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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周笔畅tfboys |
分类: 生活 |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破天荒地颁给美国摇滚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而不是大文豪,出人意表,轰动国际,对于诺贝尔奖来说是个很好的形象工程,表现出评审的开明,有奖无类,明星效应下,为诺贝尔奖带来高度曝光率,同时令奖项更入屋,引起更大关注。
对鲍勃·迪伦的认识始于他的名曲《Blowing in the Wind》,念中学时期,几乎所有民歌晚会都会听到,也是初学弹吉他必学的一首歌。
香港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我和父母辈那一代,可说是个分水岭。父母辈由于战乱,没机会受教育,大多不懂英文,我们自少则接受西方教育,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因而在饮食、娱乐、艺术、教育、衣着、礼仪、理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上都跟父母辈不同,就如现世代,生于计算机及网络年代,甫出世便懂得操作计算机和手机,不像我们要多加学习和适应。
这种两代的差异,在小时候的家庭娱乐中完全反映出来。妈妈是湖南人,廿多岁才来港定居,虽是老香港,但广东话仍带外省音,所以特别钟情国语片和国语流行曲,觉得很有亲切感,亦可慰思乡之情。
那是黑胶唱片和卡式盒带年代,妈妈是机械盲,嫌用唱机麻烦,觉得播卡式盒带最方便,每天都回放又回放国语时代曲,有如催眠,所以我自少对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绿岛小夜曲》、《但愿人长久》、《我只在乎你》、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苹果花歌后杨燕的歌,都朗朗上口,间接打下学普通话的底子。长线效应是初入行做传媒,经前辈介绍认识了邓丽君,初次见面,就凭对她的歌非常熟悉而打开话盒子,大家马上熟络起来,关系由朋友开始,而不是艺人与传媒。她每次来港都会约茶聚,直至她与“大马糖王”拍拖为止。
我能接触欧美流行曲是因为几个表哥,他们常来我们家吃妈妈做的饭,每次他们都会带来不同外国歌手的黑胶唱片,33转、45转的都有,放在唱机上转转转,转出甲壳虫、Bob Dylan、Peter Paul & Mary、Carpenters、John Denver、Brothers Four、Simon & Garfunkel 的歌声,每次都会跟着唱,很快将每首歌都背得滚瓜烂熟,间接学好了英文发音和文法。
70年代,日本风卷至,泽田硏二、西城秀树、玉置浩二等成为新偶像,年青人都模仿他们的发型、服饰,对香港乐坛亦影响甚深,罗文和梅艳芳曾亦参考泽田硏二的妖艳形象,而当年不少香港金曲都改编自日本歌,如《风继续吹》、《有谁共鸣》、《酒红色的心》、《迟来的春天》等等。
那些年,妹妹成为西城秀树忠粉,要学唱他的歌,可是不懂日语,如何学?她想出一个原始方法,她用卡式录音机边播歌边逐句逐句写下拼音,我从旁帮她,姊妹俩觉得很好玩,虽没因听歌学会日语,对歌词亦不求甚解,但起码学会唱日文歌,已很前卫。
80年代,我出道,亦是香港乐坛起飞的年代,罗文、陈百强、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后来的四大天王,在激烈竞争下,百花齐放,金曲产量丰富,街头巷尾都播着广东歌,歌手纷纷在红馆开演唱会,我当然集中火力听广东歌。
近年香港乐坛萎缩,歌手都转移阵地去拍电影或到内地做巡唱,加上内地真人秀歌唱比赛非常火,所以多多留意内地歌手,继续喻学习于唱歌,顺便提升普通话水平,车上都放了杨坤、孙楠、周笔畅、TFBoys的CD。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