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

王涛中午十二点从教务处出来的时侯，两条腿迈不动，只能扶着墙根一步一步往前蹭。眼睛是木的。这时候旁边走过一个女生，看了他一眼，叫他，王涛！王涛茫然地点一下头，算作回应。他走到主楼和机房交叉的地方，点上一根烟抽着。那儿风小。

王涛是上午考“思修”时作弊被抓的。“思修”者，全称“思想道德修养”。监考老师走过王涛

    几年前的刑诉课上，剑峰发明了“傻逼罪”，悄悄告诉我，说我犯了傻逼罪。我们乐了整整一节课。最近研究“精神病罪”的问题，却怎么也乐不出来了。

    起因是忽然觉得艺术是一种变态：艺术的感觉——理想、细腻、伤感、怀旧、思考、渺小、无助——是否完全是病态思维。完全可以（并且大多数人已经这么做了）不管这些，只关注当下的幸福体验，不思考，“生活在此处”。凡是敏感的人，是否应该全送进医院治疗，打一针“主流观点”，服两剂“实用主义”，而不像我这种懦弱的人似的，整日以“艺术”饮鸩止渴。

    每看到一个新作家，总要瞟一眼他的生卒年，如果是四九年以后死的，就长舒一口气，仿佛替他感到安慰似的。后来想想其实无所谓，活过四九年或者其他什么年份并不一定就是件好事，只是比死去的那些人多了一件经历而已。

    昨天听了一段姜昆八八年春晚的相声《电梯奇遇》（梁佐所作），又想起《要条件》《如此照相》等段子，忽然发现还是很敢反映一些现实问题的，语言上也颇有意思。一是感慨六四之前的文化空气还很自由，二是感慨即使是姜昆之流也不是一上来就给北京国安队演堂会的。人老了，走向衰弱是必然的。

    郭德纲说相声要回归传统。一百年前的老段子都被挖了出来，但相声的精神似乎还不及九十年代。现在是连高中生都会说几句“念疃抛闪”了，可再没人表演《小偷公司》那样直面现实，讽刺官僚主义的作品。这不怪郭德纲，是文化高压甚于当年了。然而孔庆东之流不懂装懂的又跳出来冒充人民代言人了。

    呜呼！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或许题目应该叫“烟火、征服、金鸡与张天翼——资治通鉴”

    晚上骑车去财大，路过东江道自由市场，那种熙熙攘攘的悠然氛围和铁板鱿鱼摊子生出的阵阵烟雾使人忽然想融入这种平淡安详的日常生活，连站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老人看起来都那么含情脉脉。但我知道，这种景色和天下所有的景色一样，只远观为好，融入其中便感受不到了——换句俗话：距离产生美。 

    听着《征服》的片尾曲，又发现一精致之处（这种挖掘已经持续一年半了）——结尾配合音乐截取的画面，不是枪战，甚至没有动作，全是每个人铆劲静立的镜头。再一想，《征服》虽是警匪片，动作戏其实并不多，相比之下，一言不发的“文戏”反而占了更多的镜头，这种蓄势待发的“静”的力量，如果表现得当，确实比歇斯底里更加使人感到力量的存在。此乃《征服》超越所有警匪片之处！

    看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大善。女作家能出离个人情感的真不多。然而又看了一个女14的直播——“高三和已婚办主任苟且了”，竟也深为动容。这不禁再次引发我“如何是好文章”的思

    明日去南马集扫墓。今年是纪念姥爷诞辰一百周年，据说会有个隆重的仪式。吴辉哥哥派车来接。但大姨父刚打来电话说三舅可能不来了。也就是说三舅妈、韩旭哥哥以及我未曾见面的嫂子和侄女都不来了。另外大舅已死。不死也不会来。韩阳哥哥离婚了。韩怡姐姐在家坐月子。韩鹏哥哥刚结婚。所以总的来说人员配置和往年又没有差别。爷爷那边就只有我和父亲去。妈妈让我在上香的时候记得把愿望跟爷爷说一声，说不定会获得意外的保佑。我虽然不信这套，但还是决定明天和爷爷说。不但和爷爷说，和奶奶、姥姥以及今年诞辰一百周年的姥爷都说一声。另外今年是上大学以来唯一没有去王小波墓祭拜的一年，一来事情多，二来身体差。主要原因是不想去了。毕业之前争取能去一次，到时也记得把愿望告诉他。他们或许会帮我的忙。或许不会。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

后记：

  一，清明上坟，遇各种怪现状。葬礼扫墓，本应肃穆。但现场披红挂绿，狼烟四起，纸灰漫天。有假哭者，只干嚎两嗓子“妈妈呀！我好想好想你呀！”旋即无声。本家亲戚也是大聊闲天，没话找话。更有放鞭炮者，突出了节日的喜庆。三舅三

读了一天的现代诗歌评论，感觉像要找谁打他一顿。佶屈聱牙，措辞乖张，比所要评论的诗还像诗。自己写不出成篇的来，就在别人的作品下作注解并且兴致勃勃的也附会两句，自以为就能和原作者平起平坐了，其实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都不明白。有这种人的存在，文学怎么会不被人认为是有闲阶级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玩意儿呢？书评家都是寄生虫。作为读者的向导，他们根本不像是一个服务者，而更像是一个演员——使出浑身解数（各种问题和主义）表现自己对于文学是多么内行。他们熟练运用着可怜的几个外国文艺理论概念，无休止的往一切作品上套。整本书里充满了过度解释，所幸有几句说得恰当的也是废话连篇。一个意思翻来覆去。实际上他们根本没读懂任何作品。他们只是拼命向读者倾诉他们自己罢了。中国的评论家不是用理论来解释作品，而是用作品来解释理论。有这样的导师们，中国的文艺水平怎么可能真正进步呢？

    最近读孙犁的散文，对于冲淡风格的把握又增长了少许见识，树立了坚持橄榄式文风的信心。结果晚上看一电影，伍迪艾伦的《解构哈里》，深深震撼，好久没看这种有脑子的作品了。又把两年前的卡尔维诺和厄尔凯尼都想起来。只有西方的理性才能拍出如此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人不是变成“蝴蝶”而是变得“模糊”了。非建构于哲学之上不能想出来。可是为什么中国的哲学就想不出来呢。一切都用梁漱溟的三条道路来解释吗？和这部作品相比，一切“理趣”都显得实在有些肤浅。

    由此忽然发现中国的思想解放其实还很不彻底。我的任务，与其当一名作家再把古人已经抒过八百五十遍的情换一种现代的方式再抒一遍，不如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前进一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新型作家。

    前几天做一怪梦，至今找不出恰切的词汇来形容这场事故。不仅如此，我甚至无来由的觉得中国式的思维和语言根本无法表达这种形而上的苦恼。其实伍迪艾伦都是很简单的创意，比中国作家写一部小说死的脑细胞少多了，但是中国作家打死也写不出这样一部小说来。中国作家的关注点还停留在家国天下、离别酬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