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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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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的博客
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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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为支持单位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在北京召开。主论坛以“新机遇、新金融、新发展”为主题,包括一行三会等金融管理部门领导、海内外金融领域致命学者、金融机构负责人等金融业各界人士,将就“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业改革创新”、“金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服务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他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是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

吴敬琏说:“从09年到现在,每年都会出台扩张需求的政策,但效果越来越差,09年4万亿还能把GDP拉到8%,近年来的刺激力度并没有减,但效果越来越差,甚至产生负作用。”

因为从需求方观察,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已经出现问题,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充分显现。

其中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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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规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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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了诸多的试验和探索。这些试验和探索的基本目标就是改变国家的积弱状态,实现民族复兴。然而,晚清政权和民国政府的种种尝试并没有建立起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内外战争更是将20世纪30年代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摧残殆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的思想。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试图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一些调整。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计划经济基本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希望以此给经济注入活力。但是,1958年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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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亟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十分模糊。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那么,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前一点,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如此,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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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著名经济学家、正和岛岛邻吴敬琏

我在这里讲一讲我的一些想法。说得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面对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现在最热门的词,特别是最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政领导对新常态的内容、党和政府所提出的方针和如何引领新常态做了阐述。主流报刊发表了不少阐述文章,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我想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旧常态已经不能延续,不再存在,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客观事实。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30来年。曾经长时期的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的长期的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奇迹。

但是这种旧的常态,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出现了颓相。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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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分类: 吴敬琏观点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现在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推进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经济以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持续30多年,现在这种旧常态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了。GDP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

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求”,“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只能用产出总量由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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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了诸多的试验和探索。这些试验和探索的基本目标就是改变国家的积弱状态,实现民族复兴。然而,晚清政权和民国政府的种种尝试并没有建立起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内外战争更是将20世纪30年代得来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摧残殆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的思想。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试图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一些调整。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计划经济基本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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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句话里面实际上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政府配置资源是用两个系统构建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所谓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按地区,这个一体化的市场,实际上是被条条块块所切断了的碎片化的市场。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但是中国的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建立统一市场,就要消除这种条块的分割。

第二,它是开放的。我们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有所谓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对待、一体开放的市场,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

第三,就是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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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分析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改革面临的阻碍,并提出了现阶段可采取的政策建议。目前经济下行状况下,吴敬琏认为,投资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防止危机发生。
  吴敬琏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提到,目前业界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救市,政府应该出台刺激性政策。一种声音认为不应该急于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
  “我认为要谨慎考虑刺激性政策,投资拉动经济的效果在衰退”,吴敬琏提到,我们2009年、2012年都使用过这种政策,去年也短暂使用过。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后,效果持续的时间相对比较长,2012年仅维持了几个季度,而到了2013年,完全没有刺激起来。
  吴敬琏认为,如果部分地方面临资金链断裂,而且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这个时候,政府采取一些短期政策,比如信贷,货币等政策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认为全面刺激政策是好政策。”
  今年以来,央行已经两次定向降准,吴敬琏表示如果定向降准频繁使用,那基本和全面降准差不多,此时已经不是稳健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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