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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的经济形势令人充满期待。同时,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望。最近以来,中东政局忽起风暴,带来阿拉伯世界的剧烈震荡,势将引起全球政治版图的深刻变化,微妙的现状也须我们提高警惕。在新的政经格局下,我们需要眼观八方,毅然前行,需要心系全局,冷静应对。
在当今中国,城乡矛盾突出,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改革户籍制度,对于合理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已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如果对这项制度形成过程和生成机理没有充分认识,陷入就事论事的皮相之说,将很难找到对症之方。本期特稿刊发王海光教授的力作,试图从历史传统、战争经验、苏联影响、工业化路径等方面考察中国当代户籍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关系,探究其生成的制度渊源。
在全球化时代,粮食霸权已经成为美国维护全球霸权和推行全球战略的核心工具之一。而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纵深已被基本突破,如何应对本轮世界粮食危机,贾林州、李浩的文章提供了理解与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新思维。
中日东海油气资源分配问题和钓鱼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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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特稿
1 转轨和嬗变: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形成的制度
渊源探析
——王海光
经济战略
19 “十二五”期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与方向
——魏杰  朱雄兵
32 金融帝国主义、粮食霸权与中国的粮食战略
——理解与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新思维
——贾林州  李浩
政制之道
49 公民伦理与公共秩序
——基于当前政府行政伦理状况的理论思考
——潘自勉
56 民族、族群、与共同体:一个概念谱系的回顾
——吴强
国际政治
65 钓鱼岛之争与地缘战略陷阱
——李德木 薛贵峰
社会视野
72 基层治理视域中的农民上访问题研究
——对中部省份一个农业县农民上访的考察
——桂华
历史研究
90 五四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论争
——余艳红  杨延青  袁刚
文化与哲学
102 “重写历史”与新主体的浮现
——张慧瑜
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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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大众汽车消费时代,城市交通拥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或者讲相当程度上的交通拥挤是一个不必避免的问题,是“好事”后面的负效应。但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广州、上海等大都市在汽车家庭普及率很低的情况下便出现了交通严重堵塞问题,这相当不正常。我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世界发达国家交通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北京机动车刚刚突破200万辆,而大纽约地区人口达到2000万,1999年汽车保有量为1280万辆,东京的人口与北京差不多,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但这些国际大都市交通拥挤比中国开始普及家庭轿车的大城市要好得多。对此不得不做深层思考。我们认为,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交通建设大大滞后、投资不足,更不是中国的城市汽车过多,相反,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城市交通设施上,如刚刚过去的2003年北京市仅交通建设投资就接近150亿元。另据2004年2月10日的《北京晨报》报道为207亿元,而最近又传来“喜讯”,北京市为了改善交通“拥堵”,准备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投下1800亿元,干交通事业世界上哪一个国际大都市会有中国的一些大都市那样的“气派”,张口就是几百亿、上千亿,但有目共堵的是高投资结果却比较糟糕。根本问题是城市发展模式、道路和房屋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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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许章润:“普法运动”的政治经济学
标签: 普法运动
 

    晚近二十多年的“普法运动”,推导自官方,流行于社会,蔚为一种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似乎也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涵育过程,而恰成一场“运动”,一种不同于二十世纪中国人记忆深处任何“政治运动”的社会政治运动。今天回头来看,因有将近三十年的纵深,使得我们能够对它作出阶段性评判。总括来看,这场“运动”的本意在于灌输选择性的法制意识,以守法公民作为最终期待产品,旨在营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忽略了对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义追问,也无遑就生活方式及其正当性考量做出切实回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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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第一节、惩罚的职能化

 

    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制定,意味着惩罚建立在一门专业化的知识或技术之上。在这一套技术的背后,贯穿了现代社会的惩罚原则:惩罚的经济学导致惩罚的类型化、职能化和专业化。[i]而这种类分化的治理,正是中国80年代以来遵循的治理原则。“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公检法“相互分工”、“教育与劳动分开”、“企业与社会分离”。这种分割治理意味着国家的治理更为精致、细腻、准确:对不同性质的事物采用不同的治理手段和策略。这样一种类分化的分割治理实际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国家关心的是如何分割治理、如何在分割治理中获得最大的效果,而将具体的治理任务逐步交给社会。
    事实上,在这样的分割治理原则最先出现了刑事实践中,随后才出现在经济领域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如果我们比较“文革”中的弥散性惩罚的话,[ii]我们发现这种惩罚目光关注的每一个具体个体的灵魂,而且这种关注类似于福柯所分析的欧洲基督教中的“牧领权”式的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如同牧羊人管理牧羊一样,要熟知每一只羊的特征或脾性,掌握关于每一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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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从“苏联现象”谈起

 

  1991年西方人欢渡圣诞之夜,在莫斯科飘扬近70年的苏联国旗悄悄落地,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黯然失色,世界两极之一的超级大国苏联轰然崩溃,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彻底改观。从历史上看,一个貌似强大的超级大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戏剧性地自行解体,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是所有的当代政治问题研究都不应忽视的。何况苏联的消失将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未来,这种影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波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如果对苏联解体从政治上稍加观察与分析,就不难发现促使其崩溃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当时苏联社会的上层,即前苏联政治体系的权力核心--党与政权本身。在苏联解体前,人们习惯地把80年代中期以来在那里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今天那场社会变迁已经告一段落了,它的结果已展现在世人面前,按照以往的逻辑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苏联的解体称为自上而下的解体。当然这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判断,全面认识苏联解体问题,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探究,但那已经超出本书要讨论的范围了。
  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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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东亚权威政治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在国情条件诸方面与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中国在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方面,在高度集中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向以市场型的运行体制的结构转型方面,均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着类同之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市民社会、市场化的企业与地方的自主系统的发展,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脱序或失范的出现,国家权威同样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知识分子与实业家之间,在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方面以及在彼此协调关系方面,均面临着过去所没有的新的问题,例如,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关系,国家权威与公民自由的关系,权威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大众政治参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传统文化价值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都越来越进入学者们的思考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权威政体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权威主义的基本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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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与难题都直接导源于十九世纪,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的最后几年。因此,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发展时,不能不从甲午战争讲起,不能不追论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以期明了二十世纪中国之所从来,并弄清二十世纪中国问题之所在。

  世纪末恐慌

  在十九世纪还剩下最后几年的时候,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莫名其状的恐慌感,他们不是觉得世界末日将要来临,而是在追怀十九世纪的中国发展时,深感屈辱、痛心与后悔。
  确实,十八世纪的中国,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这一个世纪毕竟是清王朝二百余年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康、雍、乾的个人作为以及种种外在条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与十八世纪相始终的康、雍、乾三朝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建立了赫赫功绩,中华帝国虽不能说真正达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帝国的标准,但十八世纪的中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毕竟是一个强大而不容忽视的力量。
  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驾崩养心殿。伴随着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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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作为清朝封疆大吏的地方督抚,在许多省份相继宣告独立,脱离清朝统治而归附革命,使延续200余年的清王朝很快分崩离析。之所以如此,当首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已成沛然莫遏之势,逼使清朝地方官员不得不另谋他途,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晚清以降地方势力的扩充,以及辛亥革命前清朝中央政府强行集权,力图削弱地方权势的举措,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趋于紧张,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晚清地方势力的发展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并无独立的军权与财权。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原有绿营清军无力应付,清廷只得听任地方督抚各募勇营并就地筹饷,以扩充军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性和私人化的军队乘势而起,均由所在督抚直接统辖,形成兵为将有的格局,中央政府中兵部所辖的军队只是战斗力不强的旧有绿营。清朝中央政府的军权遂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则俨然手握军权饷权。光绪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徐寿衡曾说:“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之。”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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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后的民主改革,日本从制度上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地位,在选举中获取多数席位的政党,在组织内阁对官僚机构实施政治上的领导、组织上的统制和监督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权对官僚机构进行政策方面的领导,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称为“官高政低”、或“官僚主导”、“官僚支配”的现象却十分明显,在决策过程中,日本的官僚机构不仅是绝大多数政策的首倡者,而且还通过利益诱导、情报操作、说服工作以及对政策审议会的控制等,在幕后操纵政策的起草、修改和审议,影响甚至决定政策的命运。在政治的前台抛头露面的执政党则更多地在扮演官僚机构代言人的角色,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执政党代表的大臣大都消极对待对官僚机构进行统制的职权,从而为官僚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行政自主性”,后者将通过广泛的“行政裁量权”去巩固官僚机构对民间的支配力,同时依靠这种支配力来增加其与执政党讨价还价的手段和力量。
  相对于执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政党政治,我们把这种官僚机构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现象称之为官僚政治。正是这种在政治机构中所处的独特的地位,使日本的官僚机构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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