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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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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年,但是,当年我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全过程,几次经历生死的情景却沥沥在目,永不忘怀。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还在云南曲靖军分区独立营七连当排长时,被部队选送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参谋队学习,学制为一年半,才半年多一点吧,中越边境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当年年底,军校的政治队、机炮队接到上级命令,各自速返部队准备参战。参谋队继续留校深造,暂时没有参战任务。

       可七九年的元旦刚过,李文清校长亲自召集我们参谋队紧急开会,会上宣读了昆明军区参战命令,11军、14军的学员各自归建部队,云南、贵州省军区下属部队的学员统一去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参战,在实战中学习。

       当时我就想,能在和平时期赶上这么一场真正的战争,也是三生有幸了。既兴奋,又紧张。

      我们参谋学员是部队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门的骨干,可以说也是昆明军区的军中骄子,88名学员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孩子,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中将儿子王晓焰也是我的同学,军、师级首长的家庭多了去了。他们那么高贵的身份都能上战场去,我一个知青入伍的军人算个啥,国家需要时刻更应毫不犹豫奔赴战场。第二天,军校就给我们每个学员配发了一支五四式手枪和一些必需品。

           元月五日,我们两省军区的学员共14人在中队教导员和教员的带领下,坐了一天的车就到达边境小城金平县,先驻马鹿塘大队,后转移至勐拉农场。那时农场的知青都已跑光了,只有少量老职工和家属留守在那里。

       我和李辉映、李存贵被安排到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二团作训股当参谋。对外番号为35504部队,原是地方部队,担负党政机关、重要设施的警卫任务。军事素养、作风养成、武器装备均不能与野战军相比,令我十分担忧。好在不久,从济南军区调来近千名老兵战斗骨干补充该团,全团改制甲种团,编制为20个连队约2700余人,这就大大增强了该团战斗力。

      接下来就是 临战训练。团参谋长欧龙文带着我们几乎每天下到各个连队帮助训练,我主要教爆破,指导战士如何正确使用导火线、雷管、tnt当量,并作示范多次实爆;小李教营、连干部军用地图使用方法。真正是临阵磨枪,不快也亮。

      邓副总理访美回国后,我们的备战更紧迫了。战前,我们得到的绝密消息,这次战争原则是三个一点:时间短一点,规模小一点,纵深浅一点。我也悄悄地写好了给父母的遗书,作好了牺牲准备。唯一的想法就是:活着干,死了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万炮齐鸣,大地震憾。我11军炮团和各师炮团的上百门榴弹炮、加侬炮、火箭炮的炮弹伴随一条条火龙,齐刷刷飞向越南的越军阵地,把整个夜空照的彤红,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面打响了。不一会,越军反击了,他们的炮弹也有一部分落在我国境内,没有很大威胁。我们团作为11军预备队,隐蔽在国境线我方山背一侧,等待出击的命令。

      战争开始第一第二天,我团没有作战任务,只是隐蔽待命。其他部队进攻推进和消灭多少敌人的消息不时传来,让我们群情激昂,但我们也只能干着急,没有命令,谁也无权行动。

      我团于二月十九日下午从金平的那发“中越友谊大桥”开进越南莱州省封土地区,任务是保障友邻31师侧翼安全。没想到,刚进入越南,我就差一丁点就被“报销”了。

      那天下午时分,我们一行营、连干部二十余人,在欧龙文参谋长带领下,先于大部队进发,乘坐一辆解放卡车去越南省封土平寨地区看地形。车刚开过金平县那发口岸的中越友谊大桥约三、四百米,31师师工兵营一辆北京越野车“哗”地从我们车傍超出,不到五秒,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前面刚超过的北京车被炸了个底朝天。原来,他们压到越军埋在沙石公路上的反坦克地雷。车上四人当场全部牺牲,景象惨不忍睹。

       我们赶紧下车,将烈士的遗体抬到我们车上运回国内。真是惊险,要不是他们突然超越我们的卡车,那么,被炸死的就一定是我们,全团的损失就太大啦。

      不能坐车,我们就只好步行。大家都是头一次参战,经历刚才惊恐一幕,心情还没平静,手枪的子弹都顶上了膛,时刻作好战斗准备。

       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多越军士兵的尸体,在太阳底下爆洒,发出阵阵恶臭,那是友邻31师前一天的战果。

      到了平寨看好地形,对各连安排了防御阵地。我受命接受了特殊任务,带领一侦察班继续前行进行敌前侦察。此后的十几天里,我一直战斗在全团的最前沿。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但我明白,我要给战士们做出榜样,处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只有我带头,战士们才会更勇敢。我将全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形成梯形行进。

       到了老虎冲地区,我们发现一处空弃的越军营房,我亲眼看到,营区内的军被和我军一模一样,大都日用品都是我国上海、昆明制造的,仓库里的大米麻袋上都有“中粮”字眼,令人愤概。同时我们搜到了一些军事文件。

      我们继续前进,为防越军偷袭,根据地形,我重新将侦察班分为二个组,一路沿着公路,另一组顺山坡行进,以防意外时能及时策应。突然,路边的草丛有声响,我压低声:有情况。然后迅速举起手枪大喝一声:空得动,侬松空叶。即越语:不许动,交枪不杀。正准备开枪射击,只见草丛中慢慢站起一名越军士兵,双手举过头顶向我们投降了。

      原来,这名越军士兵前一天被我友邻部队打伤了大腿,昏迷了过去,刚醒来就正好遇到我们侦察班,如不投降,肯定会被我们打死。反之,他在暗处,要是反抗,我们也是处在最危险境地。

      通过步话机,我向孔天增团长报告了这消息。孔团长高兴地说:很好,很好。你们不要弄死他,我们要他情况。

      我让一个战士为这名俘虏简单包扎一下伤口,还给他吃了点压缩饼干。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便连夜派了两个战士,将俘虏押送到团部去了。这也是我们团抓获的第一个越军战俘。

      当天晚上,我就和侦察班的战士们一起和衣睡在山腰上。越南的气温反差很大,白天行军侦察浑身出汗,到了夜里只披裹一件军用雨衣,使人冷的发抖,根本无法安然入睡。我就把白天发生的事都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又东想西想,想到远在上海的父母正在为我担惊受怕,想到我的亲朋好友------,迷迷糊糊等到天空发白。

      我心里明白,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打响,更多的危险、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我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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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赋在家,写了一些当年参加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纪实经历,最近一个时期在头条公众号连续发表,引来数十万网友阅读,许多人还留下了热情洋溢的评语,充满了正能量。
      更高兴的是在热心的战友帮助下,让我联系上远在云南已失联40年的老战友,心情无比激动。那时我们正年轻,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像电影一样回放在脑海里。那些经历了浴血奋战的战友大多都已年过七十岁,最小的也已六十多岁,几乎都成了爷爷、姥爷级。文中提到的欧龙文参谋长,战后不久提升为团长,一营长钏启钰提为副团长,三营长孙汝明提为副师长,从昆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退休。储参谋后来转业在昆明担任高新区党委书记,史参谋、周参谋、李参谋现在也已退休安享晚年。周光明班长于八十年代中叶转业,在红河州的蒙自担任单位领导。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多多少少当年年轻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向参加保家卫国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再次感谢今日头条公众号给我带来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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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0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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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历史

      我保存着一本泛黄了的笔记本,尽管已很陈旧,但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在西南边境那场血腥的自卫反击作战的每个日日夜夜。
      一九七九年的二月十六日的傍晚,大战在即,我訴在的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二团二千七百余指战员,趁着夜色从金平县的勐拉农场悄悄开进至那发口岸国境线我方一侧的山背隐蔽待命。那天的晚餐加了点菜,大家还喝了点酒,紧张、兴奋,谁也无法入睡。
      二月十七日的凌晨天还没亮,军部一声令下,我11军炮团和各师炮团的大口径火炮按照预定的目标开始齐射,一条条火龙伴随巨大的轰鸣将夜空照得彤红,整个大地都在震动。模约十分钟后,敌军炮火反击,有几发炮弹落在我方对面的山背,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待我军第二波炮击后,友邻部队发起了进攻。
      我们团作为11军的军预备队,开战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没有作战任务,只是隐蔽待命。团长孔天增一刻也不敢离开电话机,随时等候陈军长的命令。直到第三天的中午,我团接到任务:派一个营进入敌境内的平寨地区占领阵地,构筑防御工事,保障左侧31师主力安全。
      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我们一行营、连干部,加上作训股几个参谋和一个警卫班战士约二十余人,在团参谋长欧龙文带领下,乘坐一辆解放卡车从那发的中越友谊大桥通过,进入敌方境内,拟到平寨地区布置防御阵地。汽车刚刚通过那发大桥转弯三、四百米,一辆师工兵营的北京越野车从我们车傍“呼”一下超出,不过三、五秒钟,只听一声“轰”的巨响,北京牌越野车被炸了个底朝天,车上四名战友当即全部牺牲。原来,他们压到了敌人埋设的反坦克地雷。要不是他们的车超越我们,那么,我们这一车人就一定全部完蛋。
      我们赶紧下车,将烈士的遗体抬上我们的车,调头拉回国内,我们只能步行至平寨地区。将各连防御阵地布置完后,通知二营的七百余指战员进入到阵地构筑工事。
     因为团里没有设侦察参谋, 团参谋长命令我这个军校下来的作训参谋带一个侦察班深入敌前沿阵地侦察敌情,为下一阶段的进攻战斗作好敌情、火力准备。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带着侦察班战斗在全团的最前沿,为南阖进攻战斗作好了战前的敌情侦察做出了最大努力。
     在侦察敌情的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几具敌人的尸体,其中还有一些年青的女兵,在太阳的暴晒下,发出阵阵呕心的恶臭,也看到敌人的营区内许多粮食和物品都是我国支援的,令人愤慨。在侦察过程中,我们捕获了一名敌军俘虏,这也是我们团的第一个俘虏,从他的口供中了解了当面之敌的兵力、火力配备。
      值得一提的是,在侦察途中翻山越林走累时,看到前面山坡上有个简易工棚,我让大家去休息一会,刚刚要坐下一名战士放下的小背包时,班长周光明一把拉起我说:‘陈参谋,这里有危险’。果然,用探雷针发现周边有三个防步兵地雷。我立马要求战士们小心翼翼撤到山背上的安全地带,避免了一次意外伤亡。
      当天晚上近12点,就在我们已接近到南阖高地前沿时,身后的公路上传来“隆隆”坦克声。因为夜深人静,二、三公里之外就听的清清楚楚。我纳闷这些坦克来干嘛?我也没接到任何通报?当坦克经过我们身傍也不停下询问,径直往前开过去,一共约十辆五九式坦克。坦克刚过去二、三百米远,只听“轰”的一声,打头那辆坦克被敌军火箭弹击中,好在夜黑,没有击中要害,四名乘员逃离坦克向后面跑来。看见我们还说,前面有敌人。真他妈的,有没有敌人我们还不知道吗?我让他们赶快往后撤。然后,我带着侦察班战士爬上了公路一侧的山坡上接近敌阵地。坦克的行动暴露了我军意图,因为夜深,敌人也不敢贸然出动,只是派了几个人在我们的山脚下放火烧山,企图将我们烧死。我连忙要求战士们挖防火带,大火最终没有漫延开来。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侦察班隐蔽接近南阖高地,将敌军的阵地火力配备、前沿设施和我军的进攻路线全部搞清楚报告了团指挥部。原计划二十一日发起攻击,因为军首长部署巴沙山口的战斗需要同时开打,战斗延期二天。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时四十五分,由我团一营担任主攻的南阖一00高地的进攻战斗打响了。
      11军炮团和独立师炮团的各种大口径火炮向南阖高地进行了约十五分钟的火力覆盖。炮火延伸后,一营一连发起了攻击。敌人也不是吃素的,从地下防御工事爬出来后,立即进入射击位置。两挺12、7毫米的高射机枪“达达、达达”,封锁住我军进攻路线,八二炮弹也准确地落在前沿阵地。各种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
      我和后来上来的史参谋始终紧随钏营长一道指挥战斗,在部队进攻受阻时,我们建议钏营长使用穿甲燃烧弹将南阖村引燃,引发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掩护部队进攻。敌人也发现了我营指挥部,八二炮弹不停地落在我们周围爆炸,其中一发“扑”地一声落在我和史参谋身边只有二、三米远,炮弹一半插在土里,尾翼裸露在外,真是上苍有眼,这颗炮弹居然没有爆炸,史参谋朝我伸了伸舌头,做了个怪脸,我也深感侥幸。
      我和史参谋迎着弹着点前移,他怀疑敌人的炮阵地在高地上端那片小树林发射出来的,我赞同他意见。因为他不懂地图,由我迅速在地图上标出准确座标,报给钏营长,要求上级炮火支援。只过了一、两分钟,师炮群一阵猛力的齐射,将敌炮兵阵地全部摧毁,为这场进攻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斗结束了,史参谋接团前指命令,要他回团部汇报战斗情况,我继续留在战场上,和后来上阵地的政治处陶干事汇总战果、清理战场。当天晚上,我和陶干事就在现场找了点敌人遗弃的食物,战壕里睡了一夜。
       南阖之战,我一营牺牲了指战员45人,另外受伤的更多。消灭敌人74名,俘敌二名。
      第二天下午,团指挥部前移至南阖村废墟,我才喝到五天来第一碗热乎乎的稀饭。孔团长见到我,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其实,孔团长连我姓啥叫啥都不清楚,因为,我是从军校下来参战的实习参谋没几天。但至少知道我是作训股的一名参谋。该团战前从济南军区又补充了一千多名老兵,大部分战友相互都不熟悉呢。
      我们团的作训股股长原来是杨股长,战前两周,他主动跟团长提出,他说他过去长期搞后勤,刚调到作训股不久,业务还没熟悉就要真正打仗了,担心自己承担不了职责,主动要求下基层去。团里就同意他下到二营任副营长。股长就由张参谋任职,也只能霸王硬上弓了。
       在南阖团指休息了两天,张股长对我说,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团派人去况天地区,帮助友邻31师91团和我独立师三团一个营接上联系,命我完成这一任务。我查看了地图,从南阖到况天约十几公里,一个人在半路上很容易被敌人伏击,虽然牺牲了也没啥关系,但死因就没人说得清了。我要求派个战士同我一起去执行任务。在前去的途中遇到了军校同学91团作训参谋随部队正向巴沙山口转移,待我到了况天等了二个小时,也不见三团的部队前来,当我下山回团指的路上,才见到三团的一个营从下面上来,我告知他们91团已转移巴沙山口去了,下一部行动由他们自己决定。然后,我就带着这名战士赶了十几公里返回了南阖团指。好在一路上没遇到敌人。
      后来的几天,我们团又进行了两场进攻战斗,规模都没有南阖之战激烈,不再详细叙述了。
      三月十日,我团撤回国内。
      战后评功,领导上说作训股只有两个三等功名额,大家一致认为我和史参谋理应获得。而我一直认为,即使给我记一等功二等功又如何?只要完成任务,平安回来就是最大的胜利。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还有更多的战友受伤致残,他们作出的贡献更大呀。
      谨以此文纪念这场难忘的战争四十周年,纪念死难战友牺牲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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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2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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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历史

      二0一九年新春佳节就要到了,这些天时不时地想起战友杨成发、朱建华,他们已经离开我已整整四十年了,可当年年轻的笑容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四十年前,大家都知道西南边境发生了一场众訴周知的战争,,,。
      杨成发,云南建水县人,一九六八年入伍,原是云南省军区曲靖军分区独立团七连任指导员。
      一九七四年十月,现役军人从建设兵团撤回部队,我跟师副政委被安排去曲靖军分区,因为是从兵团回来的人,很被人看不起,照理应安排军分区警卫排的,却无奈给发配去独立团七连当战士。
      七连是全训连队,军事训练强度大,主要担负曲靖地区的保卫任务。而我在兵团当兵近二年,连新兵连都没待过,步枪、冲锋枪也没沾边,更别说正规训练了,一切需要从头开始。杨成发指导员不但没嫌弃我,反而多次找我谈心,鼓励我努力赶学军事技能。当然,其他干部和老兵也真诚帮助我,让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达到军事训练的各项指标,当上了副班长、班长,并且入了党。
      一九七七年底,我当上了排长,决心在部队好好干上个十年八年的。转年四月,我被部队选送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参训队学习,学制一年半。没想到七九年元旦刚过,就接到军区命令开赴边境参战去了。
      杨成发牺牲的消息是我参战后毕业回到老部队才知道的。
      一九七八年的年底,为了增强边防团的实力,云南省军区从各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干部、战士充实到边境,七连被抽调十几名骨干。到了边境不久就参加了作战,在这期间,杨成发已经接到命令调任团部任政治协理员,他想把连队的各项工作移交给新来的指导员后再去团部报到,可就在那几天里,他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被敌军的炮弹弹片炸进了头部,不幸壮烈牺牲。那一年,他才二十九岁。可怜他在曲靖的妻子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还没满月。
      朱建华是在昆明军区步校认识的上海老乡,同年从兵团入伍的知青,他在政治队,我在参训队。休息时,我们几个老乡就会聚在一起,聊聊天,说说家乡话。每到周日,我们就一起约好去昆明市区逛街。朱建华长得白白净净,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位大帅哥。
      边境形势紧张时,军区开始决定其他学员归建原部队参战,参训队继续留校学习。我还同他约好过春节探家时去他家看望其父母呢。可就在他们回老部队没几天,我们参训队也全部上了前线。
      我是在战后才知道朱建华已牺牲在战场上的。
      七九年的五、六月间,我探家回沪,一天看到“文汇报”上一张大大的军人照片,觉得眼熟,再仔细一看儍了,标题是:“记上海人民的好儿子------朱建华”,这才知道他已牺牲了。
      原来,朱建华从军校回到老部队11军32师94团,在连队任副指导员。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带领战友奋战在最前线,受到战士们一致赞扬。在一次穿插中,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身亡。牺牲时只有二十六岁,被追记三等功。
      杨成发、朱建华烈士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活在祖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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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6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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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美食

历史

      当年在景洪的师部警卫排,我们现役一班除了三个上海籍新战士,其他都是71年从思茅山区入伍的老兵,虽然他们文化不高,但是生活经验和野外生存能力却比我们这些知青兵强多了。
       记得那天星期六上午,师部照例组织机关人员去澜沧江大桥对面的副业基地参加劳动,我们警卫班年青力壮,不一会就把活干完了,大家坐在田梗上休息,有的老兵就在地下挖豆虫烤着吃,让我们看得毛骨悚然。这时,老兵赵国灿走过来悄悄地对苏卫忠班长说了几句话,苏班长立马笑咪咪地不住点头。其他老兵也都会心地笑了,我们几个新兵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为啥会乐成那样。
       原来,在劳动过程中,赵国灿和另一老兵敏感发现不远处的河岸地下有一窝野蜂巢。
       中午时分,劳动结束了。苏班长使了个小心机,他对带队的师管理科长说,领导们先坐车回师部,我们警卫班一会排队走回去。
       待其他人员都走了之后,赵国灿和李学志两人穿上雨衣,悄悄接近野蜂巢,用砍刀将蜂巢的入口处的荆棘巴拉开一些,其他几个老兵同时忙着寻找干草。这时,蜂窝里的野胡蜂开始乱哄哄地飞来飞去,我们吓得连连后退,生怕被胡蜂蛰着。小赵和小李点燃干草就勇往直前往地洞塞进去,并用嘴“呼呼”地往里面吹气,以便火焰和烟雾快速进入。吹几口气他们就要跳起来拍打身上的胡蜂,结果,他俩还是被蛰了好几下,脸上一会就起了几个大胞,很快整个脸就像变了形似的。过了好久,野胡蜂才慢慢地全部散去。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七手八脚用工具挖开地下蜂巢,将蜂饼掏出装入早就准备好的麻袋里,兴高彩烈的收工了。
       回到宿舍,几个老兵忙着将蜂饼一块块取出分检,只见白花花懦动着的蜂蛹从蜂窝里倒出来,装了半脸盆,还有半成蜂的幼虫也不少。我们上海兵原以为还有蜂蜜呢,其实,这野胡蜂并不产蜜。老兵将早已准备好的韭菜切好,分别在电炉上炒了满满两大盆。开饭了,老兵们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看着他们一口口吃的可香呢,嘴里还不停地称赞,真好吃、真好吃。而我们几个上海兵,看着长得像蛆一样的胡蜂幼虫,只觉呕心,任怎么动员我们,也没一个敢动筷子。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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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历史

情感

         也许有十年没进影院了吧,因为“芳华”再次走近了它。
         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好电影,有震撼,有悲壮,有感动,有无奈。
         刘峰就是个活雷锋,为人真诚、热心,乐于助人,是个公认的好人,也是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因为一次近乎被勾引的“流氓”行为,从军区文工团被发配至边防基层连队。这在当时来讲是合乎情理的。参战受伤致残,日后生活凄惨,婚姻必然不幸,也是当今一部分参战老兵的真实写照。
         七十年代初,军队的文工团盛行。除大军区是专业文工团,军、师都有业余宣传队。确实,文工团里有许多军区、军、师级干部子弟。何小萍来自平民家庭,亲生父亲又是劳改右派,自卑、胆小、谨慎,在上层建筑领域,受到他人嘲弄也会发生。何小萍被安排去野战医院,也是受到不公的对待。
        我 在昆明军区的军旅生涯,只有十年,但经历比较多。给师首长当过警卫员,待过师部机关、军分区机关,去过基层连队,上过昆明军区陆军学校。我有幸参加了一九七九年二月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亲自带领侦察班敌前侦察并捕获一名越军俘虏。让我更难忘的是进攻南亥高地时,部队久攻不下,我和史参谋冒着敌人炮火抵近前沿,发现了越军八二炮的炮兵阵地,及时标出准确座标,呼叫军、师炮群摧毁了越军的一个炮兵连。我也亲眼看到那些熟识的年轻战友受伤和死去。
        战争是无情残酷的,当时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你不能要了他的命,他就会要你的命。
        参战军人战后的待遇和结局极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少数农村退伍兵还比较艰难。尤为伤残军人,这些年来抚恤金年年有提高,为此我感到欣慰。
        部队是个大学校,战友之间会有一些小的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帮助,是深情友谊。
        电影有一些小暇疵,经历部队生活的人都知晓,比如79年我军还没人戴钢盔参战呢,更不用说站岗呢。为更逼真和效果吧。电影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我们不应过多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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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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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1 10:52)

      我不相信迷信,但我相信缘分,相信因果报应。真的,你还别不信。

      1970年5月初,我们上海市青云中学69届知青到了云南西双版纳的大勐龙二团五营二连,刚到那一阵啥都感觉新鲜。听一先前到连队的北京知青张元说,新的橡胶林地里有许多菠萝,我和袁春宝就让他带我们去“偷”吃,没想到不成熟的菠萝不但不好吃,还会让嘴角流血呢。更要命的被老职工发现了我们仨“偷”公家东西,汇报给了连队领导。唉---倒霉,等着挨处分吧,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处理决定。

     连队现役军人指导员还没到位,副指导员彭清云大姐分别找我们谈话,她语气比较温和,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

“小鬼呀,这菠萝还没到成熟时节,你们不懂,吃了要中毒的呀。等到熟了我们会摘下来分给大家的,你们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噢。”我们不住点头,也头一次知道吃不熟的菠萝还会中毒。“那就这样,回去吧”。咦?就这样完了?我们都感到很意外,也很庆幸这事领导上就这么让我们过“关”了。我们从心底感激这位女领导的教育方式。

      其实,彭大姐也只比我们大个十几岁,她是从湖南澧陵支边的老职工,老伴梁庆梅在营部当干事,听说她支边前还是农村大队妇女主任呢。从此,我们几个再也不敢做偷鸡摸狗的傻事了。

     你说奇不奇怪?十年以后我竟然在千里之外的茫茫人海中遇见她落难了。

     是那 1980年初,我从云南部队出差到贵州余庆县,完成任务后,到贵定乘坐上海至昆明的79次列车返回曲靖军分区。当时快过年了,车上返乡人员很多,我就站在8--9号车厢连接处,列车刚过贵阳,只听车上的广播里播报:8号出厢有一旅客病了,是医生的旅客,请到8号车厢帮忙看看。广播连续了好几遍。一会就有好几个人走向8号车厢,因好奇也离得靠近,我也跟了过去。只见一中年妇女萎缩在座位一角,浑身颤抖,有两位军人医生为她诊脉后确认,她得了细菌性痢疾,{云南俗称打摆子}   这是许多少数民族也害怕的一种疾病,她

已经快脱水了,需要马上输液。可列车上哪有这设备呀,而且病人无人陪伴,列车还要20多个小时才能到达昆明呢。我一看,这病人有点面熟,很快,我就认出她就是我十年前军垦农场的副指导员彭清云大姐。在大家都觉得束手无策时,我对列车长说,把这个病人交给我吧,我来负责。列车长信任地朝我点点头。

     二十分钟不到,列车停靠安顺车站,我将彭大姐背在身上,来到了车站侯车室,将她平放在长条椅子上,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盖在她身上,立刻跑到外面找公用电话,询问到了安顺军分区值班室,讲明事由,请部队协助。只过了十几分钟,部队的救护车就来到火车站。到了医院立即为彭大姐输液,我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

     只一个多小时,彭大姐就慢慢缓过神来,她说:谢谢你,解放军同志救了我。我嘻嘻一笑说,你还认得我吗?她看了半天,摇摇头说:不认识。

    是啊,她咋能认得我呢,当年我才18岁,如今十年过去了,而且我又身穿军装,戴着军帽。我说,我是当年二连参军的上海知青呀。她想了一下,竟说你是那个陈卫平吧。我嘿嘿地笑了。

     原来,彭大姐是一人回老家湖南澧陵探亲返西双版纳农场,在老家吃了不洁食物,没想返途中发了急病。经过输液,彭大姐气色越来越好了,我陪了一个晚上见她好转,也赶火车回到部队了。过了些日子,彭大姐回到农场还给我部队写了感谢信,其实,那时我早已开始闹转业了,呵呵。

    有人问,如果是不相识的人遇上这事你会这么做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是还会叫上另外一个军人或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同行。

     我想,这就是缘分吧。

     1996年彭清云大姐从云南到无锡看望在农垦疗养院工作的女儿、女婿,转到上海看望好多上海知青,指名道姓一定要见到我,我那时正在不夜城动迁指挥部担任动迁管理部部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当然再忙也要去和彭大姐见面啰,她还特地给我带来礼物。

     2000年出差昆明园艺世博会,我和同事们忙完公务去了西双版纳大勐龙,也去了彭大姐的家,她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招待我们;2015年9月,我带了全家再次去西双版纳旅游,又和彭大姐一家见了面,大家真的都激动万分,快乐无比。

     如今,彭大姐和老伴都年事已高,在大勐龙分场部退休养老,身体硬朗。希望他们平平安安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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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6 22:40)

     何阳怀是我在云南曲靖军分区独立团七连当排长时的一个战士,1976年3月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农村入伍,这个壮族小伙子当兵前从没出过远门,连县城也没到过。

     刚到部队时小何啥都感到新鲜,喜欢问东问西。有几次四连的老乡谈少伟事务长来我这里聊天,我们之间讲的是上海方言,他爱在边上认真地听我们聊天,可是半天也没听懂一句。他一脸真诚地问我:排长,你们是哪一种少数民族呢?我逗他是“阿拉族”,他似懂非懂地“噢”,把我和谈少伟引得哈哈大笑,腰都弯了下来,他却一脸茫然,不知道我们为啥会笑成这样。

     小何在部队很努力,军事训练刻苦勤奋,值勤公差主动肯干。休息天就嘻笑着要帮我檫手枪,其实是想自己过过玩手枪的瘾。不到两年就当上了副班长,连队党支部已准备发展他入党了呢。

     1978年4月,我被部队选送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参谋队学习,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士们,真有点不舍。在军校期间有幸参加了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毫发无损,还立了个三等功。5月中旬我从参战的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二团刚回到了军校,就收到了一封昆明军区总医院寄来的信。我纳闷了,从没有总医院的熟人呀,不会是哪个护士对我有意?。忐忑中坼开信,只见上面叽叽歪歪写了两行字:陈排长,也不知你能收到这封信吗,如收到,有空到医院来看我------何阳怀。落款时间是4月25日。我分析,这封信到军校已经好些天了。

      我心里暗想,你小子到了昆明不先来看看我,还要我当排长的大哥去找你。后来我又一想,可能他得了较重的病,要不,怎会从曲靖转到军区总医院了呢。

      星期天,我在路上买了些水果,坐公交找到军区总医院,先去内科没找到,再找到外科病房问,果然找到了。只见他靠在病床上正在看一本书。我大大咧咧地叫道:小何,我来看你了。他看见我,放下了手里的书,淡淡地一笑:排长,你来啦。我急切地问:你得了啥子病?他回应:我又没病。咦?我蒙了。  只见他缓缓地将盖在上身的被子拉开了一只角。啊,   我惊呆了,他的双腿膝盖以下部分全没啦。我倒吸一口冷气,只觉得浑身血液往头上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只是片刻,我就想到了他为什么会成这样了,眼泪便止不住地流淌下来------。我差点错怪了他。

      原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开始前,昆明军区从各个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老兵骨干到各边防团,我们七连有十几个干部战士参了战。小何到了前线当了班长,在几次战斗中他很勇敢,荣立了二等功。一次战斗中,他冲在全班最前面,却踏上了越军埋设的地雷------。

      突然看到意想不到的这一幕,我感到十分震憾,并且,不知道怎样来安抚小何,我感到,这时用任何语言来劝慰他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我只说了一句:那你以后咋办?他淡然一笑说:我不能种地了,国家能给我安排个厂子当门卫就行了------。  让 我梗塞。

      从参战部队回到军校没一个月,我们参谋队也提前毕业,我回到了曲靖军分区留在作训科工作。

      两年多以后,我复员回了上海,被安排在闸北区民政局机关工作。那时的政府机关干部很清苦,根本没人想进,我也和云南部队的战友没啥联系。

      上海和云南是多年的结对帮扶省市,我们区和文山州又是对口区州。2004年我单位的小张副处长援滇两年,任文山州扶贫办副主任,半年后他回沪办事到了单位,我就和他说起了战友小何的事,但忘了他是哪个县,如果能找到,我想帮帮他。张副处长很卖力,回去后就找州民政局查找当年参战的伤残军人名单,可查来查去也找不到。他就让我写了小何的大概资料找到文山日报,报纸作了全文刊登。没几天,文山日报的记者长途电活找到我说,有消息了,何阳怀现居住昆明市五华区西华小区。文山报社记者还赶到昆明将小何的照片登在报上,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小何还保存有我的两张照片也登在报纸一角。说真的,我实在记不起送他照片的事啦。我和小何通了电话,大家非常激动。

      小何伤养好后,被评为一等残疾军人。退伍时,政府同意安置他在昆明,后来结了婚,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妻子下岗,生活就靠他每月一千多的抚恤金。他也开过残疾车拉客,摆过地摊卖东西,常受别人的欺负,家庭生活很艰辛。

      从那以后,我在妻子支持下,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分别寄钱资助他,每年一千,八年来从未中断,直至2012年底退休。他家境也越来越好,儿子也工作了,伤残抚恤金每年提高,现在每月将近六千。我欣慰国家越来越重视优抚工作,近十年来每年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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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历史

     1979年2月,我有幸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历经艰险,荣立三等功,得到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可是你相信吗?我的军功章现在却在烈士家属的家里保存,烈属朱晓兰怎么也想不到,这枚军功章其实并不是他丈夫的遗物,而确确实实是我的。

      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也真的很蹊跷。

      1984年的下半年,老山、者阴山防御作战正酣,上海市和全国一样,全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我区为配合这一活动,有关部门联合举办本地区英模事迹展览。这次展览会的大部分实物都是从英模本人或烈士家属那里征集而来,展会过后再行归还。

     其中,朱晓兰的丈夫原在广西部队也是副营职干部,却在79年2月对越作战参加高平战斗中牺牲,部队给他追记三等功。这次展览也将她丈夫的军功章和他们的一些来往书信一并展出。

     展览会举行期间,本区数万青少年和各界群众涌跃参观,盛况空前。许多人还留下感人肺腑的观后感,举办单位相当满意。

     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展览会行将结束的前一天发生了意外,放在橱窗里好些个各年代的军功章均未缺少,唯独那枚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军功章不翼而飞了。

     那时可没有监控设备,这让主办单位领导急出冷汗了。大家分析原因,估计不是军迷就是小偷,以为这枚军功章是黄金打造的,能值不少钱呢。

     主办单位领导商量后,赶紧给上海警备区及南京军区发了公函,讲清情况,请部队支持。部队很快回应没问题,要啥给啥。可拿来的军功章不是年份不对,就是形状不完全相同。再次发函昆明军区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情形和前面如同一撤,军功章有许多,但就79年的军功章一枚也没有了,爱莫能助。原来,79年对越作战的军功章是那年特地赶制出来的,几年过去部队也没有多余的留存。

     时间一天天过去,相关部门领导急得火烧眉毛,那怎么去向烈士家属交代呀?烈士为国捐躯够悲伤了,组织上怎么连个奖章也看不住呢?

     有人打听到我也有一枚同样的军功章,区领导找到我讲了实情,希望我能奉献出来,帮助解决难题。我想,这不仅仅是为政府部门过难关,更重要的是不能让烈士家属再添新伤痕,我便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烈属朱晓兰至今不知晓,她为丈夫保存的那枚军功章其实是另外一个参战军人的。

     后来,有关部门给我补了一枚三等功奖章,虽然样式有一点不同,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除了奖章外,我还有当年的立功证书呢。

     我为我的军功章能起到对烈属的安抚感到高兴。

     相信如果是你,你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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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历史

      南阂一00高地进攻战斗从上午开战,经过激烈、残酷、艰难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中午时分被我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二团一营拿下。团首长悬了大半天的心,总算落定了。欧参谋长要求史参谋下午赶回团部汇报这次战斗详情,我仍然留在南阂高地上,和后来上来的政治处陶干事与一营的指战员固守阵地。

      这里,我要讲个奇特小插曲,在南阂进攻战斗久攻不下时,一连突然来了个干部模样的军人,他找到一连连长,要求带一个尖刀班突击,一连长吃不准是啥情况,立刻上报钏营长。钏营长和我们通气后,同意了他的要求。再次发起攻击后,这名干部带了一个班冲锋在前,手提四0火箭筒,连续消灭了越军两个火力点。为战斗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

      战斗结束后,我和营部人员上南阂高地途中,他正由一连的干部陪同走下来,当他知道我是团部的干部后,给我敬了个礼说:报告首长,我是31师92团6连的排长,叫吴晓林。因我开始只愿在境内打仗,觉得出国打仗是侵犯,领导上认为我怕死,让我留在国内。这几天,我越想越觉得不妥,就跑出来,听到这里有枪炮声就赶来参战了,如战死也就没事啦。  一连的干部也反映了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看他也只有二十三、四岁,有点书生气,估计也是个领导干部的孩子吧。我当时想,小子,你也太幼稚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你哪能大战在即发这样动摇军心的牢骚呀。如不是今天参战,战后不送你上军事法庭才怪呢。

       我可不是首长,在和陶干事交换意见后,决定将他今天的表现通报92团,建议为他记二等功。过是过,功是功。

      天色渐渐晚了,我和陶干事就在南阂高地东走西看,找到了一袋美国的炒米和一盒荷兰的午餐肉,炒米太硬,没有开水浸泡无法下咽,我倆就把那盒午餐肉分吃了。两天没有东西下肚,只能塞塞牙缝,感觉已经很好啦。我把白天的经历都记在了笔记本上,这时天也完全黑了下来,阵地上一片寂静。我和陶干事在阵地上检了两件雨衣,铺在南阂高地越军的战壕里就睡了,半夜里冷的要命,我们只能倦缩在一起熬过漫漫长夜。

      直到第二天下午,团部才从金平的那发国境线转移至南阂废嘘,我和陶干事这才从高地下来,孔团长见到我说:辛苦了、辛苦了,这几天好好休整一下。我听了蛮高兴,还吃上了一碗稀饭,心里觉得热呼乎的。我还在藤条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浑身感觉轻松了许多。

      后来的几天,我就在南阂的团部指挥部,与作训股的同仁策划下一步战斗方案。我亲眼看见11军陈家贵军长只带一个警卫员在南阂地区走来走去察看地形,其实也随时有危险,心里暗想:这样的高级领导真了不起,给将士们做出了榜样。

      我们晚上就睡在越南老百姓藏物品的地窖里面,开始尚好,后来接连下了几场雨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只能再挖猫耳洞藏身。

     攻打517高地的进攻战斗于二月二十八日打响,由三营担任主攻,李晓晖参谋下到营部配合战斗。当天因为下雨,部队进攻受挫。陈军长对孔团长说:不着急,待组织好了再打。待第二天再次进攻后,发现敌人已经连夜逃跑了。接着二营又对652高地打了一仗,规模和艰难程度都无法和南阂之战相比较。

      从三月三日起,我团转入防御,祖国的慰问品也送来了,伙食上有了改善。

      我再次受命只带一个战士从南阂到况天,为独立师三团三营和11军31师91团一个营联络换防事宜。在越南的荒山野林徒步十几公里,没有遇到危险,也真是幸运。在途中我遇到后来成为上将的91团副团长廖锡龙和我军校同学、91团作训参谋黄艺少将。

      三月八日,我们就得到十日开始撤军的命令,我们就组织人员对当地的设施进行了破坏,桥墚、涵洞炸毁,凡能拉回国的物资通通拉回来。

      三月十日上午,在通过那发中越友谊大桥的一瞬间,我的心一下放松了。心里默默地念祷: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平安回来了。

      回国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仍驻勐拉农场。作训股原有5人,加我们军校3名学员共8人,只有二名三等功名额,我和史参谋被荣记三等功,佩带上一枚金光灿灿的军功章。

      我们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参谋队88名学员参战,没有死一人,只有两人受了点轻伤。共有45人立功,其中四十四人荣立三等功,一人荣立了二等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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