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是近于荒凉之地。在冬天，那里整天阴阴沉沉，难得一见阳光，游客是不会跑到那里渡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里有颁发诺贝尔奖的盛会。去年十二月十日，是该奖的九十周年纪念，所有仍健在的获奖者都被邀请赴会，一时间礼服煌然，衣香鬓影——而那里礼服的租值也急升了。

 

我是因为高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被邀请到瑞典去观礼的。早一年，诺奖基金会曾请我到那里介绍高斯的贡献。虽然差不多所有行内人都说高斯理应在十多年前得奖，但姗姗来迟，还是令我为他喜出望外。

 

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却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委员给我长途电话，说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晚宴中，希望我能讲十五分钟的话。我不能婉拒，但我意识到可能是怎样的一回事，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了。几天前，史德拉（一九八二年诺奖得主）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在学术界盛会中，他一向都是演讲的最佳人选。我想，是要我代替史德拉讲话吧。我自知讲话的本领与史德拉相差甚远，但这问题还不大。困难是，在讲话时我怎可以不想到史德拉，而一想到他我就难以舒畅地发言了。

 

是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刚到芝加哥大学不久，在一个酒会中我遇到史德拉。我向他提出某一问题来，他哈哈大笑，说：「你一定是史提芬，是艾智仁的学生；只有艾老头子教出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蠢的问题。」他跟着带我去介绍给会上的长辈们，在我耳边轻声说：「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为他们像我一样，都知道你是谁。」其后在芝大的两年中史氏给我不少鼓励。

 

我和太太于十二月八日傍晚抵达斯德哥尔摩，由于长程飞行后实在疲倦，不能应酬了。九日清晨起来，吃过早餐后，就匆匆赶去听高斯的诺奖演讲。到了瑞典的科学院——高斯演讲的地方——听众云集，高斯还没有到场。我正在演讲室门前呆立之际，突然有人抱着我，高声大喊。我一看，是佛利民。他嚷道：「萝丝，妳看是谁来了？」

 

「是高斯获奖，我怎能不来？」我解释说。萝丝突然见到我身旁的太太，高兴到不得了。我对佛利民说：「高斯快来了，我要在讲室门外等他，你可否先进场，给我们留两个位子。」他欣然承诺，进场去了。过了几分钟，佛老从场内走出来，对我说：「很多人要『抢』我给你俩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们还是先进场来吧。」

 

进场坐下之后，佛老忙着给我介绍前、后、左、右的人，都是曾获诺奖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认识的，其实不用介绍了。过不多时，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头轻声地说：「高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门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应命走到门前去，见到高斯，紧握着他的手。灯光很暗，他定神一看，知道是我，慢吞吞地说：「史提芬，你来了。」「我当然要来！」他身旁的太太抢着说：「你的朗奴也来了吗？我很想见见他。」

 

我告诉她我的朗奴没有来，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儿子出生，见到高斯没有儿女，就把儿子起名朗奴，与高斯同名。其后每过一段日子，老朗奴就会写信给我问及小朗奴的事。后来小朗奴长大了，年多前与老朗奴见过一次面，跟着小的进了大学，就与老朗奴通起信来了。老「朗」寄小「朗」的书，小的读后就回信。高斯的太太既无儿女，又无亲属，希望能见到小朗奴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二）

 

大家进了演讲室，我坐下来，高斯缓缓地走向讲台，掌声雷动。主事人介绍高斯后，是高斯演讲的时候了。高斯说：「在宣读我的诺奖演辞之前，我要先说几句关于史德拉的话。你们应该知道，我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说几句感激的话……」室内鸦雀无声，而高斯述说史德拉的往事，着实感人，措辞也大有文采。史德拉死而有知，当可告慰矣。

 

跟着高斯宣读他的诺奖演辞，读不了几句就提到我，把我吓了一跳。他是这样说的：「关于这个经济理论的转变，我不敢说是个人的功绩。Williamson, Demsety，张五常以及他人的优越贡献，是我的着作受到重视的原因。」平素听人演讲，我做白日梦的时间多，聆听的时间少。但听到讲者提及自己的名字，就好像听得清楚一点。高斯讲到半途时，第二次提及我：「让我转到我的第二篇、诺奖委员会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耗费问题》……我认为假以时日，该文会将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改变的。我要补充的是，在发表该文时我没有这个意图……。但后来在六十年代与张五常的研讨，使我意识到该文对经济理论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这真是说得太客气了，使我为之汗颜。高斯一九六○年的鸿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来的。

 

讲座散场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长请高斯和我们几个人进午餐。跟着我陪同高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间，这时只有他和我，静静地畅谈了两个小时。他告诉我自从被公布得奖后，两个月来他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实在很疲倦了。他已近八十一高龄，头发俱白，不说其它，单是获诺奖的兴奋也不易应付了。我于是对他说：「那我就应该先走，让你好好地休息一下。不要忘记，明天是颁奖的大日子啊！」「你还是留下来吧，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是关于经济学的事吗？」「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关于你的儿子朗奴，我很高兴收到他的信，看来这孩子还是不错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样，对问题想得很深入。」「是呀，他来信说不明白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是很奇怪的问题，我要多想一下才给他回信。」「他的缺点是兴趣太多，对每一个科目都尽力而为，而对学问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这跟你一样，大概是遗传使然吧。」

 

无拘无束地畅叙了两个小时，我们的太太一起进来，兴致勃勃地倾谈着。房间突然热闹起来了。高斯把话题一转，谈到他得悉获奖后的一些趣事。

 

原来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公布高斯获奖时，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西亚旅行，听不到有关的消息。过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记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为突国的英雄。该国的总统请他晚宴，车子前往时沿途的群众向他夫妇挥手；酒店不仅把他俩搬进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门外悬挂红色的大横布，说高斯住在这里；离开突国时，航空公司方面把他俩「升」为头等客，起航之后，全机的乘客都有香槟酒招待，驾驶员则宣布是因为高斯在此机上而特别庆祝一番的。

 

诺贝尔若地下有知，应含笑于九泉矣！人类毕竟是崇拜英雄的。据我所知，在历史上，没有哪一项奖能像诺奖那样轻而易举地制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高斯在三十年前，早已是个英雄了。这个英雄形象，获得诺贝尔奖与否都没有关系。但对于不认识经济学的大众来说，拿不到诺奖，又怎算是英雄呢？

 

高斯认为他突然间跃升为英雄，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闹剧，但他显然还是感到过瘾之至。走笔至此，我蓦然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其思想深不可测，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后三年才去世，却没有得过奖。诺奖委员会又怎能自圆其说？

 

奈特的文章湛深难明，他本人在课堂上教学时更是天马行空，使一般学生如堕五里雾中。但他却有五个学生先后获取诺贝尔奖——也许还有一二人吧。这样的功力前无古人，也可能是后无来者了。识英雄，重英雄，我对奈特是五体投地的。

 

一九三一年，高斯二十岁，拿到了一项旅游的奖学金，从英国跑到美国去。到了芝加哥大学，他偷偷地走进奈特的课室，听了三课，若有所悟，写出了《公司的本质》一文，是反对奈特的公司理论的。六十年后，高斯以该文获诺贝尔奖。不算是学生，只偷听三课，奈特的启发和感染力实在惊人之至也！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银行请了十多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晚宴，来宾一共六十多人。阿罗（一九七二获奖者）与我被选为宴后讲话的人。起初我以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谢世的史德拉说些什么，但在宴前两个小时，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讲话是代表高斯的。原来高斯连日奔波，疲倦之极，要在颁奖的前夕多一些休息。

 

我演说从来不作准备，而在美国演讲时，座中有三几位诺奖得主，已试过几次了。然而，十多位诺奖得主在座的情况，却从未一遇！我虽不至于脚软，但总有点紧张。在晚宴前的酒会中，我首先遇到阿罗。我们没有见面十多年了，他一见到我，就热烈地跟我握手、言欢，使我感到一阵温馨，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了。接着见到佛利民夫妇、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说笑，气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时，我突然见到森穆逊，又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了！森氏是半世纪以来最杰出的理论天才，但自从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后，他变得沉默寡言，整天皱着眉头，使人有难以亲近之感。我很佩服森氏，但因为知道他的厉害，所以也对之生畏。

 

那夜见到森氏在座，我想，此公当年不到二十岁就锋芒毕露，发问从来不客气，我讲话后的听众发问，一般地说，我都可以兵来将挡，可是假若森氏返老还童，要以什么方程式来跟我过瘾一下，我倒不容易应付了。

 

阿罗先讲话，讲了三十分钟，跟着就轮到我。我走到麦克风前，向左一看，坐着的是佛利民，对着我笑容可掬，不住点头，示意嘉许。但当我向右一看，坐着的是森穆逊，只见他闭着眼睛，显得愁眉苦脸似的，一时间我凉了半截；不过，话还是要讲的。我胡乱地说了一些，是关于高斯理论对中国经改的影响。最后我说，假若我自己对中国的经改有点贡献，总而言之，就是我无形中作了「中间人」，把高斯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去。我又说，这「中间人」不难做，因为高斯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理论可以说得很浅白，是不难「推销」的。

 

我自己觉得话讲得不好，但在散场之际，佛利民走到我身旁，说：「你讲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来跟我们进午餐？」我欣然答应了。

 

当夜回到酒店，闲着无聊，挂个长途电话到香港给杨怀康，向他述说因为森穆逊在座，使我乱了阵脚，讲话讲得一塌糊涂。杨老弟听说我有难，高兴到不得了，笑得很开心，说：「这叫做牙擦苏遇到黄飞鸿！」我认识杨老弟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出这样中肯的话来。

 

十二月十日，是高斯的大日子。清早起来，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佛利民夫妇午膳去也。午膳匆匆，是因为诺贝尔的颁奖礼，人们要在下午三时到场，而大家要穿礼服，太太们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个多小时的准备工夫。女人在爱美上头自古「费时」，尤其在隆重的诺奖典礼的聚会中，男人对此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因为是诺奖的九十周年纪念，观礼的嘉宾就特别多，而颁奖的仪式也特别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错，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邻近的来宾不少看来是贵族，女的珠宝满身皆是，男的勋章胸前满挂。九十周年，也是说颁奖典礼已有八十九次的经验，的确办得有声有色。单是颁发五项奖状——物理、化学、医学、文学、经济学；和平奖则在挪威同时颁发——就用了两个小时，过程中没有冷场，很有娱乐性，显然是经过细心策划的典礼了。

 

我的感觉是该典礼的确隆重。早上十时，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场演习。典礼下午四时开始，但来宾要在三时抵达，三时四十五分后不准进场。典礼开始，音乐悠扬，喇叭齐响，登台的人要分成两队，按着节拍，缓步前行。瑞典国王最后出场，来宾肃立；跟着是奏什么诺奖礼曲、国歌，然后是主事人的演辞。接着每个奖项都有人作五分钟的介绍，而在奖与奖之间都奏音乐，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去年是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从莫扎特歌剧中选出来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乐助阵，对我来说，颁奖就几乎变得无足轻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时，颁奖典礼完毕。我见观众多，恐怕散场后街上交通有问题，便带着太太抢先离场。但向颁奖台上一看时，只见介绍高斯的那位诺奖委员向我们招手，要我们到台上去。上去后，该委员说道：「你们应该向高斯道贺啊！」我们走到高斯站立的地方。这时他（背向我们）面对着从台上另一边走来的众多前诺奖得主，他们一个个地跟他握手道贺。我等了好一阵，才轻拍高斯的背部，他转过身来，见到是我，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今后要多做一点工作，是吗？」我呆了一阵，说：「背后的人都等着跟你握手，你还是先招呼他们吧，希望晚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再谈。」

 

下台走出场外之际，太太埋怨说：「刚才高斯的意思是，要你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你为什么不回答他？」我没有回应，但心里在想：「高斯这个人真的是作研究『作』得痴了，以至不识时务。颁奖道贺，怎可以连致谢的话也不说，只管什么研究工作？」但我又想，若不是这样的人，又怎样能获得诺贝尔奖呢？

 

从颁奖会场赶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赶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厅举行。该处的大堂看来有四万呎的面积，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呎，是用石头建成的古老建筑物。宴会的宾客约有一千四百人（一说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墙上，有多个窗户，每个窗台上都站着一个持乐器的人。来宾坐定后，皇室诸人与诺奖新得主进场，乐器大鸣，跟着每一项食品进场，都鼓角齐鸣，侍者一队队地托着菜盘进场，秩序井然，令人叹为观止。

 

是夜，宴会所见到的偌大场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说的「钟鸣鼎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说孟尝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饮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尝君昔日宴请的是鸡鸣狗盗之徒，而诺奖的晚宴，珠光宝气之间，满目是身穿礼服之士。

 

假若我是诺奖得主，在该晚宴中我会想起某武侠小说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高斯没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剑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实上，近数年来，举世的共产政制兵败如山倒，转谈产权的重要，「高斯定律」之功不可没也。这样，高斯的「一剑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过后，是舞会的时间，但因为第二天要赶着返港，便忙着找高斯说几句道别的话，而千多人的聚会，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寻寻觅觅，看不到高斯，却遇到佛利民夫妇。他俩见到我们，就要我们陪着去跳舞，去看烟花。佛老邀请我太太跳舞，跳得龙精虎猛，说：「我不跳则已，一跳惊人。不惊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着他带我们去看烟花，是在那所谓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进去时需要特别的通行证。佛老是前诺奖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证的「权力」，就对守着室门的人说：「我有通行证，但要让我的朋友先行。」这样，我也看到烟花了，觉得它与香港的相差甚远，不值一看。佛老的太太萝丝说：「这里的人太斯文了，看烟花竟然没有一个呼唤的。」佛老一听，就大声呼唤起来！

 

是晚上十一时三十分了，还是找不到高斯，佛氏夫妇要回酒店休息，我们也就跟着离场；回到下榻的酒店，与太太畅谈典礼与晚宴中的趣事，睡时已是凌晨二时了。还有九个小时就得离开此地到机场去。不能与高斯说再会，不免感到怅然。

 

早上八时多，我还未醒来，电话铃声响。拿起话筒一听，对方是高斯：「是史提芬吗？你们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么时候离开酒店？」「大约上午十一时。」「我想再见你们一面多谈几句，可否到我的酒店来一同吃早餐？」「我们要整理行装，时间无多。」「那就让我们到你们那边去，九时半一起吃早餐好吗？」这使我又惊又喜。

 

见到高斯夫妇时，我和太太都责怪自己做错了。无论要怎样赶时间，我们也应该到他们那里去吃早餐的。高斯太太的背部欠妥，行动本来就不方便，而我们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伤了足部，要用布扎着才能到我们的酒店来。

 

他们既来之，我们逼着要「则安之」了。我强笑地跟高斯谈话，而我太太则与高斯太太亲热地说着什么。在谈话之间我无意中听到高斯太太对我太太说：「假若你是我的女儿，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说：「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