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旦生出要离开奎星屯的念头时，就像隐在草丛中的猎豹对外界开始虎视眈眈。我总是听到父亲的指节在奎星屯里咯咯作响，于是沉寂多年的奎星屯在响声中开始频频抖动，我看到历史也伺机活跃了一下。父亲还没有来得及逃离奎星屯，几天后，全中国的一场革命达到高潮，大串连开始了。父亲顺理成章地走出了奎星屯，这是正大光明，趾高气扬的，甚至刘氏还连夜烙了两斤玉米面的烧饼让父亲带在身上。
父亲戴着一顶五角星的黄色军帽背着祖父陈景洲留给他的帆布包，在一个寒冷的午后顺着逶迤向北的小路走远。到了一个土丘前，父亲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奎星屯，因为新奇而前来送行的人们渐渐散开了，只有刘氏和陈景洲还站在那儿守望。父亲想要微笑，一颗沙粒恰巧闪进了眼睛里。他站在那儿揉着眼睛，想起四月杨絮飘飞时面对一个女孩泪流满面，“我走了！”父亲在嗓子眼里嘟哝了一句，生平第二次离开了奎星屯。旷野在风中无比枯寂，风四面八方摇撼着走在旷野里的父亲，他就是孤叶，被风卷紧一堆枯草残叶中，浩浩荡荡地闯入了北京城。革命在全国已经闹了好久，奎星屯里革命的气息也逐渐明朗。
去北京的火车中塞了成千上万的人。铁皮车厢里，父亲挤在那些带着红袖章的年轻战友中间，想起若干年前车厢里曾装载着的煤。火车晃荡了不知多久，父亲身上已经沾满了各种各样的腥臭甚至还有腐臭味。这些味道仿佛植入父亲的肌肤中，很多年之后，每当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就能闻见飘在周围的那股恶臭。
火车忽悠一下停靠在北京站，借着惯性，从车上漏出了好几堆人，就像煤渣一样趔趔趄趄地倒在月台上。接着就是大堆大堆的人咆哮着往外涌。父亲被人潮连拥带推挤出了火车站。好不容易停在一个角落里，父亲整了整被挤得皱皱巴巴的衣服，发现少了两颗扣子，连刘氏烙的玉米面烧饼也丢了。并不明亮的路灯下，父亲悔恨交加，一路上都没有舍得吃烧饼，早知道全吃进肚子里就好了。一片雪花飘到父亲的脖子上，风把他的衣服下摆扯向两侧，北京的气温比想象中的更要寒冷。他抬头向四周张望，夜色、灯光和建筑物强悍的轮廓让他不知去哪儿。
“同志，你在这里！”一个响亮的声音传到父亲面前。父亲定睛一瞧，原是和他挤在一个车厢里的青年，他周围还有一群生龙活虎的战士。父亲笑了笑，从心底荡起一层肃穆感，于是点点头“嗯”了一声。年轻人张着嘴露出一排有黄渍的牙，他要求父亲和他们一起，父亲没有怎么考虑就答应了。他相信走在这群人中间会更暖和，在这个陌生的都市，远离了寒冷才会更有革命的斗志。父亲跟着这群人气宇轩昂，锐不可挡。他们饿的时候，会到任何一家饭店要东西吃从来不用给钱，店主笑容可掬。这情景起初令父亲有些不安，他怀疑自己沾上了土匪的邪气，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说出口。
我回忆父亲的历史时被这一段深深诱惑了。我跟着父亲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街道半空堆满了攒动的人头和此起彼伏的拳头，父亲的热情随着口号声燃烧起来，我坚信他是奎星屯的光荣。我和父亲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浩大的场面，即便是把奎星屯男女老少集结起来和这样的场面相比，那不过就像暗道里一窝老鼠的呻吟。父亲热血沸腾，他每每想到自己的足迹延伸到了首都，加入到这前所未有气势宏大的人潮中就不由兴奋。
一九六六年的这场人潮，汹涌澎湃地流向天安门广场恍若惊世之浪，势大力沉，撞击着父亲的心扉，也冲击着我的视觉神经。那一刻，我哑口无言。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一声高过一声，一浪接着一浪。父亲踩着磨破的布鞋，乱发随风飘舞。他离毛主席太远，除了眼前来回转动的后脑壳他什么都看不见。尽管这样，此时的风都是温暖的，血管里的血液汩汩流动，随时都有溢出来的可能。父亲心想那个原本遥不可及的伟人高高在上万人瞩目，此时他们却头顶着同一块儿天。他把心里正中间的位置留给了伟人毛主席，剩余的地方一片空缺。
就在父亲热血沸腾难以自制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女先倒下了，纤瘦的手从父亲的胸前划过，嘴角流着血洇红身上的那片绿，但眼睛还坚强地望着蓝天。一九六六年的冬天，父亲站在天安门广场前，拾起被昏倒的女孩划落的纽扣，将它紧紧攥在手心里，默默设想自己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路途，终于脱胎换骨。从此，父亲的手心寄养了一颗幽灵似的的五角星，蠢蠢欲动的它常在夜深人静时发出锋利的光芒。看它时，我能听见多年前从广场传来的声音久久回荡，响亮而激昂，其实这是历史指针转动的声响。
奎星屯的人们记得父亲回来正是一九六七年的新年，每家都挂了红灯笼贴了春联。父亲两手空空地走来，疲惫的脸上有红色的影子闪烁。他身上的衣服只剩两颗钮扣，破旧不堪，还散发着汽油和干草混合的古怪味道。脚上的鞋子却焕然一新，它是父亲在北京城里花了一毛钱买的。帆布包上沾着大块大块的油渍，红色的光反在上面远远看上去还以为是一枚勋章。父亲的动作疲惫迟拙，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父亲高大的身影在暮色中散发着孤傲的气息。父亲在那年冬天随着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重新回到奎星屯。大院外的雪地上好久没有人迹，只留下了父亲踩出来的黑色脚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