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艳阳高照，我们从定安县城出发南行母瑞山。60公里的泥土公路蜿蜒崎岖，公路两旁满目皆绿。定安县史志办副主任崔开勇今天也参加我们的踏访。
母瑞山位于海南中北部地区，连绵数十公里，山体不高但山势壮观。走近母瑞山，夹道“迎接”我们的，是挺拔的橡胶林和茂密的灌木丛。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建在国营中瑞农场的一座小山冈上。据考证，这里曾是红军操场。进入纪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5米高的王文明和冯白驹的全身塑像（见上图，本报记者王凯摄），他们身着红军服，腰别驳壳枪并肩站立，凝望前方。
纪念园陈列的珍贵历史图片和革命文物，把我们带回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母瑞山追思父亲，但冯尔超在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前，还是站立良久，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什么都没有说。
省党史专家程昭星告诉记者：“王文明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城市中心论’的坚决反对者，1928年，王文明率领600多人，转战农村，创建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他病逝后，冯白驹接过‘火炬’，继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敌人的多次围剿下， 1933年春天成功突围时，仅剩下25人，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
程昭星说，母瑞山时期是琼崖革命最艰苦的时期之一，中共琼崖党组织及冯白驹等领导人也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并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冯白驹带领特委、琼苏机关和警卫队在母瑞山上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封锁下，我们同党中央、省委及各市县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军事上，敌人以超过我们10倍的兵力进行严密封锁，层层包围；在政治上，敌人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移户并村，建立保甲制度，实行“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连保连坐法，颁布毒辣的“十杀”政令；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不许群众送粮上山，欲把我们困死在深山老林里。（摘自海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
近了，红军潭近了！我们已隐约听见潺潺的泉声，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难的战斗往事。崔开勇说，红军潭得名于琼崖纵队战士的壮烈举动。在遭受敌军围剿时，他们顽强反抗，弹尽粮绝后跳进潭中英勇就义。
在清冽的红军潭边，程昭星深有感触地说：“这里的条件如此恶劣，当年敌人想进来都不容易；但话又说回来，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有利于延续革命火种，应该说，冯白驹等人的战略目光过人！”
这时，我们几个干部和22名武装同志除了每人身上两支枪和穿的一套衣服外，什么都没有了。吃的是地瓜和革命菜（是山上一种野生的东西，用清水煮起来，还可以吃，故我们命名叫革命菜）。时值冬天，山上非常寒冷，我们用香蕉叶当草席，盖的也是香蕉叶。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吃过一粒米，油、盐、肉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环境再恶劣，生活再困难也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必胜的信心。（摘自海南省档案馆1997年公布的《海南革命斗争回忆录》中冯白驹的回忆）
母瑞山位于海南中北部地区，连绵数十公里，山体不高但山势壮观。走近母瑞山，夹道“迎接”我们的，是挺拔的橡胶林和茂密的灌木丛。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建在国营中瑞农场的一座小山冈上。据考证，这里曾是红军操场。进入纪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5米高的王文明和冯白驹的全身塑像（见上图，本报记者王凯摄），他们身着红军服，腰别驳壳枪并肩站立，凝望前方。
纪念园陈列的珍贵历史图片和革命文物，把我们带回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母瑞山追思父亲，但冯尔超在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前，还是站立良久，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什么都没有说。
省党史专家程昭星告诉记者：“王文明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城市中心论’的坚决反对者，1928年，王文明率领600多人，转战农村，创建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他病逝后，冯白驹接过‘火炬’，继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敌人的多次围剿下， 1933年春天成功突围时，仅剩下25人，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
程昭星说，母瑞山时期是琼崖革命最艰苦的时期之一，中共琼崖党组织及冯白驹等领导人也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并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冯白驹带领特委、琼苏机关和警卫队在母瑞山上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封锁下，我们同党中央、省委及各市县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军事上，敌人以超过我们10倍的兵力进行严密封锁，层层包围；在政治上，敌人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移户并村，建立保甲制度，实行“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连保连坐法，颁布毒辣的“十杀”政令；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不许群众送粮上山，欲把我们困死在深山老林里。（摘自海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琼崖革命摇篮———母瑞山》）
近了，红军潭近了！我们已隐约听见潺潺的泉声，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难的战斗往事。崔开勇说，红军潭得名于琼崖纵队战士的壮烈举动。在遭受敌军围剿时，他们顽强反抗，弹尽粮绝后跳进潭中英勇就义。
在清冽的红军潭边，程昭星深有感触地说：“这里的条件如此恶劣，当年敌人想进来都不容易；但话又说回来，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有利于延续革命火种，应该说，冯白驹等人的战略目光过人！”
这时，我们几个干部和22名武装同志除了每人身上两支枪和穿的一套衣服外，什么都没有了。吃的是地瓜和革命菜（是山上一种野生的东西，用清水煮起来，还可以吃，故我们命名叫革命菜）。时值冬天，山上非常寒冷，我们用香蕉叶当草席，盖的也是香蕉叶。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吃过一粒米，油、盐、肉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环境再恶劣，生活再困难也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必胜的信心。（摘自海南省档案馆1997年公布的《海南革命斗争回忆录》中冯白驹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