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牟其中风头正盛，他通过人找到还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在南方组织一个活动。于是，我邀请广东当时的风云人物钟华生，在广东为他们搞一个风云对话。没想到，初次见面，老牟的睥睨一切、不守常规的雄风着实就让我们吓了一跳。记得我刚宣布大会开始，还没有讲几句，老牟就抢过话头，说我先讲两句。这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全是老子天下第一，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的传奇，间或夹杂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一席雄侃下来，时间没了。他兴致很高，脱口而出，今天的饭局他买单，记者们自然欢喜异常。等吃完饭，他老人家却只顾用牙签清理口腔，全然没有买单的意思，后来还是特地赶来对话、却没插得上话的钟华生掏钱结账。第二天早上，当这位替老牟买单的人在餐厅同老牟相遇时，他竟然旁若无人，形同陌路。

        刚开始，我对老牟的行为非常不解--他也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的人物，怎么如此不通情理？后来我想通了。不兑现买单的承诺并不是老牟没有钱或者心疼钱，因为他眼里从来就没有钱。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老牟不是"周扒皮"、"葛朗台"式的吝啬鬼，否则他手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从他那里占了便宜的人。他的傲慢，他的冷漠，并非他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他志不在此。否则我们很难相信他这几十年是怎么穿行在暗礁密布、险象环生的社会之中。
        说起来，老牟也是开一代先风之人，要说教父，回顾中国商海江湖几十年，论衣钵传承影响之大者，至今恐难有人出其右者，如不信试举几例：当今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地产思想家的冯仑先生，当初毅然投诸于牟的门下，并在他手下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第一课；轰动中国一时、刚刚坠毁的中国"民间摩根"机构--"德隆号"飞船，直接是他的衣钵继承者；时下引领时尚，颇有影响的若干企业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无不受益于他《南德视界》这一中国企业第一内刊的启蒙……

        这些年来，老牟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国务院总理那样的人物：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让南太平洋的湿润空气改良西部的沙漠；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体包装，到美国上市，狂赚美帝国主义的钱；在东北亚，重新建设一个香港城；卫星上天，无限连锁，缓解就业压力，等等天才般的构思、狂想，哪一个是普通的商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老牟的失败，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情节太根深蒂固。其实在他最为火爆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或机构对他一直是讳莫如深、敬而远之的。他的首富荣誉、各种社会头衔，没有一个是由官方背景的机构认可的。说来可悲，一个自认为雄才大略、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弄了半天，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只是一个游走江湖的和尚、术士，始终被排斥在精英阶层的门外！

        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跟老牟同出一辙。禹庄主的许多格言妙语当时流传盛广，"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典型的农民语言，但对两个文明辨证关系的阐述，胜过许多宣传资料。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一个在商言商的老板所应该思考的，横看竖看，总有那么一股政治情结。其实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与他比较的对象--昔日的大寨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可能在老禹的心中，他认为自己从才能、头脑以及实实在在的业绩上都大大超越陈永贵。可惜他忘了，陈永贵的一步登天，与他本人的天赋、才智关系不大，只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相联。要不然，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讲究"血统论"、"唯出身论"的年代，政治历史异常复杂的陈永贵怎么可能经得起挖地三尺、一轮又一轮的政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善哉斯言！历史不可能假设，也不可能简单地重复。禹作敏忘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也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在部队并非根红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工作，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授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能够光荣入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呆了近10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邓小平成功复出，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由邓公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10来年的任正非，正当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和禹作敏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点理性的力量。当他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他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反而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力量和勇气，硬是打造出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终于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这些跨国的狮子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产品占领了一流的市场。

        任正非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激情、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
     
        大雨滂沱，汽车抛锚，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皮鞋。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及忧患意识。海尔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而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谐和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
      
         据说《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是任正非亲自撰写的，发表前还叮嘱部下，不准擅自改动一个字。读完这篇流传一时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文是新时期的《陈情表》。当年的李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让皇帝收回成命，得以在家中尽孝，而本人也因《陈情表》而青史留名。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以缠绵、细腻的笔调传递出复杂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他那样复杂特殊的身世背景才会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将其心中的万千感慨，通过笔墨倾泻而出。

        在文章中他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传递了一种深沉的诉求，"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上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

        "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
     
        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评道，"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

        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笔法"，明里是为父母大人鸣不平，暗地里其实在说自己--我一手缔造的华为虽然不是"根红苗正"的国营企业，不像他们那样纯洁，但是我们仍然像父辈一样，"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爱国爱党"，我们奉公守法，照章纳税，从不乱说乱动，所以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不要用放大镜检视我们的纯洁度，而要用宽厚、包容的心态认同我们、接纳我们。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任正非告诉我们，其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仅仅就是希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认同及善待他们这些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背景复杂的人。当然这种诉求是通过感人的细节描写来表达的，如老父亲将任正非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任母去世前，任正非已经早就是千万亿万富翁了，为什么任母他老人家还要苦苦攒下几万元，说是任正非不可能永远都好，留点钱好救他？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的父母亲曾来深圳与其同住，两个老人节约得近乎吝啬，"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实老任创办华为前，早就通过销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了上千万，否则他怎么敢创办一家费力耗钱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什么这么"小气"？
      
        原因只有一个，经历"文革"洗礼的他们，即便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其实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走廊上，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任正非在文中最后说，"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除此之外还传递了多种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关于华为的背景。华为的巨大成功，让国内外的诸多人士对其崛起的动因产生了许多的猜测，有人说任正非是高干子弟或者有高干背景，又有人说华为有军方背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篇饱含深情的美文一经发表，这些臆测之词便不攻自破。当然，擅长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过这篇文章让华为的员工及社会上众多关注华为发展的人，认识另一个任正非--在铮铮铁骨、坚韧不拔背后的"侠骨柔肠"，"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们担心的只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
华为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