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任屯写村史 (下)
当年我们到任屯之后，就住在老乡家中，三位男士和黄老师住在一家的空房里，两位女同学住在李杏宝家，“杏”字在当地读作“heng”，去声。那年李杏宝已经是56岁的老人，女儿出嫁不在身边，家里就她一人。她是村支部委员，负责血防工作。为给我们提供帮助，克服语言障碍，村里还派李森林参加并协助我们工作，他那时是生产队的会计，年龄与我相仿。
我们吃饭自己做，40来岁的黄老师，有生活经验，既象户主，又象是我们的大哥，他不仅从家里带来饭锅和煤油炉子，还做菜、做米饭并且教会了我们。我们几个，如同一户外来人家，工作之余，买菜、做饭，改善生活，七手八脚、七嘴八舌，切磋炊事技术，日子过得还满红火。
村史的编写过程大体分为三步。在任屯算是第一步：调查研究。黄老师早有准备，到那里不久，就结合实际给我们讲了一课，介绍调查研究的意义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村里，我们个别走访，听专题介绍，召开过10几个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按毛主席讲的，每次请上三五个人，我们口问手写，认真记录。到离开任屯向公社转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不仅脑子里装了不少东西，本子上更是记了很多资料。
第二步，是动笔写初稿。一个多月以后，我们从村里搬到公社所在地莲盛镇。这里离任屯很近，环境安静，可以到公社的食堂就餐。有时需要到村里再去了解情况，也很方便。编写村史的写作组，除了前边所讲之外，还包括青浦县革委会报道组的吴关明同志，他大约40来岁，给我的印象是经验多，有水平。他虽然没参加调查和执笔，但是在商量提纲和每次讨论修改时，他都到场，并提了很好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公社的一位秘书，记不清姓冉还是姓任，是个中年男士，他代表公社出面与我们联系，不仅对调查和写作提过很好的意见，而且在生活上给了我们很多关怀和帮助。
经商定，村史共分7个专题，分别由我们学员和李森林执笔，每人写一个题目，可能是李兵，写了两个题，黄老师写了前言。初稿形成后，几次征求过公社和村支部的意见，讨论修改过多次，到莲盛来参加讨论、提过意见的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吴慈生编辑和中文系的陆士清老师。
在公社停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到学校以后，我们几个又去出版社参加过关于修改的讨论，随后留下我和李兵跟随黄老师住下来，做进一步的修改。这要算是编写过程的第三步。
在出版社的时间，大约有三周左右。这期间，为了核实两个情况，又让我专门去任屯跑过一趟。这次去，先找到李森林，事办完后，在他家吃的饭。他全家非常热情，做了很多菜。记得其中有煮好的橙红色的河蟹—大概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大闸蟹吧，端来一大盘，还有半条鲤鱼，是用几段嫩丝瓜烧的，味道特别鲜美，那是迄今为止我吃过的最好的鲤鱼，多少年过去，都让人难忘。
我们把尽自己能力修改好的稿子交给出版社的老吴，算是最后完成了任务。老吴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编辑，我们认为没什么可改的文稿，到他手中以后，又从文字和规范方面在不少地方做了改动，这又让我们见识了编辑的水平和作用。
虽然全书不足4万字，篇幅不长，但是我们经历了这本书从选题、调查，到成稿、出版的整个过程，感到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都受到了一次难得的教育。因此，这次经历，在个人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应出版社之约，由本人执笔，写了一篇我们参加村史编写体会的文章，以《大课堂里老师多》为题目，被刊登在出版社的1974年第6期《出版通讯》上。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检视这件事，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1973年，还处在十年动乱的特殊年代里，无论是我们所参与的活动还是那次活动产生的结果—那本村史之中，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左”的印记，也因此使得在调查与结论中难免存在偏差甚至错误。这些，在今天，是需要站在新的角度，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总结和正确认识的。
弹指间30多年过去，物换星移，中国社会远非昔日可比，任屯和当年参与村史编写的当事人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上海市已经连续20多年保持了无血吸虫病的记录，建在任屯的血防陈列馆，常年免费对外开放，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任屯村先后获得过市级文明村、卫生村、敬老村、模范集体和区级五好党支部、文明单位等光荣称号。
就个人所知，任屯的吴海泉、李杏宝已经去世了。我们的黄立新老师，后来从复旦调到上海大学工作，也于前两年病故。李森林，后来担任过任屯支部书记，现在与老伴搬到了青浦，他的老母亲还在任屯居住。我的几位同学：李兵，近年来在上海大学担任中层管理职务，年底将要退休；蒋志祥，现在东北某市的日报社工作；唐天凤，在安徽铜陵文化部门工作，已于几年前退休；周霞琴，上海人，上学前在安徽黄山一茶林场工作，毕业时留在上海，但是多年来没有联系。
青浦县的吴关明，出版社的吴慈生两位同志，如都健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我们在出版社修改文稿时，曾去吴慈生家小坐，他与夫人个子都不高，但是儿子却是超过一米八的大个儿。这一情况让我们明白，下一代的个头，不一定要受父母个头的限制。这些年，与他们都没有保持联系。有一位同学在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前年我在上海曾向他打听过吴慈生，大概由于老吴离开岗位多年，这位同学去得晚，与他并不相识。衷心祝愿他们晚年幸福，身体健康。有生之年，如有机会，当去看望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