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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5-12-01 15:57)



    (1,Magician)用民俗学的视角来观照数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简直把数字之间的和谐、对称视为美和生命奥秘的源泉。就像德语里的词性分阴、阳一样,数字在原始人的眼里也有性别。而1就是极具雄性气质的阳性数字。在一神论的宗教里,1是上帝的字数,代表起源。这恰恰印证了在没有零的概念的时代,1代表着始基,0不在大小概念范畴之内。在美洲印第安土著的“大地计数”中,1代表太阳始祖和生命火花。人们习惯用竖立的石头、笔直的木棍和勃起的阴茎来代表它,是不是记起了今年双11光棍节,世界遗产名录下的丹霞山那座孤峭耸立的赤色山峰?

    再来看画面中一手持着权杖指天,一手指地的魔术师,有人认为他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化身,好啦好啦,在俊美无铸的层面,权且可以看作是阿波罗代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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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dow,影子,同时还有幽灵的意思。这样灵异诡谲的相联感,会不会是起于我们还没有光影概念的儿时,被黑黢黢的跟随我们移动的团块状人形暗影惊吓的情绪体验?转换视角,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在福克斯的动画片里经常能看到蚂蚁行走在人行道上,在车轮地下鞋拔子底下险象环生的经历,那该是一种虎口余生的惊险吧?

     在书虫绿油油像森林的书皮封面里,总能讲述让人难忘的故事,《长腿叔叔》《梦幻岛》,长不大的彼得潘,他的影子被小狗咬碎了还是被抽屉夹断了呢?善良的温蒂拿起针线把影子缝补起来了。四季交替、物候变幻,巴门尼德说有永恒有不变,现实却有太多的不确定。在无法确定的时间场域里,永不长大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规避责任的承担,更多是一种恒定的确定的安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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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前派

罗塞蒂

维多利亚时代

分类: 丹青妙笔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圣母玛利亚的少女时代》The Girlhood of Mary Virgin,作于1848-1849年。油彩,画布,82.3厘米*65.4厘米。英国伦敦泰德画廊藏。
     从光环和天使的翅膀看来,很容易判断这是一幅西方宗教画,而且跟耶稣基督有关。一袭白袍以及百合花的元素以及跟基督有关系的女性,可以猜测是圣母玛利亚。
      第一眼注意到反倒是在典籍旁边悉心照料百合花的天使,模特显然是罗塞蒂经常用的那个,只是缩小了比例,成了孩童的模样,霎时间有些奇怪。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在西方文化语境里,百合乃至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呢?天使为什么有翅膀,而且是红色的?天使有性别吗?一般来讲,我们对天使翅膀的颜色都是白色的,给玛利亚传递成为耶稣之母消息的就是天使长加百列,她的翅膀就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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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9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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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里批判桐城派僵化载道的文风,认为为文当言志,新鲜平易,表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时,周作人在1918年9月《新青年》上发表了《读「十之九」》批评陈家麟、陈大镫的文言译作《十之九》,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安徒生童话,全部变成了“用古文来讲大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征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他为这位“声名已遍满文明各国,单在中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的童话大师深感“伤心”,代为“叫屈”

#周作人对儿歌,民歌的重视,与其在《论八股文》中表现出来的对音韵的重视不谋而合,其中是否包含美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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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5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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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溯源童话的源流的话,约莫是与世说相关的。但世说的记事方式,时间地点人物,都有确定的名称,而童话却对时地人物“漠然无所指尺”,这是两者的区别。
周作人提倡Andrew Lang的人类学来阐释童话的理由在于“古说荒唐,今昧其意,然绝域野人,独能领会,征其礼俗,诡异相类”“乃知神话真诠,原本风习”,现在看起来难以理解的无稽之言,在原始社会,是文明进程的记载。
原始文明在神话里的遗留,约略有两个,一是思想,二是制度。在有着精灵信仰的社会里,人们认为“人禽木石皆秉生气”肉身躯体形态虽然是不同的,但是精魂没有差别,精魂能在躯体里自如出入,直到找到附着的形体,这样就有了神话的变式。人类和兽类相视,而力量尤大,有怨气的可成为敌人,有恩的会成为亲人般的密友,所有童话里有兽友和物婚的形式。将兽类崇拜为祖先,立图腾的法制,规定族人不能吃与自己图腾相同的野兽。同一个图腾里的男女成婚,是对祖先的不敬,男子必须娶外族姑娘,以抢掠外族女性为礼,所以有盗女式童话。
再者,因为形神分离,所以躯体虽然殒没了,用招魂的方法可以复活,所以有复活童话。用藏魂和生死符的方法驱使灵魂,用联念的感应魔术,把当事人的指甲,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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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周作人提倡用英国人类学者Andrew Lang的方法解读童话,将其看作是原始人思想和习俗的保留。在童话的变迁上,周作人认为是时间推移,历史沉淀,风俗移易以后,人们无法理解旧时风俗,加之在向儿童讲述故事的时候,成人会按照社会对未来国民素养的期待进行删改,加大理解难度。
在童话的运用范围和对儿童教育的功用上,周作人认为主要有三方面:一则童话起源于人类鸿蒙初期的原始时代,当时人类的思考方式与儿童相似,也就是周氏所说的“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因而在感情趣味上容易发生共鸣,阅读童话能让孩子按照成长的顺序保持儿童天真本相,这正是儿童教育最重要的。二则童话适用于三岁到十岁的孩子,因为他们在这个时期正是想象力高度发达的时候,用童话来长养他们更为繁复的想象力和感知力,为以后学校学习打下基础。三则童话里对社会规则和群体习俗的描述能帮助儿童了解人世的大概,为将来入世提供心理准备。童话里对事物和鸟兽虫鱼草木的描绘,也可以增长孩子的知识。
周作人认为童话的劝喻功能是次要的,但是其后附缀大道理就有点画蛇添足,况且几岁儿童也无法理解,兴趣寡然,童话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
在“童话之评骘”一节,周作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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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4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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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周作人在儿童研究上分了儿童本身和童话两个向度。而在《童话略论》中,他主张以民俗学的视角究其本源,以儿童学的范式圈定童话的应用范围。
周作人认为童话在本质上与神话,世说一样。在上古鸿蒙初开之时,远古人类相信万物有灵,宗教萌芽。在泛灵论思想的主导下,原始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像活人一样有着情绪和喜怒,按照当时群落的信仰故事敷演成故事,神话就诞生了。原始人的思维在讲人类主观情志投诸万物这点上是与孩童的认知方式同构的。世说则兴起于有奇特异秉的人,氏族成员都相信,但那些大家共知共信的故事却少了遥不可及的神性,童话在口述传统里就显得想象空间和再造意义的成分更大,具有传奇性,意在娱乐。周作人概括说,神话可以追溯宗教的源头,世说是历史的开端,而童话在根基上就是属于文学的。
周作人认为童话是神话世说的一支,因为在口述文化里,传颂过程中会依据当地风俗和口述者本人的意趣而加以增删,“故有同一传说,在甲地为神话者,在乙地则降为童话,大抵随文化之变而转移”。
周作人肃清儿童文学来源并非是大人应儿童之喜好而“造作故事以应其求”,而是在文字产生以前,口述传统的结晶。
周作人按童话的流传和衍生将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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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土之盘筵”大概是小朋友玩泥沙筑城堡类似的游戏吧?有点过家家的性质,也像路德延的《孩儿诗》写的“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周作人说,有一个时代儿童游戏被看作犯罪,会被“至少在头上凿两下”,后来见好。
提及儿童游戏,倒也是有两派观点。一则认为游戏是孩童多余精力的发泄,没有什么目的性功利性。一则是为将来社会生活的预演,像男孩子之间的竹木棍打斗,学习上战场的战斗生活,女孩儿玩布偶娃娃,是将来为人母的准备。
周作人的《土之盘筵》是“抄录一点诗文,献给小朋友。当作建筑坛基的一片石屑”。当年他也确实有收集民间童谣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周作人从何时因何事受何种影响以何种方式开始关注儿童问题。除了出于实际的育儿需要,以及1906年后的五年里在东京接触,翻译外国文学的原因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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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周作人因其性格中退守自保的因素,最终没有像其兄鲁迅般成为针砭时弊,改造国民性的斗士。但早年周作人受乃兄影响颇大,留学日本期间(1906-1910)间曾辅助鲁迅同办文艺杂志《新生》,周氏兄弟更是学习英德法等语言,翻译东欧等弱小民族的斗争文学,合著成《域外小说集》。
早在周作人14岁时,就去杭州侍奉因科举贿赂而入狱的祖父,住在花牌楼,接触到了一系列被封建制度压迫的妇女的故事而起,周作人就开始对妇女问题格外留心,而后来他那篇在文学史上声名远扬的“人的文学”里就主张把妇女解放和儿童本位的观点纳入为人的文学的范畴。
写于民国十年(1921)的《小孩的委屈》,算是他的翻译域外小说有感,以至进行的社会思考。他认为是男性本位的思想和男权统治,将人类分成男人女人和小孩三种,使得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和欲求受到忽视和挤压,产生委屈。
而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孩童更是对来自成人世界“日常无理的呵斥,无理的命令,以至无理的爱抚”都没有抵抗能力,只能任由大人加诸其身的不合理行为默默承受,甚至在社会道德上也不容许儿童有一丝反抗。
接着周作人猛然想起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将人当人看也不知道自己是人”的现状。转而也认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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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1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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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印刷文化,学校教育和羞耻感共同构筑了童年观念形成的三大要素。
在中世纪口语文化里,年幼年长者人人共享相同的信息环境,使得依“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划分的成人儿童阶层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活在“此时此地”。
印刷文化兴起,导致人的思维能力能够跨越古今,对人类自身的价值有了重新发现,并认同儿童作为生命特殊阶段,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需求,从而在儿童语言,服装等方面给予尊重。
婴儿期在掌握读写能力的7岁结束,儿童期则在此时开始这一观点,是基于进入非自然符号记载成人世界奥秘的文本世界是变成成人的门槛。学校教育在此处成为与童年概念相连的要素。有意思的是,儿童在此时虽然不再被看成“缩小的成人”,却变成了“成人的预备”。分级制的教育在划分知识等级的过程中,也为儿童划分了不同阶段,共同点在于隐含了社会对于具备合格读写能力和思维理解能力的成员的期待,包括品行道德取向的濡染。
16世纪的欧洲,童年应该拥有特别的服装,变成约定俗成的事实。因为在印刷文化导致的“知识差距”中,成人对孩童有了牢固的控制权和监护权,在儿童服饰里也暗含了社会价值对儿童的期待。
从服饰心理学而言,服装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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