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七十周年，各地各部门均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特别是旅游行业兴起了红色旅游，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工具，大力宣传红军长征事迹。
红军长征在阿坝州内历时一年又四个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五次政治局会议，翻越了八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取得了大小战役的胜利，走过了人迹罕至的水草地，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在阿坝州的雪山草地上，每座雪山都有英烈的魂魄，每条河流都有将士的热血，每片草地都有红军的伤痕，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他们真实的行踪捧献给后来者，让他们的英灵在九泉之下安息。
在这岁末之时，读完了《阿坝州志》中的《红军长征志》，亲历长征的将士的回忆录、日记、口述资料、文集、文献、年谱、画册（黄镇），以及工具书、传记和研究专著等历史资料，再回头看在报刊杂志上收集的二十多篇宣传红色资源的文章，在此只表明自己的个人观点，但愿对红色旅游宣传、纪念红军长征、爱国主义教育等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所帮助。
我国军事史上最具英雄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经的最艰苦、最危险的行军在阿坝州，但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也在阿坝州，这就是长征途中，在草地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对于张国焘的南下问题，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其定性为：“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分裂行为”，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后来，党中央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纠正了对西路军的不公正评价，对西征做出了科学的结论，但对张国焘路线及南下行为至今没有作任何决议性的修改，一直以1937年的决议为准。
西北联邦政府及下属的共和国、省委等机构，未经中央批准，早在1935年5月间，张国焘就提出，并在茂县正式成立。会师后，中央对此提出了批评，在沙窝会议上将此问题写进了会议决议，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不久，又在绥靖（金川县）城隍庙召开的“番人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还相继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依得瓦共和国等几个小小的民族自治“共和国”。
因此，对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部分红一方面军南下的阿坝会议、卓木碉会议、中共金川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西北联邦政府部长联系会议等，宣传上以呈现历史为妥。对于这些政权和组织，在筹粮、征兵、贯彻民族政策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本质上没有经中央的同意，是不合法的，不能将某些外在的积极作用夸大，反而掩盖了反中央、分裂红军的实质。对其开发利用时要坚持党在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红军长征经过阿坝州的队伍主要有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各方面军的行军路线有重叠，也有不同，在宣传时不能将各自的事迹混淆，比如“牦牛革命”是指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1936年7月再次北上，五万多人的红军在穿越草地时，粮食奇缺，牧民的牦牛、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陈伯钧、陈锡联、甘泗淇、杨以山等人的回忆文章里有明确记载。
长征在州内还有两大历史之谜，以现有的文史资料，研究者没有找到一致的历史证据，在开发利用时呈现已有的史料，不要定性于某一种说法。第一大谜是若尔盖县巴西的“密电”问题，据毛主席在1937年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叶剑英元帅的回忆录里有详尽的叙述，彭德怀元帅也回忆叶剑英秘密报告毛主席的事实，但不知电报上的内容；多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一直在寻找这份“密电”，尤其是1935年9月间的电报，唯独没有找到那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另据1982年徐向前元帅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话时郑重地说：1935年9月“接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所以这封电报在史学界还没有明确的定论。第二大谜是西北军委参谋长曾中生之死的疑团，一种说法是用绳索勒死在脚木足乡卓木碉的地坎下，另一种说法是勒死在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究竟死在哪里，尸首始终没有找到，其目击证人至今也没有找到，加之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会议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时，张语气强烈地否认了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更加给曾中生之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至今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州内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做付了巨大的牺牲，十几万红军面临严重的饥饿威胁时，采取了搜山、挖窖、借贷劵等形式筹集粮食，使广大原住民也陷入了惨重的饥荒，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许多男女依然参加了红军，理当得到大力宣传，但对牺牲在雪山草地的将领和士兵的宣传文字却很少。在马尔康遇害的高级将领曾中生，没有树碑立撰，没有纳入红色旅游去开发；在金川河畔跳崖自杀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虽然犯有错误，但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不能抹灭；还有被张国焘亲信毒死的总司令部侦察科长胡底、在包座战役中牺牲的红4军10师师长王友钧、在理县鸡岭山战斗中牺牲的红99师师政委王德安等人的事迹在红色资源宣传资料里找不到，甚至看不到关于他们的文字。
总之，宣传红军长征在阿坝州时要呈现历史的原则，把握历史事实，将宣传的人、事、景点要放在历史背景之中，不能断章取义、厚此薄彼，无形地改变历史的真面目。
红军长征在阿坝州内，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爬雪山一过草地，红四方面军却是二爬雪山三过草地，在全州范围内留下了很多会议遗址、战役遗址、政权遗址等历史遗迹，是不可多得的红色资源，可用于旅游、教育等领域。特别是两河口会议会址、卓克基会议会址、红原瓦切、巴西会议旧址、川主寺红军纪念碑碑园五个被纳入全国经典红色旅游区的红色资源，可以打造出“重走红军路”、“战地重游”、“将军遗迹游”等全新的旅游线路。
细看州内的红色景点，除马尔康县卓克基官寨、小金县天主教堂保持有原貌，松潘县川主寺红军纪念碑碑园具有一定的风貌外，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遗址、芦花会议遗址、毛尔盖会议遗址、巴西会议遗址、重要的中共西北局求吉寺会议遗址、懋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遗址、张国涛分裂中央的阿坝会议遗址、另立中央的马尔康卓木碉会议遗址、大金省委遗址、格勒得沙共和国遗址均已严重损坏，目前没有得到保护和修复，已没有原貌可看，土门战役、松潘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雁门关战斗、巴朗山战斗、抚边和两河口战斗等遗址更是无踪可寻，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红军长征纪念馆。
红色资源是实物与文字资料的综合体，在发展红色旅游中实物尤为重要，宣传红色旅游时不可能全搬历史资料，游客来朝拜也不可能全听导游的朗诵，需要有实实在在的文物。因此，在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等开发利用中要把现实中的红军长征资源切实可行地进行保护和修复，真实地献给来者，让他们用各自的思维去领悟历史，品读原汁原味的红军长征。
发展红色旅游、弘扬长征精神也要遵循可持续的原则，要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首先对红色资源的宣传要尊重历史，不能主观性地随意修饰史料，不要让读者、下一代人学到不真实的历史事实，如清代的历史，国家现在才组织文史学家编撰，可广大观众和读者已将电影电视、小说等当成了历史，颠倒了历史真面目，并将歪曲事实的东西传播给了他人和下一代。还要特别注意不要动不动就扯文化，红军长征文化不是简单地普及一般知识，是精神能力和产品，包括一切意识形态，要通过社会和岁月的凝聚和检验，不是少数人及社会团体说了就算，不要将挨边的小事扯进文化，更不要将某些负面影响也纳入文化范畴。
其次在开展“重走红军路”、“战地重游”、“将军遗迹游”等活动时要以历史为原形，不要走形式，许多外来的“重走红军路”的团队，在进县城时衣装时髦、喜笑颜开，举着一个小红旗漫步而入，一点都没有反映出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使许多学生和小孩说，这些人很好玩，如果开发红色资源给未来留下的是好玩，还不如不开发。
最后在修复或修缮红色资源时要以原貌为主，全力使用1935年时的材料，特别是衣服的布料，不要用现在的材料去制作，更不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去装饰，给后来人留下红军长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的印记。
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开发红色资源就是要通过深刻了解党、军队和人民为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而走过的艰难历程和付出的巨大牺牲，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其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改造的水渠，它是一条烟雨迷蒙的长河，想要透过烟雨去看清它的真实面容，也许需要一代人付出全部的心血，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因此，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