在讨论第二十五年计划和1958年的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如：苦战3年基本改变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地方工业产值在5年至10年内超过农业产值；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2年完成的任务要在5年至8年内实现；在7年内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反冒进，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还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他还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据此，会议讨论了1958年经济计划，提出了第二本帐，其经济指标比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制定的第一本帐有大幅度地提高。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粮食产量由3920亿斤提高到4316亿斤；钢产量由625万吨提高到700万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基本观点已经有了，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他在会上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此外，他还提出两个剥削阶级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

    1958年4月15日至24日和6月10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研究了教育工作的实际问题。这次会议的内容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写进在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历史地看，这个教育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忽视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重要任务。指示还提出了教育发展的一些具体要求，例如：全国各大协作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有条件、自愿的青年受到高等教育。这些要求是不切实际，难于实现的。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教育领域开展了“大跃进”。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情况下，师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否定课堂教学的必要性，忽视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贬低专家、学者、教授的作用；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使学校盲目发展，1958年全国高等院校增加到791所，比1957年净增562所；大办业余教育、工农大学，大抓扫盲工作，河南登封县两天内建立工农大学44 所，入学人数达11.7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1/3以上。上述做法没有使教育事业真正得到发展，相反，却导致了教育工作的极大混乱。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除了党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客观上助长了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1958年5月，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点名要马寅初作检讨。以后，首先在北京大学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进行批判，而后一些全国性报刊陆续载文加入批判，把他的人口控制思想错误他说成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待众多的批判言论，马寅初针锋相对与之论战。从1958年到1959年，他发表10余篇文章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并表示“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康生由此部署更大规模的批判马寅初的运动，指责“新人口论”是“借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在强大的压力下，1960年1月，马寅初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不久，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剥夺，长期与外界隔绝。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造成了极力严重的后果，使我国人口迅猛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有很大的片面性。它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作用，过于强调速度，忽视了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这条总路线成为指导“大跃进”的总方针。第二，会议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下，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会议对1956年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等做法持批评和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保守派”，说他们是举“白旗”，因此要“拔白旗，插红旗”。这种做法大大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造成浮夸不实之风泛滥。会议断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认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根据这个思想，会议正式提出“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会议甚至还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1956年9月八大一次会议时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其中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形势就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第三，重新分析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结论。会议完全肯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接受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意见，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从这种认识出发，会议宣布：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关于主要矛盾的改变和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范畴，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党在工作重点和主要矛盾这两个问题上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状态，干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陈伯达另一篇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中转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他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在视察山东时，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的消息公开报道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许多地区相继出现小社并大社和大社转公社的热潮。

    7月，美国派兵在黎巴嫩登陆，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企图进行战争挑衅，公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国民党军连续组织军事演习，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国民党空军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骚扰活动。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7月17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定。7月1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具体布置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为了反击国民党军对大陆的挑衅，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向金门岛猛烈炮击。

    8月24日，美国参联会主席要求总统授权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以动用原子弹的权力。9月7日，苏联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如果美国用原子弹攻击中国的话，那么苏联将坚定地站在中国这边。9月19日，苏联再次发出类似警告。美国第四次没有将核攻击中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所有制方面“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方面，“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不成熟的地方暂时采用原有的按劳计酬的制度，但不是“各取所需”。决议强调：“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决议。全国各地在原有大社转公社的基础上，未经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比。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指规模和经营范围大。原来一二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4000—5000户的人民公社，一般一乡一社。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沮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备方面的任务，这同农业合作社有重大区别。所谓公，指集体化、公有化程度高。除了原有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有财产归公社所有外，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私有房基，林木等均为公社所有；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社队内部贫富拉平，大搞平均主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幸福院、幼儿园等公共事业，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公社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往往无偿调拨，甚至对社员的财物也无偿占有。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基层生产队没有自主权，取消了生产责任制，造成生产积极性降低，劳动纪律松驰。为了适应政社台一的组织形式，国家将农村中原属于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一些企业划归公社管理，这样损害了国营企业，削弱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还造成农村商品流通的混乱。

    8月24日，美国命令第七舰队采取“预防性防御措施”，27日又命令美国军队协防金门、马祖。

    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12海里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大小金门岛、马祖列岛、大担岛和二担岛等均为中国内海岛屿。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不可动摇，尤其不能容忍在大陆内海中存在着象金门、马祖岛屿这样的直接威胁。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中国的内政。

    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权发表声明：确保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美国已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

    9月7日起，美国军舰开始为蒋介石集团到金门的船只护航。杜勒斯的声明和美国的武装挑衅受到苏联、朝鲜等国的谴责。美国的盟国中许多国家也表示不愿卷入台湾海峡危机中去。在内外压力下，美国改变做法，私下劝说蒋介石集团从金门、马祖撤军，利用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历史上曾被日本割占的事实，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这引起蒋介石集团的不满。为了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领导人及时调整政策，决定暂缓收复金门、马祖，让其留在蒋介石集团手中，以利于蒋介石同美国“两个中国”的图谋作斗争。

9月9日美国表示准备“随时”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级会谈。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复会谈。美国对会谈毫无诚意，企图用让出金门、马祖，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断然不能同意。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未达成任何实质的协议，两国之间的僵局一直延续多年。

    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没有美国军舰护航的条件下，暂停炮击7天。

    13日，国防部再次命令停止炮击两星期，并指出：“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因美舰护航，受命恢复炮击。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赴台与蒋介石会谈，逼迫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但由于前一天的炮击，会谈未取得结果。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与会者提出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要放“卫星”。

10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要求群众文化活动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跳舞，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据此，一些地方提出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等的口号。作家被迫创作大批反映“大跃进”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中心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会上，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针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共中央纠正这一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乱现象的成果。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决议》强调：“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生产力，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1958年苏联提出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企图损害中国的主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了这种要求。苏联领导人大为不满。随后，苏联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步骤。

1958年12月10 日，美国宣布从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台湾海峡局势由此缓和下来。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持”出拉萨，于19日夜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进攻。20日，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在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讨伐叛乱分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于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被“劫持”，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在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之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叛乱分子，到11月叛乱集团的主要力量被歼灭。

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有关技术资料。

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西北组多次发言和插话，由于他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发言中对问题谈得比较深刻、尖锐。他担忧一些人“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愿听批评意见会影响对“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于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的信以及张闻天等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对于彭德怀等提出进一步深入纠“左”，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的要求，毛泽东认为这不是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怀疑和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右倾的表现。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历史上的是非，搞“新帐老帐一起算”，把彭德怀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会议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干部”。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会议决定把彭黄张周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职务，以观后效。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庐山会议以后，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这场运动的重点虽是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军区、各省地具领导机关，但也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全国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00多万人。

9月，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