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慎论"伪科学”
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通过电子邮件给几百名学者发信——《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号召学者们联合签名，废除“伪科学”提法。在这封长达两千字的电子邮件中，宋正海称，“伪科学”一词原来是指“伪造科技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但现在却被人滥用，“打击的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挑战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和民间科学。”
宋正海在信中向有关部门提出三大“恳请”，“恳请学术界彻底搞清‘科学’的定义，恳请谨慎使用‘伪科学’一词，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
该活动征集到150名学者的签名支持。然而，何祚庥等院士则认为这场签名活动“非常荒唐”。
我加入了支持宋正海先生的行列。我认为，何祚庥院士等应当慎论“伪科学”
早在二十多年前——1982年7月18日，我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审慎地对待科学的是非》一文，提出应该慎论“伪科学”。现把原文照录于下，以表示对宋正海先生的支持：
闲暇时，随手翻翻《西游记》，对第五十八回发生莫大兴趣：两个孙行者，长得一模一样，打打骂骂，这个说“我是真的”，那个说“他是假的”。玉皇大帝令托塔李天王用照妖镜照，唐僧念起“紧箍咒”，也无济于事，不辨真假。后来，到底是如来佛法力广大，认出假悟空乃是六耳弥猴所变，用金钵盂将他捉拿，显出了原形。这段颇为曲折的故事说明，即使在神话世界，识别真伪亦非易事。
在科学王国中，有真科学，也有混进来的伪科学。识别真伪科学，更非易事。纵观科学史，常常可看到这个说“我是真的”、那个说“他是假的”之类尖锐斗争。科学，就在识别真伪之中向前发展。
我国古代便有“伪学”之说，宋宁宗时，朱熹为道学领袖，韩胄与他不和，就指责道学为“伪学”，把朱熹之徒斥为“伪徒”。直到韩佗胄在与金兵作战时大败，被杀，道学才开禁。由此可见，在很早以前，人们就用“伪学”作借口来压制对手。
在现代科学史上，真伪之争，更是屡见不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初创之时，就曾被指责为“伪科学”、“科学上的达达派”（“达达派”是一种主张虚无的艺术流派）、“典型的江湖骗术”。在柏林，以保尔·魏兰德为首成立了“德国自然研究者保持科学纯洁工作小组”，于1920年召开了“反相对论大会”。更有甚者，一位传记作家造谣说，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很喜欢读一本“伪科学”的书，由此证明爱因斯坦的“伪科学”由来已久。其实，爱因斯坦所读的“伪科学”著作，就是伯恩斯坦的《大众科学丛书》。1921年，爱因斯坦尖锐地回击了那位传记作家的诽谤，答道：“伯恩斯坦的书现在也还是本很好的书，在以前那个时候它则是这类书中最好的。它对我的整个发展过程起了很大的影响。”历史证明，爱因斯坦并非“伪科学家”，而是道道地地的真科学家。
现代科学史上真伪科学之争的典型事例，莫过于苏联的“李森科事件”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由于学术见解不同，曾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过几次论战。自从李森科逐渐崛起，参与了论战，把学术争论带上政治斗争色彩，陡然改变了论战的性质。李森科把矛头指向担任苏联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职务的生物学界权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斥责他为“人民的敌人”、“唯心主义者”、“托洛茨基代理人”、“戈培尔的宣传工具”，把瓦维洛夫所坚持的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伪科学”。1939年，李森科在他主编的《春化》杂志上，抛出了《论遗传学中的伪科学理论》，从所谓“哲学”角度进行批判，硬是把瓦维洛夫的理论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杜林的思想”拉扯在一起。就这样，李森科置瓦维洛夫于死地。
然而，纸包不住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迅猛发展，以铁的事实说明，真正的伪科学倒是李森科的“理论”。1964年底，李森科终于被免职。人们称这位倒行逆施、统治苏联生物界几十年的恶棍为“伪科学家”。瓦维洛夫虽然蒙冤死去，但他是胜利者，是真正的科学家。为了辨别科学的真伪，瓦维洛夫付出了血的代价！
科学与伪科学是不相容的。科学是客观的真理，伪科学是对客观的错误观念。我们是反对伪科学的，但也要警惕或出于有意，或出于无知，给科学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我们应当像如来佛善于区分真假孙悟空那样，善于辨明科学的真伪。科学与伪科学的试金石是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