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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中文言文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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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毕业时,江苏省实行统一考试,达到分数线就统一分配入校。我填的是艺术类师范。当年,外地可以自主招生。我的同学侯继良也喜欢绘画,他外婆在上海,听说上海有行知艺术师范。本地统考结束后,他和我还有三四个同学去上海投考。其他人有的考华东水利专科学校,有的考普通中学。

    从港下镇到上海,走水路方便。母亲给了我15元钱,启程了。先从港下乘江阴班小火轮到常熟,再从常熟换乘大的航班到上海。这航班非今日之飞机,乃木船也,前有小火轮拖,后挂着一条大木船。大船十来米长,分上下两层,可坐七八十人。下层多为拖儿带女的大人,大包小包不少。我们坐上层,两旁无门无窗,只有挡栏。船下午三时半开,睡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上海,票价是一元六角。初次出远门,除了姓侯的外,大家都很兴奋,两岸没有风景,但我仍专注地张望,直到天黑。半夜里突然有人叫醒:“上海到了!”向外探望,两岸路灯闪烁,其实离上海远哩,还得行驶四五个小时。不过我们很兴奋,再也睡不着了。

    早晨六点多,航船靠了“垃圾码头”(即西藏路桥码头),我们登岸,约走了半小时,找到了一家旅馆,住在三楼,六人一个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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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有一对男性好朋友,互相称兄道弟。一个叫杨龙才,是我本族人;一个叫王阿五,住在我家隔壁。

    杨龙才本不姓杨,年轻时就在村上做雇工,为人忠厚老实。杨家的男主人30多岁时死了,妻子“捣黄泥”(丈夫死后妻子又招进了男人,当地称“捣黄泥”)把他招进门,从此改姓杨。进门后前后生下两男。十多年后妻子死了,他既做爹又做娘,拉扯着两个儿子。好心人给他介绍过我们乡里的一个尼姑,他再三考虑还是不要。王阿五也是个憨厚的人,语言木讷,为人善和,两人志意相投,合伙买下一条木船,农闲时做水上运输工作,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姓杨的孤身一人,家中无女性操持,他又常要摇船出门。好心人给领来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十来岁的孤女,叫兰英,说是日后给他长子做妻子。兰英与我年龄相仿,有空时一起玩笑。她既乖巧又能干,洗衣做饭、打水倒粪桶样样能干。姓杨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不时在众人面前夸赞她。春去秋来,兰英已十五岁了,出落得成了一个大姑娘了。姓杨的开始对长子提起这门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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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下人看重红白喜事,男娶女嫁的婚事办得十分隆重。有句俗语叫“前三朝吃到后三朝”,意为婚庆的前三天就要邀亲朋好友来吃,结婚典礼结束后仍要吃三天。酒席一摆就要几十桌,吃饭喝酒要分批轮流。不少人家为了儿女的婚礼,常常要背上一屁股债,数年劳作还偿不清。但父母愿意,因为要给子女争得光彩。

    也有人不办婚礼的:私奔。

    我的隔壁人家,姓王,老人叫王阿堂,下有弟妹六人,靠种地为生,是户贫农。阿堂十七八岁时也有人来说媒,要么对方看不中他,说他眼睛小,且常有血丝,嘴唇特厚,扇风耳朵,总之其貌不扬。要么嫌他家穷,除了几年茅草屋,室内空空如也。但也有他看不上对方的。总之到20岁还没成婚,急死了爹娘。

    村上有个姓孙的姑娘却看上了他。姑娘家殷实,有地有牛,还开爿磨坊。她是独生女,还有一兄二弟,相貌也好,勤劳贤惠。父亲想把她嫁给远地的富裕人家,她不肯,大吵大闹。阿堂与姓孙的姑娘在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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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在太湖边上,鱼米之乡。我们乡下河叉如网,出门稍远一点就得坐船,每年总有落水淹死的孩子,所以男人都会游泳,部分女性也会。

    我从八岁开始游泳。母亲是不允许的,怕我淹死,因为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都是先后淹死在河里的。母亲最疼爱死去时才八岁的长女,她在我面前无数次提到她,一则因为母亲从此以后再没生女儿,二则那女儿特别乖巧懂事。

    我盼望着暑假快点到来,假期里天热,是游泳的好时光。每当烈日高照,大地火辣辣的午后,我便背起篓筐,拿着镰刀,在母亲面前谎称去割草了(当时家中养了一只羊)。母亲答应后便飞快地蹓出门,约上五六个同伴,来到村外小河边。这河不宽,距岸边的河底既浅又平整,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不一会儿,大伙儿赤条条地下水了。先是泼水,互相嬉闹,接着双手拉住岸边的茅草,两脚乒乒乓乓在水里乱甩。约一小时后上岸割草,然后又下水嬉闹。顽皮的人把屎拉在河里,大家责骂他恶心。只要天晴,我们便日复一日地在水中游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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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爹干妈在我们乡下叫寄爹寄娘。算命先生说,我要找一个属龙的人做干儿子,于是找到了“黑墙门”里的这户人家。还说每年农历除夕及年初一一定要居住在干爹干妈家,这习惯一直延续到我初中毕业离家来上海。

    干爹是个种田人,是犁地的好把式,家里养了一头牛,黑色,壮健。他除了犁自家的田外,还被雇给别人家犁地。他犁的地毕直,深浅均匀,且平整。他也去无锡打过工,在乡下开过摇面条的店,种过水芹。干爹的嗜好是喝酒,一天三顿,一包旱烟到晚上就抽光了。

    1942年日寇侵犯我乡下,干爹做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一天午后,一队日兵进村扫荡,把全家男女老小集中在广场上。那时我七岁,也在人群中。鬼子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翻译说:你们家有没有新四军,要是不交出来,统统把你们打死。广场的一角架着两挺机枪,鬼子亮出了刺刀。村民们低着头不作声。因为我村地处无锡、常熟、江阴的交叉点上,所以常有新四军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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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数理化,必然要走“温故而知新”的路,学习“立体几何”,一定要运用到不少平面几何的知识,学习“电学”,免不了要重温“热学”,语文有时却并不这样。

    我教初一下学期课时,规定学生要把初一的课文书带着,初二时,初一的课文要带着。好在那时学生没参考书、教辅书或“一课一练”之类的东西,书包也不用拖包。凡是新课中出现的精彩词语、修词手法或某种写作手法,我总要问:“这个词语以前学过吗?在哪一篇课文中出现过?”开始多数学生会瞪着眼想不起来,这时若有几个学生举手起来回答,而见回答得正确,我便会大大地表扬一番,并要求大家翻开以前的课文印证。教文言文更是这样。

    有一回教文言文,出现一个“临”字,我要学生把过去接触到“临”的句子一一回顾起来,并分别作解释。差距大啦,有的意能全部记起,有的却连一个也说不上来。如此反反复复,年复一年,学生逐渐养成了“温故”的习惯,于是学习成绩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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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们村的小学,只能读到三年级,如果要继续读下去,必须转校。离家最近的便是杨家庄小学了,那是一所完小,可读到小学毕业。十多个家长凑在一起,就决定报名去该校了。

杨家庄小学看起来离我们村不远,站在自家的屋前,踮起脚跟就能看到它。可是中间横着一条十来米宽的河,既无桥又无渡船,要上学得绕道三四里。我们十多年同学,清晨三五成群结队而行,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来回的路大多是田间小道,有些小路在河边,还要走过一座木桥,因此家长们都有点不放心。若遇到特别恶劣的天气,大人们会迎上来半路接我们回家。冬天日昼短,回到家天也黑了。中饭是各自带去的,一碗冷饭或粥,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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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一岁半断奶,为了熬过断奶期,母亲把我寄养在同村的干妈(我们当地叫寄娘)家。干妈是小脚女人,女儿长到十多岁没有再生育,所以待我如己出。干妈的娘家在陈墅,离我们村有三四里路。那时正逢陈墅有庙会,干妈便带着我乘小船到她娘家。不知道为什么,我幼年时期的不少事情至今仍清晰可忆。

    庙会那天,天晴气朗,干妈抱着我在大路边观看一队队“拜香还愿”的人。队伍中不少人化妆成凶神恶煞的模样,有的举着刀,有的握着棍子,还有的手执铁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吓得直哭,吵着要回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庙会。

    第二次是自己村上举行的庙会。离村一里有座破庙,也是我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庙里有尊观音娘娘,看上去是个小姑娘的样子,眉清目秀。每逢农历七月初七日,都要把她请到村上来。“出行”的前一周,当地工匠要为她修饰一番。我喜欢轧闹猛,看新鲜,且观音娘娘就在教室东面,于是课余或放学后便去看工匠修饰。他们先请菩萨下殿,剥光身上的衣服,用刀削去她身上薄薄的一层油漆,然后涂上乳白色的新漆,隔几天再给她画眉毛、眼睛、嘴唇,然后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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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多在追求分数,学生、教师、家长都把注意力投向分数。高分使无数人欣喜若狂,低分让无数人辈哀哭泣。分数成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神鬼。

我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从未获得过高分,相反成绩单上常有红灯冒出来,得个七十来分已心满意足,所以不是高才生,反正母亲不识字,父亲也不管这些事。我也没什么压力,稀里糊涂地混到了一张大学文凭。

    有一回期中考试后学生拿作文卷走进办公室,说:“老师,我自以为这篇作文写得蛮好的,怎么只得了75分?”我问:“那么你认为该得几分?说说道理。”他把理由说了几点,应该得80分。我说:“行,你能评价自己的作文,就给个85分吧。”他喜出望外地走了。我想,作文没绝对的评分标准,再说分数也不值钱。

    “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我做教导主任兼初一课文教师。我对学生说,期中、期末我给大家打的是综合分、估计分,跟你们卷面上的成绩可能有出入。有的学生按卷面上计算可得90分以上,但成绩单上只有80分。我说:“你们上课不提问,不发言,不积极参加讨论,只会死读书,不该给高分。”有的卷面上只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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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教育乱弹

    我是不合格的语文教师,因为普通话十分蹩脚,连前鼻音、后鼻音、翘舌音、平舌音也分不清。好在“文革”前我教高中,勉强混得过去,不像现在的教师要获得普通话及格证书才可以上岗。

    “文革”后期教初一初二学生,这几乎要难倒我。

    要说分析课文、指导作文,那是驾轻就熟不在话下,但教初中生一定要先识难字、领读课文。左思右想,来个“扬长补短”。我把班上普通话好的四五个学生组织起来,称为“小老师”。如果明天要教新课,先让一个学生把课文中的难字注好音,再叫一个学生回家把课文读它三四遍。第二天上课时,有学生把难字连拼音写在黑板上,领读两遍,由他指定同学站起来读拼音。接着让事前准备好朗读的学生把课文读一遍,然后分句、分段领读,同学们跟着读,效果倒也不错。没想到我的“偷懒”的方法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小老师”队伍不断扩大,我更方便了。

    现在想来,其中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其一,我补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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