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后，有好些读者及朋友都问：赵紫阳怎样了？中国的前途又怎样了？我的例行答复是，在复杂的政治上，我没有水晶球，但从近几年来赵氏的经济政策那方面看，中国若没有了他，经济发展的前途就要打一个大折扣。
这是我有机会亲听赵总书记分析中国经改问题之前的事（以前我见过赵氏，但没有听过他大谈经济）。现在有幸听到了，更是心折。关于我对赵氏的经济分析的评价，已在《大同与小异》一文及回答《九十年代》杂志的一个访问谈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在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会见总书记的前几天，我对佛利民说：「你和我都反对政府干预，对政客的言行一向都是批评的多，称赞的少；但说真心话，考虑到赵氏的局限条件，几年来在经济政策上我实在找不到可以批评他的地方。不过，我恐怕会面时，他会说出政客所常用的那一套陈腔滥调来，使你听得闷在心头。」想不到，在会面时赵总书记的表现完全是一个学者的风范，令我如释重负。
可是，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行程中，佛利民所遇到的干部就远为保守，谈不上几句就说中国情况怎样特殊，西方的理论怎样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外人怎样难以明白，等等。到了香港，佛氏从英语刊物上读到不少其它的北京言论，不知是真是假，但与赵氏的观点大有不同。他显得有点困扰。
佛氏离港的前一天，我们赶到深圳一行。他很欣赏深圳的发展。在回程中汽车外漆黑一片，大家知道明天要分手，经过了十七天的相聚，曲终人散，不知何日君再来，车内感到怅然。过了许久，佛利民太太说：「史提芬，明年夏天你一定要带女儿到三潘市来看我们。」我漫应着，心中老是想着中国的问题。又过了许久，我终于忍不住说出心里盘算了很久的话：「米尔顿，中国的经改困难不是不够民主，而是不够独裁！」他回答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是那么想。」
明智的专政有利改革
差不多我所知的高手经济学者，都同意仁慈而又明智的专政，是对社会经济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困难的所在，是这样的独裁者就算是找到了，总不能长生不老，要是换了一个蠢材的暴君，怎么办？所以经济学者都不反对公正严明而又有清楚约束界定的民主投票。我们都知道就算是最完善的投票制度，也漏洞百出，但不得已而求其次，好的投票制度还是维护自由的一个可靠保障。
在《也谈学运》（见《再论中国》）一文中，我清楚地指出要改革一个制度，其困难自成一家，以投票的办法来作决策肯定是不会有什么上佳的效果。
中国的悲剧不始于文革，不始于大跃进，也不始于国民党，而是差不多有二百年的历史了。一个有先天智慧而又能刻苦耐劳的民族，怎可弄成这个样子？面对中国的体制改革，在几年前我就力排众议，大胆地在《为一丝希望写文章》（见《中国的前途》）的结论中写道：「中国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的主张是孤注一掷，在民主改革与独裁改革之间作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当然，目前的中国政制，说不上是民主，但很不幸，也算不上是独裁。两头也不是的政制，让你行一步你的，我行一步我的，将政策在什么「全会」中交易，所得到的结果不东不西，不左不右，不伦不类，那岂不是印度之路了？是的，若说印度的制度名称是什么，都会有人不同意，但说那里贪官污吏特多，贫富悬殊，民不聊生，就谁也不会有异议吧？
赵氏有综合高见的本领
西方学者所常提及的仁慈独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当然是指仁慈而又明智的。试想，仁慈的傻瓜专政，又怎可能会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仁慈、明智集于一身的政治家当然不易找，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假若二者不可兼得，取明智而不取仁慈也。这是由经济学上的柏拉图定律引申而来的一个含义：只要能有智慧把社会搞得欣欣向荣，国富民安，那么就算独裁者并不仁慈，他也会知道富有的社会对自己大有好处。
对于赵紫阳，我所知不深，所以无从判断他是否仁慈，但他的明智是显而易见的。我主要的证据，不是我在《大同与小异》那里提及过他的思想清晰，分析问题有条不紊，而是他能从近几年来我们常听到对中国经改的、五花八门的建议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在几方面的经济问题上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大致上没有矛盾的配套。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方面他对经济的整体要有深入的实际认识，另一方面他要能够分辨重点及其可行性才做得到。
是的，作为一个经改的领导人，能懂得怎样选择建议与综合，比任何其它因素重要。他不一定要有创见，不须要是一个理论家，也不必是一个逻辑高手。能懂得选择与综合是一种特别的才能，一个有创见的理论高手不一定具有的。这是说，我们不用吹毛求疵地衡量赵氏的经济学问本领，但他显然有上述的一种才能，那正是一个优秀的经改领导人不能或缺的。
郭伯伟与蒋经国的独裁权力胜赵紫阳
说香港是一个经济奇迹，没有经济学者会不同意。说台湾是半个经济奇迹，同意的经济学者会是不少的。但这些同样是以中国人为主的地方，多年以来的经济筹划可不是由什么投票取决，不是在什么会议中你争我让，而是由近于独裁者的决策者独行独断。
香港战后第一个有名的财政司郭伯伟，和跟着而来深受他影响的夏鼎基，比我所知的其它地区的财政司有更大的独裁权力。他们（和后来的彭励治）都有一条座右铭：「凡是政府不能肯定干得比自由市场好的项目，政府都不干；最佳的政府不是要立什么丰功伟绩，而是能减少错误的决策。」说这些财政司是聪明才智之士，是说他们在一方面有自知之明，在另一方面能判断什么政府能做得比较好，什么政府没有信心做得好。话虽如此，他们也曾出错，只是错得比较少罢了。（我也认为，假若郭、夏二人昔日有再大一些的独裁权力，香港的经济政策会更好。）
郭伯伟与夏鼎基都懂得经济学；彭励治虽然不是经济学者，但他是大好商人，在市场上身经百战，不知其所以然也知其然的。比起来，台湾的蒋经国，对经济及市场知识是应该大有不如的。但这个我曾经称为是「天之骄子」的蒋家长子，显然是具有相当不俗的判断与综合的能力。他的智囊众多，得到的建议也应该是五花八门。要是他不懂得取舍，台湾哪会有今天的经济成绩？
我没有足够的数据将蒋经国的选择能力与赵紫阳的相比。但以改革经济的困难程度来衡量——考虑到讯息的不足，教条的约束，政治的困扰，不同地区的复杂——赵氏今天所面对的，显然是比蒋氏昔日的困难得多。
盖棺论定，我对蒋经国的评价很高。对还健在的邓小平与赵紫阳，不管中国大陆将来的发展怎样，我的评价也是高得很，这是因为十年前的中国经济，与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在人类的共产政制历史中，从来没产生过这样的经验。评价只能以成绩作判断，不能以言论为准则。观乎此，高举一下邓、赵二人，将来的历史学者是不会反对的吧？
很不幸，从中国大陆今天的政治气候看，我们将来不一定有机会能将赵氏的能力与蒋经国的一较高下；但我仍认为适当的比较，是应该基于他们有差不多的独裁改革的权力。
蒋经国将台湾的经济搞得十之八、九，就推行投票选举这个「民主」玩意，大有意思。香港的郭伯伟及后来的财政司把香港的经济创造了奇迹，于是港人在今天也就大可奢侈一点，争取些什么直接选举了。要是今天的赵紫阳像他们当年那样拥有同样或更大的独裁权力，中国的普及投票也可以早来一点。要不然，像印度那样的「民主」投票，投来投去也是民不聊生的。
结论
假若赵紫阳不在，或失却了权力，中国的前途会怎样了？差不多每位身在海外而又关心中国的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中国近十年来在经济中的快速进展，是不能全部归功于邓、赵二人的。邓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将中国今后的经济改革问题转移到赵紫阳的身上，是很自然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第一时间回答是：假若赵氏失却了权力，那么中国走印度之路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了——那就是，垄断企业林立，管制丛生，贪污的权利按不同的垄断及不同的管制划分，官商勾结，富者大富，贫者极贫，等等。但从比较乐观的那方面看，就算是赵紫阳作不得主，广东及沿海地区以至温州的发展，与上海及华中、华北等地区对比起来，也是成绩悬殊，高下分明的；日后哪一方会受对方更大的影响还是未知之数。所以，中国的前途怎样还难以下其定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赵紫阳长生不老，继续拥有他以往八年所拥有的权力，中国不一定能冲破我在《私产化与特权利益的冲突》所说的那一关。他需要有足够的独裁权力去将既得利益的特权取缔。
一九八一年，佛利民看到我对中国的推断，认为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在今天，他承认我昔日的推断准确之极；他也认为中国的进步是足以令人震惊的。也是在今天，他认为我还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
假若赵紫阳是个独裁者，让他拥有像蒋经国昔日那样的权力而十年不断，我是乐意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跟佛利民下一个大赌注的。
二○○三年后记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内的「新权威主义」大辩论。不幸的是，香港的某些媒体大事宣扬，说我要「倒邓保赵」。真是胡说八道，而更不幸的是牵涉到佛利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七个多月后）的天安门事件导致赵老下台，其后北京好几份内部文件「或明或暗」地以此文「间接或直接」地把赵老加之以罪。于今回顾，当时是中国开放后权力斗争最严重的时刻，我一介书生，竟然无端端地被卷进去。可幸北京的朋友知道我这个人，明白那是香港媒体搞出来的一点误会。
是的，媒体有时比政治更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