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1月2日）我偶然拨到深圳DV生活频道，发现正在重播《我们曾为奥运工作》，今晚20：00左右会再重播下集，明天（1月3日）上午10：40再重播今晚的。欢迎有数字机顶盒，感兴趣的朋友观看啊！多谢支持！

深圳DV生活频道在数字电视228台

    这一年过得太快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是在机房里，剪辑我的第一部纪录片《我们曾为奥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接下来，策划、拍摄、制作《边疆问路》，一年就只做了这两个片子。 

    我常常对自己说：要坚持，要相信自己。创作的甘苦带给我的是一种生命意义的升华，无法用量化的方式来判断其价值。

    有时候，我会突然发现，这一年，我的生活中好像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了，因为这是一个超乎常规的追梦之旅，几乎不同于我以往任何一个人生阶段的生活节奏。人生是有多种选择的，我们可以这样生活也可以那样生活，不过一旦选择了一条路，也许就不得不放弃其它，甚至一段时间内本可能更顺理成章的某种稳定。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是一个常有的过程，这不是午后空想的白日梦，工作和信念是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只有无怨无悔地辛勤耕耘才能让自己在持之以恒中等侯到那花开的来临。

    生活中，我们不可能什

    凌晨两点，片子刚一剪完，制片人就让我赶紧回家休息，剩下的诸如上字幕、调声音比例之类的技术活儿交给助理去做。我穿上大衣带好围巾却还是恋恋不舍，好想再重头看一遍，就像是要和自己的孩子告别，再帮他整理整理衣服一样。但制片人很坚决地说，不行，要想早上8点交片现在就得赶紧上字幕，必须给技术留出至少5个小时呢，然后还要刻盘。我知道她在严格的控制着制作的每一个环节，按常规行事。如果不是她来催促，并对我“最后过一遍”的念头坚决加以制止，我很可能不止过一遍，且每过一遍都会忍不住的“有所作为”，以至于不知不觉又搭进去很多时间。

    其实，她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电视电影制作需要一个制片人统领全局，搞创作的人全情投入的时候，往往是顾不上其它的。我现在正在做的《边疆问路》就有这个问题，以至于时间拖得有些太长了。这个关于藏医的急活儿虽然又占用了几天时间，但却给了我不少启发。大部分的电视制作都是团队化的，虽然导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投入了很多个人创意，但是制作效果的提升离不开资金的保障、人员的分工与协作。这次，他

    这两天应朋友之邀，赶编一个关于藏医的专题片，因为要得急周一必须交片所以晚上都得住机房，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昨短暂休息，晚上回到家，妈妈跟我说她前晚失眠了，大概在凌晨1点多，梦中听见一声叹息，很像是我，但是惊醒后想起我不在家（其实那时我正在机房奋战），之后她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想，大概是自己太让母亲操心了吧。她是最牵挂我的人，生怕我累着、病了或者不开心。亦或是我这段时间的生活状态也影响了她，所以在潜意识中觉得我是否常常在独自叹息，以至于都让她做噩梦、失眠了。不知是否因为平时很少在母亲面前掩饰自己，以至于让她感觉到了我的孤独。好在我的博客让我们娘儿俩都不寂寞，她是天天要上这里来看看的，我若几天不更新，第一个唠叨的人就是她。

从6月份开博以来，博客已成了我生活中的知心朋友，包括常来的博友。

    这两天，深圳电影电视家协会和我联系，通知我深圳电视台第二届DV大赛将于1月8日举行颁奖典礼，我的纪录片《我们曾为奥运工作》入围，要求我做一个1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并邀请我参加。短片我是抽空做好了，却恐怕安排不了去大会现场了。

    我妈四处打听怎么才能在北京收看到深圳DV生活频道。结果出乎意料的简单，只需安装一个接受数字电视的机顶盒就可以了，而这种机顶盒曾在北京某些小区免费发放。可能是因为深圳DV生活频道在反复播出入围的参赛作品，我的一个住天通苑的朋友有一次无意中看到我的奥运纪录片，还特意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没在意，昨天在母亲催促下，我问她是怎么收到的？她告诉我说他们小区作为北京数字电视的试点，给每家每户都免费发放了这样一个机顶盒。我妈听说后立即打电话给物业，才得知我们小区也发过，只是我家当时没人，没领到，物业说可以给我们开个条自己去歌华有线领取。今早物业又主动打来电话告知，歌华有线这个周末要来

   IDOC结束了，我带着被重新开启的思路回到了《边疆问路》。

    素材本身是有它的故事线索的，但我想，整个片子的定位和布局似乎更重要。在这浩繁的150个小时的素材面前，我怎样才能通过影视元素留给观众一个整体印象和思考的空间呢？先前我已做了一万多字的分集故事梗概并完成了第一集的剪辑包装，当时只一心想着怎样能供给电视台连续播放，但事实上，如果完全由我一个人全部做完后面的15集，恐怕也得做到明年夏天去了，倒不如先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着力于完成一个精编的电影版，也许剩下的十几集电视版可以随后慢慢做。这样的话，剪辑思路完全不同了，这些天，我几乎全盘重新架构，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和呈现方式再细细斟酌。

    就在我埋头伏案的时候，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认识的一位德国导演里奇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纪录片制作人的一个聚会。我想这种交流能给我很多帮助和启发，于是，欣然前往。

    里奇从事独立纪录片制作已

    昨天是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的最后一天，我从早上10点到下午18点，连看了三场纪录片。

    这三部片子风格各不相同，上午的《是与有》是典型的法国式节奏，诗意的田园，四季的更迭，一个乡村教师和他的小学生们的一个学期。故事很平实，但是充满了教师循循善诱的细节，孩子们在学习和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与欢乐。这部影片，我曾经在巴黎的电影院里看过，时隔多年，再看一遍依然觉得回味无穷。

    下午的《黑金》讲述的是非洲咖啡农因为咖啡收购价一直被西方国家压低，自身面临生存的威胁，一位受过良好教

    今天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观看国际纪录片论坛优秀影片的展映。这还是几天前刚认识的一位新朋友送给我的套票，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听说我做纪录片，有票就想到了我，这让我很感动。

    走进北影的校园，前不久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见到的熟悉的面孔又出现在了这儿。几位国外导演又被邀请到北影做讲座，而跟踪报道他们的媒体记者，还是那几个人，只是换了身厚外套，出现在了与广州气温相去甚远的天寒地冻的北京。

    下午，我连看了两部纪录片，都是德国导演托马斯·布鲁克的作品。一部叫《舞动柏林》，讲述的是一群孩子参与柏林爱乐乐团《春之祭》演出的舞蹈部分的故事。另一部叫《The Trip to Asia》，导演跟拍柏林爱乐乐团在亚洲六个城市巡演，其中也包括北京。画面之精美，剪辑之流畅，与音乐的完美融合，这些且不必说，生活、思辨、人性在导演丰富的镜头语言中被咀嚼、品味和探讨，最后是感动。这是一种匠心独具的讲故事的方式。

  《舞动柏林

    昨天完成了两天前接的零活，现在可以回到《边疆问路》的创作中了。目前，我必须以这种生活状态来坚持理想，面包还是要挣的。

    这次去广州纪录片大会，和许多独立纪录片导演以及发行商交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生存问题始终是纪录片导演的尴尬，大家几乎都是在靠别的工作维持生计，制作纪录片反而成了副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纪录片大多数是电视台或者电影制片厂自产自销，而真正的纪录片市场其实在国外，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海外纪录片购买频道也被压缩了大半。中外纪录片导演都面临着生存压力。

    这种情况其实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过去在电视台做编导的经历让我非常清楚电视制作成本之高。但是纪录片大会上汇集的那些优秀的选题、获奖的作品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纪录片本身的魅力在吸引着这么多人投身其中。

    有趣的是，昨天无意间看到央视《咏乐汇》栏目采访杨澜，她说起纪录片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做纪

    一回到北京，就有好几个电视圈的朋友跟我联系。一到年关，大家手里都在赶着交活儿，忙不过来就请同行互相帮忙。我想用一两天帮帮老朋友，又挣些零花钱也好。今天下午已经在机房里开始看素材了。