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说解析（一）

——与李珺平先生商榷

李存山

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中，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民本”思想的复杂性，学术界对“民贵君轻”说一直存在着肯定和非议的分歧，这并不足怪。近读李珺平先生的《“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一文（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10月上半月期，以下简称《盲点》），我觉其中存在着对孟子思想的很大误解，故作此“解析”一文，以与李珺平先生商榷。

一

“民贵君轻”说的原文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盲点》将这段话分析为五个层次，即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第一层次，以“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为第二层次，以“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为第三层次，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为第四层次，以“牺牲既成……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为第五层次。

这 种划分明显不符合孟子行文的脉络。其实，这段话可大分为两个层次，其论旨即第一层次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以下则为第二层次，也就是 对这一论旨的论证或说明。“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是论证“民为贵”；“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这是论证“君为轻”，即 其轻于社稷；“牺牲既成……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是论证“社稷次之”，即社稷虽重于君，但轻于民。

《盲点》通篇贯彻的一个思想是：“民贵君轻”说把民下降到“工具”的层次，而以天子为“目的”。这一思想是从其对“得 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解读中得到的。如云：“但要注意的是，‘得到……而为……’这种句式，不管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前者都是工具而后者才是目的。”我认 为，此说以偏概全，不能成立。倘若孟子真是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目的”的话，那么，孟子就是在“是故”以下紧接着否定自己的“民为贵”之说了。

《盲点》在解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之前， 先解读了这段话的所谓“第三层次”，即：“孟轲说，只有得到天子欢心才可做诸侯（君），只有得到诸侯（君）欢心才可做大夫。这便强调了天子至高无上的金字 塔顶地位。”这种解读显然与作者对“得到……而为……”句式的理解相矛盾。若依作者对这种句式的理解，“前者都是工具而后者才是目的”，那么，“得乎天子 （而）为诸侯”，天子就是“工具”而诸侯则为“目的”；同样，“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就是“工具”而大夫则为“目的”。这怎么能说是“强调了天子 至高无上的金字塔顶地位”呢？

    如果作者对“第三层次”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其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解读就是错误的。事实上，这里并没有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目的”的涵义。“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是语义连通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要论证“民为贵”（详见下解）。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并非如作者所说“天子可以‘变置’诸侯”，而是如《孟子·万章下》》所云：“（齐宣）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说，当君主有大的过错而又不听多次谏阻时，则其危及社稷，“贵戚之卿”就可以变易其位，另立新君（齐宣王听此话后“勃然变乎色”）。这正是要说明君与社稷相比则“君为轻”。

    同样，“牺牲既成……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也并非如作者所说“天子……可以‘变置’社稷”，而是如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毁其坛壝而更置之……是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也就是说，社稷之神本是“为民御灾捍患”而设，当“祭祀不失礼”而仍有干旱水涝之灾时，则其不能保民，就应“变置社稷”。这正是要说明与“民为贵”相比则“社稷次之”，亦即“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

二

 “民为贵”的“贵”，在中国古代就是以什么为最有“价值”的意思。张岱年先 生说：“价值是后起的名词，在古代，与现在所谓价值意义相当的是‘贵’。贵字的本义指爵位崇高，后来引申而指性质优越的事物。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 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赵孟之所贵，指爵位而言。人人有贵于己者，便是人所固 有的价值了。” [①] 此说甚是。“民为贵”的“贵”当然不是指爵位而言，而就是以民为最有“价值”的意思。

《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之作用，以和谐为最有价值。

《孝经》云：“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就是说，凡天地所生，人（与万物相比）是最有价值的。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此处“最为天下贵”，也是以人（与水火、草木、禽兽相比）为最有价值的意思。

《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这是“贵”字的动词用法，其意为：老子以柔弱为最有价值，孔子以仁为最有价值，墨子以兼爱为最有价值，等等。

与以上“贵”字的意涵相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民与社稷、君相比，是最有价值的。孔子“贵仁”，《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正是孔子所创儒家学派“贵仁”的一种体现，是“仁者爱人”在政治理念上的一个要义。

汉代赵岐《孟子注》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注解是：“君轻于社稷，社稷轻于民。”即相对于君、社稷而言，民为最重要（最有价值）[②] 。

宋代朱熹《孟子集注》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注解是：“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这也是以民为最重要，其中“社稷亦为民而立”即社稷也是以保民为“目的”的意思。

“丘 民”之“丘”，赵岐《注》云：“丘，十六井也。”清代焦循《孟子正义》解释说：“《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邑四井，四 邑故为十六井。然则丘民犹言邑民、乡民、国民也。”又引王念孙《广雅疏证》云：“丘，众也。”可见“丘民”在这里并没有对民的贬义，并非如《盲点》一文所 说“‘丘’即‘小’，‘丘民’即‘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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