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小火轮上的人正在抽跳板，父亲急中生智，便跑边喊：“等一下！我是长官部的，还有伤员要来！”抽跳板的人一迟疑，父亲刚好跑到船边，一纵身跳上小火轮，忙说：“没人了！没人了！赶快开！赶快开！”船开动了，父亲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城内，失去指挥被打散不能突围的军人们，还未逃走也无处可逃的市民们，遭受到了日军残暴的大屠杀，死亡三十余万人！血案震惊世界！这是我们的国耻！永远永远，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

    父亲站在船舷边，时时观望天空，生怕敌机来袭击。果然，正当小火轮快靠浦口码头时，敌机来了。小火轮慌乱地往岸上冲，还在摇晃间，父亲跳上趸船，拼命往岸上跑。只见敌机尾巴一翘，炸弹落到船上，“轰轰”几声船上起火，船身立即侧斜下沉。紧接着，第二架敌机又俯冲过来，朝船上一顿机关枪扫射，弹壳落在了父亲身上，父亲什么也顾不上了，拼命往浦口火车站跑。

    在火车站丢弃的空火车皮下，躲过敌机的轰炸扫射，父亲算是逃过了被困南京遭敌屠杀的劫难。在以后的日子，父亲每每谈起这件事，总是唉声叹气，只说是自己的命大。是啊，我们全家的命都大，如果那天我们赶不上停在江心的那班客轮，如果我们再晚一天逃命，我们全家也会遭遇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真是命大！

    我们乘的船向汉口驶去。父亲拜托的那位上校军医住在高级船舱里，还带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眷。他把我们带到舱房门一旁的甲板上说：“你们就睡这里吧”。随后，他就不再理会我们了。

    母亲打开行李铺在甲板上，让我们挤坐在一起。十二月的天气，很冷。江上风浪很大，寒风刺骨。我们只有一床被子，大家冻得睡不着，小弟一个劲的哭闹，母亲没办法，便让我们往锅炉房边挤，那里暖和些。锅炉房边早已挤满了人，但他们看到我母亲有身孕，又拖着四个小孩，很同情，直说：“靠这边，大家挤一挤。”挤在人群里，靠着人气，我们惊惶地度过了船上的第一夜。

    天亮了，人们忙着洗漱吃东西。我们什么干粮也没来得及带，到船上餐厅打听了一下，那里的饭菜贵的吓人，母亲没敢买。因为，唯一的一点钱要留着等查票时补票用。小弟熬不住饿，吵着要吃的，有好心人看不下去，给了小弟几块饼干。我和哥哥忍着肚子饿，走到船边，扶着栏杆假装看江水，不敢看别人吃东西。

    刚到上午十点，查票的就来了。大家挤上船时，码头卖票的早就逃了，根本没有地方买票。现在查票，也是亡羊补牢，查一个就补一张。

    母亲没有那么多的钱给我们每个人补票，就叫我和哥哥及妹妹走开一点，到别处去玩。她不是个想占便宜的人，而是她实在没有什么钱。最终，母亲只补了一张票。待我们回来时，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母亲让哥哥买来三碗白饭，又叫我和哥哥去厨房讨要点别人吃剩下的菜。我和哥哥每人拿个搪瓷杯，挤站在轮船厨房门口讨饭菜，厨师们还真往我们的杯子里拨了一些，我和哥哥高兴得很，飞快跑回来，大家就分吃讨来的剩饭菜。尽管只是些五香豆腐乳的皮子，但对于饥肠咕咕的我们，还是觉得蛮有味道的。

    这种凄凉的境况是谁给我们造成的，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我们能这样吗？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以至今天一看见日本的国旗，就条件反射般的感到十分的厌恶。

    客轮沿路都不停靠码头直开汉口。但开得很慢，有时为了防敌人飞机的轰炸，还要在江中能隐蔽的地方躲避一下，就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在一个黄昏停靠在汉口江边码头。当轮船发出长长鸣笛声时，我看见了汉口的灯光闪烁，看见了人们的忙碌，看见了江汉关巍峨庞大的身影，听见了江汉关钟声的依旧，望蛇山，也看见了奥略楼伫立在蛇山黑黝黝的身影，我喜极了，高声大喊：“我回来了！”

    我们在外婆租住的武昌八卦井安顿了下来。在焦急期盼的日子里，我们忐忑不安的过了十天的样子，父亲终于赶回来了。父亲回来后直说自己命大逃过了一劫，还自我安慰的调侃说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哪里有什么后福哟，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攘外先安内，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早在那里等着我们，等着许多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当顺民的人家，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而已。

    知道南京沦陷军民惨遭日军大屠杀的情况后，大家心里都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父亲忙着去报到，去联系工作。有工作就有薪水，就可以养活我们一家人。他几乎每天都到汉口去，但工作一直没有分配。大家很着急。一天，父亲兴冲冲回来说有工作了，说是碰见了李院长，李院长要父亲到他那里去工作，他正奉命组建第八陆军医院，并提升父亲为少校军医。

    有工作自然是好事，我们都很高兴。可父亲说，医院组建后要开拔到湖南衡阳去，准备在那里接治保卫大武汉的伤员，家属暂时不能带去，等衡阳安顿好了，再回来接我们。

    这时，母亲已快临产了，跟着去也不方便，这里还有外婆照顾，母亲说，等生下孩子再去也可以，并嘱咐父亲快点回来，说她一人带这些孩子逃难实在是逃怕了。就这样，我们和父亲又分开了。日子过的紧巴巴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