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学者文人平地一声惊雷怒掀“文艺复兴”或“启蒙”的惊涛骇浪。当然他们讨论的都极其正确而空洞，这种凌空蹈虚的宏论既不针对具体现实问题，又不那么有趣。如果有一帮知识分子，每人扛着八百斤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吭哧吭哧地对我说：“兄弟，我们是来解放你的。”我会作揖曰：“大爷，您还是先把石头卸下来，先解放您自个儿吧。”关于“人的解放”的那些檄文宣言，哪里比得上王小波关于“猪的解放”的一篇小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算不上什么杰作，但假如把它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其效力真的强过八百吨檄文宣言。

　　王小波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尸骨堆上站起来的，他并没有参与这类煞有介事的讨论，那些自恋的文人学者志士，对他来说只是一团又一团的迷雾和幽灵。很多“人文精神饶舌症”患者其实患的只是“商业社会不适症”，然后把‘人文精神’当做神奇口服液日日狂灌不已。很多人连篇累赎写下的不过是一堆“知识分子”的身份证、奖状和质检报告，而王小波那些文章，却足以构成一部公民社会的基础读本。

　　我曾将王小波称作“理想的知识分子”，但现在我更愿意把他看作“理想的人”。当“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过度泛滥，似乎有必要放低身段了：你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也是王小波给我们的一个启发：他和那个自以为特殊自以为权威的群体是一刀两断的。

　　中国诗人贝岭和学者杨小滨1997年曾采访过苏珊·桑塔格，在谈到“您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对社会应该负有责任”这一宏大命题时，苏珊·桑塔格说：“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苏珊·桑塔格强调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而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艾柯则强调了“公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当记者指出“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化”并谈到艾柯不像萨特那样上街抗议时，他反驳说：“你应该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普通大众上街去游行示威，而不是问为什么没有知识分子去上街示威。”这位意大利小说家兼学者指出：“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行动和公民的行动混在一起，萨特去游行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的……比如有人写了一份请愿书，针对环境污染问题向政府请愿，如果我签了名，那么我签名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说到这，势必要提及“无知者无畏”的王朔。王朔意气淋漓，王小波理性缜密。我听王小波说过：“王朔挺好玩的。”又据上次见面李银河谈及，二王见过一面，王朔当时想签下王小波的下一部小说。我一哥们对此不屑：“王朔签王小波，就像小虎队要签披头士。”这么说过份了，有过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王朔肯定能体恤另一个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同行，更能理解一个小说家的灵魂内斗，最重要的是，两个如此好玩的人没理由不惺惺相惜。

　　但王小波与王朔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王朔纵情怒骂现状时，他不知不觉地将往昔，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当做了某种标准，而王小波在触及青春这一记忆矿藏时要挖得更深。

　　首先他当然是非常不屑所谓“知青文学”的，他骂过张抗抗《赤彤丹朱》的出身优越感。王小波说要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却担心碰见像张抗抗这样被他骂过的作家，“我在想会不会让人当头泼一盆冷水。”他毫不掩饰对那部小说的厌恶：“这是我们这一代里头素质比较差的。”王朔最近也议论过“大院文化”，如果当做天南地北的神侃那挺好玩，但如果自恃为一种标准，对此就只能一笑了之了。

　　前几天偶然翻读云南人民出版社刚推出不久的《王小波全集》，意外地在第10卷也即末卷中发现一个短短的未竟残篇《最灿烂的阳光》，才惊喜地发现，原来王小波竟然也想写一个主人公同样名为“马小军”的青春故事，一个更为狂暴、迷人的“文革”残酷青春故事，王小波写道：“《阳光灿烂的日子》歌颂了它的灿烂，但是不全面。我还想谈谈这片阳光的最灿烂之处。因此必须有两个马小军，前一个在阳光下浑浑噩噩，过得很幸福；后一个在阳光下头脑清楚地承受着痛苦。浑浑噩噩的人因此有福，头脑清楚的人因此而倒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长脑子是多余的。灿烂的含义就在于此。”如今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异常火爆，姜文也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续篇，然而王小波的《最灿烂的阳光》刚刚开了一个头……

　　这灿烂并不只指向过往，王小波的作品更是通往未来的一把钥匙——这钥匙在窗台，在最灿烂的阳光下。

                                            2007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