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棋类运动都有着特色的文化起源和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互相影响、互相发展、互相进步，各自散发出绚烂的光芒。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象棋、围棋如一枝并蒂奇葩，各有异彩而又交辉相映，它们以丰富的历史内涵，精彩纷呈的竞技和强烈的艺术魅力，深受人们喜爱。
象棋的起源众说纷纭，尤为激烈的当属印度与中国，但从我国学者的考据中来看，起源于中国的论据较为充分。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学名著《楚辞·招魂》中就有：“昆蔽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象棋”这个名词，但此象棋非彼象棋，但之所以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这是象棋起源的鼻祖，我想这大概就是六博是我国最早出现有兵种等级之别的棋戏，再者就是六博棋在当时被称为“象棋”，故此认为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根据每个朝代的特点进行对其改革，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雏形，最终在宋代定型为至今的象棋。几千年来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生生不息。
围棋起源于中国，我国古代许多古籍中有所记载。战国时期的古籍中有“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之说，在南北朝时，围棋走出了国门，传到了中国的近邻高丽（即现朝鲜），并经朝鲜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等地开花结果，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发展。为以后围棋在中国、韩国的再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国际象棋在国内称之为西洋棋，据说古印度约在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有一种四人对局的棋，叫“恰图兰格”，后传入波斯，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故这种起便在阿拉伯上层社会流行开来，改名为“沙特朗兹”，经过不断改革和发展后，又传入了欧洲，渐成为当时欧洲的“骑士七技”之一。16世纪遂定型为目前流行的国际象棋。
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三种不同棋种的起源及文化功用后，现在就国内外三部文学作品阿城的《棋王》、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川端康成的《名人》来讨论、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三种棋类的异同及棋、文化和生命之间的意义。
一 、棋与人的生存意义
个人认为下棋可分为三重境界：技、艺、道。技者，技术也，属初中级阶段；艺者，艺术也，属中级阶段，道者，追求之最高境界也。由此来观察和分析三部作品在不同民族中所体现的棋、文化与生命之间的意义，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1、《棋王》——棋与物质、精神的匮乏
“原有的理想与现实的脱节，迫使一些天性敏感而又富于悟性的人们，去寻找更恰近人生真相的精神支柱，以达到对时代痛苦积极的精神超越。”[1]
的确，在特定的年代，会迸发出超人的智慧，达到精神的超越。阿城《棋王》描写的就是在特殊年代中的一位普通“棋手”所达到的精神超越。在文革时期，小说通过对“棋呆子”王一生人生经历的叙述，展现了王一生的人生见解和精神特质。王一生是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物质精神缺乏的年代，使他从小就体会到社会的艰辛和人生的困苦。他以逆来顺受和无欲无求来适应艰苦而无望的生活，并达到了一种超乎世俗的个体精神的自由心态。吃与下棋就构成了他内在生命与精神的自足与自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任何奢望，唯一能够使他获得乐趣、忘却尘世烦恼的，只有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这是他的铭言，象棋使他得以精神上的愉悦。但王一生刚开始下棋的阶段，本人认为充其量是属于三重境界中的技者，是一种娱乐，下棋是他生活中的精神寄托，是一种精神慰籍，从中找到乐趣，是他在这物质精神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得以自足生存的良药。
本人认为真正得道者是拣破烂为生的老者，他运棋如神，然而却严格遵循着“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的祖训，在最低下的社会地位上保持着最自由的心灵，超然于一切。正如他借道论棋的几句话，对“气”与“势”的阐述，让人受益匪浅：
“……咱们中国道家讲阴阳，这开篇是借男女讲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相游相交，初不可太盛，太盛则折，……太弱则泻’……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你想变，就不是象棋，输不用说了，连棋边儿都沾不上。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造势妙在契机。谁也不走子儿，这棋没法儿下。可只要对方一动，势就可入，就可导。高手你入他很难，这就要损。损他一个子儿，损自己一个子儿，先导开，或找眼钉下，止住他的入势，铺排下自己的入势。这时你万不可死损，势式要相机而变。势势有相因之气，势套势，小势开导，大势含而化之，根连根，别人就奈何不得。……”[2]
老者对王一生所说的这一番话，体现了一种“道”的境界。
《棋王》在物质、精神匮乏的年代背景下，通过棋来使人获以精神上的解脱，体现出人在这年代中的生存意义，也体现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下棋已不仅仅是一种缓解生存与环境的尖锐冲突、深入内心超越苦难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也象征着民族精神的道路，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