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那天，真的，几乎全村的人都来送行了，我的少年朋友们也都来了，大家都依依不舍。但秋发没来，我知道，他不来，是怕看见我流泪。头天晚上我已到秋发家辞过行了，他红着眼睛直说以后多联系常来信，我含泪答应了，他今天不来，一定是怕我痛哭，我了解他。


    村民们把我们送到村头小河旁的桥头，人群中的大娘大嫂们有的用衣袖拭泪，母亲也含泪向他们挥手告别，一再感谢乡亲们近三年来对我们全家的关照和帮助。再见！再见！实际上都知道是难得再见了。

    过了些时，传出油榨村的一个悲惨故事：日寇占领了湖南长沙、衡阳后，又占领了广西灵川，在双潭圩驻有一支日寇部队。


    有天，双潭圩的日军约二十余人直奔油榨村搜查所谓抗日分子。由于路不远，只有三四华里，眨眼就到了，村里的人闻风跑得快的都跑了，只有我们原住家隔壁的阿桂一家被堵在了屋里。


    当时阿桂刚娶媳妇，新婚还不到一个月，四五个日军进到阿桂家，其中一个日军用枪把阿桂和他父亲逼到天井靠墙壁站着，另一个日军看见阿桂的新媳妇躲进新房，就冲进去欲行强奸，房内顿时哭喊声乱成一片。阿桂气得要去拼命，但被日军的刺刀逼住不能动。正在这时，阿桂的媳妇拼命逃出了房门，但却被日军冲上来扑倒在地，撕扯之间，阿桂忍无可忍，顺手拿起靠在墙边的冲担（两头尖包了铁皮的扁担）大吼一声，把逼住他的日军刺刀挡开，朝扑在地上的日军刺去。没想到，只刺中了日军的屁股，日军痛叫一声，往旁边一滚，这时，站在一旁的日军朝阿桂就是一刺刀，从后背进前胸出，阿桂来不及躲闪就倒在血泊中了。阿桂的父亲见独生儿子被刺死了，操起一根扁担大喊一声“我跟你们拼了！”还没等他扁担落下，站在另一旁的日军扣动板机，“叭”的一声，开枪把阿桂刚50岁的父亲打死了。


    阿桂的母亲、媳妇以及十三岁的妹妹都顾不上生命危险，哭着去抢救亲人，面对眼前的场景，日军大概有些胆怯了，拉起被刺中屁股的士兵慌慌张张跑出门，不一会，这群毫无人性凶残的野兽就匆忙地撤走了。


    听了阿桂一家悲惨的遭遇，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心中既充满了对阿桂父子不畏强暴的敬佩，又充满了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同时也为阿桂一家担心，父子俩被日军杀害了，全家的顶梁柱倒了，将来孤儿寡母的日子怎么过啊？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中。


    到达广西永福县那年我十三岁。


    由于家住在县城，父母就把我送进永福县唯一的一所公办学校——永福县立中心小学校插班就读，直到毕业。


    正当准备继续进中学时，日寇侵略军又逼近了桂林，不得已，我家又随医院继续往南撤逃。


    医院要到了一列军车，没几节车厢，医院全部人员和装备以及家属都挤在一起。为躲避日军的飞机，火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过了柳州到了宜山，火车停了下来，也不卸车，大家下车等待命令。


    十来天后，消息传来，桂林失陷。医院接到命令立即往贵阳开拔，火车接着又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天，到达金城江就再也不能走了。前方的铁路桥已经被炸断，火车无法开了，国民党军队早已不知溃退到何处去了。人人都在逃难，火车司机也弃车逃命了，谁还会来管修桥的事？


    院长李奋声也没有办法，出个损招让大家自行设法到贵阳集中。他自己首先扔下全院的装备物资以及人员家属，带着几个亲信家眷跑了。


    可怜这些被抛弃的人员和家属，老的老小的小，到贵阳有几千里的路，又没有什么可使用的交通工具，怎么到达贵阳？大家都六神无主的慌慌张张的作鸟兽散了。


    于是，在黔桂公路上，又多了一些拖家带口狼狈无奈地往贵阳方向走去的老弱妇幼。一路上，大家饥一顿饱一顿的亡命的走，整条路上都是逃亡的人群，摩肩擦踵的，一两百万人都不止。


    这是在被日寇侵略中求生存的黔桂路上大逃亡，史无前例，苦难无边。手无寸铁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顺民拼命逃亡的人们，就像大海的浪潮一样直往前涌，往前看不到头，往后看不见尾。沿路也看不见民居，自然也就买不到吃的。


    饥饿的人们，到处找吃的找烧的，见树枝拾树枝，见木板拆木板，谁也阻挡不了，所过之处，就像蝗虫过境一般，到处只剩下断壁残垣，一片荒凉惨景。


    人们就这样拼命的逃，累了病了，就往路边一躺，第二天，你能站起来，就继续逃，你站不起来，横尸荒野也没人管，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只有往死者脸上蒙块布或盖把茅草，继续往前逃。


    灾难啊，这是逃往在黔桂路上空前的大灾难。


    父亲把我们一家拢在一起做逃亡分工，大哥挑起一家人睡觉用的铺盖行李，外加一个备了点治头痛脑热跌打损伤用的小药箱；爹是医生，别的都可以扔，唯独药箱不可扔。我负责挑起锅碗瓢盆以及一点油盐米面，全家人要吃饭，不能没有炊具；父亲自己背起两岁多的小妹永桂；大妹永兰背上装有一家人几件换洗单衣的包袱；小弟永吉只有七八岁，身上也背了一个包袱，装了点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品，以备路上缝缝补补用。母亲有胃病，疼起来几天不能吃东西，又有妇科病，又是裹过足的半大小脚，什么也拿不动，只有柱根棍子跟着大家一起走。大哥在前，父亲母亲小妹小弟在中间，我这个十五岁的半大人挑着担子断后。就这样，我们这支家庭逃亡队蹒跚在大逃亡的人群中，随着人流一点一点的往前涌动。


    刚开始，我们一天还能走个四十来华里，十来天后，母亲走不动了，每天只能走三十来华里。父亲要求大家每天必须走，哪怕只走三十华里，绝不能停下来。我们离开金城江没几天，就听说日军占领了金城江，并放火烧光了当地的房屋，我们一点也不敢停留，多停留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开始的时候，父亲还利用休息的间隙，在地上铺块布，摆上一点外用的药，给逃亡的人看病换药，收点钱或食物，有时，也烧点开水，让大妹去卖，以期维持一下我们一家的生计。但实际上，根本维持不了，因为有的还能给点钱或食物，有的自己也没有钱或吃的，便什么也不给，因此我们总是入不敷出，父亲也不计较，都是逃亡人嘛，再后来，我们自身都无法顾及了，也就顾不上再替人看病或烧水卖了。


    逃亡的路很长很苦，每天都能听到呼爹唤娘，呼儿唤女的哭喊声，从没间断过。有时在夜里，“牛牛！牛牛！”“孩子的爹，你在哪里呀？！”这些长长的凄惨的哭喊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有谁能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们呢？毫无办法啊，人们只有叹气同情，只有焦急发愁。


    有天早上起来准备上路走了，发现原来离我们不远的睡着的一个人还没起来，我和大哥走过去准备叫他起来，走到跟前，见他一动也不动的，大哥用手掀开他的被头，只见他已经死去了，真让我们吃惊不小。


    沿路上有许多这样因饥饿因疾病在荒野地里静悄悄死去的难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