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我读过很多书，当然包括他家的文章了。六十年代后期也频频走进图书馆，但主要是看资料，少读论著。一九六九年起，我差不多完全不读他家之作。间有评审学报文章，过了几年只同意评审我认为可能是重要的，但后来连评审也谢绝了。数据与文件资料七十年代我看过很多，但八十年代起我用的资料主要是自己的观察。

这个数十年不读书的行为，不是懒得读，而是刻意不读。惹来不少非议。但批评的人忽略了我曾经读过很多很多书，也从来没有叫后学的不读。我认为一个学者有读书的时候，有思想的时候，而如果要独自思考，最好是不读他人的有关论著。这是战略。

上期在这里发表《覆小凯》，其中提到如下的往事。我想出佃农理论之前没有参考前人的有关分析。当时不是刻意不参考，而是不知道有前人分析过佃农分成。我的佃农理论只一个晚上就想了出来，完整的。跟着多花两天反复审查，找不到错处。其后知道前人的分析截然不同，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追寻前人之见与鉴别不同之处，衡量谁对谁错，而错的究竟错在哪里。

真的，如果当时先读前人的佃农分析，有九成机会我会跟着他们错下去。马歇尔把他之前的百多年的、起自史密斯的佃农无效率传统，以几何分析证明了出来。不容易看得出马歇尔错在哪里。如果我当年想不出三十八年后的今天还被一般学者认为是正确的佃农理论，合约理论与公司理论多半不会有今天的规模。

问题是，如果我的佃农理论没有出现，要等多久才会给他人想出来呢？很难说。我的理论不湛深，而D. Gale Johnson及一些前辈早就觉得传统的理论有问题，只是找不到错在哪里。史密斯的传统与马歇尔的分析有说服力，而书本又说佃农与地主一般是五五分成，没有变化。我的理论肯定分成率是有变化的，而为了这肯定不断找寻，得到的证据是分成率变化很大：中国一九三二年的地主分成率是由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九到最高的百分之六十九。

不管怎样说，一个学者是沧海一粟。如果我只是创立了佃农理论，没有其它，也算是作出了足以对子孙们说说的贡献。这贡献来得不难，但要碰巧，而此碰也，主要是碰着我当时没有读过前人的有关之说。所以起码在一个例子上，不读书是正着。

因为佃农理论而导致的合约选择分析，算是同组吧。我第二项比较重要的贡献是推翻了当时盛行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理论。有关这话题的文章，六十年代初期我读过很多。愈读愈胡涂，所以当一九六九写此题时，有佃农理论的经验可鉴，刻意地不再读。这一回，读与不读的分别不大，因为传统的论著大部分胡说八道，不像马歇尔的佃农分析那样「明显」地对。胡说八道的读物有一个好处：不会误导。

跟着写中国婚姻要找资料，然后靠自己的想象力，前人怎样说不需要管。《蜜蜂的神话》，因为事实与米德所说完全两样，只花了个多月搜集资料，然后潇洒一番。是雕虫小技，可以传世是意外的收获了。我用了长时日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然后花了一年多写出自己认为重要的《价格管制理论》，也是刻意地不读他家之说的。想不到，这篇巴赛尔及几位朋友认为是数十年一见的作品，今天彷佛石沉大海。

一九八二年初动笔写今天好些人认为是我贡献最大的《公司的合约性质》，写前只重读高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其它的有关文献我六十年代读过，之后出现的我翻两翻，不敢真的读。至于后来我发表的比较称意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的范畴》，也是不参考他家论著的作品了。二○○○年以中文动笔写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综合自己平生所学，更是刻意地完全不参考什么。

书是不能不读的。要读多少呢？要读很多。这是肯定的。问题有二：一、应不应该不断地读下去；二、在尝试一个新项目时，除了资料，要不要先参考他家之说。我自己的选择，是有读书的时候，有独自思想的时候，不应该不断地读下去。于今回顾，这选择是对的。但写新题材，要不要先拜读他家有关之说呢？这比较困难衡量，因为我闯过一次祸。那是我写《蜜蜂的神话》时，写了另一篇关于界外效应的文章，是副产品。巴赛尔认为这副产品比《蜜蜂》一文更重要。闯祸是因为完稿后，一位同事说文内的一个精彩重点，有前人说过！怎么可能呢？我立刻找到前人之作，重点果然一样！这是不容易遇到的不幸机会了。结果是我的文稿搁置下来，没有发表。不久前找到该文稿，出版英语文章结集时会放进去，以前言说明与前人巧合的不幸。

学术研究是不容易的工作，要有创意更困难，而在这困难中要得到重要的创新贡献，简直难于上青天。虽然我喜欢夸夸其谈，但内心深处知道学问是茫茫大海，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根本无足轻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蠢我也知道，搞学术的重点是为兴趣，要传世就一定要博几手。既然自己不重要，博中了可能重要起来。这摆明是无本生意，非做不可的。

朋友，你要不要在学术研究上博一手呢？如果要的话，你要想想自己的读书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