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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上的甘南
屋檐上的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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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城散文主要作品

《阳光照亮她的脸》发表于20034月《飞天》,收入《飞天精华本·散文诗歌卷》、《飞天60年典藏·散文随笔卷》(甘肃出版社)。《越过一百零八条河流》发表于20042月《飞天》,收入《阅读玛曲》(甘肃出版社)。《秋天的阳光》发表于200411月《散文》,《作家文摘》转载,录入《感动中学生的100篇散文》(九州出版社)、《甘肃省新时期文学作品选》散文卷(甘肃出版社,2010年)。《穿越阿尼玛卿》发表于2005年第3月《散文》,译为藏文,入选《西部散文精选》(甘肃美术出版社)。《有些鸟儿我们是看不见的》发表于20067月《散文》,20068月《读者》(甘肃出版社)、20071月《视野》(兰州大学)、2007年《活页文选》(上半年合刊,书局)转载,录入2006年度《散文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列为20092010年高考现代文阅读范文,译为藏文。《小镇上的爱情》发表于2008年第4月《散文》,录入《我的恋爱》(百花文艺出版社)。《所有的伤口都会弥合》发表于20087月《散文》,录入《因为爱,人长久》(百花文艺出版社)。《一粒幸运的芥子》发表于20096月《散文》,列为2010年高考现代文阅读范文。《不要从原路返回》发表于20096月《散文》,入选2009年散文大联展。《外婆的山谷》《我那些正直而沉默的朋友们》201012月《散文》头条推出,并录入《散文2010年度精华本》(百花文艺出版社)。与甘南有关的一些词语》发表于《西部》文学月刊“西部头题”。《那扇门》发表于20121月《散文》。《坐在你的对面》发表于20125月《散文》,并录入《散文2012年度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源头的水依然清澈》发表于《散文百家》2014年1月。《扎仓笔记》发表于2016年1月《散文》,录入《散文2016年度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君子怀山》发表于2016年4月《散文》。《青稞简史》2017年第3期《散文》。《那些花,开在风雪里》2017年第4期《金城》。《人类的孩子》2017年第10期《散文》,录入《散文2017年度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旧诗新抄

  

有一种高度

总也难以企及

有一种辽阔

永远无法丈量

 

屋檐上的甘南

生命都在舞蹈

今生来世的边缘

灵魂如鹰高翔

 

——李城《屋檐上的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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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城作品集


 纪实散文集《屋檐上的甘南》



  散文集《行走在天堂边缘》



 中篇小说集《叩响秘境之门》



   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



    长篇历史小说《麻娘娘》

博文
(2019-06-14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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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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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1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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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先生(右)


“那天早晨,小教堂里的人不多,沃蒂埃牧师显然是有意发挥宣讲基督的这句话:‘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

“阿莉莎隔着几个座位坐在前面,我只能看见她的侧脸。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她,完全忘记了自己……

“牧师先将这一节念了一遍:‘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因为宽门和宽路通向地狱,进去的人很多;然而,窄门和窄路却通向永生,只有少数人才找得到。’”


这是纪德《窄门》里的一段话。阿莉莎是“我”热恋的对象,可她是个极其圣洁的女孩,只跟她喜欢的人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她苦苦挣扎于渴望与恐惧之中,最后跟我们的林妹妹一样,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那种圣洁。

纪德的小说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让人思考,发人深省,可我要说的不是那个(尽管那就是吸引我去读《窄门》的理由)。就小说写作本身来说,《窄门》诞生背后的经历同样给人启发。那是纪德用了十七八年苦心经营的一部大作,为了证明他对信仰的极度虔诚,用了大量《圣经》中的原话来表达他的思想。作品毛坯出来后,他迫不及待读给亲朋好友听,大部分人可能不停地点头称是,因为都知道他的不易,谁也不想泼冷水打击他。可他的表哥是个直爽的人,而且真心希望他拿出无愧于付出努力的作品,就说:经典里的话当然都是对的,可如此大量引用,还不如让人直接去读《圣经》得了。当时他接受不了,可是待他冷静下来,反复思考之后发现确实如此。他是用自己认可的“思想”替代了作品所要表达的东西。于是他忍痛割爱,将书中的引用部分做了大量删节,只留下不足原先三分之一的分量。就这样,我们读到的《窄门》,其中的人物就活泼泼地站在了面前。但之前的痕迹毕竟存在,书名仍是出于《路加福音》中的词语。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熟悉的作家身上。据说毕飞宇在写长篇小说《平原》的时候,掺入了大量的哲学说教,还有大段的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结结实实弄了一本33万字的大部头。可他的书稿最终搁浅于编辑的案头,编辑认为那些过于厚重的东西其实只是累赘。于是他狠下决心,砍掉了“不符合小说的故事逻辑”的8万字,才使作品简洁明快起来。

在小说写作的实际操作中,有些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可能是多余的。小说需要的是故事呈现出来的人物和人性,而非作家想要直接表达的“思想”。莫言获得诺奖后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说:“高明的小说家会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藏在他的故事里面,他应该把他主要的精力放在塑造人物上。他应该让他的人物自己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读者会各取所需,“有的读者会看到我作品里的故事,有的读者会看到我作品里的思想。”思想是什么?其实它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有心者自然心领神会。它就像作家食指末端的月亮——它就在那儿,你可以指出来,跳得多高也是够不着的。

在小说创作上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笨人,有许多道理多年之后才慢慢明白。雷达先生早年来过甘南,在兰州举办的“文学甘南”活动中我也听过他的演讲。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直主张,长篇小说应拥有丰盈的精神,而不只是裸露的思想。其实这句话就是对“形象大于思想”的阐释,聪明人早就明白,而我要等到他离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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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的行者

——李城先生散文印象 

王朝霞 


     这些年不经意间养成了一些偏执的阅读习惯,比如阅读范围狭窄,阅读口味挑剔等。喜欢的文章会反复去读,不喜欢的,即使名篇佳作,心里也会生出些抗拒。想想,大约是因为年岁渐长,越来越钟情于一些具有温度的人或者事物吧。比如,像李城先生笔底下的那些文字。

  李城的作品,我读的相对比较多。小说、散文,还有屈指可数的诗歌,我差不多都反复嚼过。他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始终呈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但倘若你说,读他的作品时被感动了,那只能说明你的阅读或者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浅表层。

  《人类的孩子》是李城先生最新的一篇散文,也是今年第10期《散文》杂志的头条。和以往一样,书到手后,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了。也正是缘于这篇文章,是我有了写点读后感的冲动。或者说,是这篇《人类的孩子》给了我真正动笔的勇气。正如题目所表达的那样,通篇文章依旧是跳出了自我的突破式写法。文风,也是一如昨日的清新朴素。文章的第一句是“在甘南一座古老寺院的门口,我与一只羊对视良久。那是一只可能有相当年岁的公山羊,我却从它眼里看到了孩童般的天真。”是的,这就是真实的、我所熟悉的李城——那个揣了一颗悲悯之心、始终用双脚去丈量青藏大地的行者。在这个被浮躁和功利淹没的俗世里,只有他才肯这样静下心来,耗费时间去和一只动物或一株植物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视交流。李城在文章里说:“动物也有孩子般的眼睛。马的眼睛,牛的眼睛,鹿和兔子的眼晴,同样清澈、天真,或者好奇、顽皮,也不乏深邃……”在李城的人生哲学里,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敬重和珍惜,无论是一粒芥子,还是一只蚂蚁。他的这种观点无疑是一种当头棒喝,能适时敲醒一些在麻木冷漠中日渐昏昏欲睡的灵魂。至少,读完《人类的孩子》后,我惊出了一身愧疚的冷汗——在我无知的童年里,我也和他犯过一样的错,一样拿小动物穷开心过。

  这些年,李城先生的散文先后出现在《读者》《飞天》《西部》等期刊上,并多次出现在《散文》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每次当我因某篇小文被某杂志收留而沾沾自喜找不着北时,总能及时想起李城先生佳作连连却始终谦虚谨慎的人生态度来。仔细回味,原来这么多年,我已在无意识中将他当成了一面修身为文的镜子,以时时规范我的言行举止和作文态度。

  “有天清晨,我看到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觉姆,一人提一小桶,另一人捡拾地上的灰蛾子。雾气湿重,蛾子奄奄一息,她们担心会被转经的人们无意踩到。一圈下来,半桶黑乎乎全是蠕动的蛾子。二人打开铁栅后门,将其倒入草丛,并扬手驱赶着。又一老尼用餐巾纸捏起一只被遗漏的蛾子,蹒跚着送出铁栅之外。”《那些花,开在风雪里》;“在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高原,青稞种子在零至一摄氏度的低温下萌发,嫩绿的幼苗几乎是从冰茬中冒出来的。它在纷纷扬扬的‘布谷雪’中蹭蹭蹭拔节,而雨雪交加的五月,柔韧的旗叶已迎风招展。当幼穗在叶鞘里鼓胀起来的时候,它全力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片会出现触目惊心的‘妊娠纹’,仿佛被毫无遮拦的阳光所灼伤。没有任何一种作物会如此‘玩命’,为了颗粒饱满不惜自我戕害。它还要跟高出一头的黑燕麦争夺阳光雨露,跟昼夜悬殊的温差抗衡角力。季节无情的鞭子抽打着它,需要在一百多天的生命期限里,完成母子相续的整个轮回。”《青稞简史》;“一群扛着农具、背编织袋的藏族妇女,列队行走在山坡上,一边唱着歌,声音嘹亮而悠扬。她们一个跟一个从嫩草泛绿的山坡走过,窈窕的身材,轻盈的步伐,看上去像是吉祥天女下凡,越过山梁飘然而去。原来那只是一群去田里耕作的农妇,她们的田块就在山梁那边。她们唱的是古老经语,如果非要为其命名,那么就叫“虫子唤醒谣”吧。她们用歌声唤醒草丛里蛰伏的虫子,告诉它们春天来了;她们列队依次行走,为的是避免踩踏到脚下更多的虫子。”《扎仓笔记》。在类似这样美好暖人的细节描写中,李城从不吝啬笔墨。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以“在路上”的方式收集并释放着尘世间的点滴温暖。特别是在很多人招摇着 “乡愁”的大旗却反复做出无病呻吟状的今天,只有他在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乡愁。他的文字,时刻关注着故乡庄稼的收成或日子的兴衰。他的目光,反复抚摸过青藏大地上升起的每一缕炊烟每一粒鸟鸣。除了脚下这片苍茫大地以外,他从不对人对事予以空洞的赞美。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必要的清醒。

  大约是五六年前的春天吧。有一次闲坐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李城先生面前口出狂言,说五年后一定会让自己的小说出现在某家大刊上。李城当时显很冷静:“你工作忙,写小说还不是时候,应该先多写一点散文,不断提高和积累才对。”果然,五六年过去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于我们这些在写作上厚颜又狂妄的后生,李城先生一向显得宽容。他能及时而中肯地指出我们身上那些浮躁或功利的毛病,然后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指出一条方向明晰的道路。

  大凡有悲悯之心的人,都会有一颗童心。李城先生的为文为人,都会显露出一些孩童般的天真来。想想,那些才情横溢的大家们都是会有这样的孩子气的。读《文学回忆录》,看木心先生在课堂上玩笑说:“古时候学费是给师傅送肉干,这堂课就每小时十元,夫妇算一人收,离婚者不算。”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也许别人问我‘你在北京好?’,我会说‘我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京也很好’。”李城先生的作品里,也会经常出现令人捧腹的幽默。那是性情使然,任何人都学不来的。

  每个人都会有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对于一个在生活面前没有翅膀的人而言,我最常做的就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伫立窗前,以便尽快找到最亮的那一颗星星。而对于一个悲悯的行者来说,李城先生最惯常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行走。

  节气已至小雪,青藏大地又将重新进入新一轮的冬天。一些虫子们开始进入休眠,植物们也都缩紧了身子进入了梦乡。但我知道,李城先生不会停下行走的脚步。他依旧会怀揣故乡的版图,跋涉在去往春天的路上,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去迎接第一朵雪花。因为他知道:“与花对视的时候,你的脸上只有微笑,脑子里只有纯粹的美和温柔的爱,而丑陋之物已是自惭形秽,逃之夭夭了。”

(《甘南日报》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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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手稿

上帝死了,或者从来就没什么上帝,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即便人们都在做着毁灭的事,如果认为世上不存在什么敬畏之物,也就无须担心“良心的谴责”。

《卡拉马佐夫兄弟》无疑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那不是它超过一千个页码的厚度,而是自它问世的一百多年里,东西方各种文字的小说都无法企及它的深度。是的,深度,广度或高度自有他人代劳。

陀氏描写了没落贵族卡拉马佐夫一家人荒诞不羁的性格:老卡拉马佐夫是个自私荒淫的家伙,不信神也不受伦理道德约束,先后娶过两个老婆,有三个儿子和一个私生子,可孩子们生下来就被扔在后院,“光着脚,裤子上只有一个纽扣”,若不是仁慈的仆人把他们拉大,差不多都被饿死或者冻死了。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儿子米卡成了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也信基督,但他从实用目的出发,认为人们需要神神才存在。老二伊万是个颇有头脑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根本不存在,并撰写文章批判宗教,说宗教的存在只不过是人们心中需要那样的权威或者安慰罢了。小儿子阿辽沙却是个虔信上帝、性格文静又在乎灵性生活的人,十几岁就进了修道院。这样一伙人搅在一起,我们只须需想想:在沸腾的油锅里加进一瓢水会发生什么。除了小儿子阿辽沙,老爷子和老大老二都具有“卡拉马佐夫式的疯狂”和荒诞,在争夺财产和情人的矛盾处于白热化时,人人厌恶的老头子突然死于非命,而脾气暴烈的老大便无可争议成了“杀父凶手”。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造出来。为何要为自己造一个上帝?那是一个良心的参照,或者一种对抗的力量,需要跟形形色色的魔鬼进行鏖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愧是揭示心灵世界的高手,那个“战场”不仅发生在卡拉马佐夫父子对家庭财产的明争暗夺中,更多的是发生在各个主人公的内心。他说,魔鬼同上帝在战斗,而战场就在人的心里。同样,地狱的磨难和熬煎也不在地下十八公里的深处,还是在那些人阴暗的心灵世界。

“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没有什么事不会被卡拉马佐夫式疯狂的人们做得出来。人性中的神性和兽性,卑鄙和猥琐,阴暗和暴戾,被这个世上最精准的笔锋刻画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阅读的过程不但有如醍醐灌顶般的痛快,有时也如同自己的灵魂被嗖嗖带风的快刀剖开,一时汗流浃背,体无完肤。

我们不讲上帝,可我们有自己民族和文化传统塑造的东西,同样神圣而不容置疑,只是称呼不同而已。之前我就说过,所有的云朵之上同是一个太阳,尽管有的云朵下面细雨润物,有的云朵下面却狂风雷电,但毫无疑问,当你置身在一定的高度之上,就会发现那里永远是蓝天丽日,光明普照。

我不得不说,法庭审理“杀父案”的过程不是一般的精彩。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在长达一整天的语言交锋中,不只是套用现成的法律条文或以堂而皇之的“公义”压制对方,而是深刻剖析人性的光明和阴暗,人格的正直或卑怯,以及灵魂得到救赎的可能性。即便对那个确实有杀父嫌疑却依然不肯低头的“罪人”,法官也始终以礼相待,给予他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我不知道我们的检察官和律师们是不是读到过这部大书,如果没有,我觉得他们难免跟我一样偏狭和教条。

宇宙浩瀚无垠,人性的深渊同样深不可测。可是指缝里夹着廉价圆珠笔转来转去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可能只会弄出些概念,符号,脸谱,一些浮雕式的小摆件,一堆又一堆政治正确的文字垃圾。

有人说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读懂了人类。我至今没有"读懂人类"的野心,甚至也没有读懂过身边既简单又复杂的现实——如果这样说有点与事实不符,那么我只是在午夜的自我怜悯之后,无奈接受了生存的现实,并作为唯一正确的予以默认。

如今我们看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据说还只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是的,八十万字只是那部伟大作品的一半。1881年初春的一天,清凉的晨风送来青草气息,窗外鸟儿喳喳叫着,我们敬爱的老头子着手《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的写作。可就在他准备下笔时笔筒突然掉在地上,一直滚到了柜子底下。他是个倔老头儿,非要立刻找到那该死的笔筒不可。就在他搬动柜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挣破了脑血管,当天就跟他敬畏的上帝相会了。

据说那年他六十岁。所以我要说,上了六十的人,笔筒滚了就让它滚去吧,别那么着急去找了。

陀氏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这个。重要的是,既然我们也处于“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的时代,为什么偏偏要约束自己手中的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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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准备搬去城里的时候,我答应拍张村子的全景,放大了让他挂在客厅。可之后不久,村子已明显不适合拍照了。

大哥是弟兄中最后离开村子的,搬家时我去过一回。去看村前的小河,河道里除了淤泥和石头,什么都不剩了。那三伏天不干、三九天不冻的两眼清泉,也埋在山洪堆积的泥沙里,不知其深几何。

有人说故乡是用来回忆的。我总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可就在那片刻它触动了我,让我领悟了其中的含义。

巨大的磨轮,在儿时的记忆里轰鸣着。还有那卧佛般的油梁,透出一身凌然的气度。如今我知道,甚至在文明的曙光尚未照到偏僻山庄的时候,它们就已先行抵达,陪伴我的祖先走过了漫长的蒙昧岁月。

在简易磨房里,青色的磨盘赤裸着,仿佛石头雕凿的卡西莫多。可它是多么亲切,又多么让人依赖! 那厚实的蛤蟆嘴吞进五谷杂粮,雪花般的面粉飘落着,渐渐堆起一座环形的雪山。

听着磨轮以喉音发出嗡嗡声,靠在它缓慢摇动的身上,传送粮食的手会停下来,人就不知不觉沉入梦乡。可那卑微的苦力也会发怒,突然咆哮起来,缝隙里迸出电光石火。你一时会手忙脚乱,半天找不到跟它配合的节奏——猛地刨进许多粮食,它又会被噎住了。

磨轮转动的时候,悬置于河道的磨房也在轻微摇晃。它会让人想到摇篮。石头,蕴藏着火焰和能量的粗糙石头,从最初的石斧、石碓,被一代代人同样粗糙之手的抚摩,具有了深切而悲悯的人间情怀。

令人尊敬的藏族诗人丹真贡布先生曾经写道:“乘了磨轮和经轮运进的车,我们从上古走到了今天。”是的,物质和精神是人的两翼,承载着我们,从自然法则引领的人间正道一路行来,清贫而尊贵,艰辛又快乐。

然而岁月终于磨损了花岗岩的厚度。流水带走了它的力量,时光消解了它的勇气,使它最终成为一头老迈的牛,咬不动颗粒饱满的豆子了。

最后两扇磨轮的北山石毛坯,被两辆大轱辘牛车拉来,稳稳卸在村里的空地上。村民们围在那儿,等待石匠赶来为它们凿出一副好牙口。可突然而至的消息给了人们另外的惊喜——邻村有人已安装好电动钢磨了。人们从石头上收回目光,杂沓的脚步声也走远了。

石头的梦戛然而止,就那样凝固在时光里。作为水磨孪生兄弟的油房,也以荒芜写下了它的墓志铭。

那是一座长方形石头碉房,像一座中世纪的巨型城堡。一根蜕了皮的参天大树横卧其中,经一代又一代人汗水与崇敬目光的擦拭,通体泛出鸡血石般的温润光泽。

榨油是苦差,却也是成年男性的盛典。油房里的老大称为“油包子”,袒露着凸出的胸肌,一副绿林好汉似的蛮横模样。在他的指挥下大家各就其位,将磨碎的菜籽蒸熟,铺开柔韧的马莲叶,打成一个个磨盘似的包裹,外面再套上结实的桦木箍。他们将那些油包一个个摞起来,如同摞起十八层蒸笼。接着油包子一声令下,机关徐徐启动,油梁发出惊心动魄的嘎嘎声,石头碉房里一时电闪雷鸣。蒸笼般层叠的油包迅速变薄,菜籽油便泉水般汩汩流入油槽。那温热的液体洋溢着油菜花的芬芳,流动着阳光和雨露的光芒——甚至看得见蜂蝶飞舞,听得见百鸟和鸣。

被禁止入内的孩子们总是猜想着,那石屋里是不是关着一头叫“油豹子”的猛兽呢。有时大人们故意大叫一声:油包子来了!孩子们误以为那可怕的怪兽冲了出来,吓得尖声喊叫,四散而逃。

后来,巨大的油梁涅槃了,残缺的石墙内长了茂盛的蒿草和灌木。而那两扇尚未成型的磨轮早已沉入泥土,重新回到史前的鸿蒙时代。

记忆里清澈的泉水,从村前蜿蜒流过。旁边绿茸茸的草滩,是妇女们晾晒衣服的好地方,孩子们也常常在那儿打闹翻跟头。

晨雾迷蒙的时候,勤快的姑娘已在泉边。她将两只木桶放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捋一下额前的发丝,以同样清澈的目光与泉水对望。泉水会述说她的淳朴与美丽,述说她的勤快和能干,以及将来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贤惠。姑娘随即含了娇羞,用舀水勺弄碎她的大镜子,腮边映出朝霞般的红晕。

泉是清晨遗落的明月。穿着花袄的姑娘,苫着花手巾的年轻媳妇儿,肩上的担子吱呀作响,将一轮轮明月颤悠悠挑回家中。那来自天庭的银辉,瞬间照亮了各家厨房的幽暗。

出门办事的人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出去会刚好撞上一担满桶呢。不经意碰见更是满心欢喜,觉得拥有了一天的好运气,做啥都十拿九稳。迎亲的人马要是在村口碰见满桶,新郎非要丢一些硬币在桶里,或塞给“担水娘娘”几张纸币以示感谢。

泉水是大地的血脉,可如今,淙淙的水流声只回响在焦渴的梦里。朝夕相处的两只木桶再也无须厮守终生——“两个娃娃一样胖,一年四季不上炕”,如今,再有老奶奶说出这样的谜语,孩子们肯定会眨着迷惑的眼睛,没人抢着说出那“小儿科”的答案了。也许山沟深处还残存着几眼清泉,可是再也无人去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啜饮了。田园牧歌的时代已远离了我们,就像人类曾告别过的石器时代一样,只能从史书或怀旧者的文字里搜寻了。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古人的慨叹就这样一步步被印证着。不得已离开故土的老人,没了山水树木的庇护和滋养,目光会日渐浑浊,甚至染上无风也流泪的坏毛病。他们再也听不到熟人满含敬意的呼唤,甚至找不到值得倾诉和祈求的对象。他们的生命一下子轻如鸿毛,漂浮在宏伟建筑的阴影里。

如今世上最聪明的人也许是马云,他声称“未来已来”。据说他的餐桌就是一块显示屏,翘着食指点这个点那个,菜盘就呼啦啦传送而来,香喷喷冒着热气儿。可是庄稼在哪儿?磨坊和厨师在哪儿?那只是阿里巴巴和四十精英们的盛宴,我们的未来可不是那样。未来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呢?善于变通的人们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未来已经像夜幕笼罩了大地,并稀里哗啦掉下许多合理的馅饼。

没了河流的村庄,只有时钟的指针在飞旋。那是另一种河流,闪耀着,喧响着,在村庄之上席卷而过。它势不可挡,也无可逆转。它遮蔽了斜阳涂抹窗棂的温暖时光,也消蚀了所有厚实和长久之物。岁月的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一晃便是曾经的数千年,似乎就要抵达它虚无的终点了。

有人看到那些匍匐于地一步一叩的朝圣者,曾不免替他们担心:若是他们苦苦追寻的另一端,竟然是空无一物呢?而今,对完全执迷于物质的人们,对除了金钱什么也不在乎的人们,似乎更应该发出如此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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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这是一幅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画,也可能让耽于女色的屌丝们想入非非。

其实它所表达的主题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一女子去探监,见到她快要饿死的父亲,急忙躲开狱卒的监视为其哺乳,试图挽救父亲的生命。

这幅画出自十七世纪欧洲画家鲁本斯之手,名为《西蒙与佩罗》或《罗马人善举》,也叫《父与女》。其实对我们来说,《父与女》的题目就足够了。有资料显示,鲁本斯是个伟大的人文主义画家,一度被誉为画圣,因为他注重生命力与感情的表达。看了这幅画,觉得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画中年轻美貌且丰满的女子名为佩罗,那戴着脚镣手铐并被锁链拴在石壁上的老人便是她的父亲西蒙。西蒙是一位为国家独立而战的英雄,事败被捕,让罗马统治者囚禁于地牢,并处以禁食刑罚——让他慢慢饿死。老人快不行了的时候,怀有身孕的女儿佩罗前往探视,画面所表现的一幕就发生了。鲁本斯画过好几幅这个题材的油画,这是其中最好的一幅。

无论东西方文明,这都是一件事关人伦风俗的大事。如果我们看得足够仔细——当然画面也要足够高清,就会发现女儿在防范狱卒监视的机警目光里,也闪烁着情感复杂的泪光。家国情怀,父女亲情,都是不言自喻的。

据说这幅画一直挂在波多黎各国家美术博物馆门口,成为那个国家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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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壹】


李万华 | 丙申年
钱红莉
 | 春有信
陈元武
 | 落叶
贾宝泉
 | 思想与思想者
闫文盛
 | 我一无所是
黄亚明
 | 安静
  | 回到冰川
  | 人类的孩子
  | 罗布
  | 
李汉荣
 | 狗与乡土【外二篇】
朱以撒
 | 进入
 
【卷贰】


蔡维忠| 安第斯山双城行
王月鹏
 | 老人与海及其他
赵冬妮
 | 大原寂光
  | 台北的颜色
  | 行行重行行
  | 嘉陵江往事
洪忠佩
 | 唤醒一碗茶
  | 绝情之后的悲调
赵荔红
 | 雁荡隐者
第广龙
 | 大散关
刘梅花
 | 破风沙
 
【卷叁】


楼耀福 | 火凤凰
  | 房子,房子
林渊液
 | 穿过小黑屋的韩江
白小仙
 | 生我
阿微木依萝
 | 遭遇
  | 来处
田真铭
 | 我的法国老师
许俊文
 | 欢乐颂
吴克敬
 | 我把母亲抱在怀里
林漱砚
 | 
陈峻峰
 | 宋城九帖
成向阳
 | 摇铃铛的花鼠【外一篇】
  | 读书人萍水相逢
  | 在人世
  | 春天以外【外二篇】
 
【卷肆】


江少宾 | 剃头,剃头
干亚群
 | 老曹
万晓岩
 | 结庐在人境
王晓莉
 | 有如枯山水
程耀恺
 | 曹操用什么腔调说话?【外一篇】
朱成玉
 | 忧伤的质量【外一篇】
  | 老小姐与诺奖奶奶
周洁茹
 | 姜葱鸡和素丸子
宣树铮
 | 莼思【外一篇】
张丽钧
 | 一湖云【外一篇】
  | 亿年古雅
  | 读水浒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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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话长。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从保存至今的杂志看,已经是十多年前了。那天我去逛羚城一家新开的书店,发现架子上摆着《散文》,就让卖书的女孩拿给我看。那时的书店跟供销社一样,人和东西隔着柜台。我指了指那本杂志,柜台里的漂亮女孩问:“是散父吗?”我很生气:“啊?不识字还卖书啊?”那女孩很委屈,我也顾不得解释。那是200411期,里面恰好有我的文章。不久,那篇文章就被《作家文摘》转载了。

那时我在报社当编辑,因“擅自”发表一篇舆论监督来稿饱受领导非难,心情很糟。是《散文》给了我安慰,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让我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的,其实是《散文》的一封退稿信。鲍伯霞老师在信中说:“这是一篇写得极富感染力的佳作,每一句都令人过目难忘。只是因题材所限,不宜发表。好文章写得出来最重要,放一放,或许过些年又具备了发表的气候。”

我明白了,写出来才是重要的。从此我养成了“抽屉写作”的习惯:觉得不能公开发表的,就让它安安静静躺在抽屉里。我只管做的是:“表达你的发现”。

《散文》是我见到的最薄的刊物,也是最朴素的,但它触及心灵,体现文字的博大与精微。不浮华,不玄虚,不追逐商业利益,这也契合了我的本性。而它“巅峰笔意、思想之美”的要求,成为我终生努力的目标。

除了我们的地方小刊《格桑花》,没有哪本杂志让人倾心相伴这么长时间。我们相互见证走过的路,感受各自的坚守与执著。

感谢《散文》,感谢鲍伯霞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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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达是川西北高原气候最差的一个县城。我们通常说要“去一趟色达”,其实不是指那个县城,而是与之相距20公里的喇荣沟五明佛学院。

从色达回来的人说那里离天很近,人就要飘起来。他可能是在说那里4000多米的海拔高度,以及没有任何遮挡的视野——当然还有人在稀薄空气里可能产生的幻觉。

其实到了那里,离得最近的还是自己。在那里我们会张开另一双眼睛,有机会打量一下面目全非的自己。

 

十多年前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一个箕形的高寒山谷,一夜之间搭建起数以千计的红色僧舍,凭空出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天空之城。它给人的视觉冲击可想而知——就我而言,生出了即刻动身前往的冲动。查询之后,方知那不是“一夜之间”冒出的,而是从上世纪末落实信仰自由政策后悄然出现的,被海内外媒体传为“色达奇迹”。十多年后,我终于穿过由十世班禅大师和赵朴初先生分别以藏、汉文题写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山门,一路盘绕而上进入那天上的街市,作为一个不同穿戴的异类,穿行于绛红色袈裟涌动的人流中。

寒雾弥漫,雨雪纷纷。云层里泻下聚光灯似的一道光,快速掠过屋顶上的黄铜装饰。那是集中在谷底的几座大型建筑,红墙金瓦,气象森严,四周低矮的僧舍密密匝匝铺陈开去,覆盖了两面山坡。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描写过类似的景象,但那只是他想象出来的东方圣地,隐藏于雪域群山中的香格里拉秘境。就气候来说,他笔下的世外桃源气候温和景色宜人,这里的情形则完全相反。时值九月,山头已覆盖着一抹耀眼的积雪,云雾涌来漫去,砂砾般的雪疹飞扬着,怀抱经板夹的僧人都将袈裟的一角顶在头上。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蜂房般的简易僧舍之间,凡有泥土的空隙,金盏花、波斯菊、虞美人,在雪幕里粲然盛开着。

 

在学院汉经堂的二楼,我听过几次索达吉堪布的讲座。那是个环保和素食的倡导者,看上去斯文优雅,讲一口藏地特色的汉语。他为来自汉地的信众讲授《大圆满心性修习》中的“发菩提心”。他说,发菩提心就是把钱存进银行,同样的时间过去,你甚至在睡觉,但你的利息会与日俱増。而且将钱存入银行,不必担心会被“窃贼”拿去。听上去很有意思。中间他开玩笑道:“我的普通话很不错的,你们的听力也很好(听众哄笑)——笑什么,讲到哪了,忘了。”讲座结束时还分发了他的几本著作,皆是在内地书店畅销的通俗读物,我得到的一本是《你在忙什么》。你在忙什么?就我来说,从未如此唐突地问过自己。

有空就去经堂大殿的绿色地毯上坐坐。在那夏季草原般的辽阔和寂静中,喇嘛们安静地读经或打坐,我靠在红色方柱下阅读索达吉。我还搜集到他另外的书籍,一并对照来读。他说藏地文化主要保存在寺庙里,大大小小的寺庙多建在深山,很少受到外界的冲击——据我所知,实际的情形真是如此。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藏地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和教师,就文明的传承而言,身裹袈裟的喇嘛们可谓筚路蓝缕,接续着不绝如缕的薪火。

也得到了慈诚罗珠堪布的一本汉语著作《我们为何不幸福》。他的汉语水平略逊于前者,但文字更为平易质朴。他那本书想表达的意思是:金钱虽能带来幸福,但效果有限。他说人的幸福感多来自精神追求——他举例说,人和狗关起来三天不给饭吃,出来第一件事可能都是找吃的。之后就渐渐拉开了距离:狗会心满意足,而人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会为自己确立艺术、哲学等目标,在探求中获取快乐。

 

每天傍晚是辩经时间,经堂前的广场就是露天大课堂。答辩者坐在一排排长条木板上,提问者扬臂抬腿,击掌断喝。数百人同时问答,袈裟飞扬,声浪如潮。英俊的小伙子们神情专注,日复一日投身于此,无暇他顾。突然意识到,这里可是举世闻名的康区。《安多政教史》将藏地概括为卫藏法区、康巴人区和安多马区,意为前后藏是佛法流布之地,康巴男儿乃人中骄子,安多河曲马则如旱地之龙。康区男子的慓悍举世无双,可一旦裹上袈裟就变得目光沉静,举止有度,似乎换了一个人。这里没有放逸,没有嬉闹,也没有粗俗和强悍的容身之地。他们需要花十多年时间修习语言学、历算、医药、逻辑学和佛学,跟普通人上大学并无区别。我曾与一位在山坡打坐的年轻喇嘛相识,问他为何来此学经。他说这里地方清净,没有物质干扰,学经学得快,也容易得到感悟。他说这里毕业的不少喇嘛已分赴藏区乃至内地、国外一些寺庙任教,口碑不错。他自己也已出道,前往甘孜、金川等地讲经说法,颇受大众欢迎,目前已能自食其力了。

对于僧侣群体,我总是无法判断自己喜欢与否,但佛陀有云:“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在这里,每一个人能否修行成道暂且不论,他们的目标可能与谋生有关,与职业有关。他们的愿望是尽快完成学业,走出去自食其力,做一个满腹经纶且受人尊敬的喇嘛教师。

 

喇荣沟有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下沟女众,上沟男众,泾渭分明。平日里男女不会同行,不会相互拜访,也不会去对方的生活区购买物品。虽然近在咫尺,感知到异性的存在,却如同两条并行的河流,激越而清澈,波澜不惊。

女众生活区谓之觉姆区。她们素面朝天,听口音有不少来自内地,刚加入者需要自己搬运石块和木头,蚂蚁般营造一个小窝,盖着红铁皮的屋顶再压上几块石头。没有供暖设施,甚至缺乏取暖做饭的燃料,只用塑料布和废弃的硬纸片遮挡门窗的风雪。许多觉姆正值青春妙龄,没有洗衣机,只能在露天的水龙头下搓洗衣服。觉姆,或曰尼姑,历来是一个令人忧伤的群体。她们远离尘世隐身于此,同样过着轻若微尘的生活,但她们总是满脸阳光,喜悦而沉静。

清早去觉姆生活区买饼子,她们不肯接钱,示意放在桌上;饼子装好后也是放在桌上,待你自己去拿。早在典籍中看到“不捉金钱戒”,在此得到了证实。中午在女众食堂吃自助餐,交三十元,被微笑告知“不要浪费食物哦。”即便是些不值钱的素菜,但我清楚在此偏远高寒之地,一棵白菜也来自不易。饭后交还空盘,竟然退还十元作为“奖励”。

汇聚在喇荣沟的僧众女多男少。在此谈论男女比例是毫无意义的。觉姆毕业后也有回到家乡从事基础教育或公益活动的,但绝大部分可能在此终老一生。她们需要家人和亲友的资助,年老后可能得到政府的“低保”安度晚年,但不在名册上的许多人,只能靠收留徒弟或继承房产者来供养。

中午及傍晚,觉姆们拥挤在路旁买菜,一棵白菜,几个土豆之类。有老尼从手绢中翻出一些纸币,多是已在市面消失的角币,一张张数着,几乎舍不得出手。相对于外面世界的奢华,真是令人感慨。看到路旁两个老尼坐在石头上晒太阳,一边比较腕上手表。手腕干枯,皮肤失色,让人顿生悲悯。

 

旅店东侧是一个场院,再过去是停尸房,每天下午会有六七具或者更多的尸体被运来,停放在木枋搭成的底座上。翌日清晨,觉姆们将集中为死者诵经,之后送往山后的尸陀林举行天葬。据说那个天葬场很有名,西藏、青海的藏族群众都愿意将逝者送往那儿。每天清晨,觉姆们会在泥水横流的场院及马路上席地而坐,同声吟诵经文。仪式结束时死者亲属会为她们发放布施,由于人数众多,递到手里的钱不过一元两元而已。

山头有座巨大的立体坛城,从早到晚有人绕其转经。有天清晨,我看到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觉姆,一人提一小桶,另一人捡拾地上的灰蛾子。雾气湿重,蛾子奄奄一息,她们担心会被转经的人们无意踩到。一圈下来,半桶黑乎乎全是蠕动的蛾子。二人打开铁栅后门,将其倒入草丛,并扬手驱赶着。又一老尼用餐巾纸捏起一只被遗漏的蛾子,蹒跚着送出铁栅之外。

她们还会做一些非常细微之事:一个老尼俯下身去,用树枝在小水坑边划一道小槽,将积水引出。

 

一次在菜摊前,认识了一个身着崭新袈裟的内地女孩。她留着男孩子一样短发,神色顽皮。她买了一袋土豆,一称五块钱,而她从袈裟里摸出的钱只有三块。她准备取出一些土豆,被我拦住了。我为她添了两元。她便邀我去她的僧舍坐坐。在路边哗哗长流的水龙头上,她洗净了那些大小不一的土豆。一路攀谈,知道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子,父母不爱,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也不喜欢,于是就离家出走,游戏人生。最后,她来到此地落发为尼。确切地说,是一个藏族老觉姆收留了她,二人随即成为师徒。她不愿提及以前的名字,师父为她取名卓玛,从此湮没在许多裹着袈裟的卓玛之中。

沿着狭窄的石阶左拐右绕,在一座鸡舍般的小屋里,我看到那个埋头生火的老觉姆:短发雪白,却面色红润。小姑娘用藏语跟她说了几句,老觉姆就朝我笑笑:“一起吃饭吧。”我说我吃过了。两人炒土豆片的时候,甚至没有削去已经发绿的表皮。我还注意到,在她们板屋的斜面上摆着一大一小两个盆子,大的里面长着些嫩绿的白菜,小盆里却是正在盛开的虞美人花。在我的印象里,虞美人也叫绸子花,是一种纤细单薄的花卉,折下花枝会有白色乳汁流出,有点像罂粟。在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四季霜雪无常的喇荣沟,它的花朵竟开得那么热烈。举目四顾,在自然花草无法插足的石块瓦砾之地,一些窗台和门楣上也可看到栩栩如生的塑料花,一盆盆,一束束,装点着觉姆们清苦而单调的生活。我无法猜度她们奇妙的修行体验,看到的只是纯净的双眸,以及平静如一的笑容。

美是真美,苦是真苦。我知道在许多简陋如同鸡舍的木屋里,居住着同样不会削去土豆皮的人,甚至有人的被子里没有棉花,只塞着讨来的青稞草。这样一个极端,是否能抵御人类社会极度奢华之后可能迎来的幻灭?《圣经》里两座荒淫之城覆灭的故事多么意味深长——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人们贪婪、邪恶、欺诈成性却无意悔改,上帝便亲手毁灭了它们,用硫磺与火焰,将它们从地球上完全抹去。

离开师徒二人的时候,卓玛要过我的手机,对着她的手机“扫一扫”,娴熟地加了微信。之后她时常发来一些学院的雪景,还有一些盛大法会的视频片段。但是没有留下过一个字。

 

无论过去和现在,也无论藏地和内地,通常的情形总是修法者以男性为主,而信佛吃素者却以女性多见。这个世界存在着诸多缺憾和漏洞,也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不想要的。一个不想再次走进无趣课堂的学生,一个可能经历了感情挫折的青春女子,或者一个断然逃离某些荒诞潜规则的女人——走出这一步的动机可能千差万别,而完全按自己意愿去生活的希图却是共同的。她们不再言不由衷,不再委曲求全,也不再苟且。如果说她们对自己的掌控权曾经只有51﹪,那么如今,她们似乎拥有了全然的自主。从混沌到清晰,从重浊到轻盈,从随波逐流到遗世独立。她们变得清澈,明净,乃至圣洁,散发出芬芳。可是接下来会怎样?逃离了曾经的生活轨迹,不再受到这样那样的伤害,她们似乎找到了想要的生活方式。可是对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那种逃离也许只是暂时的,即便不会很快被纳入新的体系和规则,窘迫的生活已使她们捉襟见肘。一首陕北民歌的旋律总在我的耳边响起:“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女儿可怜……”也许她们会时时忆念佛祖的经历,并作为自己不改初衷的激励——那个饭钵里没有过夜之粮的人,赤脚行走在污秽的大地上,依然目光沉静,面带自足的笑容。

她们是风雪中悄然绽放的虞美人。那种美丽和安静,使周遭的空气也明澈起来。

 

佛陀成道后家族中不少男性跟他剃度出家,他父亲去世后姨母和女眷们也希望追随他。佛陀欢迎男子出家,却断然回绝了他的姨母。姨母也是他的继母,他出生七天,她就代替亡故的母亲拉扯他长大成人。但佛陀不同意她们出家,又不肯说出原由,只好带着弟子们匆匆逃离家乡。姨母并没有就此放弃,带了众多女眷一路追寻而去。她们细嫩的皮肤在风吹日晒中变黑了,鞋子磨破脚底流血,依然日夜兼行,最终找到了佛陀的落脚处。她们在他的精舍门口静坐哭泣,甚至自行剃发染衣,表达出离尘世的决心。无奈的佛陀最后答应了她们,但是在已有的严格戒律之上,又为她们添加了八条极为严苛的戒律,其中一条便是:比丘尼即便活到一百岁,地位也在所有的比丘之下——哪怕面对一个刚刚受戒的小男孩,比丘尼也应对其恭敬顶礼。为人性平等而孜孜以求的佛陀,始终难以迈过男女差别的门槛。事实上,对女性的这种偏见一直顽固地存在于世,除了一些凤毛麟角的伟大女性,人们极少将“先生”二字慷慨赠与她们。

佛陀的姨母及亲眷成为首批出家的女人。她们为赢得跟男子一样的权利而欣喜,事实也证明她们并不缺乏必要的定力和坚忍。有个出家的女子还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她的感受:

 

“我抽出灯草,将它浸入油中。火焰熄灭,小灯进入了涅。”

 

随着灯焰熄灭的是她们的痛苦和烦恼,以及生而为人的种种欲望。从此,佛陀的僧团里有了女性的身影,经文里也出现了“善男子善女人”的并称。

 

相传在古老的西藏,有位藏王的女儿格外漂亮,王公大臣之子对其趋之若鹜,山盟海誓请求结为连理。可是后来她不幸得了癞痢,乌黑的长发一天天掉光,人就变得面目全非。追求她的王孙公子纷纷躲避三舍,即便将万般宠爱集于一身的父母也开始嫌弃她,没了好脸色。于是她悄然离家出走,躲在深山岩洞,整天对着观音菩萨的画像打坐念佛,饿了就拔来洞口的野草充饥。多年后奇迹出现,她重新长出了浓密的黑发,比以前更加楚楚动人。她回到家里的时候父母又惊又喜,上门求婚的人再次如过江之鲫,阿谀奉承之语不绝于耳。她深刻体验了人世间的炎凉和美貌的无常,于是毅然出家作了比丘尼。

观音菩萨在印度本为男性,传入中国内地却往往塑为女身——何故?佛性离不开美丽与慈悲。而被贫苦百姓视为守护神的绿度母、白度母,据说是大悲观世音眼中泪滴的化现。

泪滴所化,这说法多么美丽,又多么令人忧伤。

吃斋念佛的中老年女性似乎司空见惯,而那些自愿落发为尼的妙龄女子,需要以多大的勇气来支撑自己的决定?她们放弃了青春和爱情,也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她们似乎识破了造物主的秘密,从物种繁衍的隐秘策略中断然抽身——这,也许正是佛陀最初的担忧所在。

 

高海拔的色达,远离了奢华和贫富区别的色达,甚至连性别也无关紧要的色达——它是一所学校,一座大学,一个研究中心,或者只是一处避难所。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抵达的,也不是非抵达不可。尊者米拉日巴说过:“心不逃离,体奔何益。”对于心灵足够强大的人来说,即便身处闹市,同样可以抵御物质的侵蚀,守住本心,岿然不动。佛法不只是佛陀的教言,在他之前,那种试图超然于物质之上的意识就已流布世间。它与人类生命同时产生,携带于每个人的基因里,“只需唤醒,不假外求”。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水是清的。空阔。纯朴。宁静。在色达,时光的流速大为减缓,仿佛河边岩石后一个小小的漩涡。这是深藏在我们基因里的图象。它一度被遮蔽,被湮没,其实并没有从我们的遗传密码中完全剔除。在这里它再次显现,似乎为了检视人类错过了怎样一种简朴而平静的生活方式。而被时代潮流裹挟的我们已无法回头——离开色达的片刻,它就像一抹惨淡而美丽的晚霞,消隐于那片苍凉的天际。

 

(载《金城》20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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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少龙教授近照

青稞的光芒照亮高原的诗意

——李城散文《青稞简史》评析 

安少龙

 

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我们也许就能够回到一些久违的常识之中,就会注意到人类身边的其它生命,就会发现动、植物的“物性”。“物性”是事物的一种属性,和人性一样。“物性”也是一种生命属性,它们也有灵魂,甚至也有它们的生命伦理和世界观。“物性”中也许还包含着人类所未知的许多生命奇迹。但因为工业社会以来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甚嚣尘上,人类的感官往往被物质利益所臃塞、遮蔽,日益丧失了对“物性”的感知能力,更失去了与“物性”对话的能力。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失去了万物互动的灵性家园、失去了“物性”的参照系统,人类自高自大、自我膨胀,往往难以省思人性的缺陷,甚至越来越深陷于自身的残损之中。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我初次读到《青稞简史》这篇散文的时候,深深的感动中带着一份震撼。感动于我们每天端上餐桌的青稞,甚至有时被当作剩饭倒掉的青稞,在李城的笔下涌现出那么多的“物性”,而这些是我们在食用它的时候很少注意到的。感动于青稞的“物性”中,除了普通属性之外,还有那么多的高贵属性,这种属性甚至是“人性”中都匮乏的。还感动于青稞的“物性”之高贵中发散出来的“神圣性”——以至于在阅读这篇文字的时候感觉到仿佛有一个青稞的灵魂在餐桌上方俯视着我。而且,随着文本的徐徐展开,我对这种“神圣性”的存在由若有所思变为深信不疑。

    当然也有惭愧,因为一开始阅读的时候,我对本文开篇伊始就对于青稞精神的拔高描写,例如“青稞是通人性的作物……将光滑的茎秆坠成一个谦卑的弧度”。还有“每一株挺立在高原疾风中的青稞,都是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等句子颇为抵触,以为这是理念先行、凌空高蹈的模式套路,但是随着一路阅读,渐渐不由得心悦诚服,并且被深深感动。因为本文始终是在一个精神高度上飞翔。它挑战我们阅读的惯性、思维的惰性与审美的慵懒的舒适性,带给我们一种思想的紧张、知识的引领、精神的刺痛和灵魂的振奋。

文中对于青稞的描述、赞颂,饱含深情,运用了大量拟人、象征等修辞手法,可以看作是一篇青稞颂歌。但是,文中的每一种文学修辞,都是从青稞的“物性”中生发出来的,来自于它的形状、属性、生长节律,与人的生命活动之间有大量的惊人的契合性。作者赋予青稞的“物性”以精神性,自然而然,毫无空洞、抽象之感,因为他捕捉到的是平时被我们所忽略的、或者是被“实用性”所遮蔽而看不到的、也是最美的东西。在他笔下,青稞的“物性”仿佛阳光的灼热与谷物的香气,冉冉升起,譬如下面这段文字:“在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高原,青稞种子在零至一摄氏度的低温下萌发,嫩绿的幼苗几乎是从冰茬中冒出来的。它在纷纷扬扬的‘布谷雪’中蹭蹭蹭拔节,而雨雪交加的五月,柔韧的旗叶已迎风招展。当幼穗在叶鞘里鼓胀起来的时候,它全力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片会出现触目惊心的‘妊娠纹’,仿佛被毫无遮拦的阳光所灼伤。没有任何一种作物会如此‘玩命’,为了颗粒饱满不惜自我戕害。它还要跟高出一头的黑燕麦争夺阳光雨露,跟昼夜悬殊的温差抗衡角力。季节无情的鞭子抽打着它,需要在一百多天的生命期限里,完成母子相续的整个轮回。耐寒,耐旱,耐碱,耐瘠薄,早熟。这就是青稞的特性。为了跟短暂的无霜期赛跑,青稞甚至演化出一个生育期大大缩短的特异品种,被人们命名为‘肚里黄’。它的植株来不及充分长高,穗子就在叶鞘中发育并抢先成熟,即便遭受突如其来的冰雹,包裹在柔韧叶鞘中的颗粒也不会散失。”这段文字不仅详细描述了青稞作为一种植物的生长过程,而且也写出了它作为一种生命为争取生存机会而进行的拼搏,与恶劣环境、与其它植物的抗争。青稞的生命力的顽强与韧性令我们惊叹,而这段文字中所蕴含的深情也令我们动容。我们的心灵也跟着作者所打开的人与物沟通的这一精神通道,上升到一个生命彼此分享艰辛与喜悦、平等对话的神性平台。由此,我们心怀感恩地认领了这篇青稞颂辞。

青稞是遍布青藏大地的一种主要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与人类的繁衍、进化息息相关。这也给李城的这篇散文提供了一个宏阔的思路:从青稞的属性、青稞的起源与种植历史,谈到青稞与农耕传统,再谈到青稞与亲情。在作者看来,这条线索中蕴含的不仅是人与青稞二者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问题,而是青稞本身构成了农耕传统,青稞奠定了人的生命状态,谈论青稞就是在谈论人的生活世界本身。例如文章从青稞种植中“二牛抬杠”的耕种方式,谈到“耕牛”在农耕传统中的重要性,进而谈到甘南临潭、卓尼农区“给牛拜年”的习俗,由此体认了“青稞,耕牛,种植青稞的人。在青藏高原,这是另一种秉性相近、情感相契的组合”。接下来文章又谈到了青稞与价值观、青稞与诗,更是把话题引向一个文化与精神的维度。在甘南藏区,青稞不仅是一种普通食物,它“还代表着一些不可变易的法度”,比如商品交易中铁定的公平原则:“阿舅是阿舅,青稞还是三斤半”。以及原则之上的道义:“买卖争分毫,人情一匹马”。还有以青稞的品格来测度人品,“知青稞论人”:“青稞的价格定好后,麦子和豌豆自会有价——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青稞哲学”。而在特殊时期,青稞还与民族大义关联在一起,例如“杨土司向红军开仓济粮”的故事,提醒人们记住青稞这种平凡植物是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在历史因素中凸显了“物”的“活性”。作者还引用了藏族青年诗人扎西才让的著名诗篇《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中的诗句,作为青稞中的生生不息的悲欢离合,成为大地滋生的诗意的例证,点出了青稞这种植物对人的精神、观念的培育与滋养。而青稞酿酒的民俗以及藏区的敬酒仪式,更是对青稞的“物性”的一种升华,使之与特定人群的审美生活、哲学生活联系在一起。

    李城在一个广阔的时空里展开言说,视野既宏观又微观,笔触在时光中纵横游弋,文字娓娓道来。他从青稞的生物属性、耕作方式、食用习俗出发,追溯到它的起源、驯化过程与漫长的进化史。在述说中,作者一次次发出惊叹,对青稞的属性不断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一粒微小的青稞与一个庞大族群的生活史的久远联系;一种食物与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这是对于“青稞”这种植物的再次“发现”与“命名”,是一种文学的“擦拭”,他“擦亮”了青稞的物性中被庸常所遮蔽的精神性,使青稞的光芒从日常生活的深埋层中浮现出来,重建了它们与神圣性之间的内在微妙联系。通过青稞的光芒、稼穑的汗水、祭祀的香烟、耕牛的体温,泥土的气息,李城的文字再次体认了人与大地相互依存、相互反哺的这种血脉相通的精神性联系。他的文字的感染力,有如藏族祭祀仪式中弥散的桑烟的味道,他用语词的桑烟搭建了我们经由青稞抵达哲思的通道,引领人们在精神上达到了与神圣之间的沟通。

从青稞的农业谱系学考察,兼及人类学意义考量,兼及农牧业文明考古,兼及农牧业生活经济模式下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这篇散文体现了李城的散文从咏物抒情散文向知识散文、文化散文的一个转向。文中大量的知识普及并未损害文学性,因为他的写作是多种手法的结合,文字充满生动性、趣味性,而那些诸如青稞开播仪式的场面一类的描写,更具有人类学场景的鲜活性。更可贵的是作者将他写作中一以贯之的本土人文情怀,与宽广的文化视野结合起来,使得散文走出了本土视野,走向更为深广的境界。

从散文的写作方法来说,李城的这篇《青稞简史》也非常有特点,应该说对本土散文有较多的启发意义。散文是最容易入门的一种文体,也是最不容易写好的一种文体,所以,写散文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散文的写作,除了良好的语言功底之外,还有许多文字之外的东西,那就是经验、思想、知识储备、人生修养、心胸境界等等,其中,因为散文是与作家的主体性联系最为直接、最为显在的一种文体,要写好散文,则更需要文学修养的大境界,那就是宽广的人文情怀。而我们在本土散文写作中看到的一个通病是,写作者往往欠缺对“物性”的聚焦与发现。也许是由于过于稔熟,导致了对身边事物的熟视无睹,形成了视角盲区。或者眼光散漫、空洞无神、难以聚焦。而缺少“发现”的写作,则是在思想的惰性、固化的言说模式支配之下的一种语汇、修辞的滑行。其结果是写出来的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这在表面上看似写作技巧问题,其实是文学修养不足的问题。而在这一方面,李城散文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李城的这篇散文,体现了整体大于局部的原则。人类关于某一事物的丰富知识,往往是呈块状、点状分布的。其中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就变成了我们习焉不察的常识。而沦为常识的碎片化知识,如果不纳入一个有整体功能的意义结构之中,其“知识性”就会失效,就会流失,这是一般规律。散文,无疑是使事物的“知识性”获得意义的结构之一。而遗憾的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不少所谓知识散文,只是知识的堆砌。我们在这类散文中看到的充其量只是知识在“数量”上的陈列,却看不到生长出来的意义。这种写作,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事物从物理空间到语词空间的“搬运型写作”呢?在作者辛辛苦苦的“搬运、转移”过程中,事物的属性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亦即没有属于“发现”的东西。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许多咏物散文的通病之一。

而李城的《青稞简史》则不同。虽然从局部、或每一个片段来说,他讲的是关于青稞的某一方面的属性或知识,这属于人所稔熟的常识范畴。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常识的拼凑、拼贴,而是一种重新组合。文章有一个中心思路,就是“青稞简史”,对青稞这种植物本身来说,这是种植、传播史,是它的生命史,而对于青稞与人类的关系来说,则是人类生活史。按照这种“史”的思路,那些散漫的、碎片化的知识都被赋予了新的用途,死的知识变成了活的素材、焕发出新的局部性意义。例如:“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农区青稞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而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它是唯一的粮食作物。是青稞选择了它的种植者,还是种植者选择了青稞?应该是相互的选择和约定。青稞和它的种植者相依为命,从苍茫的风雪中踽踽走来——它们和他们,都是无与伦比的。”还有“ 野草被驯化为作物的过程,也是人类漫长而艰辛的文明演进过程。雀舌般的秕仁渐次演化为光洁饱满的粮食,文明的光芒也渐次照亮了苍莽的青藏高原。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以青稞驯化起源地为中心,青稞的栽培向东向南北扩散,覆盖了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在这样诗意的言说中,知识变成了形象,常识变成了日常生活,而这一切都在生生不息的流动中汇入了青稞与人类历史的长河。

这是作家李城用饱含深情、近乎虔诚的态度写出的一篇文字。在字里行间始终有一种温度、有一种感动伴随着我们,特别是写青稞进行光合作用,抽穗、生长的过程,以及农民给耕牛拜年等那些普通的民俗场景,给我们一种特别的触动。文字中流淌着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对以青稞为基础的农事的最本质的理解,以及对那种行将消失的耕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深眷恋。

    还有文本的丰富性与辽阔性,让我们惊讶于它的篇幅的短,与文本内容的庞大。文本的语言风格也是多样性的,文中的抒情、叙事、说理各有各的语言基调,作者游刃有余地把各种基调揉于一种统一的风格。因此,李城这篇散文作为一个范例,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的本土散文写作去进行思考:如何把宏大主题与微观事物结合在一起,把神圣思想与日常事物关联在一起,把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关联在一起,把知识与经验揉合在一起……把以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融为一炉进行思考与书写。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青稞简史》必将成为甘南散文史上的经典文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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