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这样的老生常谈：一是以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地大物博，得天独厚，故此中国人是胜人一筹；二是以为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欠缺一股凝聚力，一盘散沙，因而贫穷落后、长期积弱。

凡是老生常谈，都总有点道理。中国人有潜能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以至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小中国」，都显示出中国人有点本领的。不少人更不期然想到，倘若整个中国都像这些「小中国」般发起威来，中国又焉会不是拿破仑口中令整个世界震撼的巨人呢？

问题是如何唤醒这个沉睡了百多两百年的巨人？清末以来，不少知识分子便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大致而言，梁启超、严复等浸过洋水的知识分子，都以为教育是答案；搞好教育，「民智」一开，其它天灾人祸便迎刃而解。事实上他们也真的拚了老命，要从教育入手，振兴中华——严复以其「信、达、雅」的笔触译了一本又一本的西方巨著；「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梁启超，则想透过大众传媒把中国人洗心革面一番。

无巧不成书，战后经济学研究的一大发现，正好肯定了教育的积极意义——投资教育的回报率远胜于投资机器。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读坏书」的杀伤力也是惊人的。共产制度对中国经济的摧残，史无前例；共产党的头头毛泽东便是在长沙师范学校（训练老师的地方）出身；长时期以来，共产制度的权力核心，也是操纵在像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人的手里。至于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把它的经济搞到乌烟瘴气的，也正是一班在英国剑桥喝过咸水的计划经济学家。故此，教育并不见得就是解决中国积弱问题的独步单方。

为了国强家富，百多年来中国人其实什么都试过，要不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行吗就来个「全盘西化」；再不是便土改、共产、大镬饭一番，甚至连「爹亲娘亲不及毛主席亲」这种有乖天理伦常的办法都试过了。代价付出了不少，但人民的生活可没有天天好起来。

唤醒拿破仑所说的巨人，到头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恐怕还是从人的本性上入手。邓小平策动「改革、开放」，显然就是出于这个机会——何苦要中国人做什么完人、圣人？只要老老实实地给他们改进一己生活的权利，那还怕经济不发展起来？这个简单的体会，一反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国族主义意识，把人而不是国家放在第一位；承认活生生的人，皆有七情六欲、私字当头。倘若要说张五常这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革命的文章，和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有什么共通之处，那就是这一个「私」字。

早在两百多年前，经济学的老祖宗阿当"密斯（Adam Smith）便已确定了这个私字是经济活动的灵魂，他更体会到只有群体社会，才有经济活动；只在群体社会，才会有生产分工，提高生产力；只在群体社会，才会有买卖交易，让人各竞所需，创造财富。不过，私心这股强劲的经济动力，与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又如何解决呢？如何让每个人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私心，而又不同时陷整个社会于一个打、砸、抢，弱肉强食的局面呢？这个问题要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产权理论的出现，才受到应有的重视。

张五常对产权理论的贡献，是把整个问题倒转来看：凡人皆私，那么在什么的条件下，每一个人才会尽情随心之所欲、发挥浑身解数，而同时使社会整体得益？「种瓜得瓜」，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个道理的背后，其实是假设了社会上已有一系列完整的产权结构——使用、转让、享有资源收入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完整，种瓜者也就没有得瓜的保证；没有这个保证，可能连种瓜的兴趣也没有，更遑论全情投入、「去到尽」了！人人不是干劲冲天、「去到尽」，整体经济又焉能只争朝夕地发展起来呢？张五常的文章，除了像阿当孕v密斯般确认了人的私心，他更罗列出一系列把这私心纳入正轨的条件。他把这些条件应用到中国的国情上去，其用心当然也是振兴中华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五常所踏着的，正是梁启超、严复的足。但张五常可没有像梁启超、严复般整天把国家、民族挂在唇边；可是从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的佃农制度——到这一系列围绕中国经济的文章，他的「爱国情怀」倒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张五常是有胜过梁启超、严复的地方，那是他采用了现代科学的验证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经得起事实验证的处方，肯定要比纯粹忧国忧民的书生之见较有效益吧！

无论是年资、学历、才智、心胸、见地，张五常都是我的前辈；晚辈替前辈写序总有点儿那个。但对张五常稍认识的人，都知道他百无禁忌，尤其厌恶论资排辈，故此他叫我写这篇序，我也就不用客气了。

有朝一日，在产权明确的中国，华炎子孙能拿出这科学的态度来大干私活，那还怕中国这个沉睡已久的巨人，不会站立起来，令整个世界地动山摇？

杨怀康   一九九三年九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