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商道
(一)
儒教与中国商业文化
因为漫长的几千年历史当中，中国社会的主要形态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思维方式、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中国农业社会它是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的，以自然条件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源的，包括阳光、水分、土地等这些资源作为最主要资源的，所以就决定了农民、农村、农业滋生出一种特有的文化，这种特有的文化和儒教就产生了一种需求关系。
儒教是建立在小农社会基础之上，孔夫子看到了什么？孔夫子看到了分散的、自私的、懦弱的、卑微的、胆怯的、保守的、狭隘的农民。于是孔夫子就认为天下得有人来治理，谁来治理？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是仁，于是儒教的核心是仁。君子治理天下的手段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依然是仁。君子是谁呢？是上天所赐予的，所以经常讲“奉天承运”，自己想不干都不行，这是天让自己干的，所以称为“天子”，所以儒教产生这样一种小农社会，然后就和皇权专制相结合。这种专制的结果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重农抑商、抑工和抑术。工被压抑，商被压抑，技术被压抑，这是和思想被禁锢是相联系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局部的、短期的、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商业范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但那也不过是一个大都市里的农村大超市，现在有学者把《清明上河图》说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写照，那是一种无知。那有什么？炸油条的、卖大饼的、引车卖浆的、编席织篓的、挑担卖布的、烤羊肉串的，酒楼茶肆，或者还有一个KTV歌厅，所以，它形不成什么气候。
有一点近代的商业，是自1840年以来的，类似像晋商、徽商，也包括现在的冀商、闽商、粤商等，非常脆弱、非常有限，在整个中国经济构成比例当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从业人数极其少，所以能突显出来和这个也有直接关系。如果富商巨儒遍地，那胡雪岩和乔致庸未必算得上什么，还是因为太穷了，商业太少了，没什么像样的东西。现在到平遥去看，它是曾经极度繁荣，但那和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那也是很平常的，所以说，在极不发达、极其脆弱的、比例极小的这样一个商业形态下，中国的商业底蕴、商业文化是受儒教压制的，形不成革命性的突破，形不成独立的视野。因此中国商人人格具有两重性，一者要为当时社会所容存，必须以儒教来标榜自己；二者还要追逐利润，必须要抛弃儒教，其内心深处是矛盾的。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的之后陪着外国人参观北京城，他会六国语言，老说中国如何如何，礼仪之邦。那几个外国人说，为何中国的店铺门口走了一条街到处挂着“童叟无欺”，这说明到处都欺，所以才标榜“童叟无欺”，国外店没有挂“童叟无欺”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它是矛盾的。商人重利，商人的本质要不重利，商人就不务正业，就没有职业操守。商人不重利，商人做什么赔什么，那不是败家子吗？那不毁坏社会财富吗？那种“仁”也好，“义”也好，像同仁堂、乐仁堂、达仁堂，不得不带一个仁，但还得有利，没利能传下去吗？拿什么再生产？拿什么交税啊？拿什么养员工？拿什么再研发新药品？拿什么再建新分店？这是不可能啊。将本求利，天经地义，是一种利益交换。你有需要，我有供给，我拿我的劳动，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和你的金钱，也是你劳动所产生的，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面都是社会劳动时间的凝结，进行交换。
我曾讲，消费是爱与爱的交换，商品交换背后是平等的交换，是一种信誉。所以商品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也是一种利益关系，而儒教是不讲诚信，不讲契约的。现代社会有多少人合伙做生意最后都不欢而散，因为不懂得应该先小人而后君子，大家都有契约，文字写清楚，亲哥俩儿明算账。要是开始都觉得自己和对方是君子，我够意思，你更够意思，咱哥俩干吧。够意思，没赔钱，赔了钱那就不够意思了，没挣钱，挣钱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够意思了。所以商业是反虚伪的、反说教、反伪道的、反儒教的，儒教是压迫商业文化的。
现在商业伦理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新型伦理关系、新型文化关系基础之上。即我所说的，商品经济它的特性是平等交换的、是契约式的、是利益互换的、是对等的。
在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卡一旦恶性透支，那走遍全美国和北美，再没人给你信用卡；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不守信誉，不按时给人房租，你到别的城镇都租不上房子，那是真正的诚信、真正的信用。
儒教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标榜。历代君王，560个大小皇帝，哪个不讲外王而内圣啊。在外边我是王，是皇帝，驾驭四海，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不得不如此，而我内心是圣者，是仁爱，这些都是扯淡，这是没影响到他的权力，影响到他的权力，那他灭你九族，有什么圣可讲啊！所以，儒教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也怪不得孔夫子，孔夫子就在那个社会环境下提取、抽象出了这样一套理论，如果要怪，只能怪那个社会环境和条件，所以儒教才能被最自私、最野蛮、最虚伪、最贪婪的历代帝王奉为经典，所以称孔子称为素王，不带皇冠的皇帝，这还是因为孔子这一套对皇帝来说确实管用。
商战中的国学热与儒学热
中国企业界没几个人真正懂儒学，有的都未必读得懂、未必说得清楚儒学。有一些所谓的儒学大师、学者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世纪是儒学的世纪，那纯粹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2000多年过去了，儒学都没把中国带到世界强盛国家去，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儒学就翻了身了！
儒学有2000多年，小脚女人历史有1000年历史，至少是900年，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哪一个儒学大师出来为女人说过一句公道话？还有比裹小脚比对女性更残酷的摧残吗？十多岁的女孩昼夜啼哭，骨头都碎了，最后脚都成了捆猪蹄，这不都是这些儒学大师和尊崇儒学人的姐妹吗?
按照当时的说法，蒙、满两个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当时不有许多儒学大家吗？不也都投靠了吗？儒学救了谁呀？日本人侵华，搞儒学的少吗？搞儒学的有多少当了汉奸的？有几个站出来死于国难的？
现在国外有人研究《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国内也有不少企业家把这些书中的很多战略用在商业市场竞争中。首先，我要说《孙子兵法》之类的，它不属于儒教，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我有必要说一下，最值得珍惜的、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是在先秦，是在诸子百家争鸣时期，那个时期，秦专制还没有形成，那是我定义的历史上的真正封建社会阶段，在这个多元的时代产生了多元的思想，诸子百家，它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思想，而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由此而有了诸子百家。自秦统一，焚书坑儒，实际上它最后还是回到了皇权专制，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为一脉相承，因为知道这个管用，自由思想对皇权统治是不利的，所以诸子百家那些就逐渐被排斥。刚才我讲的“工”、“术”，包括商，在先秦诸子百家当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起源。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国外如何研究中国。这个不能听一些人在报纸上写了点东西，说中国如何如何，我们就真的如何如何。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尴尬的事情，怎样看待外国人的评价。我们说自己粮食多么多，有的外国人也跟着起哄，外国是绝对舆论自由，随便说什么都行，但我们转载的都那么客观吗？现在联合国粮食救济署要求中国每年必须拿出多少粮食支援第三世界，我们有那么多粮食吗？哪有呀？我们产一吨麦子得浇一吨半水甚至三吨水，把子孙后代的水都吃没了，成本是多少钱？几千元也不止。而且华北地区的水再降，渤海的水就浸润进来，将来华北地区地下都是盐碱地，两三亿人将被迫生态移民。
关于日本也好，欧美也好，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研究什么的没有？比这怪癖很多的，也大有人研究，但那是主流吗？这些国家的商业伦理价值早已经形成了。就讲商业，国外过圣诞节，买一送一，华人到那里先买一得一，过了圣诞节再去退一，白得一，等于白得了两件。人家不懂吗？人家知道，但不说。还有个例子，在加拿大，两车华人去安大略或风景区参观，100来人，秋天，突然天气又转热了，都去买凉帽，标签上写着10加币，人家非卖5加币，我们的人就不理解，那个女老板说，我跟我丈夫昨天晚上商量了，天凉了，准备降价为5加币，你们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换标签呢，所以要卖5加币。这要是我们的商道，《孙子兵法》也好，《三国演义》也好，不得立刻变成30元了？先使个招，把他们都引出去，回头把标签往高了填，上面再加一个零。但这对加拿大夫妇认为自己的良心不能亏空，这是宗教在起着作用。那是漫长的商品经济训练的结果，那是真正无欺的。
说日本如何如何，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国的体制移进去，日本能有后来的丰田、松下、三菱吗？那是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现代政治体系搬进去了，促进了其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仅靠明治维新，也顶多是打一场二次大战，侵略东南亚和亚洲，再没别的能力了。麦克阿瑟再造了日本，把美国的体制引进去了，而不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什么影响。
所以说，对于一种文化成果，各个民族谁研究了，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它不是生活主流，不是本质。就像有人说《周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知人生死祸福，然后外星空间如何。那霍金是干什么的？爱因斯坦是干什么的？牛顿是干什么的？所以，由虚无而自以为是，由自以为是，转而又出现虚无，这个都不行，都不好，不能过高、过重地看重这些东西。
第三，关于道和术的关系。就是有点招数，什么《三国》与商业，《孙子兵法》与商业，还有《水浒》和商业，还有《红楼梦》和商业，哪个不能和商业相联系？那不是本质，解决不了什么东西。鲁迅先生说过，有用也很有限。所以，有用也很有限的东西顶多算个小招数，不能作为一种商业伦理、商业道德和商业规范，那不代表本质，这样不等于民族虚无主义。中国确实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不是现在所弘扬的儒教或国学那些东西，有的不但没有打破，反倒强化了。
商业经济、商业伦理是大众的，是契约的，是生活的，是无处不在的，必是民选的、民主的、公开的、公正的。西方政治体制不是哪个人的大脑特别灵光，拍拍脑门就建立起来了。这是在那种商业基础提出的上层建筑的要求，必须如此。为什么中国农业社会需要皇帝？没皇帝不行，也只有在农业社会才最适合皇权专制，皇帝一道圣旨，天下就都照着办。要活字印刷干什么？皇帝自己会写点字就行了，而且很简单，写不了几句话，要活字印刷干什么？也不允许思想泛滥。所以，皇权专制和小农经济是一对，互相依存。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求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国家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至于说企业界有些人喜欢穿上中装、唐装在那里很风雅，那都是个人的一种爱好。人家有的是真风雅、真风流，也有附庸风雅，附庸风雅也比不风雅强呀，好歹喜欢风雅，也算比较可以。所以用得上那句话，一个著名诗人的一句话，正直善良的人们呀，千万擦亮你的眼睛。
其实，“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这才是文化，有的背后是什么关系做成的企业？因为有那样一种非工作性努力、钻营，获得了资源，于是获得了钱和闲，有了钱和闲，想摆弄点什么文化摆弄不了？唐装！宋装，秦装、汉装，什么不能装？在市场经济和法制不发达的情况下，要不是千辛万苦，那就不是走正道，我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说研究《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能使企业起死回生，那些都是扯淡，不管用，不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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