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
王小东
（2005年2月在伦敦经济学院香港大讲堂的演说词）
一.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清末革命家梁启超先生曾经使用最美丽的语言赞美民族主义，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当中的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曾经是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政权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1949年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主义”这个词汇从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在我30岁以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当然也不会有任何这个词的概念，所以决想不到日后我竟然会成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旗手”。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诞生，最早也不会早过1980年代末。它的诞生，原本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关系。它在诞生之初，完全是出于对于中国知识界中我后来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的质疑。我今天在这里无法详述“逆向种族主义”的各种现象。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你们：1980年代的中国是各种新思想大量涌现的时代，这里有很多新思想是非常好的，它们推动中国获得了今天的进步，但也有一些思想非常荒唐，其中最荒唐，却影响非常大，至今仍旧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传媒界具有极大影响的一种思想就是，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从他们的原始祖先开始，中国人就是一个劣等民族。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想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今的西方人当中，也许有一些人在心里还会对其抱同情态度，但恐怕很少有人敢公开作这样的宣称，并把它说成是“科学”。然而，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公开的宣扬这样一种种族主义理论，他们与希特勒不同的地方，只是把这种理论用来反对自己的种族，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名词，“逆向种族主义”，来给这种理论命名。我把它的英文翻译成“reverse racism”。我曾问过一个美国人，这样的翻译对不对，他说很对。我今天在这里，在英文的故乡，还想请教你们一下，这样的翻译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翻译？
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理解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想法，因为他们，还有中国的整个精英集团，刚刚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来。他们在“文革”中遭受了骇人的苦难，对于自己的民族抱有这样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种族主义论调无疑是不正确的。所谓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发端，就是源于对于这样一种种族主义论调的质疑。我是中国知识界最早的质疑者之一，我至今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当时并没有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汇——如前所述，我们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这个词汇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和传媒界强加给我们的。大约从1990年代初开始，一些西方人对于我们的思想开始不愉快了（这些西方人应该给我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对于我们质疑种族主义感到不快，他们不是声称反对种族主义吗？他们这样的使用双重标准，难道不是说明民族主义确实有道理吗？），大量的攻击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和书籍首先是在西方出现了。中国的知识界主流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紧跟西方的，所以，在中国知识界也掀起了批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浪潮。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这些思想叫“民族主义”。有些人曾经告诫过我，“民族主义”这个词二次大战之后在西方因为与纳粹有关，所以是个贬义词，西方人是在用这个词骂你们，所以最好不要承认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我说，这个我知道，但西方人掌握着话语霸权，你去与他辩论说你的思想不是“民族主义”，可他非说你是，你怎么办呢？所以不必去管它，说我们是，我们就是吧，反正重要的是内容，至于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们是这样成为“民族主义者”的。
二.
西方学术界往往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政府鼓励的，是因为政府考虑到需要一个替代已经衰落了的共产主义的新的意识形态。再没有比这种说法距离事实更远的了。不可否认，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多少少在其内心会有一些民族主义，然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都坚持用原有的意识形态教育党员和群众，所以根本谈不上要用民族主义来替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政府致力于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使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同情民族主义的某些目标，也不愿意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民间，把这些目标公开喊出来。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找不到发出声音的渠道——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渠道都仍旧是非常狭窄的：在漫长的十六、七年中，民族主义者出版的书籍不过两三本，就是这两三本书，出版也非常不容易，而且往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做很多删改。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发表文章的渠道并不多，而且往往是通过特别的私人关系才能发表。我注意到，直到几个星期以前的2005年1月19日，才有一家由《人民日报》主管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由《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林治波撰写的题为《不要妖魔化民族主义》的文章，有保留地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因为《环球时报》虽然没有《人民日报》的政治地位，但毕竟是一家有一定重要性的报纸；而在此之前的这么多年中，中国的报纸，除了少数极为商业性的报纸，稍微重要一点的，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片讨伐声（奇怪的是它们从来不讨伐美国或日本的民族主义，在我看来，美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要比中国强烈得多，它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如布什总统和小泉首相，目前都在执政）。但我决不把这个单一事件看成什么“新的政治动向”：我宁可把这件事看成是和我的经验一样，林治波先生通过特别的私人关系发表了这篇文章。
在这样的封锁下面，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很可能会永远沉默，永远无法得到传播的渠道、交流的场所。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文本，可能永远只有我和其他很少几个人通过特殊的私人关系发表的那很少几篇文章。然而，到了1990年代的后半期，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现了，这个盟友是一项西方人发明的新技术——互联网。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可以从被称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之父”，已故的李慎之先生的一段评论得到印证。他曾经在笔者参加的一次会上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他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很坏的发明。我当时就反驳了他，我说：李慎之先生，这就是言论自由啊，言论自由的结果不一定都是你喜欢的啊！后来，李慎之先生意识到了这样的评论不符合他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他的一个友人向我转达了他的这个认识，并说李慎之先生虽然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却喜欢我的文章观点鲜明，不躲躲藏藏的风格。李慎之先生已经故去了，我仍然铭记着他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虽然李慎之先生的这个评论与他自己的理念相矛盾，但他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渠道的认识却是十分准确的。只有互联网这项新技术，只有人类向信息社会的发展，才给了中国民间自发的思想成长壮大的自由空间。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完全民间自发的思想。官方的意识形态当然不能说是自发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也不能说是完全自发的，因为它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体制性赞助；中国的新左派也不能说是完全自发的，因为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虽然不占主流，但仍旧握有一定权力，至少还有一定影响的官员的支持；所以他们都有一部分自己所控制的传统媒体，只是多少不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却没有任何自己的传统媒体，只能在互联网上发出声音。恰恰由于它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恰恰由于它没有得到任何体制性赞助，却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说明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中是有着深厚的基础的。请各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成为了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自由出书、办报纸，甚至办电视台，那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声音会强还是会弱呢？
三.
我在前面说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作为对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反弹诞生的，然而，它当然不会永远停留在仅仅是一个反弹上面。它自然会提出自己对于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见解，特别是互联网给了它传播和交流的阵地之后，它不仅赢得了发出声音的渠道，而且赢得了发展自己的思想内容的良好空间。
在当代中国，是否应该实行民主制度是关于内政问题的辩论的永恒焦点。中国所谓的“自由派”人士（我从来不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真正的自由派，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多元化，他们往往只是要用自己的专制取代别人的专制，在他们掌握权力的一些地方，他们压制不同意见比谁都严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制度问题，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谁掌握了权力都会压制别人，但他们的行为至少让我感觉到他们的不真诚），为了妖魔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他们从西方搬来了一些理论，自己也创造了一些理论，坚持说民族主义是和专制分不开的，是专制的帮凶。这是否是事实呢？显然不是。首先，至少我这个在一些场合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的人，从来没有反对过民主制度。我不但不反对民主制度，而且是民主制度的坚定的支持者。我真诚的认为，要使中国最终成为世界强国，要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主人而不是奴仆，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对于我来说，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目标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我最多是不希望中国目前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被社会动乱所打破。其次，我也看过一些西方人关于民族主义的其它意见，至少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恰恰是伴随民主制度而诞生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王权制度下，人们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不可能产生民族主义思想；恰恰是法国革命等使欧洲转向民主制度的重大政治变革，使得人们感受到自己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才诞生了民族国家，才产生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从我这个中国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的切身感受来看，这后一种观点才是正确的。
各位女士们和先生们，英国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祥地，由我这个中国人在这里告诉你们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度的好处显然是不必要的。我在这里只想说说，除了那些适用于一般情况的好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民主制度是这个世界上不可阻挡的潮流，要让国际社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在道义上平等，够格的大国来接纳，中国就必须成为民主国家。我在一次讨论“大国战略”的会议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真正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折腾我们，我们有必要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我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曾经应《中国社会科学》的邀请，写成一篇题为《敢于使用力量才是和平崛起的基本保障》的文章，准备发表，但后来他们又改变了主意，说是只能发表英文版全文，中文版只能发摘要，最后是这个期刊什么都没有发表，却有人把这篇文章贴到了互联网上）。其次，我痛感到我的祖国为了民主这个问题而分裂：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而怨恨自己的国家，因为这种怨恨，使得每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他们都站在其他国家一边，我对此痛心不已。我认为，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为了让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站在自己的国家一边，我们也有必要实行民主制度。
我不是今天才来说这个话的：从1999年开始，我写了大量的文章，来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制度，其中有一些是在公开的印刷媒体上发表的。不可否认，由于所谓的“自由派”人士以及西方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使得中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产生了愤懑情绪，他们因而反对民主制度。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制度上去，因为“那才是中国的”。但我始终坚持认为，不能让我们的思想为这些愤懑情绪或仅仅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所左右。我们的目标是中国的富强，是中国人过更好的生活，有更多的权利。即然民主制度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不能因为那些骂我们的人支持这种制度而反对它，我们更不能因为它碰巧是由西方人发明的而拒绝它。
在中国应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中国的“自由派”原本没有分歧。我们与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下，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否仅仅限于意识形态，是否仅仅限于专制与民主，有没有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这后者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是的，美国的总统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很好，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这样做；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美国的总统是由美国人民投票选举的，我们中国人并没有权力参加投票，所以美国总统只会考虑美国人的利益，不会考虑我们中国人的利益。我们的这个认识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的认识：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支持民主制度，但又有强烈的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意识（我有这样说的根据，因为我的职业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民意调查）。所以，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是无条件的站在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一边的做法，严重的影响了他们自己在中国人当中的信誉（除此之外，他们往往是无条件地站在富人一边的做法，又严重的损害了他们在中国穷人乃至中产阶级当中的信誉，但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因而也损害了“民主”、“自由”这些词汇在中国人当中的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