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诗歌文化本身就是进步的，一直在不断的突破中发展。宋词，正是由于打破了唐诗的格律形式，建立了一种更有节奏、略有张驰的新的表达方式，使得汉语语言的魅力在唐诗的辉煌高度上又得到了进一步彰显。那么让我们看看现代汉语新诗，形式上已经完全打破了唐诗宋词的局限，从此告别了格律和形式的束缚，不拘一格，为什么却出现了一种语言的诗歌竟然有“同形不同宗”的错觉？“自由”是现代汉语新诗所倡导和追求的，但是我们在突破的同时是否进步了，是否由于我们而将汉语诗歌文化又向一个高峰推进了，这是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现代汉语诗歌未来的方向不是向西方文化靠拢，不是背祖离宗。学习意味着进步，忘记历史则意味着背叛，丧失语言自尊、向西方文化献媚的写作行为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背叛，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应该遭到唾弃。
由此，我也更进一步理解了鲁迅、毛泽东等人致死都不写新诗的缘故。对于他们宁缺毋滥的固执，在此我不得不表示尊敬，他们是那一代人中最有汉语语言自尊的人！另外，还有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徐志摩等等。尤其徐志摩，其实他也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洋书生，但就凭他“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句子，就足以让我看到并钦佩他建立起来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尊严。
当代诗人中，我认为：莽汉诗人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自尊心是值得推崇的，是我们必须给予尊敬的。
首先，我要提到的是万夏，这个现在几乎已经罢笔的诗人，他对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贡献，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他那强烈的汉语语言的自尊心。在他把《丧》、《宿疾》、《农事》等充满汉语语言意境和情趣的小说及诗歌写完后，几乎淡出了，这正是由于他的汉语语言自尊心太强了。他的先觉，他的创作实践已远远超出了当下人的理解范围，在此，我不便详尽地分析其作品，但我必须要强调他的创作态度，他的干净、他的语言、他的存在，为几乎堕落的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提供了一个出路。
另外，就是李亚伟，他的野性十足、硬铮铮的莽汉诗歌语言，与其说是对现代汉语语言的撕裂，不如说是他为正处于迷茫的现代汉语诗歌提供了一个抒情诗的范本，在现代派诗歌运动中，他的出现（《豪猪的诗篇》，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无疑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把西化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们煽了一个正着。这是一记来自汉语语言的最有力的回击，李亚伟的作品无疑使阅读者眼睛一亮，让他们看到了区别于那些在现代诗坛上盛行的、占据主流地位的“香蕉诗”的存在（即，对前文所提及的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此我打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恢复了汉语诗歌的真实面目和自尊。
目前，他们的存在和逐渐被重视，让我感到了一丝的欣慰，其实莽汉以及许多维护了汉语语言自尊的优秀诗人们，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提供了一个个真正的、属于现代汉语语言的好诗文本。
这些诗人及其作品，比较现在的“口语”、“下半身”、“知识分子写作”、“中间代”等等，热闹且低级的流派纷争，无疑使我们的汉语诗歌没有因此失望，而且看到了希望！其实这些争论都是些不进步的表现，是文学初级阶段的假争论、是假面红耳赤，其背后仍然是名利、是假、是严重缺乏汉语语言自尊心的表现，是不值得提倡的。主义与流派，是一种西方文化的圈套，让写作者热衷于从西方文艺理论中寻找骨头，支撑无法自拔的头脑，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写作怪圈、远离现实生活。实际上这是一种品牌意识，有点像为写作贴上一块世界名牌、中国制造的标签，因为不这么“贴”一下，他们生怕找不到自己，生怕要表达的不被人理解，怕阅读者产生误会：这又是哪个国家的翻译作品？
难道“知识分子写作”、“智性写作”、“大史诗”就可以为你解脱了吗？就可以让你无视汉语语言的自尊，为你的不知所云、故作高深、远离现实生活的作品找到一个借口吗？“口语”是不是就因此遮掩了通篇的口水话？“第四代”、“八十年代后”、“中间代”的划分难道就让中国现代文学分出了优劣与高下吗？就能够迅速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了吗？这里面还有商业炒作，这些其实也都是一种丧失了语言自尊的写作行为。
这些话题与争论，无疑是延续。自上个世纪“朦胧诗”、“第三代人”掀起了诗歌的热潮后，已经形成了一种打法，一种模式，后来者的效仿、复制，其实是低级的。最可惜的是他们当中还不乏才华横溢者，然而正是这些“精英”的误导、无视汉语语言自尊的创作，对西方文化不自觉的献媚，对文化的危害也自然最大了。
“流派是陷阱、主义是圈套”，这是莽汉在发起初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亚伟针对当时中国诗歌派别林立而旗帜鲜明提出的。现在，我还想进一步重申并强调指出，莽汉不是诗歌流派，从来就不是。如果一定要是什么的话，莽汉不过是一种诗歌现象，一种文化态度，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一段颇有魏晋“建安风骨”的传奇文学往事再现。“……他们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而是洒脱不拘行为放荡；他们不再重视那些烦琐无用的经学儒术，而是竞相写作抒写胸怀的文学作品了。”（取自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页。）这正是莽汉的真实写照。莽汉诗歌从根本上是抒情的、是感伤的，张扬的是汉语语言的个性和“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而所抒之情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任意放纵的情感，几乎不用理性加以节制。而且莽汉诗人的情感内容相当丰富，其格调是感伤和彷徨的，他们偶尔的慷慨悲歌，骨子里也是迷茫和绝望。他们几乎完全承袭了中国诗歌的传统风范，“感物”或者“言志”，敢于歌哭笑骂，无所不为，却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足以安身立命的“志”。马松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是“假”，“假”害了你一生，也正在害着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这就是莽汉讲究做人和做诗的态度，一个“假”字的抵制，俨然道出了这群具有汉语语言自尊心的天才诗人们不断摒弃和追求的努力所在。
莽汉，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一道风景，他们的创作，让处于文化迷茫状况的现代人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终于在现代汉语诗歌中也着实领略了一番前人的行为和文学遗风，并引证了今日的复现。如今，莽汉诗歌群体早已解散，但莽汉的影响是跨世纪的，他们影响的是未来，他们以恢复和重建现代汉语诗歌的尊严为追求，坚持写好诗、写真诗，他们要摆脱的是西方文化的干扰，他们干的不是破坏，而是干脆、直接地与众多坚持以汉语语言尊严写作的诗人们携手，把“香蕉诗”的主流地位颠覆！
（下接《汉语的拒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