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往回撤，我也回到了军民运队。不知怎么弄的，在回撤的路上，突然染上了回归热（又说是伤寒）病，突发高烧，人事不省，队里赶紧用担架抬着往野战医院送。当时，我迷迷糊糊地只听见领导说：“大闵，你烧得很，现在送你到医院去，你的枪暂时队里保管，等你回来再给你。”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抬着离开了部队，究竟往哪里抬？抬到了什么地方？究竟给我进行了什么治疗或抢救，我一概不知，不知过了多少天，人已逐渐有些清醒了，但感到两个脚痛得很厉害，原来穿在脚上的棉鞋，一直未脱过，两脚已经冻伤，肿得像肉包子，痛得想脱鞋也脱不下来了，没办法，只好挺着。

    我们这些伤病员不断地被转移往后抬，究竟到了什么单位和什么地方，不知道，只晓得反正已到了北朝鲜了。

    有天，我被往后抬到一个大山沟靠山的一间朝鲜老乡的房屋躺着，同室还有六七个伤员，房屋是空的，没有老乡，到天亮时，伤员们都上山防空去了，而我还因发烧犯迷晕躺在地坑上睡着，没想到四架敌机临头，盘旋之后，发现了这靠山的独立小屋，一架敌机突然俯冲下来，长长地一梭机关炮突突突地扫向小屋，卜卜卜卜枪弹扫进小屋，打在我的身边和我靠睡的墙壁上，正好从我身上斜扫过去，万幸，一点皮毛也没伤着，但却把我惊醒。

    我一看室内空无一人，敌机响声还在头上，我估计第二架敌机马上又要冲下来扫射，那时，我不知从哪来的力量，一个翻身跃起，推开屋后小门，往沟里一滚，说时迟那时快，长长一梭子弹又扫向我正睡的地方，由于敌弹中夹有穿甲和燃烧的子弹，房屋立即起火烧了起来，我趁敌机过去，另一架还未冲下来之际，连滚带爬，急忙躲开这间小屋，这时第三架敌机冲下来，扫射的弹壳有两颗还落在我带着棉军帽的头上，好险！回头一看，这间小屋已在燃烧中逐渐坍塌成为灰烬。我又逃过了一劫。

    又过了几天，不知我被转到了一个什么村庄，天蒙蒙亮，医护人员就吹着哨子，让轻伤员自己上山防空，我的发烧病虽然正在一点点地消褪中，两脚冻伤还是很痛，不能下地走路，两位男护士把我抬到山上半山坡的灌木丛下，说：“你在这里，到时会有人送饭和抬你下去的。”

    他们走了，我一个人就这么仰天躺着，附近也不见有轻伤员，躺着躺着我也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开始没有太阳晒，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到正午太阳把我晒得头昏眼花，虽觉着有点饿，但只想喝水。而这时又没人想起要给我送饭送水，就这么熬着等人来，不知什么时候，我又糊睡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太阳已快西斜了，人口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嗓子冒烟，连口水都没有咽的，我要喝水，我要喝水，但没有人，也喊不到人，我想，不能再等了，可能是把我遗忘了，我得自己坚持下山去，走不动就爬。于是，我顺山坡往下一步一步地爬，不管刺丛挂衣扎手，也不顾碎石磨肘生痛，爬几步就休息一下，再爬几步再休息一下。好不容易爬到山脚下，突见有条溪水沟，清清的溪水从山边潺潺流过。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爬向水边，把头伸进水里，狂饮起来，冰凉的水从喉咙流进肚里，好像鲜血灌满了全身，真痛快，好舒服，人，好像突然清醒了，身上也有劲了，我活动活动手腿，用劲爬起来坐在山边，休息了一会，左右看看还没看见人，我就坚持着站了起来，想往村里走，没迈几步，没想到一架收班的敌机（我们摸熟了敌机的规律）突然顺着山沟冲了下来，我以为是朝我冲下来的，立即往地下一匍，顺势往山脚一滚，只听一串机关枪扫射声射向前面，原来敌机不是对我，而是对离我约百米远的一间民房，因为那里正在冒出炊烟。

    夕阳西下，医护人员哨音此起彼落，催伤病员回村开饭，我被他们又抬回了村里。
不几天，我和一些伤病员被送上了火车，要送回国休养治疗。

    那时的火车都是闷罐子车，有的还是敞蓬的，晚上开，白天停，钻进隧道山洞防空。由于铁路经常被敌机炸断，晚上开车也是时走时停。我被送上了一辆没有顶的敞蓬车，睡在地上，人挤人。这没有蓬顶的车比闷罐车好些，闷罐车内伤员多，药味、血腥味混在一起，空气污浊。睡敞蓬车空气好，如果遇到敌机轰炸扫射，我还可以判明情况，进行躲避。这是在战场积累的经验，如果人伤得不能动了，那也没办法。

    有天白天，火车开进一个隧道里躲起来，能动的伤病员都下车，有的到附近山上休息，有的找到附近朝鲜老乡家去休息。我这时已不发烧了，两脚虽痛疼，拄根棍子可以踮跛着走，我就找到离隧道洞稍远的一个半山坡的老乡家去休息。这里只有几家农户，这里离满浦不远，满浦对面就是中国集安，火车就是要从这里过江回国。

    这家老乡人口还不少，老大爷大娘均在，还有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儿媳妇，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美丽女儿，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儿子。我去时，这家人不知是有什么喜事，正忙碌着做打糕，全家人对我这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员热情欢迎，忙着打热水给我洗脸洗手，对我嘘寒问暖。那时我已学会几句朝鲜话，日常简短用语还能凑乎几句，加上手势比划，双方沟通还不大困难。大爷大娘显得很高兴，还要我脱下鞋来帮我洗洗和按摩按摩，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只想在热坑上躺下好好休息一下。

    中午时分，大爷大娘喊我起来吃饭吃打糕，还准备了烧酒喝，推辞不掉，只好客随主便。闲谈中，知道他两个大儿子当人民军打仗去了，两个大媳妇留在家中，小儿子因年小未参军，女儿也没走，老人酒兴浓了，在闲谈中问了我家中的情况，“父母在吗？家在哪里，有兄弟姐妹吗？有媳妇没有？”等等家常话，双方谈得相当融洽亲切。

    这时，不知是他看我顺眼满意还是酒浓说酒话，突然向我提出：“你不要再走了，就住在我们家，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就做我上门的女婿。”这句关爱的话，却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完全没这个思想准备，这是件人生大事，再说这是军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我急忙婉言谢绝，我说：我们来抗美援朝是来帮朝鲜打美帝国主义的，不是来找媳妇的，再说，我们是人民军队，是有军纪的，不到年限、级别是不容许谈恋爱的，何况这还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婚姻，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些话我说得很费力，有时用手比划，老大爷是一位懂点汉语，还可用笔写几个汉字的老人，我和他就这样七比八划地把这事说明白了。

    经一再交谈解释，老人最后说：“那好，你就在我家养伤，等养好了伤，我用牛车把你送到满浦，送你回国。”我谢谢他的诚心好意，再三向老大爷大娘说明我们志愿军是有组织的，不能离开组织，不能随意离开部队。大爷大娘不高兴了一阵，到下午我要离去时，才消了气，硬让他小儿子搀扶着我送我下坡到火车停靠的隧洞旁边，他们全家人都站在门口难舍地送我，看我离去。还喊着“扎里卡不希达！”（祝你一路平安！）。我很感激他们，我也觉得对不起他们，其实，他们的女儿长得确实很美丽动人，只是，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是一个志愿军战士，我绝不能做违反纪律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党的任何事情。

    我回国了，逐渐也淡忘了他们，甚至连姓氏都记不清了，但中朝人民的友好情谊却深深埋藏在心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