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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

                                                   中国史上15个民族的最后结局

                                                     朱安09

  一:匈奴部分:以匈奴为代表

    二:东胡部分:以鲜卑、契丹、蒙古为代表

  三:突厥部分:以突厥为代表

  四:通古斯部分:以满洲为代表

  五:羌藏部分:羌族,吐蕃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是由这五部分演化而来的。

中国史上15个民族的最后结局

  匈奴: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至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

  东胡: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

  乌桓:被曹魏消灭

  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

  柔然: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

  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

  蒙古:为先秦时东胡的一部分,由鲜卑演化而来,一直生存到现在

  突厥: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后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使今天的维吾尔族。

  女真:来自肃慎,后为女真,为满洲,一直生存到现在,即今天的满族人。

  党项:羌族的一部分。后被蒙古人灭亡。

  羌:一直生存到今天

  氐:匈奴一部分,后被汉族融化。

  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

  羯:匈奴的一部分,在公元4世纪被汉人冉闵一次性屠杀20万人,导致羯族灭种。

  腐朽的西晋在经历八王之乱后,民众损失过半,其后被各胡军队一系列车轮战的打击,终于亡国于凶奴首领刘渊了.

  当时入侵中国的胡族大大小小有十多个.

  其中族群在三十到一百五六十万之间的大胡有:1凶奴、2鲜卑、3丁零、4羌、5氐(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6夫余、7羯、8高丽、9卢水胡. (在以后的汉人的大反击,和胡与胡之间的仇杀中.这九个胡族除了人数众多的鲜卑和入侵当时辽宁与汉人的居住的朝鲜半岛的高丽人保存了下来,其它各胡基本上给杀绝.)

  立誓扫清北方的悲壮英雄冉闵

  西晋灭亡后的317年北方汉族人口总数不到1000万。

  以下是各族当时的分布情况:

  陕西一带羌、氐、匈奴有80万之众,而当地的汉族人口因战乱、逃亡也只有80万;

  山西则是匈奴羯族和鲜卑族的天下,他们有80万之多,残留在当地的汉族只有100万人;

  河北的鲜卑人应该有80万,丁零人十五万,当地汉族人口不过150万人;

  至于河南-山东一带主要是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而迁移至此的鲜卑族人则主要靠汉人每户上交的五十石的租米来过活;

  甘肃东部一带为鲜卑、羌、氐族。汉人约占五分之二;

  宁夏、内蒙古则基本上是鲜卑人天下,人数操过120万;

  辽西鲜卑人汉人各占一半,各20到30万;

  辽东汉人100万左右,高丽人50万;

  河西走廊-敦煌-新缰天山以南一带多是中原流亡的汉族和当地汉族,人数三百万,在以后的汉人的大反击中大量回迁中原。

  冉闵起义成功后,河北南部,山西,河南,山东四省的匈奴、羯、鲜卑、羌、氐人在冉闵组织的汉人的大反击中被全部树清.仅山西中南部和河北常山以南被杀的白奴(凶奴分化为白奴和黄奴,黄奴自称夏后依,白奴被冉闵和各路山西义军杀绝)多达六十万之多,其中四十万被闵闵正规军杀绝。两次屠羯达三十二万之众,羯族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冉闵是五胡乱华时中原地区汉人起义首领之一,后被推为国主。当时有羯胡在河北暴孽,残害汉民,先有驱数十万汉丁修林苑甲兵,死伤遍野。后五十万人造甲,十七万人造船,死亡超过三分之二,又有夺汉女五万入后宫肆意变态凌杀污辱之行。汉儿冉闵立誓扫中原,恢复中华河山,一朝得机起兵,旦夕间尽灭羯胡。后又以扫清中原为号召,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土,否则将其统统杀绝。这就是有名的杀胡令。北方各地汉人群起响应,各胡深惧其下场将如同羯族与白奴人,而遭到群胡连番围攻:

  (1)其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

  (2)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

  (3)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

  (4)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

  (5)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

  (6)六战于邺城以一二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

  (7)七战又有以步卒不足万人敌慕容鲜卑铁骑十四万不退反进竟十战十捷!!

  经过数场战争下来,冉闵手下的汉军越打越少,却又得不到有效的补充。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统治今天外蒙内蒙和中国北部的鲜卑却进入极盛时期。这个时后东晋王朝却打着正统的身份要到北方接受失地,乘冉闵与众胡大战时“接收”山东河南二省,又图河北和山西.使的冉闵大努,而一努之下,在部将的拥护下作出了称帝的主张。冉闵举大事有一半靠的是李农,一位深受汉人义军————乞活军爱戴的将领。然而冉闵在称帝后却因其居功自大而杀了他。而使的几万乞活军分离出了冉闵的军队。关中有汉人武装不下五万人筑垒自守,对抗胡人,等待冉闵大军到来。辽东也有约十万汉人武装响应。冉闵都没能任用合适的人去加以联络。却在这时称帝,不仅没得到东晋王朝的支持,反而使的东晋王朝与鲜卑人对他来了个南北夹击。

  冉闵建立的国家史称冉魏,冉魏后期,汉族流民从各地拥入邺城及其附近,加上长年征战.农业生产欠收,城中粮食供应不足。冉闵将城中粮草分发给白姓后,带领一万兵(大部份是步兵)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原住在蒙中高原的现屯兵边界的鲜卑人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座收渔人之利的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冉闵却对鲜卑兵的行动却浑然不知,后被鲜卑人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在常山包围冉军,却给个个奋勇的冉军再加上天神下凡般的大将冉闵打得十战十败!!要不是最后想出了拐子马铁浮图的阴险鬼计。

  与鲜卑人的廉台决战中,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其后拒降被鲜卑王慕容俊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直至于十二月。慕容俊惧之,祭祀冉闵,追谥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即大雪过膝(晋书正史所载,绝非道听途说)

  冉闵战死了,河北山西二省被鲜卑占据。但冉英雄收复的河南,山东二地民众向南归复南朝汉人.这使的当时北伐每每失败的南朝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光复了河南,山东二地.这是祖逊北伐后南朝第二次控制这一地区.比祖逊收复的还多!

  另一方面冉闵爱民如子,从异族豪强和统治者哪解放二十多万汉人妇女,并帮自已的士兵找到失散的家人.当冉闵放羯人石虎强抢的六七万汉族少女回家时,她们中的大多数却没有走。因为已经无家可归了,冉魏灭亡时,恶运又一次降临她们的头上。在冉闵被擒杀,鲜卑南下她们尽给残忍的充作了军粮。

  西晋灭亡的第二年,晋皇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偏安江左,史称东晋。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期,在中原地区前后有七个民族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北魏崔鸿著有《十六国春秋》记述这段历史,后世称这一时期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少数民族。“十六国”即:夏,成汉,“两赵,”(前、后),“三秦”(前、后、西秦), “四燕”(前、后、南、北燕),“五凉”(前、后、南、北、西凉)诸国。

  十六国中以匈奴刘渊建国最早。八王之乱时,刘渊游说成都王司马颖召募匈奴五部为外援,回去后,即被匈奴贵族共推为大单于,不到二十天,结集部众二十余万。 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匈奴刘氏政权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仇视汉人。

  318年刘曜自立为帝改国号为赵,迁国都于长安。史称前赵,以别于319年石勒的后赵。公元328年,刘曜与后赵作战,兵败被杀。次年,太子降于后赵。

  329年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务除前赵积弊,实力得以迅速发展,足与东晋相抗。石勒死后,子石弘继位,为其侄石虎所杀,石虎自立为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石虎为人极端残暴,穷兵黩武,令许多人为筹措从军装备被迫卖儿鬻女,或途中自刎则,死者相望,而征令仍有加无已。他又听信胡言,残酷奴役汉人。

  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石虎的养孙汉人冉闵杀死傀儡皇帝石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史称冉魏。他限制“六夷” (匈奴、鲜卑、羯、氐、羌、巴氐),下令邺都城门大开, “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任所之”。结果“六夷”纷纷出城,百里内外的汉人,则蜂涌而来。冉闵看到“胡”人终与自己“离心离德” ,竟下令无论男女老少,格杀勿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冉魏政权的大屠杀引起中原少数民族的恐慌和围攻,后赵石祗在襄国称帝,并与前燕慕容儁、羌族姚弋仲联合,打败冉闵。 351年,石祗又被杀,后赵亡。次年,慕容儁斩冉闵,冉魏亡。河北二十余万汉人不甘侮辱,纷纷渡河南逃江南,但受到截击,死亡殆尽。

  由上可以看出冉闵宰杀“胡人”是出于种族仇杀而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冉闵战败被俘,慕容后斥责他:“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也!” 冉闵这话说的尤其漂亮,当真是豪气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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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0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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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分类: 历史
血战十四年(23)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3)
    
     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在1934年底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第二年,当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时,李延禄获得情报:日军下一步就要来“围剿”第四军了。他将部队分成两路,自己带一路西去方正和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胡仑带一路向北游击,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李延禄带领部队到达方正,不久就听说第三军来了,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四军军部来到三家子屯。当时张寿篯正患肺病,听李延禄讲起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的经过,以及中央特派员吴平帮助第四军建军的情况,立刻打起了精神。
    当晚,两个军的领导人一夜没睡,情绪高昂。他们谈到吸收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第六军,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的部队编为第七军,还决定拔除南刁翎的日伪据点。
    9月10日,李延禄派出联络员,分头联络他手下的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及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大家都来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有座炮楼,住着一个伪警备排。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第三军干部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疑惑地发问:“为啥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
    第三军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第四军刚到方正时,曾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签了秘密协定,对李延禄不敢怠慢,派一名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会见当中,有人进来报告: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排长,带着几个人去依兰,在路上被第四军抓住了,缴了他们十几条枪,人都押到村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召集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名俘虏。组织部长朴风南等人说,俘虏的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很多人问他: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该遵守。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放回去,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就有了一个秘密关系。
    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伪排长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保证以后只要第四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第四军住宿,还可以带着伪军为第四军巡逻和警戒。
    李延禄把伪排长带到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给日军当走狗,为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枪还给了伪军排长。
    一见这情景,伪营长的代表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后来,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四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伪排长回去以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四军最安全的宿营地。每当他们开进去,伪排长就带着手下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通讯员守电话。
    第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都说第四军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如果第三军能在哈东建立这种关系,行军时还用住露天吗?不也可以像第四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第三军和第四军决定攻打南刁翎。李延禄的老朋友孟泾清送来地方党委得到的情报:日军马上就要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孟泾清说,在林口驻有一个联队的日本骑兵,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日军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和张寿篯一听,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日军出援时,再袭击林口,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打响了,联军部队举着红旗登上围墙。这时,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以为联军攻击失败,形势不利,带着部队撤走了。他只愿分享胜利果实,不愿承担一点风险。
    战斗形势其实对联军有利。经过激战,联军占领了南刁翎,打死打伤七十多名伪军,缴获一百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最后,伪警备营也投降了。
    攻下南刁翎的当晚,李延禄和张寿篯接到报告:林口的日军出援了。近日秋雨连绵,柴河暴涨,日军马匹无法过河,只好把马都留在林口,变骑兵为步兵。
    李延禄他们在刁翎留下一个营,让第四军一个团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日军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后方,使日军搞不清联军主力的所在。联军部队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林口。
    联军攻进林口时,发现已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日军全跑了,只有三百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奔袭林口的战利品。但是,有些马不肯过河,大家连打带哄,让一百多匹马过了柴河。
    不久,李延禄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周保中在抗日作战中名气越来越大。他在1934年2月召集绥宁地区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一呼百应,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和裴振东等人都来了。会议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日军最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绥宁反日同盟军一成立,日伪就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企图孤立反日同盟军。日伪在1934年秋季发动大“扫荡”,兵力以日军为主,加上从辽宁调来伪靖安军,四面包围,重点进攻。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日伪的宣传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有一天,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几个叛徒闯进来,把枪瞄准了他俩。
    李荆璞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两手就被叛徒们反绑起来。于洪仁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叛徒们难以接近。他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百发百中。他伸手摸枪,还没来得及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却死于几个叛徒的突袭。
    叛徒们杀了于洪仁,将队内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还虏走了五十多人去当土匪。李荆璞因有陶净非等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李荆璞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不久又将它恢复起来,还是李荆璞任队长。
    日伪军没能把中共的队伍打下去。周保中在1935年2月牵头成立了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柴世荣分任正副军长。第五军编成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共有九百多个人,八百多条枪。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
    第五军紧接着第二军之后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番号。当时吉东地区面临着日军的大“讨伐”,形势非常险恶。周保中将第五军主力撤出绥宁,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傅显明率领第二师两个团到达密山,他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一师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与日军在莲花泡发生激战。日军使用毒气,第一师伤亡惨重。
    周保中见原定计划难以实现,命令第一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两个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在穆棱、宁安和林口等地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得到补充,战斗力很快恢复。第五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
    1937年1月下旬,柴世荣得到情报:日军驻后刁翎的三百六十多名步兵,强征当地居民雪橇两百多张,准备撤往林口。
    柴世荣揣摩,如果只是三百多名日军向林口调动,七十到八十张雪橇就够用了,为什么需要两百张雪橇呢?看来,他们除了兵员,还要带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他们的行动会比较笨拙。柴世荣决定在大盘道打一次伏击。
    部队在27日晚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大雪天,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眼睛盯着前方。直到中午,还不见日军踪影。性急的战士耐不住了,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来:“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发现敌人后,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半,日军来了。前头是五十名尖兵,坐在八九张雪橇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很快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日军也都进了埋伏圈。
    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战士们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全部被歼,第五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接着,柴世荣指挥部队夜袭前刁翎。2月末3月初,周保中和李华堂指挥抗联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和第九军,共同围攻依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乱了日军春季大“讨伐”的部署,冲破了日军的交通封锁。从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出现了抗联战士“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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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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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分类: 历史
血战十四年(10)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在上海煽动战火

 

    日军占领锦州的第三天,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匆匆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血战十四年(10),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田中隆吉少佐发了一份电报,说关东军打算在第二年春天实现“满洲”独立,要田中在上海实施已经策划好的事变,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东北引向上海。

    田中隆吉马上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为日军炸死张作霖提供过情报的女特务,其实并无日本血统。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廷肃亲王的十四格格,中国化名叫金壁辉。她当年不过二十六岁,就以妖艳不羁、心狠手辣、善于交际而闻名。她的日本义父,把她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她因此而获得“东方魔女”、“乱世妖姬”的称号,还有人把她和一个充当德国间谍的著名荷兰女人相提并论,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

    川岛芳子虽然在学生时代就爱女扮男装,痴狂地投入骑马、击剑、柔道和射击等“男性运动”,并宣称自己“永远清算了女性”,但她从事间谍活动,仍然是依靠女性的魅力。与她同时代的歌星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自然也是情场高手,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

    田中隆吉就是川岛芳子征服过的日本军人。现在,田中要她为日军侵略上海制造借口,刺探中国守军的情报。由于川岛芳子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与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理顺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天忙得团团转。

    川岛芳子得到田中的授意,来到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找到天崎启升等五名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安排他们前往马玉山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名叫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厂,工人们反日情绪高涨,组成了工人义勇军。五名日本僧人在工厂门口观看义勇军操练,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主动挑衅,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事情发生后,日方宣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医院里死去了。第二天下午,六七千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第三天凌晨,田中隆吉指令日本宪兵军官,安排设在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袭击三友实业社。六十多名暴徒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来到三友总厂外面,用硫磺弹引发火球,焚烧厂房和工房。时值深秋,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等到职工们发现火情去扑灭时,厂房一角和几栋工房已被烧毁,三十几台织机毁损于大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各个岗亭旁的日本人,见有巡捕准备向捕房报警,便开始行凶,砍死一名巡捕,砍伤两名。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在上海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以僧人事件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军和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六百多个日本人手持武器向吴淞路、老靶子路和四川路游行示威,大喊挑衅的口号,殴打行人,捣毁几家商店,还阻止电车通行。当时的情形,中国人似曾相识。不久前,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护侨民”,手法完全一样。

    三天后,川岛芳子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反过来诬告中国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日本人成功地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

    上海局势吃紧,一触即发。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二十三艘军舰,四十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多人,武装日本侨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

    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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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

血战十四年

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特辑

 

南京城,残暴的松井石根叫嚣“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城。占领军官兵们在坍塌的南京城墙上狂叫,日本国内也是一片欢呼声。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是古人对于古都金陵物是人非发出的慨叹。但是,自从南京陷于日军之手,任何诗人对这座城市的感慨,都叹不尽南京市民的痛苦和悲惨。野蛮的日军无恶不作,顷刻间就把中国的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攻进南京后,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于是,日军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开始了。
    南京一个外国侨民,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的十二天里,每天记下了所见所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派驻中国的记者田伯烈做了报道。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二

    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一片焦土,到处是毁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要是看到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来,就知道情况很危险。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板和一件棉袄都不准保留,连人力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把他们杀死,或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我们看到大批妇女惊恐万状,悲伤哭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间地狱。

12月14日,星期三

    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时代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程度日益加剧。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曾造访日军司令部,请求阻止令人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这次造访终归是徒劳。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一千三百个难民全部拖走,用绳子捆着,押向刑场,却听不到一声呜咽。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痛苦极了。

12月16日,星期四

    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一百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走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是不知其数。

12月17日,星期五

    劫掠、屠杀和奸淫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日本兵强奸了一千名妇女。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婴儿在旁哭声不断,兽兵便把他活活掐死。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
12月18日,星期六

    早餐时,李格斯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了。威尔逊报告,一个五岁的女孩子被送进医院,她被日本兵刺了五刀;一个男人身上有十八处刺刀的伤痕。下午,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拥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

12月19日,星期日

    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有几处也要烧。一天内日本兵闯入一些外国侨民的住宅,达十次之多,搜劫住宅内的难民,强奸妇女。难民区中有七个清洁工,日本兵杀死其中六人,一人负伤逃出。街道上有很多尸体,全是死去的平民。

12月20日,星期一

    暴行在继续进行。全城大火蔓延。下午我同史密斯乘车外出,重要的城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走,看见日本兵在店内纵火,他们忙着把货物装进军用卡车。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个地方冒出火舌,向天空飞腾。

12月21日,星期二

    我们14日访问日本使馆的田中参赞,面交二十二名外侨署名的抗议书,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件。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的花园里还住着四百多个难民,吃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12月22日,星期三

    我同史波林走向办公楼附近的一个池塘,看见五十具平民的尸体,手被反绑着,其中一人被削去了半个脑袋,他们大概是牺牲于军刀之下吧。黄昏,我同李格斯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一位五十四岁的老妇人。

    下关电灯厂姓吴的工程师向我们讲起了一件事情:该厂共有五十四个职工,工作很负责,直到南京失陷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和记银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实际是民营),便把其中四十三名职工拖出去枪决。

12月23日,星期四

    农村师资培训学校收容所里的难民,又有七十个人被拖出去枪杀。日本兵可以随意乱抓中国平民。任何人,只要手上有硬茧,就可作为当兵的证据,他就必死无疑。

    中午,从外面送来一个人,头部被烧焦,眼睛和耳朵被割去,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在几小时后死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人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鼓楼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臀部也有同样的烧伤,这种兽行令人难以置信!
12月24日,星期五

    七个日本兵盘踞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他们强奸妇女。在我们办公楼的附近,三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街上仍然有很多人被刺伤。

12月27日,星期一

    今天进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个星期了。日军仍然毫无纪律,骚扰和暴行事件日益增多,不知还有多少罪行不属于我们的所见所闻。

    纵火还在继续。今天城南有两所基督教教会学校被焚毁,德国商人的起士林糖果店也起火燃烧。……

    这位外国侨民在日记中的记载,尽管只是他在局部所见所闻的一些情景,却很有代表性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从他的见闻中,读者可以看出,日军对中国的战俘和平民中的男性加以滥杀,而对中国的女性则是先奸后杀。
    一份出自红十字会的调查报告,记载的情况和上面日记中的描述如出一辙。
    山西路一所住宅内,日本兵在强奸一位妇女,丈夫在一旁哀求他们放过妻子,结果夫妇都被刺死。
    隆冬时节,一个日本兵发现雪地上有被强奸致死的裸妇尸体,便抓来一个市民,强迫他与尸体交合,市民抗拒,立刻惨遭杀害,日本兵还朝裸妇尸体下部连戳几刀。
    有一户人家,屋里住着姑嫂三人——一位少妇和两位少女。几个日本兵闯进来,机警的少妇连忙躲藏到屋内的草堆里。两少女来不及躲避,惨遭日本兵蹂躏。少妇听见大一点的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再吭声。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也没了声息,只听到兽兵们发泄的狂笑,少妇吓得浑身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惊魂未定的少妇,壮起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血淋淋的,胸口和肚皮被刀戳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床上,浑身血污,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副场景给了少妇太大的刺激,她疯了。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1982年出版的《侵略——中国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其中有一段,谈到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摧残。
    女人是最大受害者。年老的,年轻的,全部遭殃。日军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里,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十五到二十个士兵玩弄。士兵们在仓库周围选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有中队长盖章的纸条,脱下兜裆布等候着,轮流强奸。强奸完了,将女人统统杀掉,残忍至极。
    一位外国的牧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奸淫。
    赤手空拳的平民,遭到日军枪杀,已经超过一万名,其中不少是老弱妇孺。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达到两万件,其实很可能不止这个数字。仅金陵大学一处,就有一百多件强奸案是我知道全部细节的,还有三百件得到了证据,这样的痛苦与恐怖,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仅仅在金陵大学这个地方,女孩小至十一岁,妇女老至五十三岁,都有被日本人强奸的。在其他难民群中,七十二岁和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也不免于难。在校场上,十七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这些强奸案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
    几乎城内每一建筑都屡遭搜劫,车辆、粮食、衣服、被褥、钱财、钟表、地毯、书画和各式珍玩等等,都是搜劫的目标。大多数商店,先是被无法无天地明抢暗窃,三五成群的士兵又在长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将它们洗劫干净,把赃物装上货车,然后放火把商店烧毁。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处火警,很多路段的房屋被他们烧毁。我们手头还藏有一些日本兵放火用的化学品导火线,纵火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我们都亲眼目睹了。大多数难民所有的衣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先奸后杀,还有一些残忍的事例。
    南京市民姚家隆,携带家眷在中华门斩龙桥避难,遇到日军,妻子被日本兵奸杀,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在一旁哭泣,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们挑起,扔进火里,活活烧死。
    中华门外,日本兵轮奸了一位少女,又强迫过路的僧侣和她交媾,僧侣拒绝,日本兵便割下僧侣的生殖器,导致僧侣死亡。
    当时,南京的中国妇女人人自危,纷纷跑到外侨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躲避。但是安全区内不安全,日军趁着黑夜,翻墙而入,搜索中国妇女,不分老幼,一律强奸。国际救济委员会在金陵女子大学设立了妇女收容所,约七千多名妇女在这里避难。但是,她们在这里也避免不了日军的强暴。日本兵挨户搜索妇女,大展淫威,还不满足,每天把大卡车开到收容所,劫走大批妇女。女人们无助的号哭之声,传到几里之外。从十二岁到七十岁的妇女,都成了日军奸淫的对象,稍有不从,便造惨杀。
    难民区的有些妇女,为了避免受辱,只好女扮男装。但是,日军又把她们当作男人拉去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有一次,日寇抓了一批女扮男装的中国人,用绳索捆绑,一个日本兵触到其中一个被捕者的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现都是女人,便将她们全部奸淫。事后,剥光她们的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钉死。这些可怜的女人,有的两只乳房被削掉,有的下身被搅烂,有的被切开腹部,肚肠被挑出来,死状惨不忍睹。
    在南京,孕妇也逃不过日军的毒手。一些孕妇被日本兵奸淫,事后用刺刀开膛破肚,将胎儿取出来蒸熟吃掉!
    世界舆论也有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强奸事件”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发言证实了这种说法。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以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支持了这种说法。
    强奸事情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砍断。
    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例左右的强奸事件。

    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还是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梅汝璈说,国际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一个姓丁的小姑娘竟惨遭十三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这样的狂虐,厉声呼救,日本兵当即割去她的小腹,将她杀死。又如,日本兵在东岳庙轮奸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谢善真,事后将她剖腹,砍断四肢,一块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先奸后杀的暴行,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的近两个月时间内,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几百件、上千件。
    在南京,日军对中国男性的虐杀,也是耸人听闻的。上面引用过其著作的小俣行男,在他的书中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和对中国战俘的虐杀。
    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抢劫和强奸。我们刚进城时,还有许多建筑物,第二天就开始纵火,将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大肆翻搜,抢走值钱的物品,然后就放火烧房。……俘虏达到十万之众。刚进城的部队向军司令部请示:  “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置。”

    所谓适当处置,就是执行枪决。日本兵把俘虏们押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轮流砍头。砍完第一排,强迫第二排的俘虏把尸体抛进江水,然后排成一列,依次砍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杀了两千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机关枪,用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让俘虏面朝江岸排成一列,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哒哒哒开火。俘虏们一齐逃往江里,却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

    后来,军司令部下达命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或者干其他苦役。”

    然而,被杀的俘虏已经不计其数。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日军不但残杀俘虏,还杀害了无数平民百姓。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日军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公布数字,也无法统计。总之,一眼望去,满目死尸。留在市内而有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我乘坐救援部队的卡车向盐城进发,沿途所见,所有的村庄都被烧光了,空气中弥漫着火烧之后特有的焦臭。汽车驶近盐城时,看到一大片馒头状的土堆。……这些“土馒头”就是坟墓。新坟墓连成一片,成千上万。……

    盐城是个十万人口的县城,城内已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幢建筑物幸免。城内连一粒米都没有了,附近的村庄也被焚烧一空。

  东京血战十四年 <wbr>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特辑日日新闻》1937年12月27日号有一篇报道,典型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记者以《紫金山下》为标题,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的一场杀人比赛。
    谷寿夫师团是最先攻入南京的日军部队。这个师团有两名少尉,一个叫富冈明,一个叫野田岩。他们约定比赛,以一瓶白兰地为赌注,看谁能杀人满一百。他们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富冈明杀了一百零五人,野田岩杀了一百零六人,后者赢了这场比赛。两人又打赌,看谁先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杀人竞赛再度开始。他们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劈成两半。他们在砍杀人数分别达到一百五十的时候,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遥拜日本天皇,报告杀人的数量,狂欢乱饮,还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写了一本《昭和五十年史话》,记载了在南京会战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官兵的惨死。
   (中国战俘被)集中到市内广场上,用电线捆绑成数行,押到江岸的围墙里。然后拉出一队人,把这些俘虏作拼刺刀的练习工具。日军把没死的俘虏浇上煤油,点着火,看他们在火中挣扎乱蹦,活活烧死。军官们用日本刀把俘虏劈成两半,互相竞赛。要杀害的人实在太多,日军就命令俘虏们自己挖一个大坑,叫他们排立在坑的边沿,当作靶子挨个射击,使他们掉入坑内。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将一些俘虏用刺刀扎死,用土埋上。有一批俘虏,手和脚都被日军捆绑,头朝下,倒埋在土里。不计其数的俘虏,被砍了头抛进河里,或被机枪扫射倒在长江里。

    许多中国军人,在南京城陷落前奉命集结在城内,不得随便行动。他们成为战俘以后,有的被捆紧手脚,推倒在地,日本兵开着军用卡车在身上往来飞驰,以致碾成连环肉饼,分不清哪是谁的肉身了!还有一些战俘被日军用马匹分尸,然后把碎尸拿去饲喂军犬。
    大屠杀中,日军以杀人取乐,觉得单是砍头和枪毙还不过瘾。他们显露了人性中最丑陋最恐怖的一面,杀人自愉,还要花样翻新。有的日本兵先向难民身上淋浇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打在被害者身上,汽油立即着火,施暴者看着他们的牺牲品挣扎翻滚、痛苦至极,便鼓掌狂笑。
    有些日本兵,强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冷抖颤,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南京街头,日本兵把割下的难民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最毒辣的几种虐杀,可谓洗刷了酷刑的世界记录。有一种暴行叫“狗吃刑”,日本兵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命令狼狗扑上去撕咬,受害者鲜血淋漓。另有一种“钓鲤鱼”的酷刑,用铁钩钩住受害者的舌头,把人吊起来。还有一种“烤全猪”,燃起一堆柴火,把铁床架在火上,将受害者捆牢在铁床上。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外,还对中国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用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有一次,日军将已经放下武器的三千多名中国军警人员集体解送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然后焚化尸体,负伤未死的便被活活烧死。又有一次,日军将华侨招待所里的五千多位男女难民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将他们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然后弃尸江中,让尸体随波逐流,企图杀人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只有白增荣和梁廷芳两人在中弹负伤后游水到达对岸,才幸免一死。后来,梁廷芳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在南京城外的幕府山,日军囚禁着从南京城内逃出来的五万七千多名中国战俘和难民,其中包括男女老幼。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他们全部用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五万多人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死的人在呻吟挣扎,日军便乱刀砍杀,不留一个活口。事后,给尸体浇上煤油,点火焚化,目的也是毁尸灭迹。五万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伍长德侥幸没被烧死,等到日军离去后,才从死人堆里钻出来。这位幸存者后来也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令人惊心动魄,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南京大屠杀的高潮,自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远东国际法庭认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凌辱了多少中国妇女?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说,日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超过四十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百分之六十,约二十万人;老弱与幼童约十万人;被害妇女达十多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获得证据的,也有三十多万人,仅掩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五千人。如果把无从寻觅尸体的死者也计算在内,那就超过了四十三万人。至于受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至少达到两万名,受辱妇女愤恨羞愧、跳江自尽的不计其数。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件。这次暴行的规模,在法西斯的所有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程度,决不亚于德军的大屠杀。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并非在毒气室内统一实施的,受害者也不是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死去。它的受害者,在死前受尽了凌辱和创痛,它的实施者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屠杀,对被害者先加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戏弄或强奸,才以死亡来结束他们杀人的游戏。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狂虐和残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连日本法西斯的德国盟友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丑恶表演,也向他的政府报告了一个结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侵华的日军是兽类,他们野蛮、残忍、到处发泄原始的本能,他们的狂热中还有无论人类或兽类都不具备的一种邪恶,这种反生命的邪恶具有冷酷的智能,它蔑视人的尊严,把所有的生灵当成儿戏,它玩弄自己的猎物,从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享受乐趣,从猎物的死亡中求得自身的升腾。这种邪恶的人兽,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那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闯入美丽的南京城,在善良的中国人和平居住的都市里,书写了“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是尚武的。也许,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人们求得有限的生存资料需要靠武力夺取。幕府将军们靠着等级森严的武士制度,维持着在弹丸之国的统治。192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生存的恐慌。这个岛国的武士们,要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强取豪夺,因为他们继承了对于穷兵黩武的迷信。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酝酿侵略的文化,那么日本的文化就值得爱好和平的人们做一番探讨。极具特色的日本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关于幕府将军、武士、浪人和隐者的传奇,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轻视和虐待妇女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特殊的遗产,包含着一些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变态性风俗。至于全世界议论最多却又拿不出合理解释的日本武士文化,更令人有理由相信,在种种文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支撑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它一度公开露面,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铁血的情有独钟,一拍即合,制造出一批批张牙舞爪的魔兽。它在南京大屠杀中演示了一出残暴的作品,震惊了整个世界。如今世界和平的潮流使它不能见容于光天化日,但它并未灭亡。它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足以使所有善良的人类,包括日本人民,一代又一代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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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6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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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分类: 历史
血战十四年(12) 
 

1932年,三十万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奋战。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七十六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老乡亲被残害。
  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
  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4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1932年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了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他和丁超等人联合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抗日义勇军,在4月18日主动出击日军,十天后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和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袭击日军。
    4月21日,原东北军于芷山旅第三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聚五任总司令。队伍迅速扩大到一万多人,在战场上多次重创日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在方正台子发生激战,用大刀砍死四十多名日军。
  二十天后,马占山的义勇军在呼兰城郊大战日军,把日军打得大败而逃,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追到松花江北岸的傅家甸才收兵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和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的第六军团,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黄显声和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一些胡匪的头目,也把队伍拉下山,投入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有一些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林和黑龙江的宫长海、姚秉乾、李忠义、张希武、马鸣春和刘万奎,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和小白龙等。这些土匪也算是天良未泯,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像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挺身而出,打击侵略者。
  义勇军的作战使东京血战十四年(12)的统治者感到了震惊。6月3日,日本陆军部公布了日军自“九一八”以来在东北战场死伤的人数,为四千一百六十三人,也就是说,关东军在发动事变时的总兵力大约折损了一半。
    “九一八”事变过去不到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1932年夏天,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打击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义勇军却越“剿”越多。他们的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
  本庄繁再诉诸武力的同时,又想招降各路义勇军。他准备了几百份“满洲国”高官的委任状,得到的回答却是臭骂。旧军官和土匪头子们,大多数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拒不接受本庄繁的威逼和利诱。
  东京血战十四年(12)的统治者感到了本庄繁的无能。他们把本庄繁召回国内,于8月8日委派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既是武官又是文官,集三方面大权于一身。
  武藤大将是个铁腕人物,信奉武士道,以铁血军人自诩。他为关东军带来了两个新锐师团。他否定了对前任本庄繁对义勇军采用的招降政策,决定用飞机和大炮来消灭东北的抗日武装。
  武藤信义为了巩固关东军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
  他首先把矛头对准令关东军最为头痛的马占山。马占山的部队受到了重创,马占山带着一千多名残兵撤退到齐克路上。关东军出动两个师团,对他们穷追不舍。追到兴安岭的深山中,日军将他们重重包围。一场激战,部队伤亡惨重,马占山身边只剩下五名官兵。马占山多年后回忆了当时如何摆脱绝境:
  我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便一枪一个,将八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马占山突出了重围,日军仍在搜捕。少将参议韩述彭携带着边防印信,在突围中牺牲殉国。韩述彭五十来岁,模样酷似马占山,也是个子瘦小,上唇留着胡髭。他牺牲后,头颅血肉模糊,日军觉得这具尸体可能就是马占山。搜查尸体时,找到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他们便以为马占山死在他们手下了,发出一片欢呼,并立即报告东京血战十四年(12)。近一年来,马占山让日军吃够了苦头,如今消灭了这个顽强的对手,日军大感宽慰和惊喜。
  武藤的关东军打跨了马占山的部队,便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和李杜的残部,并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
  9月14日夜里,辽宁民众自卫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和两名日军。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日军在平顶山大屠杀中显露的残暴本性,在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中有了更大规模的暴露。在这次大屠杀中,一个名叫方素荣的五岁女孩躲在草垛中,幸免于难,一直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她作为日军暴行的见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的场合指控日军的罪行。
  日军在打击各路义勇军的同时,不断把增援部队调入东北。南京政府却没有给义勇军提供任何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有心相助,却只能给义勇军提供少得可怜的弹药。义勇军在越来越多的日军压制下,渐渐地陷入绝境。
  10月份,武藤信义对最后一支义勇军下手了。他把目光瞄准了部署在满哈线上的苏炳文的部队。苏炳文的抗日武装大约拥有一万三千人,武藤对这支部队采取军事行动,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武官林秀义少佐发电报向他报告了有关苏炳文的详细情况。
  武藤看完电文,意识到四十岁的苏炳文是个将才。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军中履历深厚。日军多次对他招降,许以高官厚禄,他拒不接受。骄傲的武藤,偏偏就想招降这样的人。“满洲国”已被关东军扶植起来,但溥仪的部队中没有像样的将才。张海鹏老迈昏聩,马占山一心抗日。他指望苏炳文这个孤军的首领,会在关东军的军事高压和利诱下成为“满洲国”的鹰犬。
  武藤决定试一试。为了表示诚意,他派出关东军参谋长小矶昭国将军,去找苏炳文劝降。没想到,苏炳文根本不见小矶,派手下人回话:“我不必与小矶会面,倒是愿意在战场上一见。”
  小矶昭国没有见到苏炳文,悻悻然返回沈阳。听了他的报告,武藤无奈地摇摇头,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11月中旬,日军松木第十师团和股部骑兵旅团,冒着大雪进攻嫩江河畔,与苏炳文的部队展开全线厮杀。江河封冻,地面坚硬,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苏炳文的部队受到日军铁甲车和坦克车的攻击,伤亡非常惨重。
  苏炳文的义勇军投入血腥的战斗,一万多官兵只有半数持枪,几乎没有重火器。爆破队员们抱着炸药包冲向日军坦克,炸毁坦克的不多,也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两天血战,义勇军的鲜血染红了皑皑白雪。
  到11月28日,苏炳文拼掉了大部分部队,身边只剩下一千多人,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他带着学兵连、卫队营和步兵第九团的残兵,忍痛退守海拉尔。
  12月4日,苏炳文通电全国,陈明部队情况。他说,义勇军弹尽粮绝,但未辱国格,请国人谅解。随后,他率部退入苏联。
  苏炳文的部队退入苏联后,马占山改名方秀然,与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宪荣等一批义勇军将领,都到了苏联。日后,这些抗日英雄展转各地,回到关内,几乎都投入了全面抗日的战场。
  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经过一年的战斗,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援助,被关东军击溃了。他们的领导人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拒绝了日军高官厚禄的诱降,高举义帜,率领部队用武力打击侵略军,使关东军图谋热河与华北的军事行动延迟了一年。他们的作战,为日后中共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在长达十四年的岁月里坚持东北抗战提供了经验教训。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年抗战,虽败犹荣。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义勇军风起云涌的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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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6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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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十四年(9)

 

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日军连连哀叹

 

    土肥原在天津活动,不止是劝说和威逼溥仪北上,还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又寻找借口,以援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把矛头指向辽西重镇锦州。

    进攻锦州,是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从马占山手里夺得了齐齐哈尔,已无北顾之忧。本庄繁派混成第四旅团侦察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阵地,同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当天下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日军撤回辽河以东。

    但是,野心家的顾忌是短暂的。刚过十天,日本陆军大臣就改变了主意,命令关东军攻占锦州。经过二十天的准备,日军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飞行队支援下,向锦州发动进攻。锦州守军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就开始撤退。1932年第三天的早晨,守军全部撤出锦州,当天下午6点,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在进攻锦州的前期战斗中,遇到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这是东北第一次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的队伍,是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组建起来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指挥公安骑兵总队,策动伪军两个旅反正,然后收拾被日军重金收买的辽西土匪凌印清的部队,将凌印清处死。

    接着,他们又去收拾为日本人收编土匪的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亲侄子,他组织了汉奸队伍“东北自卫军”,为日本人攻打锦州。对于张少帅的堂弟指挥的这伙伪军,荣臻等人都感到棘手。

    黄显声却坚决地说:“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们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支持黄显声进剿,明确指示抓获张学成“立即正法处决,以遏乱源”。公安总队马上出动,在高山子一带歼灭了这股匪军,把张学成当场击毙。

    接着,公安总队向锦州且战且退,然后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锦州沦陷后,中国正规军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日本关东军便派出第二十师团,把黄显声的义勇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这个师团有一名中佐,名叫古贺传太郎,十分凶悍,被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率领着一支本庄繁认为“攻无不克”的骑兵联队。古贺的骑兵侵占了锦西县城,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

    一天早晨,古贺派出一支三十人的部队,到锦州师团部领取弹药给养,县城只留一个小队,他自己率领七十多名骑兵向城西一带“扫荡”。黄显声的义勇军获得情报,在古贺必经的道路上设下埋伏。

    上午10点钟,古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到达龙王庙附近的狭窄路口,义勇军开枪射击。日军遭到突袭,无法展开,一时人仰马翻,古贺当即中弹死亡,只有十几个日本兵逃进县城。

    下午,义勇军在钱塔子屯岭下预设埋伏,等候着古贺派往锦州领取给养的那队骑兵返回。日军进入伏击点,义勇军开火打击。附近村庄的一百多名老百姓,拿着锹、镐和锄头跑来参战,把日军重重包围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义勇军两次伏击古贺的部队,消灭六十多名日军,给古贺骑兵联队以重创,日军大为震惊。古贺中佐的死,引得关东军发出哀叹:“实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日军为了报复黄显声的义勇军,出动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黄显声把辽西相继出现的各路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合编成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共六万多人,部队愈战愈勇。这支义勇军一直坚持战斗了一年多,直到日军侵占热河与长城各口以后,才陆续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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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托大清王朝复兴希望的北洋水师,自1874年开始筹建,历时15年耗资白银一亿两,拥有军舰25艘,官兵四千余人,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全球第八。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现代化水师的提督不是皇亲国戚,不是留洋精英,而是出身草莽来自天平天国的将领丁汝昌。究竟是何种机缘,使年轻草根丁汝昌能够一举成为大清军事领袖?

丁汝昌,安徽庐江县人。少年时父母双亡,1854年无依无靠的他参加了程学启的太平军。1861年随程学启转投淮军李鸿章旗下,因为做战勇猛,数年内屡立战功,后被授予总兵,获巴协勇图鲁称号,1879年因骁勇忠诚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海防,成为其心腹。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被李鸿章荐任提督,统帅整个海军,这一年,他刚43岁。

同时期与丁汝昌年纪相仿的对手,是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海军学校正规科班出身,毕业后加入日本海军,久经历练精通海战。而陆军出身,主要战功是镇压农民军,毫无海军经历的丁汝昌,能否胜任海军提督?是否因为李鸿章任人唯亲呢?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一手创立,十分重视,此处用人一定一是可靠,二是能力,如此才能既控制又驾驭这支舰队。在短时间内创建一支可立即投入作战的新军,统领必须有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与其他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恰恰是最佳人选。

 丁汝昌(18361895. 2.12),大清海军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进入海军之后便开始认真研习现代化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和电文中可以看到,他专业学习能力极强,很快熟悉舰队各项业务,对水师的日常管理、士兵操练以及轮船修理等都亲抓落实。有一次,运到军中的煤炭少了10吨,丁汝昌亲自抓追讨工作,直到补齐。在管理中他事必躬亲,在战斗中则身先士卒,丁汝昌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战斗和重大行动,作战英勇,在黄海海战中,他右脸、颈部和足部受伤,但拒绝进舱休息,而是坐在甲板上与将士们继续指挥、激励士气。

后世有学者指出,甲午之战中丁汝昌率部躲进威海湾,躲避战斗。事实上他是否真的是 “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

目前有资料证明,丁汝昌是接受李鸿章“保船制敌”防御方针的指示,被迫率部开进威海湾内,不许出战,致使日军从荣成山登陆,占领了威海卫两岸所有炮台。但是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

中日开战后,丁汝昌屡次受到革职等不公平处分,他在给陆军将领戴宗骞的信中说:“现在我是戴罪之身,很多人责备我们,但是我不会顾及自己身体。我不出兵有罪,出兵如果防务不力,顾不到后路,我还是有罪。”这透露出他已抱定必死决心。对于朝野指责他消极避战,尽管他只是执行命令,但从不为自己辩解,一心投入备战。

如此能够忍辱负重的他,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呢?

1894年2月3日,日军海陆合围刘公岛,丁汝昌坚守孤岛,亲率舰队先后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被困孤岛,陷入绝境,有将士向他建议投降时,遭到怒斥:“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日军送来劝降书,对于日军的威逼利诱,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在弹尽援绝之时,丁汝昌派手下夏景春在冬日刺骨的海水中游到对岸,向山东巡抚李秉衡麾下陈凤楼求救,希望其派兵支援刘公岛。但陆军不仅没有支援,反而撤退了。忠义的夏景春没有独自逃生,而是游过刺骨的海水,回到刘公岛,和大家同生共死。

丁汝昌深知大势已去,为保护士兵免遭屠戮,最终还是向伊东佑亨提督修降书一封:“我恳请您不要杀害士兵和人民,我愿将舰队和炮台兵器全部交出。英国舰队司令官会担保我所言非虚。”伊东佑亨当场对使者说:“不需要什么证人,我信赖的只有丁汝昌一个。”丁汝昌在得到伊东“放还士兵”的承诺时,就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丁汝昌在作出投降决定的同时,还在准备对日军做最后反击。他提出“碰到敌船突围出去,也许能够幸存几艘军舰,到了烟台之后会有生路”,但是军心涣散无人响应;他又提出炸沉“镇远舰”,也没有人去执行。此时悲愤交加的丁汝昌自知已无力挽救北洋海军,在安抚众人之后,独自返回房内吞下了鸦片自杀殉国。

丁汝昌自杀后,光绪帝下旨没收其全部家产,刑部下令将其棺柩加三道铜箍捆锁,并涂黑漆以示戴罪,不许下葬。其夫人吞金殉夫,家眷被迫流落异乡。

日军很尊重兵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海军大尉小笠原长说“丁汝昌是“义死”,他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

虽然对丁汝昌之死后世评价褒贬不一,尚无定论,但是他在缺少外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然英勇抗敌,直至舍身报国,这种气节值得后人尊重和纪念!

他是英雄,是位带有强烈悲壮色彩的英雄!

“丁汝昌表现出了比他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 ——《纽约时报》

资料附录:

甲午海战日将写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书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大山巌  顿首

伊东佑亨     顿首

大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原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国前总统末古末哑恒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槺竞>薪竽袷嗝芄宋实龋科洳乓眨谥胺夤伲嗬庵凇=裾撸瞧浔竟济瘢杂型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

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亦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文。

 (本文为@纪录片人陈钦 与爱奇艺 共同投资制作的百集大型历史解密纪录片《中日百年抗战全纪实》的文字稿。@纪录片人陈钦独家授权@煮酒君谈史 @高会民 更新纪录片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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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停电、交通中断、余震不断,而日本地震灾区秩序井然,没有大量人群聚集、骚乱的景象,领取救灾物资、候车回家的人们都在默默地排队。日本人坚韧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

日本一直是个善于隐忍的民族,自西方黑船侵入后,日本人选择了隐忍,埋头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经过明治维新率先在亚洲崛起,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

日本在近代史上还有两次著名的“十年隐忍”,从1884年到1894年,再从1894年到1904年,这两个十年间,日本人卧薪尝胆,隐忍不发,“要则不鸣,一鸣惊人”。这“两个十年”的节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日本人又如何通过隐忍实现自己的野心的呢?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朝鲜开化党趁机勾结日军发动政变,劫持国王,杀害大臣。如果按常规向国内请示,时间延误,事态万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一边紧急函告李鸿章,请求增兵,一边要求朝鲜要员以政府名义致函清朝驻军出兵。125日当晚,袁世凯就发起突然袭击,率兵攻入昌德宫。袁世凯与退守楼台的日军展开激战。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随着朝鲜士兵临阵倒戈,战局急转直下,清军大获全胜,日本在朝鲜扶植傀儡的阴谋就此落空。

日本吃了败仗后,有人不甘心,主张干脆乘机发动对华战争,

但一个关键人物一番关键的话使这个侵略计划搁置起来。

这个人就是首相伊藤博文。袁世凯在朝鲜事变中的表现以及此时中国的军事实力,让伊藤博文觉得动手为时过早。他分析道,中国跟俄国打一仗,就开始设电线;跟法国打一仗,又建立了海军。几年不打他一下,就会睡大觉。若急于与其交战,等于是催其速强。不如“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十年后一决雌雄。

果然,十年后的1894年,日本军舰偷袭丰岛海面中国运兵船,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此时,中日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日本人完胜这场战争。

日本“第一个10年振兴计划”备战甲午,而“第二个10年振兴计划”,则是日俄战争爆发前的韬光养晦。

甲午战争签署《马关条约》后,俄国等列强介入中日间的调停,俄国因为涉及自身利益,态度非常鲜明和强硬,联合德国法国向日本施加压力,也就是“三国干涉还辽”,深知国力不及俄国的日本,一边含恨吐出刚侵吞的辽东半岛,一边再次隐忍,全速推进“十年振兴计划”,蓄势待发,这一次赶超目标是俄国。

为了打败俄国,日本做了哪些准备呢?

日本人“能挣会花”,拿到了甲午战争的赔款,政府首先谋求“国力之培植”,提出工业立国政策。随即出台《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将银子用到到重工业和航运业上。到1904年日本的轮船总吨位比1894年增长近4倍,造舰技术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10年,日本每年军费开支达到财政预算的40%50%

日本很快就收获了“第二个10年振兴计划”的红利。日俄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上比沙俄的远东舰队要强一些,陆军已与沙俄在远东的陆军平起平坐了。

日俄战争如期爆发,世界军事强国俄国出人意料地惨败日本,并自此走向衰退。

日本的隐忍与爆发,一直伴随着野心勃勃的侵略梦。

日本觊觎中国大陆蓄谋野心几百年不曾泯灭。

据说日本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日本列岛好比一只蚕,中国就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否则,蚕岂不要饿死?

日本作为一个领土狭小、多火山、多地震的岛国,资源极端匮乏,其民族危机感与生俱来。图谋地大物博且国力衰弱的中国,是日本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之一。

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集团虽不复存在,但武士道精神继续传承。明治政府将武士道成功地嫁接在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上,含蓄隐忍、崇尚武力、侵略扩张成为立国之本。

日本提出“大陆政策”,这是一个以中国大陆为主攻目标的侵略计划,那么,谁是提出“大陆政策”第一人?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雄心勃勃的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可他与大明帝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输得一点面子都没有,大失所望。

朝鲜政变的两年前,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第一次将中国设为“假想敌国”,提出日本要针对中国充实军备,将“大陆政策”正式写进国家战略。这个山县有朋刚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时,就发表施政演说大肆叫嚷:“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朝鲜、中国。”

到了伊藤博文时代,“大陆政策”已经有了具体而务实的策略:一场大战之后,避其锋芒,隐忍备战,成了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惯例。

尼采曾说:“如果把亚洲人的性格状况比喻成平原,日本就是一座突起的山丘”。从“大陆政策”到两个“10年振兴计划”,客观上,长期在逆境中形成的忍耐勤奋精神与穷兵黩武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值得其他民族借鉴的。然而,其坚韧的民族特质助长了“集体本位主义”,为其侵略扩张野心的不断膨胀推波助澜。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灾难之源。

日本长期在逆境中形成的坚韧勤奋精神,值得其他民族借鉴。但是由此引发的穷兵黩武、“集体本位主义”、军国主义思想,为其侵略扩张的野心推波助澜,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亚洲各国人民的灾难之源。

日本在历史上数度隐忍蛰伏,最终都伺机发动了战争,

对于一个缺乏历史反思的民族,

历史就是一个只会重复的车轮

警惕日本!警钟长鸣!

资料附录:

丰臣秀吉(天文626日- 庆长3818日,即1537317日- 1598918日)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大名、封建领主,继室町幕府之后,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日本战国三英杰之一。原姓木下,之后将丹羽长秀和柴田胜家的名字各取一字将改姓羽柴。农民家庭出身 ,本是一足轻(下级步兵),后因侍奉织田信长而崛起。富有才干而逐渐发迹,织田信长死后在内部斗争中胜出,成为织田信长实质的接班人。他是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担任关白,后担任太政大臣,获赐氏姓丰臣,被称为“太阁”。在位时实行的刀狩令、太阁检地等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日本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封建社会转化有一定成就。在位后期逐渐变得昏庸多疑,并发动文禄庆长之役,后病逝。

 (本文为@纪录片人陈钦 与爱奇艺 共同投资制作的百集大型历史解密纪录片《中日百年抗战全纪实》的文字稿。@纪录片人陈钦独家授权@煮酒君谈史 @高会民 更新纪录片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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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
 太祖赵匡胤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而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时宋太祖赵匡胤龙潜;值周世宗病死,子柴宗训即位,年方七岁,主少国疑。公元960年,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行至陈桥,赵匡义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史称“陈桥兵变”。


将士们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这场兵变,没有血流成河,哀鸿遍野,更没有狼烟遮天,兵连祸结,后代评价这场兵变“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王朝的奇迹”,这次兵变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当权者的远见卓识。兵变之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迫使周恭帝禅位,夺下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黑暗混乱,这就是大宋皇朝三百多年的统治的开端。

赵匡胤只做了十六年皇帝,于公元976年11月14日在深宫之内暴毙。二十四史中的《宋史》中没有太多关于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相关记载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

史称“烛影斧声”,即指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践祚的谜案。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在去世之后,皇位并没有按照惯例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

现代一名为“天涯在小楼”的倡导汉服运动人士在2006年曾写过一首诗,名为《为汉服的浅吟低唱》。说到宋朝的时候,他说“可是后来换了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他的子孙最终躲进了人间天堂,把大片的土地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沙场,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诗中“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的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可是后来“躲进人间天堂的皇帝”,从历史上严格的“皇位世袭”角度上来讲,他们并不算是宋太祖正统的继承者。

 这一切都还要从“烛影斧声”开始说起。“斧”有通“父”,“父”指生父或义父,引申指“一家之长”。“斤”本义指“砍伐工具”,转义指刑具。在原始的父系家长制度中,“父”与“斤”联合起来表示“家长的生产工具和治家的刑具”。到了专制统治时期,“斧”便作为了祭祀的礼器,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有两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斧”:“王权衰落,诸侯称霸。执斧钺而有争雄之志,掌宝玺即有问鼎之心。”其中“斧”作为地位的象征,重要性不言而喻,“烛影斧声”便具有了隐喻的意义,而关于这次国祚事件,后人也是争议不断。

北宋初期文莹和尚《湘山野录》记载:“上御太清阁四望气。…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文莹和尚对于这个事件的描述言辞闪烁,追随之人不在少数,执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这一段记载的开始,文莹和尚是想宣扬太宗得位的神秘性,但一不小心,把太宗上位的可疑性给暴露了出来。身体健康的太祖次日凌晨突然驾崩,而且身边只有御弟一人。人们无法不怀疑太宗继位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于是,赵光义弑兄登基的传闻,从这时起,便开始被后世史家、文人论证了。

 太宗赵光义
太祖去世几十年后,史学大家司马光撰写了《涑水纪闻》的书,在书中为太宗辩解“太祖驾崩,已是四鼓时分,宋皇后派内侍王继恩召次子、秦王赵德芳入宫,安排后事。王继恩却召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当时赵光义亲信程德玄也在府外等候。赵光义闻后大惊,说‘吾当与家人议之。’王继恩劝他赶快行动,赵光义便与王继恩、程德玄三人雪地步行进宫,径自进入太祖寝殿。宋皇后问:‘德芳来耶?’王继恩答:‘晋王至矣。’宋皇后知事有变,哭对赵光义:‘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光义答以:‘共保富贵,勿忧也!’”得出结论,太祖死时,太宗不在寝殿,故不可能弑兄。太宗弑兄的可能性被排除,但即便如此,太宗夺位之嫌并不能抹杀。

金匮之盟便是所知比较早的史料来源,指史料所载宋朝杜太后(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的生母)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言,命太祖赵匡胤死后传位于弟赵光义。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这个事件起来有点牵强,因为《续资治通鉴》的作者,也就是清代史学家毕沅的观点:太宗即位,既不是篡弑即位的;也不是奉太祖遗诏即位的,因为太祖“未尝明降诏旨”,“非实有遗诏也”。《续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宋太祖“非实有遗诏”的观点一经问世,即被视作史料论断上的权威结论而被广泛接受,影响了史学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有一幅著名的情色画《熙陵幸小周后图》,据传便是由宋太宗亲自命人作画。“熙陵”是指宋太宗,他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元人冯海粟在图上题诗:“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讽刺之味犹浓。而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也描述了这幅作品,语言犀利直白,浅显易懂,太宗为人可见一斑。

还有一部由宋末元初徐大焯所编,在清朝才现于世的野史《烬余录》中所说,赵光义对赵匡胤妃子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便是其所作)垂涎已久,趁赵匡胤病重昏睡时调戏,赵匡胤惊醒,要用玉斧砍杀他,赵光义遂杀之。在历史记载中香艳的情史似乎比刻板的正史更让人信服,至少人们更愿意看到有凭有据的结论,而不是史书中语焉不详的记载。

到了这里,由一段不见于世的记载佐证,太宗篡位也算是盖棺定论了。

自古以来因果报应向来不虚,靖康之耻便是一个很好的论证。根据《宋史》记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三千多人、其他人员一万多人被掳北上,女为奴为娼,男子则被海陵王完颜亮所杀,侥幸出逃的宋高宗赵构偏安一隅。赵构无后,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让位于他的养子、太祖七世孙赵昚,宋朝的皇位在180多年后回到了太祖一系。而在宋朝末年崖山一役中,年仅七岁的幼帝则被大臣陆秀夫背起,跳海殉国。一时间前来追随者,不下十万,投海殉难。其亡国之惨烈,历代皇朝莫能比肩。

 

赵氏得国于柴氏七岁的幼帝,却在三百一十九年之后失之于七岁的幼帝赵昺,历史在这里成了一个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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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4 18:49)
分类: 历史
血战十四年(8)
 

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把清朝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马占山在嫩江桥畔重创日军的时候,在天津,时年二十五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静园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

    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后裔,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朝一起赶下皇帝宝座,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过不足三年的无上尊荣。现在,给他提供过庇护的日本人,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班旧臣的意见。

    几天前,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劝诱溥仪去东北,牵头成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老谋深算,说谎话绝不脸红。他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在哪里。他拉拢中国的军阀、政客和流氓,手法上很有一套,因连连立功而晋升大佐,当上了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这一次,他又说得溥仪动心了。当然,土肥原的恐吓更为有效,他适时地给溥仪摆出了张作霖的下场。

    溥仪固然日夜盼望“重登大宝”,但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大事,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向土肥原刨根问底:

    “你所说的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流畅地撒了一个谎:“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含糊其辞地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满脑子复辟梦的溥仪却不含糊:“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立刻顺着他的话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这下来劲了:“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兴地说道:“那就请宣统皇帝早日动身吧……祝陛下一路平安。”

    溥仪没想到,他和土肥原的这次秘密会见,很快就被报纸披露出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溥仪搬到东北去做傀儡。

    年轻的溥仪今天召集谋臣们开会,就是要下最后的决心。他听着大家激烈的辩论,嘴里没有表态,心里却认为反对他立刻出山的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把社会上对他的规劝和警告,一概置之不顾。

    老奸巨滑的土肥原,比溥仪大了二十三岁。为了把溥仪尽快哄到东北,他略施了几个小计,要让溥仪觉得天津不可久留,坚定出走的决心。

    有一天,溥仪正在听谋臣给他讲帝王之道,突然,贴身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连声喊道:“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瘫在沙发上,吓得站不起来。他好不容易才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筐礼品,说是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差他送来的。他放下礼品,匆匆告辞而去。祁继忠按照惯例检查礼品,只见水果筐子里赫然躺着两枚炸弹!静园的居民们惊魂未定,日本军警闻讯赶来,检验炸弹,得出结论: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这件事当然是土肥原一手炮制的。祁继忠是日本人收买的间谍,他伙同日本特务,把炸弹放进水果筐里,演出了上面的闹剧。

    第二天,土肥原派翻译过来对溥仪说:“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吧。”

    溥仪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恐吓信: 

    “如果你不离开此地,当心你的脑袋!”溥仪还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祁继忠接到维多利亚餐厅一名茶房打来的电话,告诫溥仪近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准备刺杀满清末代皇帝。茶房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杀手。

    土肥原一手安排这些圈套,溥仪蒙在鼓里,越想越怕,便对土肥原的翻译说:“好!请你尽快安排吧。”

    翻译说:“遵命!为了陛下的安全,请不要告诉不相干的人。”

    一天傍晚,按照日本人的安排,祁继忠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了静园。土肥原叫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掩护他们出逃。他们顺利地通过各个路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这桶汽油是为溥仪准备的,只要溥仪一行被中国军队发现,日本兵就会把它点燃,让溥仪和汽船同归于尽。

    危机四伏的小汽船,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把他送往黯淡的前程。土肥原的阴谋得逞了。三个月后,溥仪展转到达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为国人所唾骂。

    溥仪离开天津,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将“皇后”婉容带走。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日军为了安抚溥仪,派遣“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婉容接到东北。这个年轻的女特务采用偷梁换柱的计策,用棺材将婉容运出天津,交给关东军。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使她成为日军中军阶最高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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