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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0 到 1980 年代间，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两位教授达文西和李阿漆, （Edward Deci and Richard Ryan）共同创立了“人类自决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这个理论在临床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心理研究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人类自决理论里面首次提出了“内在动力”(intrinsit motivation)和“外在动力”(extrinsic motivation)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后来在教育心理学上，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快乐学习”的理论基础之一。

达文西和李阿漆教授认为，人类在心理上存在两种动力，一种叫做内在的，一种叫做外在的。我们做任何事情，要么是受内在的动力驱使，要么是受外在动力驱使。例如，一个非常勤奋学英语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他英语不好就考不上大学，或者无法满足职称的要求，于是工资会少很多。那么，“为了考上大学”，或者“为了考到职称”，就是这个人认真勤奋学英语的动力，这些动力都是外在的，其实，假如大学不考英语，或者职称没有英语要求，他肯定就不会去学了。于是，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所产生的动力，就叫做“外在动力”。假如一个人已经考上大学了，也考到了

很多人以为美国的“高考”就是 SAT 或者 ACT。其实，美国并不存在像中国那样的高考。SATI 和 ACT 其实并不是考某种知识内容的考试。（SATII 有科目考试，但并不像中国的高考那样考法，而且试题的深度广度都远远低于中国的高考。美国很多大学都不要求申请人提交 SATII 的成绩。）SAT 和 ACT 更多的是一种“性向测试”，就是预测学生将来在大学是否能成功的考试，因此，很多学生会发现考的内容并非学校里面学的某一些具体的知识点，更多的是考查学生的智商和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中国的高考不一样，为申请大学作参考用的这些性向考试，每年可以考好几次，不会一次失手就要第二年重新再来。对于很会考试的中国学生而言，SATI 和 ACT 这样的考试简直就是非常容易，尤其是数学，基本就是中国的初中数学程度，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性向测验需要保证信度和效度，因此，SAT 和 ACT 出过的题目会在下一次考试中循环使用。假如有人能收集历届考过的所有 SAT 和 ACT 试题并且背熟答案，拿高分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 SAT 和 ACT 每次考完以后是不公布考题和答案的，而收集考过的，没有被主办机构公布的题目，结集出版的话，是犯法的。）因此会产生“美国高考都是 easy

袁隆平院士去世了。

他代表的“育种”这一门科学，在当今以基因工程为技术武器的大资本的围堵下，会有怎样的前途，我们还不得而知。

很多人知道袁隆平为中国的水稻育种做出了毕生的贡献，但是，不一定知道育种这门科学的具体意义。

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育种》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育种，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门工艺，而且还带有运气的成分。从事育种的人，需要很艰苦地长年累月在田里工作，一个好的杂交种系，完全要靠孟德尔遗传规律那样慢慢靠着不同的亲本之间杂交产生。运气好的，刚好找到一棵草，里面有某个想要的性状（比如抗病，或者抗倒伏），那就发达了，杂交以后的后代可能就有这个想要的性状。但是，那也需要等后代长大，产生了种子，再种下去才知道是否真的有目标性状。

对比之下，搞基因工程育种的人就轻松多了：他们可以躲在空调实验室里面，把决定每一种性状的基因分辨出来，使用切割酶把需要的基因切出来，链接到载体上，然后把载体转移到目的标基因里面，让目标基因拥有我们想要的

若干年前，有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叫做《素质教育在美国》的书，让中国人发现了原来地表第一强大的灯塔国的小学生是这样上课的：他们上课基本就是快乐地玩，快乐地做研究，快乐地培养学生的“素质”。全国人民恍然大悟：原来美国那么发达，那是因为人家从小学生开始就写论文做研究了！

其实，让华人地区的读者发现美国的课堂很“快乐”的，这位教授不是第一人。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就在《如果教室像游乐场》这个系列的小说里面，描写了她到西雅图一个社区大学上新移民英语班的时候，这个英语课堂上如何快乐的，快乐到教室像一个游乐场的地步。这让一直受中国式教育，老师把学生当工厂产品的三毛感觉非常兴奋和新奇。

于是，中国人开始反省自己的教育：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那么快乐，我们的教育那么辛苦，学生学得鸭梨山大，结果往往还不如人：所有高科技领域都是美国领先，几乎所有新的发明创造都是美国独执牛耳，肯定是中国的教育出了大问题了。我们应该努力向美国那种快乐教育、快乐学习看齐。然而， 大部分老师，只要在一线学校教过书，常识都会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