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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2)干预教育灾难必然

(2006-03-02 17:26:05)
分类: 五常谈教育

与五十多年前我在香港作学生时相比,今天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当年官立的只有港大、理工,与一小撮中小学,都是名校,而私立的中小学不少有口皆碑,令人羡慕。五十年代中期,学位短缺,「野鸡」私校群起而出,可幸出钱的家长不傻,这些新校力争上游,办得很不错。我的一位今天在生物学上得享国际大名的外甥,是新法书院培养出来的。

离开了香港二十五年,不知从哪时起教育制度开始闯祸。首先是听到教育司署的权力膨胀,干预课本的选择。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淘汰了我认为是好得不得了的《中华文选》,其后英语课本再不容易见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喜欢背诵的文章。

七十年代中期,政府资助教育开始淘汰私校。我的母亲把一间工业建筑租给一间私校营业,每年要补地价。该校办得不错,有原则,但因为政府津贴的学校教师薪酬急升,私校只聘用低薪的,斗不过,节节败退。从来不过问母亲的事,但她见该私校交不出租金而要诉之于法,我身在美国也干预。我的本钱是母亲最爱的儿子,吵、吵、吵,一说身体不适她就让步了。聪明绝顶,她不可能不知道儿子在说谎,只是爱子心切,无可奈何。八十年代中期,该私校不交租也守不住。是政府,不是我的母亲,把该校淘汰了。差不多所有私校都遭淘汰。

不久前香港有两位教师跳楼自杀,有说与政府推出的「教改」有关。希望不是吧。如果真的有关——只有天晓得——那么自杀是判断错了。政府花那么多钱搞教育,懂也好,不懂也好,他们多多少少要推出一些「改革方案」给市民看。市民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大群跑出来破口大骂,「方案」就过了关。这样,作为教师的要不是辞职不干,就是为了饭碗而随波逐流,没有其它选择。随波逐流有违己愿,但工作情况不会太坏。人做你做,交差算了。

没有谁会像我当年在港大那样,写信给一位副校长,说:「要管我吗?请你先拿出一点学问来!」听说这位副校长给我气得扎扎跳,但没有死,后来校方不给他续约,回到老家去了。

除了因为增加了政府干预,我们无从解释今天香港政府花那么多钱搞教育,求学气氛远不及五十年代。当时我是个逃学生,十试八不中,但口琴比赛了得,乒乓球左推右扫,下象棋闭目让双马,同学们都给我一点情面。留级归留级,总有老师看得起,认为逃学是我的专利,要学时总会指导一下,而有些给我启发,培养了我的好奇心。说实话,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读中小学,除了两三位我讨厌的老师,校园的求学气氛很不错,只是没有钓鱼或放风筝那样过瘾罢了。

想当年,语文课本是老师自选的,要怎样教政府完全不管。好些老师闷得怕人,但精彩的彷佛当年西湾河海旁的说书人讲武松过冈。自小学得快,懂得举一反三,只听一位精彩的国文老师摇头摆脑地教一次《滕王阁序》,我知道所有古文都要摇头摆脑地读。舒巷城曾经说,我的文采是当年摇来摇去摇出来的。可不是吗?文章读来没有节奏,不可能有文采。

香港的中小学今天搞教改,自己不身在其中,所知不详,评价难以妄下。但香港的大学八九年前推出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这里译为「研究评估操作」),我曾经参与。跟「教改」异曲同工,这「操作」一则可圈可点,二则见笑天下。那是要大学的教师按时提供文章的发表数量,是合著还是独著,在哪份学报发表,等等,起初一年一次,今天减为五年一次了。资料提供后,某些不见经传之士替学报的不同名头打分,加上什么这样打那样算。学问的高下可以计分已是天下奇闻,以之决定薪酬或经费更是胡而闹之。

不要说我这个曾经拿过零分的大教授认为葡萄是酸的。他们今天重视的文章引用次数,一位朋友最近算,我的英语学术论著平均每篇被引用五十一次。这是说,只一篇就比昔日给我零分的头头的平生所著的引用次数高出十倍以上。如果当年多带博士生,平均引用次数大可倍升而破纪录。要拜我为师的学子无数,但我是个喜欢独自思考的人,从早到晚想自己的,不容易管他人怎样想。

其它学系我不懂,无从衡量,但经济学是过来人,知道要在名学报发表文章易过借火。有三个条件。其一是英文要写得好,其二要懂得学术文章的规格,其三要受得起学报编辑及评审员的气,他们要怎样修改就怎样修改。首两项我是专家,只是第三个条件不及格。从来不妥协,想了一年才写出来的几十页纸,玉皇大帝也不能动。

回头说因为政府干预而在香港的大学搞起来的研究评估操作,以我所知的经济学而言,是鼓励了产出废物。上述的三个足以在正规学报发表的条件,没有一个是关于思想创新与启发性的。正相反,一篇思想创新或有启发性的文章,要在正规学报发表着实不易。这是因为除了很少数,懂得判断思想重要性的高人,不会花时间编辑学报或评审文章。

想当年,史密斯花了十二年写《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今天香港的大学研究评估,可能千考虑,万考虑,格外宽容,给他三分(书本可能不算)。之后史老每年皆零分也。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德,影响了我这一代,以香港的伟大评估算,年年零分。区区在下只拿过一年零分,仅在戴维德与史密斯之后,排第三,也算是天下高人了。

我往往怀疑,为什么曾经管治香港百多年的大英帝国,学问与创作的成就高得那样超凡。牛顿、史密斯、达尔文、莎士比亚、狄更斯、端纳等大师,其成就雄视百代,都是英国的。只是大概地看。以我熟知的经济学,边沁、李嘉图、米尔、马歇尔、凯恩斯、鲁宾逊夫人……,数之不尽,都是英国的。以香港今天的研究评估,这些大师不容易合格,更不会年年合格,但朋友,你认为今天的香港经济学者中,有一个可以挤进他们的行列吗?这样问,是因为自己退了休,不算(一笑)。

毋庸置疑,香港政府在教育上花钱太多,搞得太甚,一塌糊涂。香港教育最可观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应该回复到那时政府资助教育的财政预算比率,将那比率用于今天,然后什么都不管。政府花钱少,教师之外大家懒得管。只是我欣赏罗范椒芬,衷心的。让她作义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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