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媒体报道的十年前杭州发生的一起“5·19强奸致死案”，该案被告张辉、张高平侄叔俩再审被宣告无罪。这“冤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这个案件笔者却认为媒体的报道当中有很多疑点，同时笔者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对于这样的案件，美国等西方国家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对于此案为什么能够成为所谓的“冤案”，原因就是死者手指甲当中的DNA被查出是另外一个已经伏法的罪犯的，媒体为此还说了此案真凶8年前伏法的报道，但是对于仅仅这个DNA是嫌疑人的，显然是无法证明这个嫌疑人就是真凶的，最多是证明这个人也有作案的嫌疑，这个嫌疑的存在似乎就可以让原来的被告疑罪从无了，但是问题是这样的简单吗？尤其是叔侄俩的亲友团势力强大，前来杭州迎接的亲友团接近20人，六辆宝马、奥迪组成的车队风驰电掣，如同迎亲，这正常吗？

我进一步注意一下就是案件的过程被认定为强奸致死案件，既然这样的认定必然在对于受害人的尸检当中要从受害人的阴道发现精液的！这里不要再说什么戴套不算强奸的典故，因为如果戴着套连艾滋病毒都过不去，根本无从发现精液，也就根本无从确定有强奸存在。如果有精液，但是这个精液的DNA是属于谁的呢？说是没有发现精液非常不正常，为什么对于精液在所有的报道当中就是选择性淡化了呢？报道中对于其他有利于被告的情况大量的报道，但对于精液这样重要的物证怎么会“遗漏”？

有报道称张辉左眼下方有被害人的抓痕，这个怎么解释？报道说当年法医验不出精斑，真是水泡久了？那么指甲上的DNA怎么就能测出？真相是水泡得并不久，当天早晨尸体就被发现了。张辉是累犯，口供也认了，当年却只判了死缓2年，实际拖了9年都没执行，张家家族活动能力也不容轻视。而案件还有的可能性就是叔侄俩和勾某某共同与被告实施了犯罪。按照公安的一些办案潜规则，抓不到勾某某的情况下必须结案，就把罪责全部放到了已经抓住的人身上，这里另外的疑点就是对于勾某某这叔侄俩当时怎么会就注意到他是凶手呢？他俩在狱中怎么就对于公安机关的新案件的涉案人和案情了如指掌呢？报道说他是看电视知道勾的案情，但勾这样的案情有类似他就能够认定勾就是罪犯也非常不合理！这里合理的解释也是他们之间本来就是熟识的，共犯才是最合理的解释。他们看到勾已经落网，看到勾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也就有了把所有罪责推卸到勾一个人身上的希望。

我们如果做合理的假设，精液应当是被发现的，这个精液的DNA应当是叔侄被告的，同时也有勾某某的，但按照潜规则要结案，把勾某某的事情按照潜规则忽略了，因此当时就没法公开提精液的问题。但是按照潜规则在案件结案以后再抓到勾某某，也不能说他与这个案件的直接关系让这个案件成为错案，而且以当年的刑罚标准强奸杀人一定是死刑，被判处死缓本身也是说明他俩未按照第一主犯的标准量刑。如果当年的DNA鉴定精液没有叔侄被告的，那么很难想象当年怎么能够对于叔侄进行定罪？因此报道忽略这个细节，笔者认为问题极大。现在说查不到精液了，这难道不是有人做手脚吗？

再进一步的说就是这个勾某某的DNA被发现在受害人的指甲里面，还有可能是王某上车前与勾某某有了冲突留下的，比如勾某某的出租车在车站揽客时非礼一下受害人被受害人抓的，然后受害人上了叔侄俩的车子，否则受害人第一选择应当是打车更合理，因此即使是发现这个证据，也与认定叔侄俩无罪没有绝对必然的关系，因此警察后来不认定这个DNA也有合理的解释，在当年DNA的检测是成本很高的。这个证据被炒作的这样热，说明背后的运作推手的力量。

我们看到所有的报道把案件的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刑讯逼供，但是在这里刑讯逼供实际上也是没有证据的，我们这里要看的是即使没有这个口供，中外会有什么差别？在中国我们是一个实证的证据要求，在实证下没有口供是很难定罪的，但是西方却是一个心证的体系，对于这个叔侄被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受害人是与叔侄一起乘车出去的，搭乘了叔侄的车子，张辉还是累犯，眼睛下方有受害人的抓痕，如果按照美国的心证标准，尤其是对于有前科的心证影响，对于叔侄的犯罪，被陪审团定为有罪是大概率的事件，如果这时受害人体内还有这叔侄的精液，受害人与叔侄同时性交能够是自愿的吗？陪审团肯定会认定有罪，而一旦被定为有罪，则即使是后面发现了DNA是其他人的，也不能证明他人杀死了受害人，尤其是受害人体内还没有他人的精液，这个他人的杀人可能性是少于被告的，也就是说不能证明陪审团的判定一定有错，或者这个判断有错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在西方司法“陪审团永远正确的”的规则下，被告人叔侄是根本没有可能被释放和当作错案的。

因此对于这个案件，本人认为疑点很多，叔侄俩犯罪嫌疑依然犹如辛普森或者刀锋战士，能够被无罪释放不是洗清了嫌疑而是利用了中国司法的空隙，他们的嫌疑依然是存在的。同样的案子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会被定有罪，而且这个有罪不会被平反，因此不要神化西方和妖魔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