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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由耕砚书坛(www.gy108.com)网友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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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力之先生发表了四篇关于先祖父汤炳正“小学”方面的论文,均极有学术价值,代表当前汤炳正研究的最高水平。现将先生文章的篇目公布于此:《语言发生的“手势说”:兼论汤炳正先生的贡献》,载《中国文化》2014年春季号。《略论汤炳正先生<原“名”>一文之学术价值》,载《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2期。《论汤炳正先生在文字与语言关系领域中所作之贡献》,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略论汤炳正先生对语言起源研究之贡献》,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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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杜甫《赤霄行》诗句

释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君子胸襟,不可不如开豁。 傅山书

                    山西博物院馆藏
      傅山书法真迹
                                      古典艺术研究中心

  傅山傅青主,怕是山西明清以来最负盛名的人物了。三尺微命,一介布衣的他被后人赋予很多形象。金庸小说里,傅青主深藏不露,武功盖世;影视剧作中,傅真山悬壶济世,碧血丹心;妙笔丹青内,朱衣道人驾鹤骖鸾,物我超然。

书法中的傅山,是介乎于侠客、郎中和方士的存在。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春日华飞满四邻”诗

释文:春日华飞满四邻,不须酤酒漫醺醺。酡颜偏称西螺紫,纳入桃林佛顶云。 山书

  《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喜以篆籀笔法作书,重骨力,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

  处于董赵书风笼罩书坛之际的傅山,曾学赵孟睿罄炊哉宰直岢獾煤芾骱ΑK凇端祉杓防锼担骸坝璨患舱宰影海∑淙硕於衿涫椋甘又辔纯珊穹牵烀拇略甲允羌笮阍沧惺粽觯亲浴独纪ぁ纺谏员涠链擞胧备呦乱嘤善耍欢牢恼氯灰病!保庖欢问榉ㄆ缆凼飞稀笆槿缙淙恕钡牡湫吐鄱稀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酒阵茶枪次第陈”诗

释文:酒阵茶枪次第陈,湘箫绿雨座中春。妖姬一曲江南弄,霡霂阴阴下宝云。 山

 

  他留给子孙的话中写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作字示儿孙》)这样的话,虽然有些精神支配的意思在里头,却是他“学问志节”刚正的体现。

  他对艺术的主张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他的书法也始终秉承了这样的主张。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虹巢》

释文:汾水新出峡,远心为小栏。山花春暮艳,柳雪夏初寒。细盏对僧尽,孤云旋自观。饥来催晚饭,苦菜绿堆盘。 真山书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青羊庵》

释文:幽花烂漫斗春晖,庵主扶藜启石扉。煗雪团团山薝蔔,香风阵阵野蔷薇。 山书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四

释文: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 傅山书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杜甫《漫成二首》之二

释文: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嵋老,知余懒是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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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 草书临柳公权《圣慈帖》

释文:圣慈允许守宫,稍减罪责,犹深忧惧,续冀面言不一二,诚悬承。 傅山临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

释文: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适桓公十月末书为慰。云所在荒甚可优,殷生数问北事,势复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数面不? 傅山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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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 草书临王羲之《诸从帖》

释文:诸从,粗平安,唯修载在远,音问不数,悬情。 傅山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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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 草书临王献之《安和帖》

释文:献之白:奉告,承庆慰。极冷,不审尊体复何如?献比日如复小胜,同夜行如欲作廗。今服药,冀当可耳。 山临

 

                        [转载]又拙又丑又支离又率真的书法:山西博物院馆藏傅山书法真迹

——傅山 草书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十九

释文:攀藤招逸客,偃桂叶幽情。水中看树影,风里听松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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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 草篆夜读三首之一

释文:何必许家第,乃云多阅人。长空看高翼,一过即无痕。世庙私王号,尼山自圣尊。唐虞真道士,龙德脱其身。夜读三首之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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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朋友的推荐,去美院看壁画照片展,自从壁画系毕业,很久没有这么激动了。终于看到了这么美这么好的壁画。特别是元代和辽代的壁画让我激动不已,真的太棒了。在这里先发一些山西浑源永安寺的明代壁画,由于它比较成系统,也是刚刚修好的片子。。。

    一定要说的是这位叫做武普傲摄影家,十分令人敬佩。他把山西那些破败和已经面目全非寺庙中的壁画及时拍摄保存了下来,真的是功不可没。这样的人应该被评为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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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河西简牍墨迹 [三]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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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区的主体地貌是荒漠戈壁,南面是东西走向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北侧是腾格里大沙漠。祁连山冰川在春、夏、秋季有季节性径流滋润着走廊地区的低地,形成了富饶美丽的绿洲。戈壁绿洲干燥少雨多风沙,相对严酷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保护古代遗物的良好环境。

  西汉武帝时期为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长期威胁,出兵河西屯边、屯田,随着汉代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出现了大量的简牍文书,这些文书在河西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得到良好的保护。今天,河西地区成为了中国古代简牍最丰富的蕴藏地之一。

  河西汉代简牍的最早发现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他第二次中亚之行时(1906—1908),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后随汉代烽燧沿着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寻至敦煌东北处,找到了由塞墙、烽燧、城障组成的汉代长城,并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得汉简70五枚,其中有纪年简一六六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他沿着敦煌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的遗址中获得汉简10五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西北科考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掘出土简牍一万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的考察路线对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塞的沿线烽燧进行再调查。夏鼐、阎文儒二先生对敦煌西北的小方盘遗址发掘得到汉代简牍四十九枚,并考证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便是汉代的玉门关。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内汉代时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获得汉简二万余枚。这批简中纪年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最晚的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

  一九七七年,嘉峪关市文管所对位于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清理,获得汉简九十一枚。

  一九七九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时,在小方盘西十一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当年斯坦因考察时未登录的烽燧。经发掘获得千余枚汉代简牍。

  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汉代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自一九九&#9675;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三年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提示了由坞、舍、厩、仓等组成的悬泉驿置建筑遗址,获得了数万枚汉代简牍。

  以上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虽然宽窄不同,书写时有单双行之别,但长度都按照汉代一尺制作,长23厘米左右。

  河西地区汉代的墓葬与中原地区丧葬观念及制度相同,但气候干燥,土质透气性好,更利于简牍、丝绸等各种随葬品的保存。因此,河西的汉代墓葬中也有简牍出土。

  一九五七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八号墓出土了木简十枚,内容为汉帝抚恤老人,赐予年高者鸠杖的诏书。

  一九五九年磨嘴子六号墓发现了汉代“仪礼”简四六九枚,共有九篇。墓中“仪礼”有三种本子,其中,甲种七篇398枚,长56厘米、宽0.75厘米,相当汉尺的二尺四寸,是汉代抄写六经时规定的简牍长度。

  一九七二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部门合作,在武威城郊西南十公里旱滩坡的汉墓中清理出了一批医药简牍,有简78枚,牍14枚,共计92枚。简长23.2厘米,折汉一尺,属尺书。医药简有二种形制,一种宽度为一厘米,简的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0.5厘米,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牍宽度在一厘米到四厘米不等。正反两面墨书,个别有残损。每面一般书写两行或多至六行的。这些医药简牍是用隶书或章草书写的,书体极富特色。因此它不仅是珍贵的古代医方资料,也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一九八一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调查县重点文物时,新华乡缠山村民袁德礼交出了在磨嘴子出土的“王枚诏书令”简册,现存26枚。

  一九七一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谷县汉墓中发现23枚木简。简长23、宽2.6厘米,松木制作,每简书两行,背面上端编写顺序号,连编成册后书写。简文整齐分为三节,可清楚地辨认出整齐秀丽的八分体字,但是大部分简牍已朽碎。

  一九八六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古墓群中的一号墓中发现竹简四80余枚。竹简浸泡在棺液中朽腐严重,已发黑色,简文字体漫漶。竹简有二种形制,甲种长27.5厘米,宽0.7厘米;乙种长23厘米,宽0.6厘米。

  墓葬出土的简牍与河西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相比较,墓中随葬简牍的长度因简的文体不同有其特定的尺寸,内容是墓主人认为值得永久珍藏的诏书、律令、经书及医药方等。简牍的书写人都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又是精心抄录,每枚简牍的每一字都凝聚着时代特色。

  河西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的真谛有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河西简牍以丰富、翔实的简牍书体显示了隶书的演变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创建隶书的流行说法是程邈所作,“初,邈以罪系云阳狱,覃思十年,变篆为隶,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此始用之初也”(《宣和隶谱·叙论》)。隶书书写方便,利于民众。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致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通用书体。

  书法界历来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隶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笔方法,但浑厚朴淳,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古隶与篆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隶书是“用笔画符号破坏的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的隶书》)。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抽象,从表形走向表意的根本性发展。甘肃河西地区不仅有古隶体精美的天水放马滩简、敦煌与居延也有西汉古隶的简文。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字形和用笔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是结体已有较大变化,用方笔,多取横势,笔画有粗细,行笔简疾。河西简牍中的汉代古隶资料,对于认识古隶向八分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曾主张西汉时期“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康有为《广世舟双楫》)近人更明确提出“波势之隶至东汉才成熟”(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也有主张“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达到成熟阶段”(王靖宪《秦汉的书法艺术》)。汉隶的完全成熟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代这是书法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敦煌马圈湾汉简来看,大量的正式文书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如有一件西汉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为明显,这又是隶书成熟于西汉中期的例证。近年新发现的悬泉简牍,从结体用笔等方面,明显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武帝太始年间已产生。这对书法界流行的隶书西汉晚期说、东汉说是重要补正。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梁武帝萧衍《草书状》),也就是所谓“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书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章草一名首见于张怀瓘《书断》:“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西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张怀瓘《书断》)一种是东汉章帝时作章草。(宁陈恩《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述书赋》)上述文献记载,使书法界受到较大影响,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河西简牍具体表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至元帝年间的居延汉简,有部分简书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到西汉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西汉宣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也是成熟的章草。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近代以来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再现其本来面目,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河西简牍的基本风格可以用率意、质朴、粗犷、健雄八字予以概括。河西简牍书艺上“八字”特点,是因特有的时代、军事使命与生存环境诸因素而形成的。河西简牍大部分发现于汉代敦煌、居延边塞的城障烽燧遗址,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吏卒。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是这些下层吏卒与民众,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古隶而创造了隶书,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实践者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法家,他们在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

  时代与地域是汉代简牍形成特有书风的重要原因。河西简牍所出土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着力经营之处。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抵御匈奴侵扰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常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们的勇敢无畏和开拓进取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汉简上所显现的隶书、章草的绝妙佳作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书法力度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运用中产生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论书》)。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河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简书中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在远古时代第一个用线条创作文字图形、表达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国的第一位书法家。如果没有第一位的创造,也就没有汉字,没有传统的中华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主要书体的毕至纷呈。汉代是隶书、草书盛行的时代,隶书与草书是更能高度自由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线条艺术。汉字由各种不同的线条组成,这无数的线条可以千变万化,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粗与细、浓与淡、轻与重、缓与速、疏与密、虚与实、斜与正、巧与拙等。在书法家笔下,这些线条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轻如飞花,有的刚如凿铁,有的捷如闪电,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态,各显其妙。河西简牍书艺在用笔、结体、章法上的各种变化,归根结蒂是线条形态与组合的变化,由用笔、结体、章法的变化形成了河西简牍书艺的特征,所以说线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书法家以自己的作品来反映自然与社会。使书法艺术美与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会美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线条。在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丰富的情感也是通过线条实现的,书法家笔下千变万化的线条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露。中国书法通过变化无穷的线条,把中国近万年的书法史,描绘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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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朴大气的摩崖石刻-----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及其释文

[转载]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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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阁道碑》系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所刻。这是史有记载,未曾见物的国宝,历朝历代的考古工作者、史学家、书法家梦寐以求的古代文物。说它是碑,是因为史书中记载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刻石镌于高约350厘米,宽约150厘米的页岩自然断面上,上面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地保护了刻石免遭日晒雨淋。刻石四周随字体变化凿成一不规则梯形,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随字形简繁,任意结体,每行7字、9字不等。其铭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五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字迹清晰完整,最大字径宽9厘米,高约13厘米。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古朴率直,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简。其章法错落参差,洒脱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隶的演变过程。



曾经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西汉摩崖石刻)在失踪1000多年后近日在荥经县境内神秘现身。据发现此碑的荥经县民建乡小学教师刘大锦、牟健介绍,他们是不久前偶然在一块山崖的石壁上发现此碑的。经查阅资料,竟然是失踪千余年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他们立即拓片向县里报告。此碑在古时有拓片流出,《金石录》有其临摹缩本,《墨宝》云“此碑出于绍兴辛末,在荥经县……”《荥经县志》对此碑亦有记载,但碑在何处,一直成谜。

碑文释读
  
  释文:蜀郡大(tài)守平陵何君,遣掾(yuàn)临邛舒鲔(w&#283;i),将(jiàng)徒治道,造尊楗(jiàn)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注解:&#9312;蜀郡,东汉时已很小,大约相当于现在阿坝、温江、雅安三个州、市所在地域。&#9313;大守,即太守,亦称郡守。据清江沅《说文释例》:“古只作‘大 ’,不作‘太’,”《易》、《春秋》、《尚书》、《史记》、《汉书》中的“大极”、“大子”、“大上”、“大誓”、“大上皇”、“大后”中的“大”,后人都读为太,或直接改写为“太”。&#9314;平陵:古县名,在今咸阳市西北,因汉昭帝葬于此,故以其陵名县。&#9315;掾,下属官吏。&#9316;临邛,古县名,今四川邛崃县。&#9317;将徒,将(jiàng),去声,率领。徒,《广韵》:“徒,隶也。”,服徭役的人。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受广汉、蜀郡、巴郡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动工开通斜栈道,至永平九年落成”可判定这里的“徒”亦必为刑徒、犯人。相当于今之劳改队。秦汉时修路筑城之类的事,基本上由这些人来做。(此刻石比《何君阁道碑》迟了九年,在陕西褒县。宋人晏袤评其“与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两道皆为同一队伍修建也有可能)“&#9318;尊楗阁,尊,《广韵》:“尊,高也。”《韩非子、外储》:“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意谓“房子太高了”。楗(jiàn),《汉语大字典》:“河工以埽(sào)料所筑的柱桩。”这种护堤的柱桩高可达数丈。平原地区缺大木,是用竹索、木条、土石捆绑而成。东汉时本地绝不乏巨木(今亦不缺),可以肯定,此处之“楗”,必为高大的原木所为。阁,原指“架子上置放食物的木板”。荥经人叫“望板子”,栈道象其形。总之,尊楗阁,可理解为“高脚桩栈道”实地观其势,栈道孔距河床不及两丈,东汉时河床应更高些,估计当时栈道由大木桩直撑到河底。&#9319;衷(mào),袤的古写,南北长为袤。《汉语大字典》书一号墓竹简为“ ”与马王堆易五的“衷”字写法几乎完全一样。古人厘定为“袤”是有道理的,因荥河那段走向基本呈南北向(略偏西北东南),故称袤。&#9320;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即今所谓用了多少个工,恐不一定指历时三年多。&#9321;建武中元二年,建武,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年号,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距今1947年。&#9675;11就,完成,据《鄐君刻石》后有“落成”,类同可证。&#9675;12道史,严道地方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史,春秋时为太宰的副官,掌管法典和记事,后来一般指副贰。可理解为“严道县长助理”。另一种意见为“交通厅长”。
  译文:蜀郡太守平陵人何先生,派遣他的下属官吏临邛人舒鲔,率领着服徭役的队伍(来此)修路。建造了高脚柱栈道,南北共长55丈。用了工作日1198个。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完成。严道地方官任云、陈春主(记)。
  由此可见,这是一方摩岩纪功刻石。
  
书法史上的意义
  《何君阁道碑》是以书法名世的。虽失踪千年,但典籍多有记载并评价极高。荥经旧县志中邑晚清举人汪元藻、民国县志主编张赵才对此记录甚详。说《隶释》、《碑式》、《字原》、《墨宝》、《金石索》等名著中都对它称道不已。尤其是洪适在《隶释》中把它推上了隶书的颠峰。洪适说:“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guàn)章甫而衣(yì)缝掖(yè)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译文:东汉的隶书,它算是开头的。字形方正遒劲,古雅的韵味最为醇厚。好比我们看见那戴着殷商时代的黑布礼帽,身着儒士宽袍大袖礼服的人,令人肃然起敬不已。学写这字呀,即使写秃的笔堆成一座坟,也不见得就沾了它的边。)、精于金石考据的清代大学者、书法家翁方纲也对此碑之失传而扼腕叹息。
  观赏这一石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率性、自然。写字人本身绝无在书法上炫耀一番的功利心,纯粹客观记事而已,因而毫无刻意求工之态。其章法,竖看行距大致齐整而略有穿插,横看则完全无行,错落参差,洒脱大度。一行中少的六字,多的九字,尊重字的个性根据字的个性来决定张弛。比如“郡”字长九厘米,而紧承其下的“大”字却仅四厘米,不及二分之一。“尊”字最长,十四厘米,竟与“九十八”三字相等,非常抒情,这就是早期汉隶特有的开张气。与晚期隶书布如算子的拘谨呆板章法毫无二致。从字形结构上看,它还明显带着由篆向隶过渡的痕迹。比如宝盖头的长覆着地,“五”字互扭的古老写法。走之的写法离“ 辵 ”(chuò)字尚不远,上边三撇变了三弯。“舒”和“鱼有”的右边都是道地篆体。从笔画看,基本上用中锋圆笔,而中锋圆笔正是篆书的基本笔法。势如钢锥画沙,稳健、朴拙。又多变化,如“郡”字右耳曲线,居然穿越一竖画圈转出()。而“陵”的左耳,“邛”的右耳却又另作姿态。一捺,大多硬挺直拙,仅“大”字波磔燕尾明显。“春”字的“日”作三角形,很有今天艺术字的味道。
  总的说来,此刻石体方笔拙,不拘小节,自由随意,古朴典雅,气魄夺人,只可仰视。加之一千九百余年的日月精华、沧桑磨洗,掺和了大自然的神工造化,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气,令人想入非非,心灵得到极大的美感享受。洪适之言,实不为过也。
  《何》碑之所以失踪,于今看来道理非常简单:蜀—身毒(印度)道荥经段自从改走大相岭后,路从花滩折而直接向南,再也不经过它的脚下了。但此前流传出去的拓片早已使它名扬四海,被人一再临摹。不过大多恐怕已是面目全非了。洪适绝对没有见到过原刻石,甚至连原拓本也没有见过,不然他怎么会在《碑式》中说:“建武中元处有缺”这么明显的错话呢?以今观之,何缺之有!(缺在“九十八日”下,因下文是皇帝年号,不得不提行另起)。典籍著录不见于晋唐,而洪适所述又如此讹误,可见至少在宋朝时,世人所见的《何》碑不是拓本而是临摹。从格式字体上讲恐怕都已发生相当的变异。至于邑先辈汪元藻老先生于成都沈鹤子处临写回来的《何》碑(后做了荥经县中学的奠基石),就真不知为何碑了。
  在《何君阁道碑》发现之前,唯陕西褒县的《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被认为是东汉最早的刻石(永平九年落成,即公元66年),现在当然只好让贤了。《何碑》的确是东汉之首。不仅早于本市建安时期的《樊敏碑》(公元205)、《高颐阙》(公元209)、王晖石棺(公元212)等文物,也早于《石门颂》(公元)、《史晨碑》(公元169)、《张迁碑》(公元186)、《曹全碑》(公元185)、《孔宙碑》(公元244)等几大天下名碑。它的重现真身的确是家乡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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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琢磨”的林鹏先生

      

              (发表于 2014年10月8日《中华读书报》“人物”专版 )                     

                                

                                     汤序波

     

 

林鹏先生,字翮凤,号蒙斋,1928年生于河北易县,以书法名世。张颔先生称其“善狂草,行云流水,天马不羁”。我始知老先生也是因他的书法作品,后来才零星地读到他的一些文章,简直钦佩无既。他对傅山的研究,地道乾嘉朴学手法,堪称无出其右,乃在心里为他定位为有学问的书法家。显然彼时在我意识中他只是个书法家而已。彻底颠覆我这一看法,是新近集中开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随笔文丛”四卷(《读书记》《书艺谭》《遐思录》《回想集》)以及周宗奇先生的30万字《大聱林鹏》之后,对老先生其人其书,用得上“惊悚”了。原来老先生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思想家。癸巳岁杪,《领导者》杂志《名作欣赏》杂志与商务印书馆等在京举行“林鹏思想”与“林鹏新书发布暨学术思想”两场研讨会。主旨都突出其“思想家”的成分。与会者多是当今思想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如钱理群、于殿利、李洁非、林凡、贺卫方、雷颐、 陈徒手、智效民、张平、周志兴、赵学文等。

对别人称自己为思想家,林先生解释道:“思想家谈不上,我是喜欢琢磨一些问题。”“琢磨”二字,最能传出老先生的性格。信手拈两例:其一,1943年,林先生在龙居村晋察冀边区师范学校读书时,当时有一门课程叫“社会发展史”,有一天老师讲到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它的第一阶段叫社会主义社会)。说前面四种社会都会按照发生、发展、崩溃的规律演变;而后一种却永远不会崩溃,人们都在那里过着天堂般的日子。十五岁的林先生问:既然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从发生、发展到崩溃,这是规律,怎么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违背这个规律呢?老师听后震惊不已。其二,抗日战争究竟从哪年开始?林先生说:“现代史,就是眼前的史实。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何时开始。欧洲人认为从苏德瓜分波兰开始,1939年。中国于是就把抗日战争说成是八年抗战,从19377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为什么中日战争是在河北省的宛平县开仗呢?这地点在北京的西南方向近百里,这是为什么?卢沟桥前的永定河是中日的国界吗?”这个习焉不察的问题,经他一语道破,恐怕人人都会瞿然恍然。

中国历来不乏学问家,而有思想的学问家却罕见。张颔先生说,林先生“常有奇想,发为高论,令人有忽然柳暗花明之感”。我亦深有同感。他的“随笔文丛”四卷,卓见迭出发人深省。难怪在“三反”运动中,全国仅他一人被定为“思想老虎”(罪状是“见解与众不同”)。他确实是位具有独特贡献的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建军研究员在《守成启蒙主义的文化理念与文学言说:林鹏论》中称,“(他)是继顾准、李慎之、王元化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说颇为允当。

仅以林先生关于“仁者无敌”的论述为例。此语《孟子》数见:“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仁者无敌于天下”(《尽心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秩居“五常”之首。但什么是“仁”?古人多从“仁”的字形构成上立论,显然未达一间。林先生说:“经师们置取义于不顾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路之所在。”他的解释很独特:“关于仁,我的理解,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夫妇也;夫妇者,异姓之好;异姓之好,亲戚也,众族百姓也就是天下万国也。以仁为己任,也可以写作以天下为己任,故而,仁者天下也,天下者仁也。周天子见诸侯,同姓一律称叔,异姓一律称舅,这就是周人的天下观,简言之仁也。”而对“仁者无敌”,他认为:“‘仁者无敌’是中国古典学术中最根本的思想主线,是儒学的思想主线。”“‘仁者无敌’是一个颠扑不灭的伟大真理。这个无敌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无敌,不是以暴易暴、以武力经营天下的那种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虚弱不堪一击号称强大的无敌。……‘仁者无敌’的真正意义,是仁者根本就没有敌人。革命需要敌人,也就是需要打击对象,需要不停地‘立威’。所以,希特勒说:‘如果世界上没有犹太人,我也会把他制造出来。’多么干脆,多么坦白。仁者不然,他不需要敌人,他没有敌人,他有的是办法化解别人的敌意,他能消除敌对势力于无形,所以说‘仁者无敌’。”这个阐释可以说超出了古代以来所有的学者,也可作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一条门径。要知道仁者无敌”早已淡出中国人的视野。据林先生的考察,《十三经引》《辞海》《辞源》,包括谭嗣同《仁学》都没有收录这个词条。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了这个词条,而大陆晚出的《汉语大词》却没有收录。“仁者无敌”如此的重要,我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把它抛弃林先生说,恐怕他们认为“仁者无敌”荒谬得很,“当今争于力气”,讲的就是暴力,实力政策,哪有什么“仁者无敌”?仁者怎能无敌?又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尤其是20世纪,却把一个最重要最根本最伟大的真理忘记了,丢失了,或者说遗失了。”事实确实如此,过去我们崇尚暴力革命。唐代诗人曹松有“一将功成万骨枯”句。进入20世纪更是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所赞美的人物是历代的“造反派”,研究农民起义竟成为大陆的一门显学,学人趋之若鹜。

    秦朝为何速亡?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若让我说秦不是二世而亡,秦始皇在世就亡了,到他老人家一死,二世元年陈胜称王于陈,紧接着六国纷纷复起,所谓帝业就算坍塌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这一切的秘密,就在秦始皇的政策之中。仔细检查他的政策,就可以发现完全是商韩的一套,这是富国强兵的一套,也就是霸道的那一套,它既可以把国家引向强大,同时也可以把国家引向灭亡,商韩的药方,不过就是强力春药罢了。所有后来的帝王,在帝王思想的支配之下,着了急都是这样饮鸩止渴而亡。”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有历史的清算方法。例如秦朝,堂堂的秦始皇一死,秦朝就亡了,文臣没有一个殉国,武将则都做了降将。战国的山东六国在亡国之后,仍有复起,秦却无人复起,秦是永远地消亡了。这实际就是一种历史的惩罚。”这应该就是功利思想所造成的恶果。“后世帝王们,包括一些很英明、很伟大的帝王们,凡采用法家理论和政策的,都遭到了惨败。他们都是一些急功近利而且好大喜功的人。法家认为早上种树,晚上就可以结果,法家的这种思想最得他们欢心。他们失败的形式虽有不同,但是,结果都失败,毫无例外。历史表现得非常残酷。“《吕氏春秋》对秦之先王的指责毫不留情,而在书中不指名地批评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说辞,就可以看作是针对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秦始皇完全信奉战国法家的一套。战国的政治思想有两种,一是王道,一是霸道。秦始皇把霸道推向极致,达到巅峰,变成极端。这在当时的六国士人们看来,这就是异端,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吕氏春秋》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我赞同林先生关于“仁者无敌”的阐释。甘地倡导“非暴力”的公民运动,终于带领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迈向了独立,并激发了其他殖民地的人们起来为独立奋斗。最终导致了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变成了联邦。去年底刚辞世的曼德拉,他领导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也主要采取了非暴力方式,争取到了世界上广泛的支持而迫使当局不得不退让。他因此被授予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的行为有力地佐证了“仁者无敌”是一条真理;也应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古语。

    林先生还特别“爱哭”。我读“随笔文丛”,尤其《回想集》,常见林先生泪光闪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林先生经历极其丰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钱理群先生说,“这是文人难有的独特体悟”。他又是位笃于友情之人这几天媒体正在报道中韩交接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新闻。我想他肯定会联想被派往韩国从事地下斗争的张世禄。写张的文章叫《白发青山两无言》。此文不仅是“爱哭”,也可看作爱“琢磨”的注脚

1991年林先生从大同去北京,正好走到新保安,车抛锚了,他就下车等。“我站的地方正是那两边有小树的小河沟上端,它正对着新保安那难忘的西北城角。小树行子还在,西北城角还是老样子……我想起昔日的残酷战斗,想起牺牲的战友们,眼泪止不住流……我自然也想到了张世禄,他一张嘴就是解放全人类,我们解放了新保安没有?42年过去了,举目四望,连一栋新房子也看不到,看那情况已经是沙漠化了。我真想大哭一场……”林先生曾与一位老友谈及这段经历,对方说:“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亡魂,他们怎么能让你林鹏轻轻地过去呢,他们必定要拦住你,让你哭他们一场……”当时,张世禄开口闭口都是“我的祖国是苏联”。林先生就问他,“你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为了打日本。”“为什么打日本?”“为了保卫苏联。”列宁曾经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后来斯大林又有新说法,“全世界工人的祖国是苏联”。林先生说“他的理想或说是他的抱负非常伟大,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朝鲜第五次战役后,张世禄来看时任65军报社主编的林鹏,分手时说:“我被派到南朝鲜去,开展地下武装斗争。”又说:“谁我也不见,就只同你见个面,道个别。此次任务,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了我的安全,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林先生“一直送出一里多,送到山口外的路口。我伫立在那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看着他回头向我挥手的样子。我想,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我非常难过。这次送别的情形,后来多次回想起来,多次难过,可以说是到老未能释怀念。”读了林文我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

写林先生的文章,不能不谈他的书法。我非此道中人,只能从侧面说两句。记得,资中筠先生在为亡夫陈乐民编书画集时说:“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虽是武人(指蔡廷锴),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见《不尽之思·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位国际政治专家能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令我钦佩不已。林先生的书法写得那么好,其“狂草为当代草书的巅峰之作”,就印证了资先生的话。去年《中国书法》杂志对林先生作过一次访谈,题目用他的一句话:《书法家首先要成为读书人》。访谈时,林先生说:“一不读书,二不临帖,一辈子都是外行。”“书法是传统文化,都这么说吧?那么,传统文化是什么,你得了解吧?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学是什么?国学就是经学。经学是什么?经学就是十三经呗。”“所以有些书法家问读什么,《五经》很费劲,但至少《四书》你得读下来吧。”“《履园丛语》的作者钱泳,劝人们在临池没有进展时,去读诸子众经,指出这是书法艺术的源泉。”林先生又说,“最没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最有用的东西”,“任何小聪明、小伎俩,在艺术面前都是无济于事的”。

“学问正,路子野”,这是我读“随笔文丛”的印象。林先生虽只过中学,但20世纪五十年代,他幸运地遇上张颔先生与孙功炎先生。孙先生对他说:“你若决心学习古文,像你这么学习不行(指‘碰见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买了什么,就看什么’),事倍功半。必须从《说文解字》入手,先认字,字形、字音、字义。把《说文》攻下来,直接就是攻读十三经、先秦诸子。诸子众经里先攻容易攻的,如《老子》,才五千言,如《诗经》,好读,好记。把众经诸子攻下来,你再看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就像大白话一样。”林先生从此就坚定地按着他们所指的“读书路子”走,几十年如一日。我想这就是他今天能成为大学问家、书法家的根本原因。林先生还持“学术在民间”,他乐意人们称他为“草根学者”。其实“中国种种学术,操之官府则益衰,传自草野则益盛”章太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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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琢磨”的林鹏先生

      

              (发表于 2014年10月8日《中华读书报》“人物”专版 )                     

                                

                                     汤序波

     

 

林鹏先生,字翮凤,号蒙斋,1928年生于河北易县,以书法名世。张颔先生称其“善狂草,行云流水,天马不羁”。我始知老先生也是因他的书法作品,后来才零星地读到他的一些文章,简直钦佩无既。他对傅山的研究,地道乾嘉朴学手法,堪称无出其右,乃在心里为他定位为有学问的书法家。显然彼时在我意识中他只是个书法家而已。彻底颠覆我这一看法,是新近集中开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随笔文丛”四卷(《读书记》《书艺谭》《遐思录》《回想集》)以及周宗奇先生的30万字《大聱林鹏》之后,对老先生其人其书,用得上“惊悚”了。原来老先生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思想家。癸巳岁杪,《领导者》杂志《名作欣赏》杂志与商务印书馆等在京举行“林鹏思想”与“林鹏新书发布暨学术思想”两场研讨会。主旨都突出其“思想家”的成分。与会者多是当今思想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如钱理群、于殿利、李洁非、林凡、贺卫方、雷颐、 陈徒手、智效民、张平、周志兴、赵学文等。

对别人称自己为思想家,林先生解释道:“思想家谈不上,我是喜欢琢磨一些问题。”“琢磨”二字,最能传出老先生的性格。信手拈两例:其一,1943年,林先生在龙居村晋察冀边区师范学校读书时,当时有一门课程叫“社会发展史”,有一天老师讲到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它的第一阶段叫社会主义社会)。说前面四种社会都会按照发生、发展、崩溃的规律演变;而后一种却永远不会崩溃,人们都在那里过着天堂般的日子。十五岁的林先生问:既然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从发生、发展到崩溃,这是规律,怎么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违背这个规律呢?老师听后震惊不已。其二,抗日战争究竟从哪年开始?林先生说:“现代史,就是眼前的史实。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何时开始。欧洲人认为从苏德瓜分波兰开始,1939年。中国于是就把抗日战争说成是八年抗战,从19377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为什么中日战争是在河北省的宛平县开仗呢?这地点在北京的西南方向近百里,这是为什么?卢沟桥前的永定河是中日的国界吗?”这个习焉不察的问题,经他一语道破,恐怕人人都会瞿然恍然。

中国历来不乏学问家,而有思想的学问家却罕见。张颔先生说,林先生“常有奇想,发为高论,令人有忽然柳暗花明之感”。我亦深有同感。他的“随笔文丛”四卷,卓见迭出发人深省。难怪在“三反”运动中,全国仅他一人被定为“思想老虎”(罪状是“见解与众不同”)。他确实是位具有独特贡献的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建军研究员在《守成启蒙主义的文化理念与文学言说:林鹏论》中称,“(他)是继顾准、李慎之、王元化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说颇为允当。

仅以林先生关于“仁者无敌”的论述为例。此语《孟子》数见:“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仁者无敌于天下”(《尽心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秩居“五常”之首。但什么是“仁”?古人多从“仁”的字形构成上立论,显然未达一间。林先生说:“经师们置取义于不顾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路之所在。”他的解释很独特:“关于仁,我的理解,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夫妇也;夫妇者,异姓之好;异姓之好,亲戚也,众族百姓也就是天下万国也。以仁为己任,也可以写作以天下为己任,故而,仁者天下也,天下者仁也。周天子见诸侯,同姓一律称叔,异姓一律称舅,这就是周人的天下观,简言之仁也。”而对“仁者无敌”,他认为:“‘仁者无敌’是中国古典学术中最根本的思想主线,是儒学的思想主线。”“‘仁者无敌’是一个颠扑不灭的伟大真理。这个无敌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无敌,不是以暴易暴、以武力经营天下的那种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虚弱不堪一击号称强大的无敌。……‘仁者无敌’的真正意义,是仁者根本就没有敌人。革命需要敌人,也就是需要打击对象,需要不停地‘立威’。所以,希特勒说:‘如果世界上没有犹太人,我也会把他制造出来。’多么干脆,多么坦白。仁者不然,他不需要敌人,他没有敌人,他有的是办法化解别人的敌意,他能消除敌对势力于无形,所以说‘仁者无敌’。”这个阐释可以说超出了古代以来所有的学者,也可作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一条门径。要知道仁者无敌”早已淡出中国人的视野。据林先生的考察,《十三经引》《辞海》《辞源》,包括谭嗣同《仁学》都没有收录这个词条。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了这个词条,而大陆晚出的《汉语大词》却没有收录。“仁者无敌”如此的重要,我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把它抛弃林先生说,恐怕他们认为“仁者无敌”荒谬得很,“当今争于力气”,讲的就是暴力,实力政策,哪有什么“仁者无敌”?仁者怎能无敌?又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尤其是20世纪,却把一个最重要最根本最伟大的真理忘记了,丢失了,或者说遗失了。”事实确实如此,过去我们崇尚暴力革命。唐代诗人曹松有“一将功成万骨枯”句。进入20世纪更是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所赞美的人物是历代的“造反派”,研究农民起义竟成为大陆的一门显学,学人趋之若鹜。

    秦朝为何速亡?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若让我说秦不是二世而亡,秦始皇在世就亡了,到他老人家一死,二世元年陈胜称王于陈,紧接着六国纷纷复起,所谓帝业就算坍塌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这一切的秘密,就在秦始皇的政策之中。仔细检查他的政策,就可以发现完全是商韩的一套,这是富国强兵的一套,也就是霸道的那一套,它既可以把国家引向强大,同时也可以把国家引向灭亡,商韩的药方,不过就是强力春药罢了。所有后来的帝王,在帝王思想的支配之下,着了急都是这样饮鸩止渴而亡。”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有历史的清算方法。例如秦朝,堂堂的秦始皇一死,秦朝就亡了,文臣没有一个殉国,武将则都做了降将。战国的山东六国在亡国之后,仍有复起,秦却无人复起,秦是永远地消亡了。这实际就是一种历史的惩罚。”这应该就是功利思想所造成的恶果。“后世帝王们,包括一些很英明、很伟大的帝王们,凡采用法家理论和政策的,都遭到了惨败。他们都是一些急功近利而且好大喜功的人。法家认为早上种树,晚上就可以结果,法家的这种思想最得他们欢心。他们失败的形式虽有不同,但是,结果都失败,毫无例外。历史表现得非常残酷。“《吕氏春秋》对秦之先王的指责毫不留情,而在书中不指名地批评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说辞,就可以看作是针对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秦始皇完全信奉战国法家的一套。战国的政治思想有两种,一是王道,一是霸道。秦始皇把霸道推向极致,达到巅峰,变成极端。这在当时的六国士人们看来,这就是异端,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吕氏春秋》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我赞同林先生关于“仁者无敌”的阐释。甘地倡导“非暴力”的公民运动,终于带领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迈向了独立,并激发了其他殖民地的人们起来为独立奋斗。最终导致了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变成了联邦。去年底刚辞世的曼德拉,他领导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也主要采取了非暴力方式,争取到了世界上广泛的支持而迫使当局不得不退让。他因此被授予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的行为有力地佐证了“仁者无敌”是一条真理;也应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古语。

    林先生还特别“爱哭”。我读“随笔文丛”,尤其《回想集》,常见林先生泪光闪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林先生经历极其丰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钱理群先生说,“这是文人难有的独特体悟”。他又是位笃于友情之人这几天媒体正在报道中韩交接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新闻。我想他肯定会联想被派往韩国从事地下斗争的张世禄。写张的文章叫《白发青山两无言》。此文不仅是“爱哭”,也可看作爱“琢磨”的注脚

1991年林先生从大同去北京,正好走到新保安,车抛锚了,他就下车等。“我站的地方正是那两边有小树的小河沟上端,它正对着新保安那难忘的西北城角。小树行子还在,西北城角还是老样子……我想起昔日的残酷战斗,想起牺牲的战友们,眼泪止不住流……我自然也想到了张世禄,他一张嘴就是解放全人类,我们解放了新保安没有?42年过去了,举目四望,连一栋新房子也看不到,看那情况已经是沙漠化了。我真想大哭一场……”林先生曾与一位老友谈及这段经历,对方说:“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亡魂,他们怎么能让你林鹏轻轻地过去呢,他们必定要拦住你,让你哭他们一场……”当时,张世禄开口闭口都是“我的祖国是苏联”。林先生就问他,“你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为了打日本。”“为什么打日本?”“为了保卫苏联。”列宁曾经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后来斯大林又有新说法,“全世界工人的祖国是苏联”。林先生说“他的理想或说是他的抱负非常伟大,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朝鲜第五次战役后,张世禄来看时任65军报社主编的林鹏,分手时说:“我被派到南朝鲜去,开展地下武装斗争。”又说:“谁我也不见,就只同你见个面,道个别。此次任务,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了我的安全,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林先生“一直送出一里多,送到山口外的路口。我伫立在那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看着他回头向我挥手的样子。我想,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我非常难过。这次送别的情形,后来多次回想起来,多次难过,可以说是到老未能释怀念。”读了林文我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

写林先生的文章,不能不谈他的书法。我非此道中人,只能从侧面说两句。记得,资中筠先生在为亡夫陈乐民编书画集时说:“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虽是武人(指蔡廷锴),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见《不尽之思·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位国际政治专家能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令我钦佩不已。林先生的书法写得那么好,其“狂草为当代草书的巅峰之作”,就印证了资先生的话。去年《中国书法》杂志对林先生作过一次访谈,题目用他的一句话:《书法家首先要成为读书人》。访谈时,林先生说:“一不读书,二不临帖,一辈子都是外行。”“书法是传统文化,都这么说吧?那么,传统文化是什么,你得了解吧?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学是什么?国学就是经学。经学是什么?经学就是十三经呗。”“所以有些书法家问读什么,《五经》很费劲,但至少《四书》你得读下来吧。”“《履园丛语》的作者钱泳,劝人们在临池没有进展时,去读诸子众经,指出这是书法艺术的源泉。”林先生又说,“最没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最有用的东西”,“任何小聪明、小伎俩,在艺术面前都是无济于事的”。

“学问正,路子野”,这是我读“随笔文丛”的印象。林先生虽只过中学,但20世纪五十年代,他幸运地遇上张颔先生与孙功炎先生。孙先生对他说:“你若决心学习古文,像你这么学习不行(指‘碰见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买了什么,就看什么’),事倍功半。必须从《说文解字》入手,先认字,字形、字音、字义。把《说文》攻下来,直接就是攻读十三经、先秦诸子。诸子众经里先攻容易攻的,如《老子》,才五千言,如《诗经》,好读,好记。把众经诸子攻下来,你再看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就像大白话一样。”林先生从此就坚定地按着他们所指的“读书路子”走,几十年如一日。我想这就是他今天能成为大学问家、书法家的根本原因。林先生还持“学术在民间”,他乐意人们称他为“草根学者”。其实“中国种种学术,操之官府则益衰,传自草野则益盛”章太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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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琢磨”的林鹏先生

      

              (发表于 2014年10月8日《中华读书报》“人物”专版 )                     

                                

                                     汤序波

     

 

林鹏先生,字翮凤,号蒙斋,1928年生于河北易县,以书法名世。张颔先生称其“善狂草,行云流水,天马不羁”。我始知老先生也是因他的书法作品,后来才零星地读到他的一些文章,简直钦佩无既。他对傅山的研究,地道乾嘉朴学手法,堪称无出其右,乃在心里为他定位为有学问的书法家。显然彼时在我意识中他只是个书法家而已。彻底颠覆我这一看法,是新近集中开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随笔文丛”四卷(《读书记》《书艺谭》《遐思录》《回想集》)以及周宗奇先生的30万字《大聱林鹏》之后,对老先生其人其书,用得上“惊悚”了。原来老先生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思想家。癸巳岁杪,《领导者》杂志《名作欣赏》杂志与商务印书馆等在京举行“林鹏思想”与“林鹏新书发布暨学术思想”两场研讨会。主旨都突出其“思想家”的成分。与会者多是当今思想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如钱理群、于殿利、李洁非、林凡、贺卫方、雷颐、 陈徒手、智效民、张平、周志兴、赵学文等。

对别人称自己为思想家,林先生解释道:“思想家谈不上,我是喜欢琢磨一些问题。”“琢磨”二字,最能传出老先生的性格。信手拈两例:其一,1943年,林先生在龙居村晋察冀边区师范学校读书时,当时有一门课程叫“社会发展史”,有一天老师讲到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它的第一阶段叫社会主义社会)。说前面四种社会都会按照发生、发展、崩溃的规律演变;而后一种却永远不会崩溃,人们都在那里过着天堂般的日子。十五岁的林先生问:既然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从发生、发展到崩溃,这是规律,怎么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违背这个规律呢?老师听后震惊不已。其二,抗日战争究竟从哪年开始?林先生说:“现代史,就是眼前的史实。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何时开始。欧洲人认为从苏德瓜分波兰开始,1939年。中国于是就把抗日战争说成是八年抗战,从19377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为什么中日战争是在河北省的宛平县开仗呢?这地点在北京的西南方向近百里,这是为什么?卢沟桥前的永定河是中日的国界吗?”这个习焉不察的问题,经他一语道破,恐怕人人都会瞿然恍然。

中国历来不乏学问家,而有思想的学问家却罕见。张颔先生说,林先生“常有奇想,发为高论,令人有忽然柳暗花明之感”。我亦深有同感。他的“随笔文丛”四卷,卓见迭出发人深省。难怪在“三反”运动中,全国仅他一人被定为“思想老虎”(罪状是“见解与众不同”)。他确实是位具有独特贡献的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建军研究员在《守成启蒙主义的文化理念与文学言说:林鹏论》中称,“(他)是继顾准、李慎之、王元化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说颇为允当。

仅以林先生关于“仁者无敌”的论述为例。此语《孟子》数见:“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仁者无敌于天下”(《尽心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秩居“五常”之首。但什么是“仁”?古人多从“仁”的字形构成上立论,显然未达一间。林先生说:“经师们置取义于不顾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路之所在。”他的解释很独特:“关于仁,我的理解,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夫妇也;夫妇者,异姓之好;异姓之好,亲戚也,众族百姓也就是天下万国也。以仁为己任,也可以写作以天下为己任,故而,仁者天下也,天下者仁也。周天子见诸侯,同姓一律称叔,异姓一律称舅,这就是周人的天下观,简言之仁也。”而对“仁者无敌”,他认为:“‘仁者无敌’是中国古典学术中最根本的思想主线,是儒学的思想主线。”“‘仁者无敌’是一个颠扑不灭的伟大真理。这个无敌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无敌,不是以暴易暴、以武力经营天下的那种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虚弱不堪一击号称强大的无敌。……‘仁者无敌’的真正意义,是仁者根本就没有敌人。革命需要敌人,也就是需要打击对象,需要不停地‘立威’。所以,希特勒说:‘如果世界上没有犹太人,我也会把他制造出来。’多么干脆,多么坦白。仁者不然,他不需要敌人,他没有敌人,他有的是办法化解别人的敌意,他能消除敌对势力于无形,所以说‘仁者无敌’。”这个阐释可以说超出了古代以来所有的学者,也可作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一条门径。要知道仁者无敌”早已淡出中国人的视野。据林先生的考察,《十三经引》《辞海》《辞源》,包括谭嗣同《仁学》都没有收录这个词条。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了这个词条,而大陆晚出的《汉语大词》却没有收录。“仁者无敌”如此的重要,我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把它抛弃林先生说,恐怕他们认为“仁者无敌”荒谬得很,“当今争于力气”,讲的就是暴力,实力政策,哪有什么“仁者无敌”?仁者怎能无敌?又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尤其是20世纪,却把一个最重要最根本最伟大的真理忘记了,丢失了,或者说遗失了。”事实确实如此,过去我们崇尚暴力革命。唐代诗人曹松有“一将功成万骨枯”句。进入20世纪更是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所赞美的人物是历代的“造反派”,研究农民起义竟成为大陆的一门显学,学人趋之若鹜。

    秦朝为何速亡?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若让我说秦不是二世而亡,秦始皇在世就亡了,到他老人家一死,二世元年陈胜称王于陈,紧接着六国纷纷复起,所谓帝业就算坍塌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这一切的秘密,就在秦始皇的政策之中。仔细检查他的政策,就可以发现完全是商韩的一套,这是富国强兵的一套,也就是霸道的那一套,它既可以把国家引向强大,同时也可以把国家引向灭亡,商韩的药方,不过就是强力春药罢了。所有后来的帝王,在帝王思想的支配之下,着了急都是这样饮鸩止渴而亡。”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有历史的清算方法。例如秦朝,堂堂的秦始皇一死,秦朝就亡了,文臣没有一个殉国,武将则都做了降将。战国的山东六国在亡国之后,仍有复起,秦却无人复起,秦是永远地消亡了。这实际就是一种历史的惩罚。”这应该就是功利思想所造成的恶果。“后世帝王们,包括一些很英明、很伟大的帝王们,凡采用法家理论和政策的,都遭到了惨败。他们都是一些急功近利而且好大喜功的人。法家认为早上种树,晚上就可以结果,法家的这种思想最得他们欢心。他们失败的形式虽有不同,但是,结果都失败,毫无例外。历史表现得非常残酷。“《吕氏春秋》对秦之先王的指责毫不留情,而在书中不指名地批评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说辞,就可以看作是针对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秦始皇完全信奉战国法家的一套。战国的政治思想有两种,一是王道,一是霸道。秦始皇把霸道推向极致,达到巅峰,变成极端。这在当时的六国士人们看来,这就是异端,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吕氏春秋》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我赞同林先生关于“仁者无敌”的阐释。甘地倡导“非暴力”的公民运动,终于带领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迈向了独立,并激发了其他殖民地的人们起来为独立奋斗。最终导致了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变成了联邦。去年底刚辞世的曼德拉,他领导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也主要采取了非暴力方式,争取到了世界上广泛的支持而迫使当局不得不退让。他因此被授予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的行为有力地佐证了“仁者无敌”是一条真理;也应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古语。

    林先生还特别“爱哭”。我读“随笔文丛”,尤其《回想集》,常见林先生泪光闪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林先生经历极其丰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钱理群先生说,“这是文人难有的独特体悟”。他又是位笃于友情之人这几天媒体正在报道中韩交接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新闻。我想他肯定会联想被派往韩国从事地下斗争的张世禄。写张的文章叫《白发青山两无言》。此文不仅是“爱哭”,也可看作爱“琢磨”的注脚

1991年林先生从大同去北京,正好走到新保安,车抛锚了,他就下车等。“我站的地方正是那两边有小树的小河沟上端,它正对着新保安那难忘的西北城角。小树行子还在,西北城角还是老样子……我想起昔日的残酷战斗,想起牺牲的战友们,眼泪止不住流……我自然也想到了张世禄,他一张嘴就是解放全人类,我们解放了新保安没有?42年过去了,举目四望,连一栋新房子也看不到,看那情况已经是沙漠化了。我真想大哭一场……”林先生曾与一位老友谈及这段经历,对方说:“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亡魂,他们怎么能让你林鹏轻轻地过去呢,他们必定要拦住你,让你哭他们一场……”当时,张世禄开口闭口都是“我的祖国是苏联”。林先生就问他,“你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为了打日本。”“为什么打日本?”“为了保卫苏联。”列宁曾经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后来斯大林又有新说法,“全世界工人的祖国是苏联”。林先生说“他的理想或说是他的抱负非常伟大,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朝鲜第五次战役后,张世禄来看时任65军报社主编的林鹏,分手时说:“我被派到南朝鲜去,开展地下武装斗争。”又说:“谁我也不见,就只同你见个面,道个别。此次任务,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了我的安全,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林先生“一直送出一里多,送到山口外的路口。我伫立在那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看着他回头向我挥手的样子。我想,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我非常难过。这次送别的情形,后来多次回想起来,多次难过,可以说是到老未能释怀念。”读了林文我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

写林先生的文章,不能不谈他的书法。我非此道中人,只能从侧面说两句。记得,资中筠先生在为亡夫陈乐民编书画集时说:“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虽是武人(指蔡廷锴),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见《不尽之思·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位国际政治专家能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令我钦佩不已。林先生的书法写得那么好,其“狂草为当代草书的巅峰之作”,就印证了资先生的话。去年《中国书法》杂志对林先生作过一次访谈,题目用他的一句话:《书法家首先要成为读书人》。访谈时,林先生说:“一不读书,二不临帖,一辈子都是外行。”“书法是传统文化,都这么说吧?那么,传统文化是什么,你得了解吧?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学是什么?国学就是经学。经学是什么?经学就是十三经呗。”“所以有些书法家问读什么,《五经》很费劲,但至少《四书》你得读下来吧。”“《履园丛语》的作者钱泳,劝人们在临池没有进展时,去读诸子众经,指出这是书法艺术的源泉。”林先生又说,“最没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最有用的东西”,“任何小聪明、小伎俩,在艺术面前都是无济于事的”。

“学问正,路子野”,这是我读“随笔文丛”的印象。林先生虽只过中学,但20世纪五十年代,他幸运地遇上张颔先生与孙功炎先生。孙先生对他说:“你若决心学习古文,像你这么学习不行(指‘碰见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买了什么,就看什么’),事倍功半。必须从《说文解字》入手,先认字,字形、字音、字义。把《说文》攻下来,直接就是攻读十三经、先秦诸子。诸子众经里先攻容易攻的,如《老子》,才五千言,如《诗经》,好读,好记。把众经诸子攻下来,你再看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就像大白话一样。”林先生从此就坚定地按着他们所指的“读书路子”走,几十年如一日。我想这就是他今天能成为大学问家、书法家的根本原因。林先生还持“学术在民间”,他乐意人们称他为“草根学者”。其实“中国种种学术,操之官府则益衰,传自草野则益盛”章太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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